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
律师对自己的角色还是忠实的，列举了一系列证据来说明吴晓在帮他父亲买票时并不了解其父的罪嫌。针对这个辩护，公诉人请书记员当堂宣读了公安机关的一段讯问笔录，不仅搞蒙了律师，也震惊了全场。
这段笔录让林星几乎疯了！她没有想到她和老警察的那一段谈话，竟被制成了正规的证言，而这证言竟成为致罪吴晓的关键一环。
问：“……他爸爸和李大功涉嫌杀人，吴晓到底知道不知道？”
答：“他不知道，后来还是我告诉他的。他一直在大连拍tv呢，他回来我才告诉他的。”
问：“你是哪天告诉他的？”
答：“昨天，不……是前天告诉他的。”
问：“到底是昨天还是前天？”
答：“前天，是前天晚上，他从大连回来以后我告诉他的，我们说好了一起劝他爸爸到公安局去自首的。”
问：“你们劝了吗？”
答：“我们第二天去找他爸爸，可没找到……”
林星站起来，她想叫喊：“不是这样的！”可她喊不出来，因为她和那老警察的对话，就是这样的！她脑子里轰轰隆隆地一片鸣响，双腿支撑不住，还没有等那位女书记员宣读完毕，就往前一头栽了下去，额头磕在前排的椅背上，“空”的一声，她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她醒来时是在一个陌生人的背上，那人穿着法警的制服。他们背着她跑出了法院，叫了汽车，把她送到附近的医院，给她打针、输液。医生问她怎么了，是什么感觉，哪儿不舒服，她双眼不停地流泪，一句话不说。
输完了液，她彻底清醒了，要走，可身上的钱不够了。医院的人让她打电话叫家里人送钱来。她想了半天，呼了天堂乐队的钢琴师。
钢琴师来了，替她交了医药费。两个人站在医院的门口。钢琴师又给了她五十块钱，说：“你现在还住友谊医院吧，你打个车自己回去吧。”
钢琴师说完，叫住了一辆出租车，上去了。在他把车门关上之前，林星叫了他一声：“大哥！”
钢琴师没有下车，在车里看她。
她问：“怎么判的？”
钢琴师不冷不热地说：“你不是跟警察说得很清楚了吗？他这个罪名还跑得了！”
林星顾不得脸上的羞耻，继续问：“判了几年？”
钢琴师顿了一下，才说：“判他的罪名成立，但情节比较轻微，判了免予刑事处分。我们早就算过命的，吴晓的命最好。无论碰上什么灾，他都能躲过去！”
林星没听明白似的：“免予刑事处分？”
钢琴师说：“他不过就是帮他爸买了一张飞机票吧。吴晓这个人，对人很重感情的。当然他不像你这么讲原则，这可能是我们搞艺术的和你们当记者的区别吧。”
林星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整个天堂乐队，包括吴晓在内，都把她当做了一个告密者，都认定是她出卖了自己的公公和丈夫。从公理上讲，谁也说不出什么，从私情上论，谁都接受不了她了。但林星并不想再解释什么，说明什么，当钢琴师“砰”的一声把车门关上的时候，她急得双手拉住那就要起步的出租车，高声问道：
“那他们什么时候能放了他？”
钢琴师平静地说：“已经放了。”
“啊？那他在哪儿？”
“他说他要回家去，你要想见他，就回家看看去吧。”
林星放了钢琴师，她疯狂地跑到马路当中拦出租车。盛夏已过，白天比过去短了。她赶到扬州胡同自己家的时候，天已擦黑。初秋的傍晚有了几分凉爽，但整个气氛还是夏天的。林星气喘吁吁地上了楼，打开家门的刹那心里已经有一点凉了，因为屋里没有开灯，而且静无一声。
她打开了灯，怀着最后一丝希望先去卧室，但床上是空的。又看了厨房和卫生间，甚至还去看了尘封的阳台，肯定没有吴晓。她打开衣柜，拉开桌子上的抽屉，想分析吴晓是否回来拿过东西。她看到衣柜里吴晓的衣服，抽屉里他们两个人的钱，一针一线、一分一毫，全都没有动过。
