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养老，就是怕子女对我们没有感情。你结婚都不告诉我一声，你知道爸爸有多伤心吗？”
吴晓显然被感动了，他说：“爸，这不是告诉您了吗，林星是个很好的女孩儿，我觉得您以后肯定能接受她的。”
吴长天收住了突然袭来的心酸和感叹，抓住儿子的话头，转而问道：“我可以接受她，可她能接受我吗？我过去可是一直反对你们交往的啊。”
吴晓绝对担保地表态：“您放心吧，爸爸。您是不了解她，她的父母都不在了，您要是对她好，她会把您当她的亲人的。她是一个最懂报答的人。”
吴长天说：“昨天我去找她，我正好有件事想请她帮个忙，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你们已经结婚了。她昨天回去跟你说过这件事吗？”
吴晓说：“是让她做什么证明吧。是不是原来租她房子住的艾丽和阿欣都找不着了？爸，您是怎么认识她们的？”
吴长天说：“是你大功叔叔认识的，我过生日那天他带她们过来陪客人跳舞，听说从这儿走了以后她们就失踪了，所以咱们家也就成了嫌疑对象了。”
吴长天也没有过早地告诉儿子阿欣已死的事，在儿子与林星来看他的这个晚上，没有必要让他们觉得事情有多严重。儿子果然没觉得这事算什么，只淡淡地说：
“这跟咱们家有什么关系？”
“怎么没关系，”吴长天说，“她们那天大概是八点钟不到就来了，九点多钟才走的。她们来这儿有人知道，离开这儿却没人看见。”
“那天不是郑叔叔、李叔叔，还有梅叔叔，都在吗，他们可以证明。”
“如果公安局认为这几个人都是共谋的话，谁又能给谁证明呢。”
吴晓笑了，“爸，您说真的呢还是开玩笑呢？”
吴长天也笑一下，他心里却很难和儿子一起笑起来，脸上的笑也只维持了瞬间，便被由衷的叹息代替：“有时候，你觉得肯定是玩笑的事，不知怎么一弄就成了真的了。”
这就是林星在楼外的游泳池畔焦心等待的时候，吴长天父子在楼内书房里的一席倾谈。谈话结束时儿子代表他的新婚妻子向父亲做了承诺：“爸，你放心吧，如果真需要林星为您证明什么，她肯定会答应的。”吴长天对这个承诺感到很高兴。儿子也很高兴，因为他的婚姻终于在这一天得到了家庭的承认和接纳。吴长天也第一次，与儿子和儿子自己选择的这个女孩儿，坐在了一张餐桌上，共进家庭的晚餐。他以茶代酒，对他们的未来，送上了父亲的良好祝福。关于他希望林星为他作证的那件事，在这个晚上，没再提起。
他的祝福是热情的，特别提到林星父母的那几句话，令那女孩动容。他那一刻几乎忘记了他这么快就放弃自己的固执同意这门婚事的最初动机。餐桌上有了一个女人，毕竟就有了一种家的气息。他想，但愿这个女孩能给吴晓，还有这个包括他在内的家，带来宁静和幸福。
饭后，送走了他们，吴长天回到楼上，郑百祥和李大功还在焦灼地等他，而他们看到的吴长天，竟是一脸安然。见到李大功，吴长天才想起了埋怨：你是怎么搞的，尸体还是没有处理扎实，你这么一错再错非把这事彻底搞坏不可！李大功低头擦汗。郑百祥劝道：算了，我刚才已经说他一顿了。现在得商量咱们该怎么面对的问题了。吴长天说：问题倒还不至于那么不可救药，公安局认定阿欣死亡的时间是那天晚上的九点四十五分，我们得设法证明在这之前她已经从我们这儿走了。现在倒是有一个证人，可以证明那天晚上我们是什么时候就散了场。我现在可以找到这样一个证人。
郑百祥和李大功几乎同声发问：“谁？”
吴长天答：“林星。”
李大功怀疑地说：“她？她可不是个顺脾气的女孩儿，而且也不像艾丽那样能用钱买。”
吴长天在两人脸上环顾一轮，说：“她现在已经是我的儿媳妇了。”
