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人，于是重考，十八人中还是有十二人合格。由此我一直怀疑，许多主持着考试的考官说不定当年也有未被查出的作弊历史，尽管他们在文化才能上还是合格的。
作过弊的考官对作弊的防范只会更严，也许是为了掩饰自己，也许是因为深谙诀窍，他们会想出许多搜查挟带的机智办法；未曾作过弊的考官，则长期对作弊者保留着一种真诚的气恼，今天有权了，气恼也就化作了峻厉。
无论是机智还是峻厉，最终还是要交给看守考场的士兵来操作。有时还公开悬赏，搜出一个挟带者奖赏一两银子。士兵们受此刺激，立时变成凶神恶煞，向全体考生扑来。
据说连明太祖朱元璋知道士兵们对于应考的士子们浑身上下都要细细摸查的做法后也大不以为然，对大臣们说：这些都是读过圣人诗文的人，怎么能像对付盗贼一样来对付？但是即便朱元璋也无法阻止一种整体机制的必然恶果，明代的搜查更加严格。据《霞外捃屑》卷五所记，考场门口出现的情景是：“上久冰冻，解衣露立，搜检军二名，上穷发际，下至膝踵，裸腹赤趾，防怀挟也。”
到清代，考生头上的辫子也要解开来查过，还要察看肛门，实在有辱斯文。为了防止在羊皮袄里挟带，规定考生进考场穿的羊皮袄不能有面子，只能把单张羊皮穿在身上。一眼看去，考场内外一片白花花，宛若一大堆纷乱的羊群。
这景象在我想来是怵目惊心的。这儿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一群读书人，只能以动物的形态，来表白自己对文化的坦诚？只能以最丑陋的仪仗，来比赛自己的文明？
说起来作弊在唐代也有很多，但那时既然允许推荐和自荐，整体气宽松，不太把这种小手小脚当一回事。诗人温庭筠就是一个作弊的高手，老是在考试中替别的考生写文，当“枪手”，远近闻名。公元八五八年会试，考官们为了防止他再一次作弊，故意把他的座位另行摆出，直瞪瞪地注视着他，看到他写完一千多字的文章早早交卷退场了，也就松了一口气。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就在这一次，他已经为八位考生完成了试卷！
事情到了清代就不同了，如果有人做“枪手”替别人考试，查出后在考场门外戴枷示众三个月，然后再万里流放。
七
一种巨大的不信任，横亘在考场内外。
乍一看，考场门口如狼似虎的兵士显示着考官对考生的不信任，实际上这只是整体不信任的一部分。在我看来，推荐和自荐的行不通，首先不在于考官对考生的不信任，而在于社会对考官的不信任。
宋代曾有人正确地指出，推荐人才之所以具有可信度，是因为“其取人畏于讥议，多公而审”（《容斋随笔》卷五《韩文公荐士》）。推荐错了人，整个社会都会讥议，这是任何自爱的正派人都不愿意的，因此必然力求公正和慎审。只要珍惜自己的社会声誉，也就有了整体意义上的默契和保证，一切推荐、担保、允诺都因公正而变得合理，反之，则会破碎。
但是，我们的考官很难维护住自己的声誉，原因不在于品质而在于机制。品质再好的考官，在机制上也具有多方面的可攻击性，因此是极其脆弱的。
其一，权力网络上的可攻击性。
考官在官场上，也是不大不小的官员。是官员，就有上下左右需要顾及和忌避的地方，这与考场法则有根本性的矛盾。
他当然可以宣言只顾考场不顾官场，但如果真是这样，他裁断考卷的权力是谁给的？反过来，倘使太顾官场，他作为考场主宰者的文化形象又会污渍斑斑。多数考官都想在两相平衡中稍稍偏向于文化形象，但事实上很难做到。
