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顶，他在刚才那样慌乱的情况下还能迅速地把事情想得如此透彻：在通天湖杀人事件中，林星所能告发的，只是李大功和他吴长天，如果他们自取灭亡——凶手杀了主谋者然后自杀——那这桩凶案岂不是可以圆满告破了吗？！没有人会再追究到郑百祥的头上。这些吴长天也想过，但他的下意识里，还冷藏着多年以前积存下的那一点道德，所以他注定就不能有郑百祥这样迅速和残酷的决断。人和人真是不同的。他依然不想再憎恨谁，不想憎恨一切人。在等候死亡的短短的瞬间，他脑子里飞速闪过的，是二十年漫长的光阴，是从那个破败的小厂一起走出来的每一个伙伴，每一个不眠之夜，每一个疲惫不堪和激动人心的时刻，每一个记忆犹新的场面和面孔，他们组合在一起，扑面而来。他微微地笑了，他仿佛又听到了儿子吹奏出的美妙的《天堂之约》，那深沉宁静的旋律给了他最后所要的归宿和告解，而郑百祥变形的唠叨还在企图破坏他此刻想要留恋的一切：
“老吴，是你说的，咱们中国人的本性，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我对不起你了。”
这就是吴长天人生五十年，所听到的最后的语言！接下来他的眼前火星一闪，额头上像被重锤用力地敲了一下，世界顿时一片黑暗。没有痛感。
这个清晨正是一九九九年七月的最后一天，人类并未如预言般地毁灭。太阳照旧在这条黄土毕露的河谷里，朝气勃勃地升起来，并且投给吴长天最后的一瞥。
整整一天，吴晓没有回家，雨停之后，林星几次站在街口去等他。她急于告诉他公安局那两位便衣警察对她说的那些话，在中山公园的荷花水榭，他们对她说的关于人的良知和法律责任的那些话。
她不知道告发了李大功是不是就等于告发了吴长天；她不知道她这样做吴晓是不是会生气的。吴晓的沉默始终让她心悬在喉，她猜不出他是自己悄悄找他爸爸去了还是有意躲着不肯回家。
吴晓很晚很晚没有回来，半夜里林星蜷在沙发上不知不觉睡着了。醒来时已是第二天的上午。她惊惶地发现，吴晓不知何时肯定回来过。原来放在床上的那件上衣外套已然不见了。她跑出去呼他，他不回。他们从相爱到结婚有半年了，她一直以为自己和吴晓早就天经地义地成为一个亲密无间的整体，可到今天才发觉自己并没有真正地了解他！
那吴晓了解她吗？
她给他乐队的哥们儿打电话，问他们吴晓在哪儿。乐队的哥们儿说不知道，昨天吴晓就没来。从林星的语气上他们肯定知道她和吴晓之间发生了不快，他们问林星怎么啦，你们是不是吵架啦？林星说不是不是我有个急事要找他。
她真想到大街上去找他，可到哪儿去找呢？北京城这么大！而且，她不敢再离开家了，怕吴晓万一再回来，再阴差阳错地走了两岔。果然，到中午吴晓回来了，像一宿没睡似的，脸上很脏，双目赤红。他一进屋林星就感觉有点不大对头，她从未见过吴晓有如此难看的脸色：不笑、不怒、不言、不语，像是要哭，却没有眼泪。
她心碎地问：“吴晓，你这一天一夜上哪儿去了，我真的急坏了。”
吴晓站在窗前，背对着她，她问了半天他才出声。他的声音不知怎么变了形，他的语言犹如一个疯人混乱的自呓，他的每一句话，都让林星全身颤栗！
“我去找我爸了。昨天下大雨……我爸约我今天早上到大河滩去，去找他，他说今天要我陪他去一个地方……那大河滩，我小时常跟我爸去玩儿的，他总爱在那儿开车……在那儿开车最开阔了。我就去了。大河滩上的太阳特别特别的，漂亮。我爸已经在那儿了，我看见了他的车，就停在那儿，那儿除了太阳什么都没有，只有两辆车，早就停在那儿了。我去找我爸，我说爸你在这儿吗……”吴晓抽泣起来，抽泣得几乎说不下去了，“他在，他在车子里……他叫我去的，他本来说叫我陪他去一个地方的。他肯定不想死，要不然他不会，不会不跟我说再见的……”
