节制的军队之外，北京周围没有其他不隶属于谭延闿体系内的军队，如果他愿意，完全可以将两派参与赌局的人通杀，自己来扶植一个傀儡皇帝也没有问题！
不管谭延闿愿不愿意，也许是他一贯的低调和顺从，使得所有人并没有意识到谭延闿已经具备当曹操的实力了，只是谭延闿从来没有将这种能力表现出来，甚至在自己手中已经握有相当实力的时候，却还是对荣禄等人恭恭敬敬——这并不是忍辱负重。正因为谭延闿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所以才会很自然的去做，人们在几十年都没有经历辛酉政变那样的宫廷斗争，所有人也都潜意识的将这种可能放到了一边，将谭延闿和曾国藩、李鸿章画上了等号。
随着各省变法维新的呼声日益渐高，整个中国的变法气氛也是日趋浓厚，中外报纸上基本上每期都是长篇累牍的刊登报道社会明达之士的各种见解。这种举国论变法的舆论态势所造成的影响是空前的，当然形成这种风潮也是有一定的人为因素——康有为等人一直为变法奔走呼号，如果说一两个月没有多少效果，一两年这么下来，所积累的影响就非常可观了，尤其是他的《上清帝书》更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谭延闿的资助下，设立在天津外国租界内的印刷厂秘密印刷了康有为等人的著作，通过收买流浪汉的方式向社会广为散发，这种情况不仅在天津，在上海、广东、武汉等地也是如此。谭延闿虽然不愿意和康有为等人一起跳火坑，但是中国民众的思想却需要康有为这样的人去进行启蒙，不得不承认的是，任何一场社会大变革，首先是要从思想领域内进行启蒙教育为发端。
尽管谭延闿还看不起康有为等人提出的相对“原始”的思想启蒙，不过这个时代却决定了他们思想的市场，而谭延闿也因为自己的社会地位和“阵营问题”不敢轻举妄动，公开自己对变法的见解——即便他是《变法九要》这篇著名的奏折起草人之一。
谭延闿看不惯的人很多，不知怎么的，他对康有为的排斥感觉尤甚，但是他又非常敬佩这些变法派的人物。他们也许看不到人头落地的危险，不过历史上有这么多变法的例子摆在面前，他们还前赴后继，这也不能用“功名”来解释他们的动力所在，要给他们非要找个理由的话，那谭延闿的答案也唯有“爱国”，只有这种朴素的感情才能够让他们无所畏惧。即便后来的戊戌六君子当中的谭嗣同，明知道自己要上断头台，也知道自己可以逃走，但却依然选择了前者，他们也许有很多的错误，但在最基本的爱国心理上却从来未曾动摇过。
在他们面前，谭延闿已经不止一次的自问自己所做的是正确的么？要知道在这个人浮于世的时代，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向未必是正确的，就像康有为他们在变法不成之后转变成保皇党，在他们心中自己的方向就是正确的方向一般。谭延闿有些像考试的学生一样，手中明明握着正确的答案，在考试老师的再三反复询问同一个问题后，即便自己是正确，在心底也有些犹豫了……
第二百一十五章 宪政
随着一声婴儿的啼哭，一个新的生命开始了他在这个世界的旅途，谭氏家族终于再添一名男丁，这对于已经快八十的谭钟麟来说无疑是天大的喜讯。自从得知谭延闿有了儿子之后，直隶总督衙门门口变得车水马龙，天津的本地名士和外地的巨商富贾们都排着队的向谭延闿送去贺仪，像张之洞、李鸿章这样隔着非常远的关系比较近的官场同僚在得知这一消息之后，除了派人送上礼物之外，还发来了贺电——李鸿章想得最是周到，周馥虽然作为广州按察使，但是在半个月前便带着李鸿章的贺礼来到天津，谭府这边刚有动静，他在知道谭钟麟有了孙子之后立刻在李鸿章写得空白片子上添上，直接到谭府拜访。
为了庆贺自己儿子的出生，谭延闿联合天津各位名士，在当天决定修建敬老院和养孤院各五所，以赡养那些孤苦无依的老人和流浪街头的孩子——虽然这座城市并不是谭氏父子的家乡，但是这里是谭延闿正式步入帝国政坛的，谭延闿一向重视公益事业，在天津人口中直呼“谭善人”。