唐德宗贞元年间，礼部侍郎权德舆主持考政，皇帝的宠臣李实暗示他几个必须照顾的人选，权德舆拒绝了。李实大怒，干脆公然提出二十个人的名单要权德舆接受，而且二十个人的前后名次也排定了。李实对权德舆说：“你可以按照我排的名次一一录取，否则，你就会被贬谪到外地，到那时后悔莫及。”这下权德舆不能不陷于矛盾之中了：按照李实的话办，必然被社会耻笑；但不按他的意思办，他一定会到皇帝那里诬奏，如何是好。幸好不久后皇帝死了，李实不能再胡作非为。但李实对权德舆说的那番话，历来有很多考官都听到过，他们不可能都正巧遇到皇帝死亡、改朝换代。他们会怎么做，可想而知。
其实，比权德舆受到李实威胁再早些年，另一位主持考政的礼部侍郎令狐峘的遭遇更能说明问题。令狐峘担任主考官以来，高官中荐托的人很多，但名次数额有定，当然不能全部满足，因此很有一些人力图扳倒他作为报复。就在这种情况下，他收到当朝宰相杨炎的一封信，要他照顾一位有背景的考生。他怕照宰相的意思做了被别的官员揭露，甚至也怕宰相是有意试探，想来想去不知所措，只得把宰相的来信上缴给皇帝。
皇帝见信后把宰相找来问了一下，宰相杨炎见自己写给令狐峘的信竟在皇帝手里，十分气愤，就向皇帝反诉令狐峘皇帝总是更相信宰相的，听完之后就骂令狐峘是j人，把他贬了。在这里，作为主考官的权力不堪一击。
在朝廷各位高官中，考官的是非特别多。公元八二○年礼部侍郎李建主持科举考试，事后朝廷认为他“人情不洽”，让他改任刑部侍郎。而事实上并不是“人情不洽”而是他没有遵从几项请托。白居易后来说他“在礼部时，以文取生，不听誉，不信毁”；徐松说他“盖不听毁誉，故不免于遭谤也”。但白居易、徐松说这些话的时候，均已盖棺。
令狐峘们一个个被贬了，李建们一个个被调任了，只有那些绝不像他们那样做的考官们诚惶诚恐地在考场上正襟危坐。他们明白，考场只是官场的附庸，自己的基本身份只能是驯顺的官员而不能是刚正的学者。既然最要命的是“人情不洽”，那么，沉下心，换成丨人情练达。
练达是为了自我安全而机敏敛藏，是为了避谤躲毁而察言观色，是为了左右逢源而多方沟通。练达在无奈中，劳累在灵活中，失落在机巧中，消融在宦海中。
其二，座主声誉上的可攻击性。
一个文官由朝廷任命而主持全国选拔人才的科举考试，社会声誉之高简直无与伦比。朝廷为了强调科举考试的权威性，也有意抬高考官的声誉。上文提到过的唐代进士及第后有“拜谢座主”的仪式，便是其中一个措施。座主就是考官，进士拜谢座主，既有真诚的感激，也有实利的考虑。座主既受朝廷任命，自称门生必为自己增光，也许今后会出现更多提携的机会。
拜谢那天，新科进士们由状元带头，骑马来到考官宅前，下马后恭敬而立，把名纸呈进去通报。被迎进庭院后，列队向东而立，考官则向西而立面对他们，接受拜谢。
集体拜揖、状元致辞、各别拜揖，然后每位进士一一自报家门，尽量把自己亲族中有点名堂的人物一起扯上。碰巧，也会有考官同宗亲戚中了进士，而这位进士在辈分上反倒是考官的叔叔，那可怎么办呢？按照惯例，进士必须自称为侄，而尊考官为叔。（参见《唐语林》卷八补遗）
让叔叔张口叫侄子一声叔叔，他们两人都会震颤，但震颤得最强烈的是封建宗法秩序：仅仅做了一任考官，竟然可以让家族伦理结构为之颠倒！
不仅如此，门生对座主的报答也是终身性的。连柳宗元都说：“凡号门生而不知恩之所自出者，非人也。”（《河东先生集》卷三十，《与顾十郎书》。）柳宗元等人都十分厌恶门生中那种一开始毕恭毕敬，到后来忘恩负义的人物，而他们的厌恶在当时几乎也成为一种社会共识。绝大多数门生会永久地效忠座主，不愿被大家目为“非人也”的渣滓。因此，作为座主也就拥有一笔比什么都要贵重的生命财富。
以贤明著称的唐代主考官崔群与夫人的一段对话，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夫人劝他什么时候为子孙置几处庄园，崔群笑着说：“别担心，我已在全国各地置下了三十处最美的庄园。”夫人大为惊讶，崔群解释道：“前年我做主考官时，录取了全国各地的考生三十人，他们每人都是一所最美的庄园啊！”把一个个门生比作一座座庄园，实在将座主和门生的关系表达得淋漓尽致。