吴晓双手掩面，压抑着汹涌的泪水。林星吓坏了，她隐隐听懂了他的呓语。那一刻她恐惧得全身麻木，她觉得她和吴晓，他们的家，已经走上一个即将崩塌的悬崖。
她隐隐听懂了可她还是要问：“吴晓，你说什么？你说你爸怎么了？”
吴晓泣不成声，林星上去抱他，他躲开了。他哭着说：“你为什么要害他！”
林星也哭了，“吴晓，我没有，我没有害他，你可不能这样说呀……”
透过眼泪，林星仿佛看见，在她和吴晓之间，正裂开了一道深深的地缝。她同时听到，地缝裂开时发出的“空空”的声音。她的身心，恐惧到极点。那声音越来越大，把她从麻木中震醒，她听出原来是有人敲门。
他们都忍了哭泣，在敲门声中木然地站着。还是林星首先擦干了眼泪，手脚迟钝地把门打开。她还没有反应出是怎么回事，屋里已经进来了好几位从未见过面的持枪的警察。
警察对着满脸是泪的吴晓问：“你叫吴晓吗？”
吴晓不答，直瞪瞪地看他们。
警察也不再问，宣布道：“现在你被拘留了！”
林星一阵嗡嗡的耳鸣，几乎站不稳脚跟，“为什么，你们为什么拘留他？他怎么啦，他犯了什么法？”
她被警察挡在角落里，她看见他们在桌子上展开了一张小小的拘留证，让吴晓签字按手印。她惊呆地问吴晓：“吴晓，你到底怎么啦？他们为什么要抓你？”吴晓没有理她，弯下身子机械地签字画押。她挣扎着扑上去想阻止他，“吴晓，你不能随便签啊！”警察拽住她，冲她喝道：“哎哎，我们是在执行公务，请你配合一下，妨碍公务是犯罪，知道吗？！”
她眼睁睁地，看着警察们带走了吴晓。她要跟他一起走，但被警察拦住了。她问警察：你们要把他带到哪儿去呀？没人回答她。看着吴晓被他们押上汽车，她下意识地叫他：“吴晓！”吴晓没有回头，也没有给她留下一个眼神或者一句话。
警察的车开走了。围观的人都瞪着眼看她，她在数不清多少道目光的尾随下，跑到电话亭给那个老便衣打电话。老便衣听了她语无伦次的求救之后，平静地说：“你来一趟吧，我正好有事要找你呢。”
她当街叫了车，去找老便衣。老便衣上班的地方她是去过的，那地方和司机一说都知道。在一间接待室里，她见到了老便衣和他的年轻搭档。他们的神态和以前一模一样，老的和蔼可亲，小的不苟言笑。
老便衣先说：“你做得很对。看来我的话没有白说。”他拿出一个硕大无比的金戒指，给林星辨认，“是这个吗？”林星点头。他便微笑着说，“谢谢你啦。”
林星对这位老便衣寄予了无限期望，她急不可待地想把情况告诉他：“吴晓给一群警察抓走啦，您知道吗？您能告诉我干吗要抓他吗？就因为他是吴长天的儿子？他天天和我住在一起，他爸爸的事他一点都不知道的。”
她的话立即被那位小警察记在纸上，她看见了可是她不怕！老警察心平气和地问：“我问你啊，他爸爸和李大功涉嫌杀人的事儿，吴晓到底知道不知道？”
林星说：“他不知道，后来还是我告诉他的。他一直在大连拍tv呢，他回来我才告诉他的。”
老警察问：“你是哪天告诉他的？”
林星脑子都乱了：“昨天，不……是前天告诉他的。”
老警察用微笑缓解她的紧张：“你再好好想想，到底是昨天还是前天？”
林星说：“前天，是前天晚上，他从大连回来以后我告诉他的。我们说好了一起劝他爸爸到公安局去自首的。”
小警察记录之余，还抬头插嘴：“你们劝了吗？”
“我们第二天找他爸爸去了，可没找着。你们那天早上不是在他爸爸的公司看见我们了吗？”
这次小警察做完记录，居然还表示负责地把记录拿给她看，“你看我记得对不对？对，你就签个字认可一下吧。”
林星签了。她说：“我签了他就能出来了吗？”
老警察说：“小林同志，有些情况，你不一定清楚。我想你也不一定完全了解你爱人吧。”