谭延闿虽然向朝中显贵大笔行贿，但自身却廉洁，加上他在工商银行的特殊地位，天津的富豪一向都很给他面子。谭延闿一振臂高呼，他们立刻给予响应，纷纷慷慨解囊，天津的慈善事业在这几年发展的很快，短时间内各种义学、敬老院、养孤院等慈善场所数量和规模很快便超过了上海。虽然还不能说做到老有所养，街头孤儿绝迹，但整个城市面貌却改善了不少，比其他城市中的流浪人口要少的多。
康有为和他的追随者们在报纸上连连发表文章，除了以往的老调子之外，现在又更多了一个新词“宪政”。而热心国事的大臣们也开始接受这一思想，尽管他们中有些人还并不明白“宪政”的含义，但是已经敏锐的感觉到在光绪皇帝无法掌权，而慈禧太后违背祖制独揽大权方面有很大的问题，从而想以“宪政”来制慈禧太后的“垂帘听政”。
政治是现实的，而张之洞、李鸿章等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决定推崇“宪政”这并不是没有来由。底层大众都知道“昆明湖换了黄海”这个道理，更何况这些在官场上摸爬滚打的老油条？如果光绪皇帝执掌政权则是名正言顺，他们也许未必会这么热心，而李鸿章前有顶缸的先例，保不准下次就轮到他们的头上——他们自问没有谭延闿的手段可以料敌于先，更没有其手下北洋海陆两军精锐之师，同时谭延闿在山东做的那套教民和拳民两手都硬的法子他们是觉得好，但总觉得有失权位，直隶三省的教民冲突算是平息下来，不过自己的地头上却是愈演愈烈。
各省督抚中不乏开明之士，与妄自尊大的枢臣不同，他们是直接与洋人接触，碰到的事情也远比枢臣要复杂的多，中央内部的封闭无视于各国列强的威胁，这让各省督抚非常不满，他们对变法强国的苛求也更为迫切。与户部解决财政不足的目光放在银行上不同，各省督抚的目光则选择在宪政——限制皇权，这对他们有着更为有利的选择，也更能够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
第一个在政坛上掀起“宪政”风暴的是驻法国公使孙宝琦，他从海外得知中国最近的舆论动向后，立刻向国内发电报支持“宪政”，请求立宪。接着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张之洞、湖广总督王文韶、两广总督李鸿章和云贵总督岑春萱也都发电报请求立宪。因为最近几个月的报纸都是变法维新，宪政的报道也持续了有一段时间，出乎谭延闿意料之外，慈禧太后并没有因此而大动干戈。
“宪政”说白了就是皇帝担任国家元首，却无权行使国家元首之权力。这对于各位封疆大吏而言是极为有诱惑力的，要不然张之洞和李鸿章等人也不会如此看好宪政，实在是他们吃中央朝秦暮楚的亏太多的缘故。而谭延闿却深知慈禧太后对权力的渴望，不过她却没有对各省宪政之请做出任何反映，归结到底在大义上她还是太后，皇帝才是这个国家的真正象征。
各省督抚都上了请立宪折，唯独直隶总督和东北总督没有动静，东北总督刘铭传据闻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的阶段，不要说处理政事，就是那笔写字正常思考也做不到，刘铭传都病倒这个份上基本上就算是等死了，他不写立宪折还情有可原，但是一直为“北洋新政”前锋的直隶总督一直没有动静，这就实在是太让人费解了。
李鸿章让周馥带着大礼到天津，固然是以祝贺谭钟麟喜得孙子，而实际上更是想要催促谭钟麟能够和李鸿章等地方大员一起站在宪政的战线上，给朝廷施加压力。李鸿章虽然已经带上了汉j的帽子，但他在两广有面临另外一个麻烦——南方革命党的威胁。自从王文韶任上的两广就开始变成了南方革命党的舞台，而广东更成了中国的火药桶，只要一点火星就可以爆上一次。