郑百祥、李大功都备感意外：“结婚啦？和吴晓？”他们当然不会有和吴长天同样的苦涩和无奈，此时此刻，这对他们无疑是一个上好的消息。
吴长天淡淡地点一下头：“对，前天他们结了婚。”
李大功喜形于色：“那就好办了。”
郑百祥比较冷静：“你和她谈了这事吗，她答应给咱们作证吗？”
吴长天说：“昨天我和她谈过一次。今天我没再多说。接下来让吴晓去和她谈吧，等吴晓说完了，我再亲自找她。其实让她证明的事情很简单，她那天晚上来我这里呆了不到十分钟，让她改成一小时，就足够了。这对她不应该是件为难的事。”
李大功理所当然地放了心：“那是，已经是儿媳妇了嘛，她不为吴总，也得为吴晓啊，也是为她自己啊。”
郑百祥对林星完全不熟，多少有些放心不下，他问：“听说她是个大学生，又是记者，搞社会科学的人，干这种……怎么说呢，干这种作伪证的事，会不会有心理障碍？”
郑百祥所虑，不是没有道理，吴长天不得不为他，也为自己，做一番分析推理：“我并不是明说让她作伪证，那样的话在法律上和个人良心上对她的压力太大。我只是说我这一个小时确实在休息，大家确实散场了，这是一个事实，但除了我们自己，没有其他证人。她那天正好在，只要她愿意说明自己多呆了一会儿，就已经是证人了。再说，老郑，咱们中国人实际的行为方式，你洋书读多了倒不如大功清楚了。中国人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和别人的关系就像是自己跳到水里，围着自己荡出的一轮一轮的波纹，以远近分亲疏，这就是中国传统道德的所谓人伦。越近的波纹就越和自己息息相关，越远的波纹就越无关痛痒，最中心的那个点，就是自己。那天我跟梅启良不是也说了吗，中国人从古至今，为了自己而不顾家，为了家而不顾团体，为了团体而不顾社会，不顾国家，不顾天下！这种事再正常不过了。”
郑百祥和李大功都静了气，即便不是口服心服，至少也是无言反驳。吴长天说：“好了，你们也早点走吧。咱们从现在起，不要没事总往一块凑，要避避嫌。有什么事要碰面，就打手机约到外边去。大功，你的手机一定要开着。”
李大功拍拍放手机的皮包，说：“我一直开着呢。”
仿佛是被他这一拍给拍响了似的，他包里的手机果然叫了起来。李大功笑笑，说：“你看。”他把手机取出，打开来问，“喂？”来电的人刚说了一句什么，他的笑容立刻僵在脸上。
吴长天和郑百祥当然都注意到了他的表情，李大功用手捂住电话，目光惊恐地对他们说道：
“还是他，又来了！”
他们同时都明白了，这个又来了的人，就是那个他们谁都以为不会再来的敲诈者。
这回是吴长天自己接了电话，对方还是那么客客气气地笑着：“吴总吗，上次没能当面谢您，这次给您补上。”
吴长天说：“我不是满足你的要求了吗，你也应该守点信用吧，怎么又来电话。”
对方说：“上次是给阿欣治病的钱，现在我告诉你，阿欣很不幸，她死了，您总得再出点丧葬费吧。”
吴长天哑口无言，他知道和这种人讲理是徒劳的。他愣愣地，好半天才问：“你还想要多少？”
对方笑：“咱总不能按国家规定的丧葬标准吧。我看这样吧，你准备好五百万，一口价，从此往后咱们就两清了。”
吴长天知道自己已经落到了不得不和这样一些社会无赖勾心斗角、讨价还价的地步，也只有放下斯文互相威胁：
“老兄，你懂不懂适可而止见好就收的道理啊，心太黑当心要付出代价的。”
他听出对方的心早就黑得无所谓了，显然不是那种一吓就软的小孩子，“病有病的钱，死有死的价，我这人公平合理。你弄伤了人家判个有期，弄死了人家就是死罪，出个五百万换回你一条命来，你还觉得亏吗？”
吴长天面色发白，说：“三百万都堵不死你的嘴，我们没法再信任你。你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对方的气焰稍稍收敛，说：“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阿欣不是死了吗，死总归是到头了吧。”