林星从老警察严肃的态度上，预感到事情已很难挽回。她哭了，有点语无伦次：“他到底怎么了？难道我找了你们，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了你们，你们反倒来抓他，那干吗不一块儿把我也抓走呢……”
老警察说：“这是两回事。你把你知道的情况告诉我们，是一个公民应尽的举证义务，我们当然表示感谢。但是那天我也跟你说了，这本来就不是一个多复杂的案子。那个阿欣，她死的时候身上裹着的毛毯和绳子，我们已经查到出处了。我们上次拜访吴长天的时候，还在他的办公桌上看见了巨额的银行存款利息清单，这说明他这几天真是取了不少钱啊。还有，李大功杀刘文庆，他不可能一点痕迹都不留吧……这案子有那么多的物证，又有完整的犯罪现场，所以要查清楚并不难的。而且所有的疑点从一开始就都指在同一个方向上。你就是不检举凶手，这个案子也不会拖得太久。”
林星对这些分析已经不感兴趣了，她从老警察和小警察的脸上，已经看不到能救出吴晓的希望。后来他们又对她谆谆开导了些什么话，她一点没听清楚。不知怎么就失魂落魄地走出了公安局。站在大街上，看着远处的晚霞，看着街上川流不息的汽车，她觉得自己已无家可归。
她懵懵懂懂地，在街头流浪，漫无方向，直到天黑之后才擦干眼泪。她告诉自己要坚强，因为吴晓这时候是最需要她的。她不能一味悲伤，她必须鼓起勇气，全力以赴救出吴晓！吴家的权势和影响已经和吴长天的生命一起突然中断，连回响余音都戛然而止，要救吴晓只有靠她一人！
信念让她把痛苦抛在脑后，她去找了天堂乐队的哥们儿，求他们救吴晓。乐队的人听了个个目瞪口呆，在他们眼里，吴晓一直是个少言寡语无是无非的小弟弟。乐队的哥们儿个个奉公守法谁也不接触公安局的人，不认识法院检察院的人，整个天堂乐队过去只有吴晓一人攀得上权势二字。
林星又去找她的老师，找同学，把自己的故事向他们哭诉，但每个人都是万分同情爱莫能助。林星是个孤独惯了的人，从未和谁有过铁杆的交情，她那几天急不择路地到处奔走呼号，却找不到一个能够拔刀相助的朋友。她甚至硬着头皮去了长天公司，但没人愿意和她谈这件事。她直接闯进了现在主持公司工作的副总裁郑百祥的办公室，几乎要给他下跪，也没有用。郑百祥过去在吴长天面前是何等的忠诚恭顺啊，林星是亲眼见过的，现在却是一派公事公办的官腔。而且在他们谈话时还故意叫了两个干部在场，避嫌似的。他说吴长天父子的问题，公安部门正在调查，现在我们无权说话，不能干预司法。你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但要相信政府相信党，党和政府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吴家父子到底有没有问题，有什么问题，总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
林星这才懂得什么是中国人的世故，才懂得什么叫做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几天之前，吴长天这个名字在这个集团公司的上上下下，还是那样的不可一世！
因此她想，在做人的本质上，他们比她还要孤独呢，因为他们已不能够真心地去爱什么人，已不能够心甘情愿地为什么人做出牺牲。她比他们要充实和幸运多了，因为至少她心里还有个吴晓，还有真实的喜怒哀乐。
她给吴晓送去了换洗的衣服，送去了他爱吃的东西，还送去了钱。除了吃的东西，拘留所的警察都答应替她转交。但第二次她再去的时候，警察把那些东西都原封不动地退给她了。退给她的理由很简单：是他自己不收的。
“他为什么不收？”林星问。
“这我们不知道。”警察答。
“他知道这都是他家里给他送的东西吗？”
