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这件事被党附高燧的宦官黄俨知道后，即秘密报告朱棣，说太子私自宽恕了皇上贬谪的罪人。朱棣闻报便下令将陈千户处以死刑，并将辅助太子监国与太子关系非常密切的侍读梁潜、司谏周冕，以不劝谏阻止太子的行为为罪名逮入狱中处死了。
为了彻底查明情况，朱棣命令礼部尚书胡氵荧以出巡江浙诸郡为名前往南京调查，要他多留些日子，仔细观察了解太子是否真像人们说的那样有很多过失，将情况如实秘密奏报，还特别交代奏书的字要大，如果晚上接到奏书就晚上看。胡氵荧到南京后用心访察，不久即为太子行政处事的仁明所折服，又观察了一段时间，便以自己所见所闻的“诚敬孝谨”的7件事密奏朱棣，朱棣阅后大悦，从此不再怀疑太子朱高炽。
高炽的地位虽然在朱棣心里巩固了，但高燧及其追随者仍不甘心。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五月，朱棣因经常有病不能临朝，内外事务均交太子处理。太子几次裁抑宦侍，使得黄俨心怀不满，到处造谣说皇上现在钟爱的是高燧。与此同时，他秘密勾结一批官员及军官伪造遗诏，图谋用毒药毒死朱棣，用伪诏书诏示天下，立高燧为帝。一切布置停当后，黄俨将秘密告诉了他的外甥常山中护卫总旗王瑜，王瑜听后大吃一惊，力劝舅父不要参与这诛灭九族的勾当，黄俨不听劝阻，王瑜急速报知朱棣，朱棣下令逮捕了这些人，搜得了伪造的诏书。朱棣拿着假诏书，怒气冲冲地问高燧：“这是你干的吗？”高燧吓得浑身颤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还是高炽再次为高燧解脱，说这都是下人们干的，高燧不会参与这个阴谋。从而保住了高燧。
永乐二十二年七月，朱棣在北征还京途中病逝于榆木川。风风雨雨20年，高炽终于登上了皇位，是为明仁宗。
二、仁政治国善于纳谏
仁宗能得到众多大臣竭力拥戴，在两个兄弟咄咄逼人的攻击之下立于不败之地，靠的不仅是政治手腕，而更重要的是靠爱护臣下，关心百姓疾若，为人仁厚，树立了自己良好的形象，巩固了地位。
洪武末年，当时仁宗朱高炽还是燕王世子。有一次朱元璋让诸王世子分别检阅皇城卫卒。因为早晨天气太冷，朱高炽特意等卫卒们吃完了饭才检阅，所以，等他检阅完毕时，其他世子早已检阅完很久了。一些人以为他肯定会受到训斥。然而，朱元璋不但没有责怪他，反而高兴地夸赞他懂得体恤部下。
体察人民的疾苦，行恤民之政，这是朱高炽从做太子监国到即皇帝位，始终不渝所坚持的。做太子时，他曾不止一次地奏免灾区的税粮。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二月，都御史虞谦、给事中杜钦奉命巡视两淮，发现颍川军民缺食少粮，便按常规奏请发放赈粮，高炽接报后，一面埋怨他们“军民用乏，待哺嗷嗷”，却慢慢腾腾，按部就班地从容启请上报，一面派人火速下令“即发廪赈，不得迟延。”永乐十八年，北京的宫殿建设很快就要完工，第二年将迁都北京。高炽应朱棣之召前往北京。多少年来，他很少有机会离开南京。这一次，他趁机询访沿途军民，查看百姓生活，寻访政事的得失。
一天，来到山东邹县境内，看到许多男女老少手持篮筐在路旁采挖野菜、野草，高炽便停马问百姓挖做何用。百姓告诉他因遇荒年要以此为食，朱高炽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下马来到农民屋里，只见百姓个个衣衫褴褛，面黄饥瘦，家家锅底朝天，不禁感慨万千。当即命令太监分赐宝钞，并亲自召集乡里老人询问疾苦。这时，山东布政使前来迎接。一见面，高炽便责怪他身为民牧，人民贫穷到如此地步，竟无动于衷。布政使辩解说凡是受灾的地方，都已经奏请减免今年秋税。高炽愤愤地说：“百姓都快饿死了，还征什么税！赶快发放官粟赈济，一刻也不准延误。”布政使准备每人发给3斗，高炽嫌太少，命令每人发给6斗。并说：“你别怕犯擅发仓廪的罪，见到皇上，我自会奏报。”