吴长天说：“喂，我们见面谈谈好不好，见面谈谈什么都可以商量。”
对方心照不宣地冷笑：“把钱准备好，明天我会再打这个电话的。”
电话没声了。吴长天等了半天才知道对方是挂了机，他缓缓关掉电话，看看郑百祥，又看看李大功，三个人一时都不知该说什么好。
沉默了好一会儿，还是郑百祥先开口：“这种人，没法再跟他交易，一点信用没有。昨天给他三百万，今天又要五百万，你要给了五百万，明天他还会要一千万！”
李大功附和：“郑总说得对！”
吴长天慢慢地坐下来，叼了烟却忘了点火。李大功帮他打着一只火机，他却把烟从嘴上拿下来，说：“大功，你明天把我最后还存着的那五百万，取出来吧。”
郑百祥气急败坏地说：“吴总，这样不是个办法！”
吴长天以一种不容置疑的果断和不容置否的权威，说：“这个人之所以敢一次一次地要，是因为我们没有见过他，他没有暴露自己当然就敢于把我们给捅出去。现在我们必须抓住这个机会，我们必须见到他，我们必须知道这个人是谁！否则，我们永远会在他的控制之下，将来他就是把整个长天集团都要了去，我们也得给他！”
郑百祥不再说话。吴长天转脸看定李大功，他说：“大功，你跟我有二十年了吧。这二十年来你李大功是立了不少大功的。现在，咱们三个最老的长天人，命是绑在一块儿了。我刚才说咱们中国传统文化讲的是人伦，最基本的有五伦。除了君臣、父子、夫妻、兄弟之外，还有一个是朋友。咱们中国人有很多事，上不告父母，下不传妻儿，只能跟朋友讲，所以人生得一知己足已。大功，我和你，和老郑，咱们是二十年的知心朋友了，我最佩服的，就是你李大功的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我吴长天空有长天之志，咱们郑总纵有百祥之身，可冲锋陷阵打头炮的，还是得你李大功！”
李大功眼眶子红红的，声音都哑了，他说：“吴总，我李大功是个小人物没资格做您的朋友，咱们不是朋友，咱们是君臣。我李大功别的不懂，可我懂中国的君臣之道：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
吴长天深深感动。他想，他在长天二十年，别的不敢说，和部下的感情，在部下心目中的威望，还是可以引以为荣的。他知道很早以前李大功就对别人说过：我这辈子就认准吴总了，就是吴总让我犯错误，我也敢去！他那时听了还笑，还说我怎么会让他去犯错误……以前的很多事，很多话，历历在目，都像是现在和未来的预言。一九九九年的七月，正是这样一个被各种预言所笼罩的不祥的酷夏。
和李大功相比，郑百祥考虑问题毕竟更务实更具体，他打破吴长天和李大功之间蔓延开的情感对话，提醒道：“吴总，时间不早了，究竟怎么才能钩出这个人来，怎么才能让他露面，还得有个具体办法。”
吴长天面无表情地看着郑百祥，说：“五百万的诱饵，还怕钓不出这么一条烂鱼来？”
吴长天的这句话，说得相当坚决，甚至，有几分在他来说并不多见的凶狠。这句话也成为他们这一晚上暗室密谋的最后一记惊叹。
天已很晚，他们结束了密谈。为了避免保姆看见，郑百祥和李大功从后门悄悄离开了别墅。吴长天也没有下楼去送。他们走时天正在下雨，后门的小街上，雨中无人。吴长天把卧室的灯熄掉，一个人呆坐在沙发里，整个别墅都静下来了，像是一座空宅。除了窗户上似有还无的雨声，他后来也听到了让林星和吴晓都吓了一跳的那声惊雷。
第八章
