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就要遭杖责，重的常被打死。他还逐渐学会了抽大烟，玩花鸟。
由于迷上了这些玩物，神宗渐渐觉得，光是章奏少了还不够，日讲、经筵和早朝这些追命的玩艺儿也该停了它才是。最初是试试探探地逃一天学，晚一点赴早朝，见也并没人敢把他怎样，逐渐干脆就常以“圣体违和”为由，辍日讲，免早朝。阁臣们有事，长时间不能面奏，很焦急，就央求他，哪怕是每月能临朝三四次也行。神宗听后感到十分可笑，他心想天下是朕的天下，朕都不急着治理，你们却急个什么？一切还是照旧。当时，有个叫雒于仁的言官，任职一年多了，只见过皇上三次，看到皇上的荒怠，甚感不安，于是上疏《酒色财气四箴》，力数神宗日夜饮酒、耽于女色、贪财好货、乱伐无辜等劣迹，希望神宗能明察猛省。神宗见到此疏，气恼得恨不能立毙雒于仁。他将此事告知申时行，一面为自己辩解，一面主张判雒于仁死罪。申时行以恐招致物议，劝说神宗令其归家为好。神宗怒气难消，立即将其削职为民。从此，神宗索性公然不理朝政，自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起不再临朝，大臣的章奏，他的批示、谕旨，全靠内监传达。甚至连郊祀等礼仪，也不亲自参加，而让别人恭代。直到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发生了“梃击案”，他才召见过一次群臣，满朝文武经过20余年，才极其幸运地得瞻天颜。而自那以后他直到死再也没上过朝。
神宗不理朝政，若仅仅说成是懒和好酒色，那也是不十分确切的。他是个商人气很重的皇帝，讲究盈亏补缺。过去没得到的，现在要加倍补偿；昨天被人管束的，今天偏要开它个口子。那骨子里，还是一股隐隐的报复情绪。向这个属于自己的天下，向这个天下的臣民报复，那时，不要说国家兴衰，民众生计，就是阁臣的选任、机关缺补、官员晋退等等，神宗都一概极少过问，这有点像商贩心理，于我又没什么实际利益，管它干什么呢？万历十一年后，中央和地方机构缺官日益增加，偏是明朝又有个规矩，官员年老了便可辞官，年轻的遇着点原因也可随时辞官，辞官时，只要按规定写一份报告，不管准与不准，均可自行离去。这样一来，官员任缺不仅数量大，而且无法控制。
到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官员短缺现象已令人震惊。两京尚书缺13人，侍郎、科、道缺94人，巡抚缺3人，布政司、按祭司及监、司机构缺66人，全国有25个府缺知府。万历三十四年二月，大学士沈鲤、朱赓上疏万历，请求递补六部大员，说：“臣等整天同文武百官到文华门候驾，见二品官里，只有户部尚书赵世卿一人，其余的尚书、左右侍郎都缺很多。有政无官，必然生乱，这不是小事情，恳请皇上从报批的人中点用，以慰中外之望。”对这份奏疏，神宗却十分反感，照例不理睬。这一年，中央九卿要员中空缺一半，有的衙署竟无一人。连参与上疏的大学士朱赓，任职3年，还未见皇帝一面，而且以后有近一年时间，内阁中只有他一人。万历四十年时，内阁仅叶向高一人，六卿仅赵焕一人，都察院连续8年无正官，全国半数以上的府没有知府，而新科文武进士及教职数千人，却待命在京无人管。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万历四十五年二月，有一天早晨官员们入朝，见有100多人聚在长安门外，围成圈跪着嚎哭。大学士方从哲、吴道南等上前询问，回答说是镇抚司所管犯人的家属，问哭的原因，都说“衙门里没有主事的官，好长时间犯人不得判决，只在那里耗着，人都快死光了！”