天灾是经常发生的，每遇自然灾害，百姓的生活就更加艰难。仁宗在位期间，凡是地方受灾，他都下令减免田赋，发放官粮赈灾。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四月，山东、淮安、徐州等地受灾，百姓饥荒。但地方官不仅不想法救济百姓，反而加紧催逼赋税。这件事被仁宗知道后，他立即命令杨士奇起草诏书，减免上述地方夏税一半，罢免一切官买物料。杨士奇认为这件事应当按往常的程序，通过主管部门户部和工部去办。仁宗却认为，救民就像拯救落水的人，不能有片刻的迟延，户部和工部如果知道要减免税粮，肯定会因为怕影响国家收入而犹豫不决。所以，如果按常规办，就会误事。他当即命宦官取来笔纸，杨士奇立即草就了诏书，仁宗看后立即命人送出。这时他对杨士奇说，你可以告诉户部和工部了。
有人曾向仁宗建议，对庶民百姓不能过分仁慈。仁宗表示：“体恤民众，我宁肯过于仁厚。作为天下之主，怎可与民较锱铢？”当时，户部尚书郭资刚毅而又非常廉洁，对任何人都从不徇一点私情。对此，仁宗十分赞赏。但郭资生性偏执，不能彻底执行仁宗减免灾荒租税的命令，有时甚至反其道而行之，让有司照旧依额征纳。因此，仁宗不得不忍痛割爱，解除了他的职务。在仁宗在位的短短10个月里，他先后对受灾的大名府、昌邑等22个县或减免赋税，或开仓赈济。
从做太子起，仁宗就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他经常对司法机构的官员说，国家要真正体恤平民百姓，使人民安居乐业，就一定要清除赃吏。因而，一旦发现官吏贪赃害民，他都严厉惩办。有一个太监在四川采办木料时扰害百姓，仁宗让副都御使弋谦前去调查处理。并特意交代弋谦，不要有什么疑虑和畏惧，只管严处。最后，仁宗不仅严惩了这个太监，而且还停办了采木之役。针对一些地方官员不能领会执行他的恤民之意，仁宗在即位的第4个月，派遣御史14人分巡各地，考察官吏。临行，他要求出巡的人不要被小人所迷惑，不要屈服于权势，也不要徇私于亲朋故友，而要查明事实，秉公处断。同时还说，你们身为御史，是我信赖的人，必须明白自己身正方能正人，如果不顾廉耻，违犯礼法，我同样会严惩不贷。所有这些，使得仁宗时吏治较为肃明。
仁宗认为，为君以受直言为明，为臣以能直言为忠。当太子时，他曾因侍讲徐善述给他改诗改得好而亲书一幅表示感谢，并说，如今谀顺颜者，比比有之，而像卿这样朴直苦口的百无一二，希望善述药石之言日甚一日，不要有犯颜触讳的顾虑。即位之初，他又鼓励群臣直言陈事。他曾对杨士奇、杨荣、金幼孜说：“历史上的许多人主，都不愿听真话，即使是素来亲信的，也往往由于畏惧皇威而缄默不语。联与卿等都要深以为戒”。对尚书蹇义、夏原吉也说过类似的话，要他们凡事应当尽言，“以正朕之不逮”。他还赐予上述5人每人一枚银章，上面刻着“绳愆纠缪”四个字，谕嘱他们齐心协力参赞政务，凡是察觉他的言行有失当的地方，立即用印密封告诉他。但是，仁宗仍不放心，为了广开言路，他在即位后的第三个月，再次专门颁布诏书，征诏直言。诏书说：“朕承大统，君临亿兆，亦惟赖文武贤臣共图大业。嗣位初首诏直言，而涉月累旬，言者无几。夫京师首善地，民困于下而不得闻，弊胶于习而不知革。卿等宜尽言时政之得失，辅以至诚，毋虑后遣。”