也许是王文韶起初在刚到任广州时的软弱手段，使得广州的革命思潮开始泛滥，还没有等这个昔日用贵州少数民族和湖南起义的铁腕人物有所行动，他就被调到湖北就任湖广总督去了。因为李鸿章被胶州湾事件拖在北京，所以两广实际事务是由周馥一手主持，周馥属于开明人士，对于革命者并没有下狠手镇压，有很多参加起义的革命者通过各种路径可以平安保出，这就使得两广的革命形势更加高涨。
广州开放非常早，这里的民风相对其他地区要开明的多，革命党在这里开展起义可以说有相当的民众基础。王文韶当初被调走可以说是始于谭延闿的策划，因为这个王文韶一面有着点头虫的外号，另外又有一个“血手”的狠名，有这么一个人也许会一时放过革命者，总有一次会让他彻底血洗广州，不如赶快将他弄到湖北。
面对广州的日益汹涌的革命形势，曾经大肆杀俘的李鸿章偏偏就手软了——革命党和太平天国有着很大的不同，也许是出国一次使得李鸿章的思想转变很大，对于两广境内的革命党起义，他也是采取镇压但并不“酷杀”的对应办法。而正是与革命党在两广对峙的李鸿章也从幕僚口中了解到革命党的思想，他在接到孙宝琦上书朝廷立宪的消息后，认为立宪可以弥合这种与革命党之间的矛盾，遂主张立宪以兵不血刃的平息革命。
谭钟麟可谓是疆臣之中和慈禧太后关系最为密切，而能够左右谭钟麟的政见的，也唯有他的儿子山东巡抚谭延闿。周馥此时前往谭府贺喜，身上所肩负的使命也是希望能够疏通谭氏父子，使其赞成立宪。对于周馥而言，他相信谭氏父子和其他疆臣都有着同样的利益，尤其是北洋海防时刻要经受外国列强的冲击，日本联合舰队和北洋海军的对峙尤甚。
朝野都相信像日本那样立宪开始变法才能够让中国再次中兴，摆脱被动挨打的命运，谭氏父子如果不想做李鸿章第二，那最稳妥的方式以宪政来抑制皇权，免得再次出现甲午战争前海军军费被挪用修园子的状况。
周馥带来了李鸿章给谭钟麟的亲笔信，信中洋洋洒洒千余言，大致说国家危及，“不变政体，枝枝节节之修补无益矣。公今揽天下重点，肩负天下重任，应体察世界之大势，成尊主庇民之大绩……”
谭延闿从谭钟麟手中接过信件后，如果不是周馥亲手送过来的，他还以为是康有为写来的，当然如果有推翻满清的字眼，那就直接改成孙中山好了。对于李鸿章向变法派转变他早有预料，但是这个转变有些未免大了些，难道说老李在广东受了什么刺激不成？！他可是知道在甲午战争期间孙中山似乎来过直隶总督府——尽管那个人很年轻，但已有了后世画像上的面目。
在李鸿章出国访问期间，清廷设在伦敦的机构秘密逮捕了孙中山，为了营救孙中山而闹起了轩然大波，最终孙中山安然逃脱。谭延闿不知道“孙中山”的名字才刚起了不到一年，他以前被捕的时候还叫孙文，“孙逸仙”这个名字在海外华人中的名气自从伦敦被捕之后也愈来愈大，开始有些后世的气象。
“周大人，立宪对革命党而言确实有不战而胜，彻底摧毁其根基之效用，但大人也明白京师里面到底是谁当这个家。以她的脾气和禀性，你说这实行宪政可能么？纵然各省督抚齐上书推行宪政，到最后恐怕也未必会真的得偿所愿，老相国可是考虑清楚？！”谭延闿说道。
周馥明白如果自己无法说服这个年纪可以当自己孙子的谭延闿，北洋这道关口是迈不过去的，各省督抚之首为唯观直隶，若是直隶总督不肯出头，颐和园里的那位势必会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各省督抚之努力皆都付之东流。
周馥苦笑地说道：“谭大人，今时今日之广州已经和几年前完全不同，会党之人皆倾向于革命，街头散发传单者演讲者若是都抓起来，那广州衙门的牢房再多十倍也会被填满。老相国在提审了数人之后，认为这些人无非是受了蛊惑，他们也是为了社稷好，杀之又干天和……幕僚根据这些革命党人的宣传，觉得这和洋人的‘宪政’有着很深的关联，若是朝廷能够采取宪政，则革命党不攻自破，也可防备居心叵测之人从中煽动……”