明神宗就是这样，把个大明江山当作一片无需耕耘的田地，把臣民看成一群不用管理的牛羊，引得在北方窥视他的那个努尔哈赤惊讶不已，他佩服神宗拿国事当儿戏的勇气和本领。
三、横征暴敛肆意挥霍
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皇宫朱红的大门里，走出一支由文武官员、术士、钦天监各色人等组成的不伦不类的队伍。队伍簇拥着一顶八人抬黄盖大轿直奔京郊天寿山明皇陵。在那山上，队伍停住。21岁的神宗皇帝，气宇轩昂地从轿中钻了出来，然后即率领众人寻找“吉壤”，开始筹划营建自己的陵墓。建造了后来称之为“定陵”的基地。
定陵的建造，前后用了大约6年的时间，建陵标准很高。所用杉木，一定要西南云、贵等地深山老林里的上好木材，迢迢数千里，光运费就相当可观；所用大砖，必定是千里之外的山东临清专门烧造；所用的巨大汉白玉石料，则是从百里以外的房山大石窝开采而来。浩大的工程，每天都动用工匠、民伕多达3万余人，不分酷暑严寒，日夜紧张施工。定陵竣工，神宗站在这耗费白银800多万两的豪华建筑上心满意足。但他根本就没有想到，它的花费相当于当时约两年的全国田赋收入总和，约折合当时1000万贫苦农民一年的口粮！
自那以后神宗将注意力移向现实的享受。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中国，在封建个体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已零星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商品经济有了新的发展，城市更加繁华，市镇迅速兴起，物产日益丰富，贸易往来也急剧增加。这就给贪财好货、纵情酒色的万历，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广阔天地，一切均极尽铺张浪费之能事。皇长子及其他皇子办冠、婚礼，他从国库支走白银934万两，外加袍服费用270多万两，挥霍一空。平时，他也很会挖空心思向朝廷各部门勒索钱财。生一个女儿，要户部、光禄寺各进奉白银10万两；公主出嫁，也要讨取数十万两银子作嫁妆费。万历中期，为了买到称心的珠宝，一次就花掉白银2400万两。在神宗的带动下，宫廷费用日益增大，每年仅脂粉费便高达白银40万两，织造龙袍的布料达15万匹。渐渐地，国库让神宗给掏空了。这时神宗记起了当年张居正开源节流的做法，“节流”当然没有必要，而“开源”则是个好办法。于是，他以空前的热情，开始了敛聚钱财的活动。
神宗最初想到的“开源”的点子，后来连他自己也觉得可笑，但当时却做得一本正经。他大力提倡官吏向他“进奉”，把进奉财物的多少，作为衡量官吏是否效忠皇上的标准。官员们迫于无奈，只好纷纷进奉。此外，他还想出一种更令人称奇的办法，平白无故地把太监拖来拷问，兜一阵圈子后，就要他们献金银珠宝。头脑灵活立即献上的，当即释放；执迷不悟的，加倍用劲杖打。像这样以武力和恫吓强行索取钱财的做法，以后也时有发生，但已不再是“开源”的主要手段了。神宗以后发现这样未免有点小家子气，也很难发什么大财。于是，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他借口乾清、坤宁两宫被烧需要大笔款子修缮，抽调大批太监，充当“矿监”、“税使”，分派到全国各地，搜刮民脂民膏。这就是十分有名的“采榷之祸”。采榷用太监，而不用士大夫，是煞费了神宗一番苦心的。太监大多不知法纪，又有些心理变态，可以尽搜刮之能事。为了这个特殊目的，神宗还特别授予矿监、税使们节制有司、专折密奏的权力。让他们充当耳目，监督地方，听其诬陷告密，甚至勾结当地流氓恶棍、土豪劣绅，大肆做恶。对于他们的劾奏，神宗十分重视和轻信，朝入夕传，不问青红皂白，就立即派人将被劾者逮捕下狱，严刑拷打，或削籍贬官，或干脆折磨处死。当时，各地都慑于矿监税使的滛威，好好侍奉，原想早日将“神”送走。谁知神宗却突然下令，在各地为他们设立了过去从未有过的“中使衙门”，让他们长住下去。这类衙门全国共有20处，专门奉行神宗的旨意，为他敛财。无怪有人惊叹，万历皇帝对钱财的奇贪，前无古人。