但要真正做到从谏如流并不那么容易。洪熙元年，大理寺卿弋谦一次直陈时政时，言辞过于激烈，引起了仁宗的不悦。一些阿谀之臣乘机弹劾弋谦。有人说他诬下罔上，有失大体，还有些人则说他是卖弄正直，沽名钓誉。这些人的火上浇油，更增加了他对弋谦的厌恶。杨士奇对仁宗说：“弋谦虽然不谙大体，但内心十分感激皇上的超抉之恩，总想尽力报答。再说也是由于主上圣明，他才敢于这样直言，请陛下能宽容他。”仁宗听了他的话虽没有加罪于弋谦，但每次见了他，总不给他好脸色，说话也十分严厉。见此情景，士奇又一次进谏，劝仁宗说，弋谦是响应号召直言陈事的，如果治了他的罪，将会使四方朝觐之臣认为皇上容不下直言之人。这样下去，等于让群臣结舌。仁宗承认是他不够大度宽容，也认识到是阿谀之辈的迎合增加了他的过错，表示要妥善处理，最后决定让弋谦专管大理之事，不再参朝。
谁知这样处理还是产生了很大消极影响，因为以后大臣们言事的越来越少了。仁宗慢慢悟出这是由于弋谦的事引起的，他在下了一番决心后，把杨士奇找来，告诉他说：“我不满的是弋谦的矫激过实，并不是要堵塞言路。现在朝臣逐月无言。你把我对这件事的态度告诉所有大臣。”杨士奇赶忙说：“这样的大事，我空说不足为凭，请陛下亲降玺书。”于是，仁宗命杨士奇在榻前草敕引过。敕书说：“朕从即位以来，臣民上章，数以百计，未尝不欣然听纳。前者弋谦所奏许多事违背了事实，群臣遂交章奏其卖直，请依法治他的罪。我没有这样办，只免他朝参。但从那时起，言事的人日益减少。身为大臣而怀自全之计，退而默默，怎样尽忠？对于弋谦，我一时不能含容，未尝不感到愧疚。群臣不要消极地接受这件事的教训，对于国家利弊，政令不当等等，尽管直事陈言，不必有什么顾忌。今后弋谦照常朝参。”从此，仁宗待弋谦如初，不久又提拔他为副都御史。
这件事不久，仁宗一病不起。洪熙元年五月，仁宗命杨士奇起草敕书，遣宦官奔赴南京立召太子朱瞻基进京。皇太子尚未到北京，仁宗已觉支持不住，便留下遗诏传位于皇太子，崩逝于钦安殿，终年48岁。仁宗在位只有10个月，洪熙的年号也只有一年。他曾对人说，他只知道尽自己的职责，别的都不想。决心励精图治，一心创建事业。然而却未能如愿。这不能不说是明朝的不幸。
朱高炽死后葬于献陵，被谥为“孝昭皇帝”，庙号“仁宗”。
第三百四十一章 宣宗朱瞻基
一、继父登基平定藩王
一天夜里，当时还是燕王的朱棣忽然做了一个梦，梦见太祖朱元璋授给他一个大圭，并对他说“传之子孙，永世其昌”。朱棣醒来很是惊奇。没过几天，他的长孙降临人间。满月时朱棣见到婴儿，欣喜异常，兴奋地说：“小子英气溢面，符吾梦矣。”这个婴儿就是被朱棣视为掌上明珠，被后人称为英明之君的宣宗皇帝朱瞻基。
朱瞻基渐渐长大了，果然聪颖过人，嗜书好学，深得成祖朱棣的喜爱。为了使孙子能成为自己所希望的明君，朱棣对瞻基的成长倾注了大量心血。他看到孙子长期生长在深宫，未接触外界，便想法让他知道稼穑之艰难，了解民情民风。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朱棣要从南京到北京巡视，特意带上瞻基同行，一路上让他体察民情风俗和农桑劳苦之事，告诉他太祖朱元璋开国创业的艰难，向他讲解古代兴亡得失的故事，要他引以为戒。并以此为主题，专门为瞻基编撰成《务本训》一书，要他不断学习，时刻牢记。永乐九年，13岁的朱瞻基被立为皇太孙。从此，朱棣不论是巡幸北京还是巡边讨伐，都把朱瞻基带在身边，随时教诲，或讲经论史，或授知兵法，或体察百姓疾苦，这为以后瞻基成为较为英明的封建帝王打下了基础。
永乐二十二年，随着父亲登上皇位，朱瞻基被立为太子。一年之后，他的父亲朱高炽病逝，他登基做了皇帝，是为宣宗。定年号为宣德。
像一般的皇帝一样，宣宗即位之初也宣布大赦天下。但他对获释的官员的去留把关甚严。因贪赃枉法而下狱虽可遇赦出狱，但一律要罢官为民。