“我们说了，他不收。他说他没家。你是他什么人？是姐姐还是妹妹？”
“我是他爱人。”
警察上下打量她，对她的年龄有些疑问：“你们已经结婚了吗？还是在谈朋友？”
林星没有回答，她抱着吴晓的衣服，回了家。回家后，还是抱着这些衣服，一个人哭。难道他还在恨她吗？还不能原谅她吗？这是林星最最害怕的，这个打击她承受不了。
在这天的晚上，她发起了高烧，她已经好多天没去做透析了。也没有认真吃过一顿正规的饭。她躺在床上全身剧疼，心里朦朦胧胧地，想着就这样让自己死了吧。可她扔不下吴晓啊，她无论如何也要活着再见到他。于是她滚下床，一步一晃地挨到楼下，坐在马路边上叫出租车。出租车都不敢拉她。路过的人都绕着走，绕着看她。终于有个老头儿过来问你怎么啦，她哑着嗓子拼尽全力才说出话来：“我病了，想去医院……”老头儿这才张罗着拦车子把她送到医院去了。
她没死。她在医院躺了好多天。还是肾的毛病。
除了天堂乐队的一个钢琴师外，没人来看过她。那钢琴师是乐队里年纪最大的。他和鼓手一起托了关系去看守所见了吴晓一面，给他送了些东西，然后带了些吴晓的情况到医院来见林星。他说吴晓在里边挺瘦的，但没生病。可能最近就要开庭审理他的案子了，他自己没请律师，法院就给他指定了一个。听那律师说，吴晓的罪名是“包庇”。
林星问：“你们给他送什么东西了？”
钢琴师说：“衣服，吃的，还有一千块钱。”
林星问：“他收了吗？”
钢琴师说：“吃的警察不让收，衣服和钱他都收了。”
林星愣愣地，半天半天都说不出一句话来。终于她问：“吴晓，他问我了吗？”
她看着钢琴师的嘴巴，她害怕他说没有，她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承受这两个字。那钢琴师面色沉闷，目光回避，迟疑了好一会儿，才说：“没有。”
林星扭头看窗外，她不想面对这个残酷的回答。
钢琴师也沉默了一会儿，站起来说：“那我走啦。”他看见林星低了头，双手掩面，想劝她，“他可能认为……他们都说……是你出卖了他。我来看你，没有告诉乐队的那两个人。不过我想还是应该把吴晓的情况跟你说一下，如果你还想知道的话。反正就是这么个情况，他在里边还可以，听说也没挨打。”
钢琴师走了。林星捂着脸，想哭却不敢出声。这病房里住了六个病人，还有来来往往的护士和家属，她不想让别人过来注意她，关心她。
几天后钢琴师又给她打了个电话，告诉她吴晓开庭的日期，他说你最好别去旁听了，受刺激。但开庭那天她还是从医院跑出来去了法庭。因为她特别想见见吴晓。
法庭比她想象的要小。拥挤的旁听席坐得满满当当。她在人群中看到了残缺的天堂乐队，乐队的三个人也看见了她，但没人和她打招呼。从身边听众的议论中她知道，今天来旁听的大部分都是吴晓的乐迷。
吴晓给带出来了，林星的眼睛几乎不敢看他。他的头发从来没有剃得这么短过，毛茸茸的只剩下可怜的一层。短头发使他有一种很委屈很幼稚的样子，惟有神情老成麻木。繁琐的开庭程序之后就是公诉人宣读诉状，控告吴晓在李大功杀人一案中知情不举，并且企图协助其父逃逸，犯有包庇罪，建议法庭依法惩治。诉状之后是律师答辩，虽是法院指定的律师，但也慷慨激昂，据理力争。主要论点是被告并不知道其父犯有罪行，不存在包庇犯罪的主观故意。接下来开始法庭调查，双方各自呈上自己掌握的人证物证。在这个法庭上林星知道，警方在吴长天尸体上搜出一张从北京去广州的飞机票，而公安局在民航售票处调查时发现，购票底单上的购票人一栏里，填写的名字是吴晓，留的一个联系电话，也是吴晓的。
这还不铁证如山吗？
林星这才知道了为什么那一整天都找不到吴晓。她这才知道那一天他是跑去和他爸爸单独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