“周大人，在下也算是您老的晚辈，有几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请说！”
“那晚辈就斗胆说上几句，大人莫要见怪，若是顺耳就听听，若是逆耳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周大人，说起来如果我们抛去身上这身官服，摘掉这顶戴花翎，说句大逆不道的话，这就是‘反清复明’……呵呵，您老也别激动，这话老相国应该不陌生，荣仲华最近碰上翁叔平谈论变法经常就是这么一句话。康南海的变法主张想必周大人一定不会陌生，里面的一些条文确实是好的，就是这样的内容都会在一些人嘴中变成了‘反清复明’，那‘宪政’又该如何呢？！”
周馥听后沉默了，荣仲华就是荣禄，谭延闿不愿意在京师待着，就怕荣禄当着他的面说这句话，怎么着自己也是个汉人，满汉争执从满清立国开始就纷争不断。若是放在康雍年间，荣禄的这句话不知道要平添多少刀下冤魂，只是现在国家凝聚力远不如那个时代，真正的权力都在地方督抚手中握着，这些督抚封疆大吏又大多都是汉人，这招借刀杀人的威慑力已经远不如以前。
无论你舌翻莲花也好，不可否认在“宪政”的美丽外表至下，对于满清贵族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因为它不仅可以兵不血刃的解决革命党的隐患，更可以兵不血刃的从满族权贵手中拿过国家的控制权。说到底还是一个“权力”之争，像满族这样的以一个少数民族来统治一个国家汉族人口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国家，本身就是一种逆天行为。开国之初满族人靠铁血杀戮来镇住了江山，但是现下时局是内忧外患，对外处理上更是丧失了天朝上国的威名，满族统治者可谓是名声扫地。
就那些不明白革命真正含义的底层民众而言，他们跟随革命党更多的是因为吃不饱肚子，或是有更高追求者也不外乎恢复天朝上国的名声，还没有到达解放劳苦大众，实现民主的地步，毕竟在他们的心中，皇权政治才是中心，而民主政治只是捕风捉影的事情。连革命党内部都是如此，更何况对宪政一知半解的各省督抚？谭延闿迟迟未动就是不愿意掺和进去，因为这些人并不可靠，相比之下他更相信手中掌握的枪杆子！
“难道只能以杀止杀？！”周馥似乎喃喃的自问道。
谭延闿摇摇头说道：“其实走宪政的路子才是最有利于朝廷的，不过朝廷中总是有几个大臣会抱着祖宗宗法不放，殊不知他们紧紧的守着的是一个泥饭碗，稍有外力便破碎无疑，倒不如将这个泥饭碗交出来，反倒可以获得更多的东西，至少江山三十年内的稳固……”
“晚生这里倒是有个法子，既可以解中堂之急，也可以让朝廷中那些顽固的大臣稍作退步……”
“谭大人有何妙计？！”
“立刻实行宪政显然是不行的，老百姓只知道填饱肚子，哪里懂得什么民主、宪政？宪政必然有个基础，就是至少整个国家平均读书识字的人要达到一个特定的比例，所以现在实行宪政就是朝廷应允，底下操作起来也是困难重重，若是一时不慎为宵小所乘，则各位大人名节不保。是以晚生的建议是‘宪政’不如‘预备宪政’！”
“预备宪政？！”
谭延闿点点头说道：“不错，现在朝野有很多人寄希望于‘宪政’强国，这是主流，不可逆反，否则为天下所耻。我们可以联合上折用‘预备宪政’的名头，将实行宪政分成几个阶段，比如说一边发展教育，通过报纸等为宪政做声势，让更多的人了解宪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另外也可以上折让朝廷派出亲贵到东西方各国去考察宪政，以此来让那些朝中的保守派们接受这一思想……这样做有很多好处，最不济让那些最反对宪政的大臣给派出去，也省得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