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事会”就是他们两人提出来的，议员们虽然没有非常明显的实权，只有对地方官府的行政有建议权，但是他们有权弹劾官员贪污腐败和反对现行地方官员行政做法的权力。
谭延闿摆摆手说道：“不会出现翁同龢被起复这种事了！现在是有很多人都想着太后终归是年纪大了，比不得皇帝年轻，总有一天这个天下还是皇帝的，到时候皇帝掌握实权，那翁同龢作为皇帝最亲密的人，那还不照样飞黄腾达？”
“难道不是这样？！”杨邺笑着反问道。
谭延闿笑着说道：“最基本的一个逻辑问题，太后耗不过皇上，那七十岁的翁同龢难道就这么有把握耗过慈禧太后？人生七十古来稀，如果我要是翁同龢的话，那就放开这个心结好多活几年，等着皇帝终有一天掌握大权之后，也不求能够重新起复，只要给自己几个荣耀的封号就足够了……”
“你的逻辑是建立在这个朝廷稳步发展的基础上，可惜现在正是政局变化多端的时刻，不要说光绪皇帝在慈禧太后的威压下需要多长的时间才可以稳掌大权，哪怕是几个月之间也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谭延闿说道：“作为幕僚不仅是在某一方面有特殊的擅长，对于政局变化要有丰富的经验来把握其方向的发展，当初送你们到陈宇盛那里就是为了锻炼这方面的能力……”
对于谭延闿而言，翁同龢已经退出了历史，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若是互相掐架，那他就作为一个终结者将两个人全部解决掉；若是他们相安无事，最后还是被谭延闿给收拾了，这个时间绝对不能超过两年。不过后者出现的可能几乎无限趋近于零，两虎相争必有一伤，现在聂士成部都在京师周边，聂士成等人的态度偏向慈禧太后会更多些，怎么推演还是老太婆更胜一筹，除非北洋最后出马——所有的一切无论历史向哪个方向走，翁同龢只有在家安享晚年的份，想要重出江湖是绝对没门了。
“鹿传霖是张之洞的姐夫，现在接替了张之洞的南洋大臣兼两江总督之位，以后我们和南洋之间的关系是否还要维持在以前的那样？！”杨邺问道。
谭延闿笑着说道：“鹿传霖也算是一个官运亨通之人，虽然有些不顺当但瑕不掩瑜，能够像他这样官场得意的人并不多……”
杨邺听后撇撇嘴说道：“鹿传霖历任河南巡抚、陕西巡抚又被提升为四川总督，后来虽然和达赖喇嘛不和被告状免官成为一介平民，但很快又被提升为陕甘总督，现在被提为南洋大臣，这在现在的官场已是极为罕见。不过鹿传霖与大人你相比，那可就差得实在是太多了……”
鹿传霖被革去四川总督并不是因为他贪污受贿，也不是因为他渎职，而是因为他和西藏拉萨的政权不和。长久以来大清帝国对西藏一直就是采取安抚为主的政策，只要不牵涉到中国的主权和朝廷颜面，其他事情都是小事情，得过且过而已，只求不出乱子。面对达赖喇嘛的状告，时任军机处领班的礼王世铎只得将非常冤枉的鹿传霖舍弃以安抚达赖喇嘛，鹿传霖也只好回到直隶定兴的老家。
不过鹿传霖是个有福的官员，在老家还没有待上两天，甲午战争进入危局阶段，李鸿章为了联手张之洞解决自己的现实困难，而向刚刚复出的恭王奕訢推荐，鹿传霖也抓住了机会向荣禄输诚。正因为鹿传霖左右逢源，使得他非常容易的再次复出，成为陕甘总督——陕甘地区虽然不如四川这么民生富庶，但至少也是两个省的总督，正正经经的封疆大吏，说不上是因祸得福，至少也在疆臣排名当中往上走了一两位。
至于杨邺说谭延闿比鹿传霖运气还要逆天，这点谭延闿倒是没有否认，不要说清朝这二百多年中他的官运最为亨通，就是翻翻中国历史，又有几个人能够像他这样以数年时光便掌一国权柄？说是掌一国权柄有些夸张，不过谭延闿倒是觉得这没有什么夸张不夸张的，毕竟北洋的实力就摆在那里，一旦有需要推翻这个王朝不过是挥手之间的事情。