她傻傻地，站在屋子里，心里笼罩了一个最痛苦的判断：他说回家，难道是回了京西别墅？
她几乎连门都没锁就跑下楼去，叫车直接奔往京西别墅。京西别墅已经物是人非，门前的气氛透着几分凄凉败落，路灯都是灭的。与不久前林星来时的境况相比，有种恍若隔世的陌生。开门的人也不是那个保姆了，换了个男的，穿着西服像个干部，一脸公事公办的样子问你找谁？林星说：吴晓在吗？那人说：吴晓，哪个吴晓？林星指指里面：他原来住在这儿的。那人好像明白了：噢，是原来那个……是那个谁的儿子吧。来了，拿了他的东西又走了。
终于找到了吴晓的踪迹，林星兴奋极了，一切疲劳困顿都挥之而去。她来不及去想这干部模样的男的仅仅是一位看房子的工作人员还是这里已经彻底换了主人，就连忙打着车又匆匆往回赶。赶回扬州胡同一看，她几乎精疲力竭地瘫在地上：屋子还是黑着的，一切如旧，没人来过。
她跑出去打电话，先打给友谊医院，问值班的护士：有人来看过我吗？护士答今天没有。她又打电话给天堂酒吧，问酒吧的服务生：天堂乐队的吴晓来了吗？服务生说天堂乐队来了，吴晓没来。她拿着电话无声地恸哭起来。
吴晓，你原谅我吧！你干吗要这样惩罚我啊？
在这个从内心深处发出来的绝望的恸哭中，她意识到，她一直恐惧的那件事，那件从她与吴晓相爱的第一天起就开始忧心忡忡的事，终于来了！——她终于被吴晓抛弃了！
他抛弃了她，离开了她，连句分手告吹的话都没给她留下！
吴晓就这样失踪了。
第十一章
他离开了林星，离开了天堂乐队，离开了扬州胡同和京西别墅。也许，在他走出法庭的第一个夜晚，他就离开了北京，不知去向，从此销声匿迹了。走得有些悲壮，也有些残忍。
在吴晓失踪的第二天，林星就结清了友谊医院的全部费用，搬回到家中。只有家，她这个新婚的小屋，是一个可以承载悲痛的掩体。因为这里还留着吴晓的笑声和气息。每件东西，都和他在的时候一模一样，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似的，让人这样感觉。这些东西渗透和积沉着那么多不能忘却的情感，让林星坚信吴晓总有一天会被思念带回到这里，他们毕竟共同拥有着一段生死相依的日子。
头几天，她几乎足不出户，偶尔出去买东西，回来时都是心惊肉跳的，不知吴晓是否已经在她出门上街的片刻回到家里。楼梯上的脚步声每天此起彼落，一次一次地折磨和摧毁着她的神经。她甚至忍不住像以前那样，傻傻地站到扬州胡同的街口引颈眺望，幻想着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突然出现他的身影。她每天晚上都要跑到天堂酒吧、月光酒吧、金丝鸟酒吧以及三里屯、学院路以及遍布北京大街小巷的许许多多有乐队演出的酒吧歌厅和夜总会去，凡是不收门票的地方她都走遍了，希望能突然听到一首熟悉的萨克斯曲……但每一次都让她饱尝失望。吴晓真的走了，这个城市再也听不到萨克斯管了，再也听不到那沙哑忧伤的动人的声音。
她终于跑不动了，身体状况渐渐恶化，她感觉很明显的。但透析必须从每周三次减至每周一次，因为她没有钱了，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如果不是为了等吴晓，她早就丧失了治病求生的兴趣。至于吴晓要是真的回来了会怎么样，是爱她还是恨她都已经是其次的事，只要他还回来，她唯一的愿望就是此生还能与他再相会一次。林星有时甚至会疯狂地想到，就是多少年后，她如果知道吴晓死在了什么地方，也要赶去和他一起，实践他们的那个“天堂之约”！