那时候，税使到处都是，遍及160多个州县。他们多设关卡，巧立名目，税收的数额自然就大。据说，最初他们倒是有过设想，征税主要在商人、土地所有者中进行。但后来觉得太累太麻烦，干脆“税不必商”，连官吏、农工等也都成了征税的对象，凡是涉及房屋、车船、米、麦、鸡、猪、牛、马等等，没有一样不纳税。这160多个州县，每年征税银数以千万计。有人形容那情景真似蝗灾，税使过处，“百用乏绝”、“十室九空”。
但是，若同矿监比起来，税使还显得有点心慈手软。矿监们最要命的是凶横。他们名为开矿增加税收，其实并不打算这么做。因为他们根本不搞什么勘探，也不组织力量开采，而是像指鹿为马那样，不论田园房屋，只要看好了可以敲榨一笔，就随心所欲地指地为矿。被指中的人家，于是灾祸临头，有金银珠玉献上的还罢，若是没有，矿监便指使卒役们强行拆房毁屋，掘地翻圃，抢掠家产，甚至借机侮辱妇女，胡乱杀人。有的借口找矿，到处挖掘坟墓，搜取金银陪葬品。这种明火执仗掠夺来的财宝，上缴充公的不足十分之一，只是肥了神宗和矿监们，所以神宗十分喜爱并偏袒他们。
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二月。皇太子大婚典礼刚结束不久，神宗于劳顿之后，忽然感到满身不舒服，随即病状越来越重。荒滛无度的神宗感到自己有可能一病不起，突然想到应弥补前愆。慌忙召各府、部、院大臣和大学士沈一贯到启祥宫西暖阁。在安排了托孤之事后，又说：“矿税的事，是朕因为宫殿建筑迟迟未了，而采取的权宜之计，从现在起，可与江南织造、江西陶器一起，都停了它，所派下去的内监都令其回京。关押的罪犯都放掉，因上疏而削职的官员也都官复原职，给事中、各衙门缺官的，一律补齐。”说完，就疲乏地躺下了。这个好消息来得太快、太出人意外了，当夜，阁臣和九卿都兴奋地留宿朝房，准备早朝一见圣旨立即执行。这喜讯也早早地就在朝廷内外传扬了开来。凌晨早朝时中使捧神宗手谕来到大臣们中间，果然如此，于是更是皆大欢喜。
但是人们发现还是高兴得太早了。早朝刚开始不久，就又有中使气喘吁吁地赶来，说是奉命要收回前边的诏旨。沈一贯和其他大臣们都很诧异，细一打听，才知是天傍亮时，神宗的病竟奇迹般地好了。神宗头脑清爽了之后，他记起刚刚颁过的诏旨，后悔不迭。原来是感到必死无疑，才想死后捞个好名声，现在又死不成了，再停了矿税，断了财路，那不是用刀剜肉吗？于是就不顾金口玉牙说过的话，一遍一遍地派中使前往内阁索取前诏。当时，司礼太监王义正在万历身边，就劝谏道：“皇上说过的话岂可反悔！”劝他不要那么做。结果惹得万历大怒，口里嚷嚷着，一定要用刀砍死王义。同时派中使一拨接一拨，急如星火地来了20多拨，反复传达神宗的口谕，说是矿税万不能停，别的你们看着办吧！中使们还威胁说，惹火了皇帝要砍沈一贯的头。沈一贯被逼无奈，只好交出前诏。后来，王义见到沈一贯，第一句话就是埋怨说：“你要是再坚持一下，那矿税就撤了，你怕什么呢！”沈一贯万万没有料到，就因他这一下没有顶住，采榷之祸终万历一朝都没能废去。
四、立储纷争朝党火并
万历六年八月，神宗的第一个儿子降生，取名常洛，生母是恭妃王氏。当时为庆贺皇长子的出生，还特意颁诏全国，减免刑罚，并且让外交官通报有邦交关系的外国使臣。然而神宗心中并不高兴，因为他与王恭妃并没有什么感情。