不管荒芜不荒芜，这些有趣的谈论显然掩盖了一个最根本的前提：科举考试是国家行为，考试的结果怎么转眼成了考官的私有财产？
柳宗元不是主张过门生对座主的忠诚吗，但他又讨厌文坛上那些拉帮结派之徒，愤怒地指斥他们“交贵势，倚亲戚，合则插羽翮，生风涛”，“有不诺者，以气排之”。（《河东先生集》卷二十五，《送娄图南秀才游淮南讲人道序》。）柳宗元的厌恶很能代表当时的文化良知，但这种帮派之风恰恰与他称颂过的座主和门生的关系直接牵连。
唐代名相李德裕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这位政治家的仕途十分坎坷，一直处于大起大落之中，但他只要复出当权，总要对科举制度作一些实质性的改革，尤其努力消解座主和门生之间的胶固关系。他在《停进士宴会题名疏》中指出，及第进士是国家挑选的“国器”，“岂可怀赏拔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谓门生，遂成胶固。所以时风寖薄，臣节何施，树党背公，靡不由此。”（《会昌一品集》补遗。）为此，他提出：不要再叫座主、门生这些名号；进士们录取后可以去参见一次考官，今后再也不允许成群结队地去拜谒了；曲江宴、雁塔题名之类立即停止；及第进士人自己庆贺宴乐一下可以，但不许把当年所有及第者全都集中起来盛宴。
李德裕的这些措施，显然是针对由科举考试所形成的帮派的。但随着李德裕的又一次被贬，这些措施也就烟消云散。
但是，一切有头脑的政治家或迟或早都会重新发现李德裕所指出的问题。北宋建隆年间朝廷明确下诏，不准把主考官称为“恩门”、“师门”，录取考生也不准自称是某某考官的“门生”，违者就算犯法。对于这个问题，说得最尖锐的是清代学者顾炎武。他指出，正是座主和门生的关系，导致历来“朋党之祸”。也就是说，科举制度直接造成了社会祸乱之源。这与科举制度的初衷，就完全背道而驰了。
其三，文化资格上的可攻击性。
既然考官们在权力和声誉上都难以自立，那就只剩下文化上的资格了。但可悲的是，他们在文化资格上也没有把握。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文人评鉴文化水平的标尺往往不在于宏观识见而在于细节记忆。一有细节上的记忆失误，立即哄传为笑柄。
中国文化拥集着多少细节啊，但人们总是在一笔之误、一字之差、一名之混中来否定一个人的整体文化。考官对考生是这样，社会对考官也是这样。这种传统一直延伸下来，直到今天，有些历史学家在嘲谑科举考试是一场不学无术的骗局时，往往也动用了一些文化细节，这是不公正的。由此可以推想在古代，考官们为了避免任何一点文化缺漏，将会承受多大的心理磨难。
《明史纪事本末》记载，明正德六年（公元一五一一年）的一次会试，考试后公布的一份优秀考卷中有一个知识性的误差，即在行文中不小心把孔子褒扬的十个弟子和后来配享的十个弟子有点混淆。考官阅卷时可能忽略了这一点。落第考生知道后大哗街市，写出大字报到处张贴。所有的考官都觉得丢了脸，自认晦气不敢吭声。
在这种心态下，可能产生的笑话反而更多。乾隆年间一个考生在考试前外出游玩，在路边见到两棵槐树之间有一口井，不知怎么就记住了。临到考试，他怨恨自己肚子里典故太少，便决定杜撰几个出来，灵机一动写出一句“自两槐夹井以来”，如此等等。这一来，阅卷的考官紧张了，心想那一定是我没有读到过的典故。为了掩饰，给予佳评，这位考生竟被取为解元。
我们可以设身处地为这位考官想一想，他实在不能保证浩如烟海的中国文化典籍中绝对没有“两槐夹井”一说。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因而只能闭一只眼睛算这个考生“用典有据”。