终于有一天，她的房门响起来了。这是在吴晓走后第一次有人敲响他们的家门。那敲门声庄重老实简单无华，风格上很有些吴晓的写意。她行将熄灭的希望之火轰一下复燃起来，她早想到这么久了吴晓早不知把家门钥匙丢到哪儿去了，她甚至还听出那敲门的声音含了些悔恨和歉意。她从床上跳下来，赤着双脚奔过去，激动不已地拉开门。她几乎喊出了吴晓的名字！
门外站着的，不是吴晓，又是那一老一少，两个便衣。
希望之火一下子又熄灭了，甚至变成了一股怒气。她想关门，动作慢了，那老警察用手一挡，同时把一只脚跨了进来。
“哎哎，怎么不认识啦，是我们。能进来吗？”
林星退回到卧室里，卧室和客厅之间的门敞开着，她隔着门框听老警察的寒暄。
“没出去呀，最近身体好点了吗？听说吴晓不在北京了，去哪儿了？”
这是这么多天来，第一次有人向她问起吴晓，那不失亲切的口气，让她百感交集，竟忍不住抽泣起来。
老警察奇怪地问：“怎么啦？”
她说：“我不想谈吴晓。”
老警察说：“好，不谈吴晓。我们来，还是想找你了解两个问题。”
林星止住抽泣，她觉得在他们面前失声落泪是没有骨气。
老警察问：“今年七月，吴晓爸爸过生日的那天晚上，你去京西别墅找吴晓的时候，都在那儿见着谁了？”
林星说：“见着吴晓的爸爸了。”
“还见着谁了？”
“还有保姆。”
“你见没见到郑百祥？他也是长天集团的头头儿，和吴晓的爸爸总在一块儿的。”
“没有。”
老警察沉吟了一下，又问：“刘文庆死之前不是和你说过他赢了一笔钱吗，他说赢了多少？”
林星说：“我不想再谈这个问题了，这件事都过去了，我早把它忘了。”
老警察面不改色地再问：“他说赢了多少？”
林星沉默了半天，才回答：“他没说。”
老警察说：“据我们现在掌握，在刘文庆死前不久，吴长天从银行里分几次一共取出了八百三十万元人民币现金，这大概是他个人的全部财产。刘文庆说他赢了一个富翁的钱，是不是就是这些钱？”
林星瞪着两眼，回答不出。
老警察又说：“可我们在刘文庆的身上，只找到了几千块钱，加上他交到通天湖度假村的租房押金，一共不到一万块钱。这一万块会是他赢的那笔赌注的八百分之一吗？”
林星说：“你们就是为这笔钱来找我吗？那我告诉你，我从没见过刘文庆的这笔钱，如果你们不信，那把我也抓起来不就完了吗？！”
老警察笑笑：“这钱已经查明是吴长天的个人财产。他已经死了，法院并没有对他做缺席审判，包括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这一类的判决，都没有。所以，这笔钱唯一的合法继承人，应该是你的爱人吴晓。可以说，我们要是能搞清这笔钱的下落，受益的也是你们。”
林星看着老警察那张沧桑的脸，喃喃地说：“我不要钱，我只要我的爱人，我只要我的爱人！”
老警察用片刻的沉默表示出一种同情，他说：“我们也不要这个钱，但还是得找到它，找到这笔钱了，才好结这个案。除非我们能在参与这两桩案子的罪犯中，找到一个现在还活着的人，也许能帮我们彻底搞清这案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林星没动声色，心里却震惊了一下：“什么？还有活着的罪犯没抓到吗？”
老警察淡淡地笑笑：“我想应该还有吧。”
他们走了，还是以前告辞时总爱说的那句话：“要想起什么来就呼我们。”林星不知道自己还能再想起什么，只知道她绝对不想再见到他们。