在用人为政方面，宣宗既信任重用杨溥、杨荣、杨士奇、蹇义、夏原吉、黄淮等一班富有经验的老臣，又十分注意发现任用新的人才。即位的第三个月，他通知吏部，让在京的五品以上及御史、给事中，在外的布政、按察二司及府、州、县，举荐公正廉洁的人才。为了保证人才的质量，防止徇私，还规定，凡被举人犯法，举荐人连坐。由于宣宗注重吏治，善用人才，加上仁宗时较好的社会基础，这时的明王朝呈现一片繁荣景象，史称为“仁宣之治”。但就在这时，一件宣宗最不愿发生的事发生了。
汉王朱高煦是宣宗的叔父。永乐时，为争夺太子地位，曾屡次谗陷朱高炽，后被朱棣贬至乐安（今山东广饶）。仁宗崩逝时，瞻基从南京前往北京奔丧，高煦曾准备在路上截击，然后自己篡位。因事情仓猝，未能得逞。宣宗即位的第二个月，高煦派人送来奏书，提出了利国安民的4条建议。宣宗看到奏书，十分高兴地对大臣们说：永乐时，皇祖常对皇考和我说此叔有异心，要防备他，然而皇考对他却极为仁厚。今天他所提的4件事，果然也是出于至诚，可见叔父旧心已改。于是，宣宗命有司按高煦所提建议施行，并复信表示感谢。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高煦派人进京贡献元宵花灯。这时，有人向宣宗报告说汉王是以献灯为名窥探朝中虚实。宣宗宽厚地表示要虚怀款待，不要猜疑。对于高煦提出的要求，宣宗也是有求必应。要骆驼，宣宗一次就给了他40峰，要马，又给了他120匹，索要袍服，也都如数满足。
然而，所有这一切，并没有感化高煦。这年八月，他还是扯起了反叛朝廷图谋皇位的大旗。
高煦先是秘密派人潜入北京，企图约英国公张辅为内应，被张辅擒获送交朝廷。之后高煦又约山东都指挥靳荣为攻占济南的内应，计划先取济南后取北京。当时恰在济南的御史李浚得知这些情况后，弃家舍口，更名换姓，星夜赶往北京报警。但他还未到，高煦就发难了。他致书宣宗，指责仁宗违犯洪武、永乐旧制，指斥宣宗也犯有诸多过错，斥责夏原吉等为j佞之臣。同时，他还分别致书公侯大臣，挑拨君臣关系，造谣诋毁宣宗。
事已至此，宣宗别无选择，只有发兵平叛了。深夜，宣宗召集几位心腹大臣，屏退了左右，共商征讨大计。大学士杨荣提议宣宗亲自挂帅出征。他认为，高煦一定觉着宣宗刚刚登基不会亲临战场，如出其不意，以天威临之，必然会成功。这时，英国公张辅主动请战，说高煦一贯好虚张声势，内里其实很懦弱，只要有两万兵马就可擒获高煦。夏原吉则以朱棣举靖难之兵，建文帝只派李景隆征讨而最终失败提醒宣宗。并说他昨天见到有的将领一接到准备征战的命令就脸色惶惶，如真到了战场更可想而知了。因此，他建议兵贵神速，御驾亲征，先从气势上压倒对方。宣宗采纳了杨荣、夏原吉的意见，决定亲征乐安。
前锋薛禄抵达乐安，高煦约定第二天出战。这时，宣宗离乐安尚有近百里，得知这一消息后，他立即下令大军日夜兼行。文臣提醒宣宗要谨慎行事，武臣则怕林莽之间设有埋伏，劝他第二天再走。宣宗果断地说，“兵贵神速，我们如能抵城安营，他们就会像井中之虎。现在大军压境，他们这些乌合之众哪里还顾得上设伏。”他们赶了一夜，天明时终于到乐安，将城团团围住。
高煦见宣宗已将城围住，不敢出战，只在城内用火炮射击。将军请求宣宗下令攻城，宣宗没有答应，而是连着给高煦写了两封信劝降，仍不见回音，他又写了告高煦部下的谕示，命人用箭射到城中，城中守兵争相传看，一些人便欲擒执高煦，以图立功得赏。高煦见城外大军压境，城内军心不稳，知道大势已去，内心十分沮丧畏惧。他后悔自己低估了宣宗，感到实在已经走投无路，便决定缴械投降，以期得到宽恕。于是，他秘密派人到宣宗帐内，乞求宣宗宽假一天，以便他与妻儿诀别，并保证第二天出城伏法。宣宗答应了他的要求。
这天夜里，高煦将私造的兵器及秘议反叛的文书等尽数销毁。天亮后，高煦准备出城投降，他的属下王斌等竭力阻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