这种麻烦连一些大学问家也经常遇到。一八九二年廷试，阅卷大臣发现一份考卷中有“闾面”二字不可解，问主持其事的宰相翁同龢是否可能是“闾阎”的笔误。翁同龢以知识广博闻名，低头一想说，以前在书中见过以“闾面”对“檐牙”，应该算对。事后问那位考生，确是笔误，这一下翁同龢闹了笑话。
但我们在笑翁同龢的时候不会太畅快，因为深不可测的中国文化几乎能为任何一种肯定和否定提供依据，因此学问越大越会遇到判断的困惑。
那么，考官应该以哪一条水平线来与考生对位？谁也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有的考官甚至完全不相信有客观标准，只相信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左右着弃取，便暗暗地用抓阄的办法来领悟“文昌帝君”的旨意。例如清道光年问的穆彰阿，就是这么干的。
考官们在文化资格上还受到更恶性的挑战，即由文化细节而直接诱发政治威慑。考官们不仅避不开朝廷的斧钺，而且也躲不过考生的利剑。最典型的例子是公元七三六年李昂任考官，考生李权通过亲戚邻居的关系来走门路，性子刚直的李昂召集起考生当众责斥李权，并把李权文章中不通的句子摘抄出来贴在街上。于是李权决定报复，他找到李昂，出现了以下一段对话——
李权：古人说过，来而不往非礼也。我的文章不好，现在大家都知道了；主考大人也有不少文章在外界传流，我也想切磋一下，可以吗？
李昂：有何不可！请吧。
李权：有两句诗，“耳临清渭洗，心向白云闲”，是主考大人写的吗？
李昂：是的。
李权：您诗中用了“洗耳”的典故。大家都知道，这个典故是说古代的尧帝在他的衰老之年不想再统治天下了，要把自己的权位禅让给许由，没想到许由不仅不想掌权，而且根本不想听让他做官的话，认为那是最坏的话，听到后还到水边去洗耳朵。
李昂：……
李权：今天我们的皇上年富力强，还远没有衰老到退位的年岁，而且皇上好像也没有把皇位让给主考大人的意思，您洗耳朵干什么呢？
听了李权这番话，李昂身为考官却惶骇万状，一下子软了下来。李权的做法，让我们很容易联想到“文革”灾难中“造反派”暴徒通过“咬文嚼字”来诬陷栽赃的伎俩。
以前我们更多地关注科举考试中考生们的悲哀，结果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是一群邪恶而又愚蠢的考官在胡闹。但是，当我们的视线一旦停留在考官们身上，发现他们也处在一种极其脆弱又极不被人信任的困境中，那么我们就会明白：科举考试本身是一个全方位的悲剧。
对中国来说，这是一种千年的需要，又是一种千年的无奈。抓住它，满手芒刺；丢弃它，步履艰难。
八
科举考试最终的败落，在于它的考试内容。
其实，这也是一个千余年伤透了脑筋的老问题。历来很多有识之士一而再、再而三地为此而唇枪舌剑，激烈争论。考试主持者们也曾做过一系列试验，一次次地改革考试内容，力图使它更适合于选拔管理人才。
考试中究竟是侧重诗文经典，还是侧重社会实务，是人们讨论的一个难点。在唐代有很长一段时间，十分重视时务策论，例如元结任州试考官时曾出过这样几个试题：
一、你认为应该如何消解当前的强藩割据？
二、你认为应该如何使官吏清廉，断绝他们的侥幸所得？
三、你认为应该如何使战乱中流离失所的百姓重新耕种？
四、你知道粟帛估钱的情况吗？
在大诗人杜甫出的试卷中，有“华阴的漕渠如何开筑为宜”、“兵卒如何轮休”等题目。白居易则问考生“如何改进各级官员的薪俸制度”、“如何解决当前社会上出现的农贫商富的问题”等等，都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