鹿传霖继任两江总督兼北洋大臣，谭延闿估计最吐血的人便是张之洞了，他可是在临走之前将两江总督府库来个大搬家，不是充当自强军军费便是订购战舰，估计能够留给鹿传霖的并不多——以人气而望，李鸿章成为南派大哥是最有号召力的，而满洲贵族也是蠢蠢欲动。满族权贵太过贪婪，张之洞信不过；李鸿章为人，张之洞鄙视，以当时的情况而言，张之洞这么做是最佳选择，可是这就像一个赌局一般，当结果揭开的时候，张之洞也有些傻眼了。
张之洞搞出的这通乌龙事足以让任何一个继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人愤怒不已，不过火既然烧到鹿传霖这个当姐夫的身上，那别人剩下来的就是看热闹的了。现在北洋集团内部对鹿传霖所要面临的局面也是分成泾渭鲜明的两派——作壁上观和施以援手。
应该说长久以来张之洞和谭氏父子都是政治盟友，这种盟友关系极为紧密，往长远里面看也是有极大的价值。政治结盟不会对底下的幕僚产生如此重的影响，最重要的是谭延闿的幕友堂内接收了很多原本就出身于湖广总督时代的幕僚，像徐建寅、蔡锡勇、王秉恩三人都是“技术派”出身的，在北洋系统中的地位仅次于“江南派”、“旅顺派”；而钱询、罗振玉、汪康年这些人也都是早年跟随张之洞，再加上现在刚刚加入的一大批幕僚，可以说北洋集团现在内部是人才济济，李鸿章、张之洞所积累下来的家底都被谭延闿塞选过滤后所留下的精华，至于技术派中的中坚力量“旅顺派”就是福建马尾船政局的精华。
当年曾国藩幕府号称“天下第一”，时隔三十年除了在封官许愿上谭延闿还没有来得及伸展手脚，至少在人才的质量上绝对比曾国藩的幕府还要厉害。最为难得的是北洋集团内部智囊团的年龄水平都比较年轻，近乎一半以上的人都有出国的经历，甚至是长期居于国外的经历，他们的思想极为活跃，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更不是曾国藩时代的顶尖人才所能够相比的。
正因为谭延闿吸收了众多的来自张之洞幕府的精华，所以在下面的人当中已经有很多人抱着“支援”南洋的想法。不过鹿传霖接任南洋大臣才不过几天的事情，南洋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举动，鹿传霖不是张之洞，先前只有北洋陆军在陕甘剿匪的时候有过一段时间的合作，毕竟陕甘并没有什么强力势力可以让北洋注意，而在北洋陆军将领们看来也许陕甘的刀客强盗反倒比正规军要厉害得多。
鹿传霖接张之洞的班，这对于谭延闿来说利弊掺半，鹿传霖做官的水平比张之洞要高多了，这个人也许不露锋芒，但你要想糊弄他当他是傻子，那是绝对不可能得手的。尤其是上海距离鹿传霖实在是太近了，那里的东西有很多都是见不得光的，要让鹿传霖闭嘴要么是以快打快让他根本没有开口的机会，要么便是给予对方足够的“封口费”。
在得知新一任的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是鹿传霖之后，谭延闿立刻下令北洋陆军参谋部调集直隶督标一营乘船前往上海，要赶在鹿传霖之前抵达上海，接着为加强上海江南制造局和上海船坞安全为名，将这两处重工业区严密的保护起来，并且派遣一支由三艘龙威级巡洋舰分舰队前往上海——上海江南船坞中的那四艘开工不久的北洋级战列舰是不好见光的。
北洋海军的将领们知道这是战列舰，但是对外宣称的却是万吨货轮——江南船厂因为在上海江南制造局范围内，是军事重地，所以在荷枪实弹的士兵防卫下，在目前外人很难接近。因为江南船坞曾经为旅顺造船所秘密建造过两艘靖海级装甲巡洋舰的壳体，现在已经公开建造两艘装甲巡洋舰，所以已经有人在怀疑上海江南船坞这四座刚刚落成便投入使用的三万吨级干船坞有很大可能是在建造战舰。
谭延闿知道有很多人视自己为眼中钉肉中刺，上海江南船坞里面的东西太大，尤其是有过“恶劣”的前科，那四座三万吨级干船坞又如此显眼，迟早有一天会被人拿来说事。说实在的，用四艘北洋级战列舰来换取北洋海军的全力支持，在谭延闿看来是非常划算的——中国不能有海无防，列强惯用的手法之一便是打着干涉的旗号来掠夺，他也不会给任何人予以机会和借口。