第二天，她去了杂志社，去取工资。她这一段一直没有上班，一个月的工资七扣八扣，已剩不下几斗谷子。主任见到她，关切地问起她的病，林星简单说了，然后问他社里能不能报销一点医药费。主任挠头说：我可以帮你去财务科问问，估计够戗。我上次拔牙的钱还没报呢，我都在这儿干了二十多年了，你才来几天。不过听说现在社里正在联系参加社会上的大病统筹呢。按规定早就该参加了，主要是咱们一直拿不出钱来。主任转了转脑筋，说：这样吧，你也不容易。要不然我给你找点活儿，帮其他报纸杂志或者什么单位写点稿子，挣点稿费怎么样，你现在的身体还能写吗？
林星点头。虽然她的身体好像随时就能倒下去再也起不来似的，早就不允许再干任何脑力和体力的重活儿了，可她还是感激地点了头。不写怎么办呢，她需要钱治病。
主任说：你前几个月不是采访过长天集团吗？现在他们那个总裁吴长天出事了，你知道吗？他因为什么丑闻自杀了。社会上想知道点内幕的人肯定很多，你不妨写写这个，我可以帮你联系投到其他杂志去。你自己也可以去投。咱们这种太严肃的刊物登不了，其他刊物对这种稿子还求之不得呢，稿费也出得高。你反正手上有不少吴长天的资料，对长天集团也熟，再找公安局和长天集团的熟人了解了解内情，写起来应该很方便。不过要写就必须快，这种题材让别人占了先，再写可就没价值了。
林星不置可否地向主任告辞了出来，她依然没有对主任说自己和吴家的关系。上一次主任还力主把采访长天集团的文章改成吴长天的个人英雄传。不过几个月的工夫，又变成了这样一个形式不变而内容相反的动议。
她想，一切都可以理解，人人都需要赚钱。
她也一样，现在必须找到钱，找到钱去做透析，做了透析好活下来，活下来等她的吴晓！
主任的话提醒了她，她可以写点东西去投稿。除了写东西她一无所长。可是写东西又能挣多少钱呢？她日以继夜地写，一边呕吐一边写，发着三十七八度的低烧也照样写，写了稿子往外寄，有点关系和没有关系的报纸杂志都寄。一连寄了七八篇稿子，散文、杂文、消息、评论，都有；两三百字到两三千字，都有。总的来说成绩不错，虽不是有投必应，但也有将近一半的稿子被采用了。也有稿费寄过来，但总共不过几百块钱。她想，这么挣钱还是一个死。
唯一能支持她一周做一次透析的，就是她在静源里的那套空房子。艾丽和阿欣都不在了，她可以再租出去。她在报上很便宜地挤上了一条只有几个字的租房广告，然后又去静源里收拾房子。艾丽和阿欣在这里还留了不少东西，没用的都处理掉，有用的都归拢好，打进了几个大包裹和纸箱子，连同她自己的一些不舍得扔的，统统堆到了封闭的阳台去。这样就可以把三个房间都腾出来租出去，她每个月大概就能收到至少两千五百元到三千元的租金。
阳台本来就是个储物间，存放的都是些长年不用的杂物，平时很少有人进来，积年累月的尘土让人难以插足。林星把那几个大包和纸箱搬进来之前，需要先把阳台上原有的东西挪挪窝，好腾出一些空间。这是一件很脏很累的活儿，对她来说犹如一场艰苦的战争。她挪了几件便体力透支，不得不坐在一个看上去还算干净的电视机的纸箱上，干呕一阵，恢复一阵，然后再接着动手。那个干净些的纸箱子也是所有东西中最沉的，于是就成为这场战争中最艰难的一役。她挪了几下心里忽然怀疑，这箱子怎么这么新呢，显然不是一件尘封经年的旧物。她撕开上面也像是新贴上去的塑料胶纸，打开箱盖，里边是几件旧衣服。奇怪的是，竟都是些男人的衣服。她把衣服一件一件拿出来，一层一层翻下去，手指突然触及到一种不软不硬的东西。阳台肮脏的玻璃上射来秋天的阳光，把箱子的内壁框成一个方正的阴影，在那阴影的深处，她看到了一片朦胧的颜色，她被那阴沉的、罪恶的、每一个人都肯定会熟悉的金钱本色，彻底地惊呆了！
她惊呆了很久才让自己相信，她眼睛看到的，确实是整整齐齐码放了几乎大半个箱子的不计其数的人民币！这些人民币显然是从银行取出就从未动过的，一万元一捆，封条?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