就在这个先晴后雨的晚上，林星无意中发觉自己在京西别墅得到的全部的快乐，包括在吴家的这第一顿晚饭，和晚饭上吴晓父亲那几句充满父爱的祝福，以及她由此而产生的对人生幸福的真切感受，全都在回家之后吴晓那暧昧难解的表情中变得遥远，变得捉摸不定，变得贬值了。她不得不怀了一种隐隐的恐慌和难以挥去的心理阴影，来重新判断这个晚上每一个细节的真伪，难道她得到的一切仅仅是一场交易的几个筹码不成？
她脸上的疑问逼迫着吴晓力图把事情的道理说圆：“就算这事是我求你做的行了吧，我爸现在也是你爸了，他有困难我们总得帮他吧。”
林星说：我又没说不帮他，那天早上我都答应他了，都说帮他了。我想弄明白的是，他现在突然承认我，接受我，是不是就为了这个！
因为有了这个阴影，这件事对林星来说已经成了一个越描越黑的问题。而在吴晓看来，人和人的关系本来就是互相的。你对他好，他就对你好，即便他爸爸就是因为林星帮忙而改变了对她的看法，也是人之常情，也是父母子女间一种很正常的感情互换，不值得大惊小怪。他对林星咬文嚼字地追根问底，颇有些不胜其烦，“我爸在商言商，说话就是这么个习惯，你要这么挑字眼儿天下就没有好人了。”
林星不再和他争论，把心里的不舒服保留着。她现在需要尽量回避和吴晓的争吵，尤其是当涉及到他的父亲时。她提醒自己千万别变成一个是非太多的媳妇，让丈夫两边不好做人。
这件事就这么放下了。第二天吴晓早早地起来去电视台拍tv终于有人为他们投资拍这个tv了。晚上他们还要照常演出，他们乐队又被请回了他们的老根据地天堂酒吧。这两件事加起来，对吴晓来说可算是双喜临门。天堂酒吧比一般的酒吧更大，更有名气也更有味道，在那里演出是件比较过瘾的事。林星因为就是在“天堂”第一次见到吴晓的，所以对那里也怀有一份特殊的眷恋。
中午吴晓没有回来，林星自己随便吃点就凑合了。晚上她很认真地做了几个菜，候着吴晓回家一起吃。虽然他们现在有了钱，但林星似乎已经有了在家自己做饭的习惯。不光为了勤俭，更是为了品味一种家的感觉。这感觉的美妙是在街上吃馆子体会不到的。
和吴晓一起吃完了晚饭，他们分了手，吴晓打车去了天堂酒吧，林星则去了静源里，准备把关于长天集团那份采访报告的手稿找出来。
虽然钱包里揣了吴晓早上塞进去的一千块钱，但她还是挤公共汽车又走了一段路，花了四十分钟才回到她原来的这个家。天色已晚，楼道里的灯黑着。好在她对这里的每一个拐弯抹角还都依然如故地熟悉，摸着黑也能毫无磕绊地上得楼来。因为不知艾丽和阿欣是否已经回来，或者刘文庆是否还在，所以她先敲了敲门，无人应声，才拿出钥匙开锁。门打开后她看到屋里和楼道黑得一模一样，知道果然谁都没在。她打开灯，扫一眼客厅和都未锁门的那几间屋子，从屋里凌乱的程度和满桌的烟灰上判断，这屋子显然还有人住，而且不像是女人，尽管艾丽和阿欣她们也都抽烟。
对于她一走艾丽就胡作非为地收容男人，林星早已失去了原有的气愤和与之理论的情绪。桌上地下脏乱得让她甚至没有驻足的心情，她匆匆忙忙地翻了半天，最后在一个大纸箱子里找到了那份稿子。那大纸箱里放的都是她留在这儿的一些杂物，显然是艾丽阿欣她们不负责任地胡乱塞在一起的，还好她们没把这稿子当废纸扔了。
正收拾着，忽闻门外传来一阵鬼鬼祟祟的响动。也许是很久不在这里住的缘故，门外的异常让她心里有点打鼓。她蹑手蹑脚靠近大门，耳朵悄悄贴上去听，确实有人在门外轻声嘀咕。她从“猫眼儿”往外看，外面没有灯，黑乎乎的看不清楚。正看着，门突然砰砰地响起来，她猝不及防地吓了一跳，吸一口气让自己镇定了才问：
“谁？”
“开一下门好吗？”
是个男人的声音，态度倒还和善，林星的紧张略略缓解，问：“请问你是谁呀？”
“我们是公安局的。”
她把门打开，隔着防盗门的栏杆，看到一老一少两个男的，穿着便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