目前北洋在上海进驻了两营士兵，上海道台是出身直隶总督衙门的邹逸，由他来全力配合北洋部署在上海的驻军到现在还算可以。碍于北洋现在越来越强势的姿态，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跳出来冒险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来揭锅盖，但是这个锅盖总是要被揭开的，毕竟战列舰的建造周期长达两年半，若说不出一点纰漏这连谭延闿自己都不相信。
鹿传霖是有资格揭锅盖的人——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也有能力在上海安排驻军，而且名义上比谭延闿要光明正大的多！所以谭延闿对鹿传霖在对待北洋的态度上也是观望当中，按照慈禧太后的布局，张之洞是遏制谭钟麟的，而鹿传霖的任命在谭延闿看来就赤裸裸的针对自己的，如果鹿传霖在上海部署新的兵力，那毫无疑问这个锅盖便离揭开就不远了。
“看来逼老子造反的理由还真是够多的呀！”谭延闿一想到鹿传霖的任命，脑袋就有些发大，当初将战列舰的建造地点安排在上海，无非就是上海拥有仅次于旅顺的工业基础，至于天津则先天不足——大沽船坞比江南船坞更加招摇，而且大沽船坞面临的是海涂而不是海滩，水位根本无法满足战列舰的航行需要，当年作为北洋海军基地最为理想的地方便是大沽，就是因为其水位不能达标才选择旅顺和威海卫作为海军基地。
好在鹿传霖现在还没有到任，还在从兰州赶往京师的路上，再加上信任地方大员总要在京城拜一拜各路衙门口的佛爷，皇帝和慈禧太后也要召见他，他的内弟张之洞少不得也要和他促膝而谈……等这位仁兄抵达江宁的时候，再快也要一个半月之后的事情了，而根据谭延闿对维新变法的回忆，他要造反的时间已经进入了倒计时。在未来不长的时间里，北洋就算再强势，老太太也要看看北洋的脸色——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没有分出胜负之前，北洋偷造战列舰并非是主要矛盾，在权力面前只有不惜一切代价先打到主要对手才是真的，至于后面的事情谁又能管得了这么多呢？
自从翁同龢被罢免之后，拖拖拉拉的维新变法终于到来了，随着时间进入夏季，中国政坛的温度也在火热的天气中节节上升。政治上的变化以让人眼睛看得见的速度在变化，而有此产生的新旧摩擦的温度也让人越来越赶到焦虑不安，这远比气温给人们带来的不适更加明显。
饬令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谭延闿赶办关东铁路；开京师大学堂、废除科举考试中的五言八韵诗，改各省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堂，府城书院为中等学堂，州县书院为小学堂，各类学校均兼学中西，开经济特科，废除朝考，取士以实学为主，不凭楷法；在京师设立矿物、铁路、工商总局；裁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大理寺、太仆寺等衙门；撤湖北、广东、云南巡抚及东河总督；又各省同知、通判等中无地方之责者，亦均着裁汰……
紧跟着康有为之后，黄遵宪、谭嗣同被赏赐六品卿衔，没过几天梁启超也被赏赐六品卿衔，办理译书局事务，同时黄遵宪又被以三品京堂候补放出使日本大臣，召见刘光弟、杨锐等人，关心时政，勉其为新政效力……
第二百四十四章 导火索
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刘光弟、杨锐等人的官衔提升并不会引起多大的波澜，因为所有人都能够料到光绪皇帝要行变法，不提升几个人的官职是不行的，况且提升官职还没有进入二品大员这个“警戒区”，五六品的小官在大清官场如过江之鲫，多如牛毛，这不会引起多大的震动。
不过很快，维新派引动朝局地震的时刻便到来了——礼部王照是一名变法激进主义者，自康有为写出《俄彼得变政记》之后，他认为光绪皇帝也要学俄国皇帝那样，走出国门到国外去访问各国列强，以开阔眼界，增长见闻，他建议光绪皇帝能够最先出使日本。他请礼部满汉两位尚书怀塔布和许宝骙代为呈递，不过这两位礼部尚书都感到王照的奏折实在是太过骇人听闻，拒绝替王照代为呈送奏折，而礼部自满汉两位尚书之下的四位满汉侍郎也不愿意为王照代为呈送奏折，理由也是差不多的。
王照在礼部吃了闭门羹之后，就将奏折直接向内奏事处投递，而这份奏折也确实最后到了光绪皇帝手中。平心而论建议光绪皇帝出国访问列强，尤其是访问日本，这并非是王照的“独创”，先前比王照更有权威的张萌桓就曾有过这个建议，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张萌桓并没有对此坚持。王照官职虽小，但却比张萌桓要执着的多，光绪皇帝从他这本奏章的背后嗅到了其他的气息——那些年迈位高的大臣对变法维新非常冷淡，他们害怕自己的既得利益因为变法维新而受到损害，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礼部，其他各部甚至推演到帝国所有的行政机构都是存在的。
王照的奏折便成了光绪皇帝发难的开端——广开言路是变法维新中重要的一环，而像礼部这样满汉两位尚书、四位侍郎不肯为王照代为呈送奏折，这本身就是对《定国是诏》的公然违抗，这是抗旨不遵！今天礼部出现抗旨不遵，明天吏部、户部等其他各部也就会出现违命，必须对礼部的这些“老朽”进行严惩，才能够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搓一搓那些“老朽”的嚣张气焰。
光绪皇帝以王照奏折事件为发端，第一次果断的行使了自己皇帝的权威——将礼部满汉两位尚书、四位侍郎全部罢免，授裕禄和梁启超的妻兄李端棻等六人为新的礼部尚书和堂官，又赏王照三品顶戴以示激励。这一人事任命在朝中一石激起千层浪，所有人都不禁为之感到惊异——礼部尚书已经是朝廷二品大员，在以往光绪皇帝是没有二品大员任免权力的，况且就算有这个权力，一次性罢免如此多的官员，基本上瘫痪一部职能，这岂不是儿戏？光绪皇帝的任免命令惹得众意纷纷。
还没有等所有的官员对礼部任命背后的含义弄明白的时候，更加令人惊骇的事情又来了——商杨锐、刘光弟、谭嗣同、林旭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事宜……这道任命仿佛在已经滚烫的油锅中又填了一瓢水，可想而知所引起的后果是多么的激烈。
“这没有什么让人感到费解的，只不过是正常反应罢了。一般而言变法总要涉及到人事任免，不要说是礼部尚书、侍郎，就算现在罢免几个军机大臣，我也不会感到有什么惊奇。你们看看这些被罢免的人，怀塔布是满族权贵，有名的排汉先锋；许宝骙已经七十多岁了，不过是混吃等死荣耀退休的老臣……至于礼部四侍郎虽然说不上是年迈老朽，但对变法都并不热心，若放在平时也就罢了，只是现在非常特殊时期，他们被罢免一方面是因为不肯替王照递奏折，更重要的是被两位满汉礼部尚书所牵累所致……”谭延闿对赶来商议的杨邺和郭正不以为然地说道。
“这两个人还是太嫩啊！若放在沈静身上，最多只是来说说，这场人事任免背后所涌动的激流肯定瞒不过他，而杨邺、郭正对于官场的洞察力比沈静可是差了不少……”谭延闿心中多少有些失望，人才难求，郭正、杨邺是人才，但属于光绪皇帝所需要的那种新政人才，自己也同样需要，不过他们两人来面对今后越来越多的官场争斗，却有些不合用。
对于能够辅佐自己的人才，谭延闿心中倒是有个人选——自己的“师弟”杨度，早在去年年初的时候，北洋便开了经济特科，公开用三级考试的制度来招收“公务员”，用考试的方法来谋求吸纳自己所急需的人才。粱士怡、杨度是那次考试的佼佼者，粱士怡被委以重任，出任轮船招商局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