常洛的出生十分偶然。王恭妃原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宫女，在慈宁宫服侍皇太后。有一次，神宗到慈宁宫向生母请安，两人邂逅，万历就临幸了她，并且无意中使她怀上了孩子。此后，神宗便把与王恭妃发生关系这件事，忘了个一干二净。谁知皇太后在起居注中把这事给记了个清清楚楚。当这个还没有任何名号的宫女逐渐显出身孕时，她就把神宗叫来，要他承认此事。最初神宗矢口否认，太后无奈，只好命人从敬事房取出起居注来，把上面的记载指给他看。神宗惊诧万分地看着那个详细的记载，只好承认确曾有过此事，但反应冷淡。太后于是劝道：“这是件好事。我老了，还未有孙子。这次如果能生个皇子，是社稷的福分。你不要在乎她的名分，以为她是个宫女，不够体面，其实母以子贵，你可以加封她嘛！”神宗无奈，只好照太后的旨意，先将那个宫女封为才人，万历十年四月，又封为恭妃。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成为皇长子，朱常洛的地位可想而知是不会太稳的。但是最初几年，却没有多大问题，因为按惯例，嫡子，即皇后所生的皇子是皇位的当然继承人。但如果皇后没有生养，则“无嫡立长”，由长子来继承皇位。朱常洛恰好处于“无嫡”的情况下，所以，从皇太后到诸臣，都认定他必是法定的皇位继承人。这其后，虽然又有一个皇次子，不过不到一年就夭亡了，所以，直到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包括神宗在内，没有人对朱常洛的名分、地位提出什么异议。
问题出在万历十四年皇三子朱常洵出生后。常洵的生母，是最受神宗宠爱的郑氏。郑氏原为淑嫔，容貌艳丽在神宗所有的嫔妃之上，并且机智聪敏，爱读书、有志气、有谋略，入宫后很快得宠，万历十一年晋为贵妃。郑氏给了神宗无微不至的关怀，还鼓励神宗亲政，被神宗视为相见恨晚的知音，苦闷的心境获得极大慰藉。所以常洵一出生，神宗马上册封郑贵妃为皇贵妃。皇贵妃是仅次于皇后的封号，在名分上要高出恭妃两级。郑贵妃的晋封，引得舆论大哗。人们纷纷猜测，认为皇上把郑贵妃封为皇贵妃，其实是为“废长立爱”作铺垫。根据明太祖洪武皇帝的规定，嫡子有继承皇位的优先权，可见皇子的地位取决于其母亲的地位，而出生早晚则是次要的。万历这一册封，使郑贵妃的地位与皇后相去不远，却比王恭妃高出许多，按照“子以母贵”的说法，常洵将来被立为太子就有了依据。这么一猜测，朝臣们立刻感到，现实的危险在于那被郑贵妃迷昏了头的皇上，极有可能不顾祖宗礼法，立皇三子为太子！事关社稷，就是罢官掉脑袋，也要坚决顶住！于是，就有了长达15年的建储之争。
朝臣们屡屡上疏，要求早日确立朱常洛为太子，但神宗实在不愿意，就采用各种借口一拖再拖。
这使守正的大臣、言官们更加紧了活动。他们千方百计突出皇长子，称其为“元子”、“元嗣”，想将其在事实上与其他皇子区别开来。万历二十年，诸臣又一起上疏，请教皇长子常洛为君之道。疏到神宗手中，气得他两眼发黑。太子还没立呢，教什么为君之道。于是，借口疏中有错字，将领头的官员贬官夺俸。经过这件事，神宗觉得如其这么被动地拖着，倒不如干脆找一个众人无奈的办法。万历二十一年正月，他亲笔写诏书给首辅的王锡爵，说他“想待嫡子”。神宗的意思是皇后还年轻，还有生子的可能，一旦生子，则不必为立储费心，假如数年后还不见皇后生育，那时再议也不迟，至于皇长子，还很年幼，可与其两弟常洵、常浩一起，先封为王。王锡爵立即尊诏拟旨，谁知谕旨颁下后，举朝哗然，守正的廷臣们纷纷上疏反对，并且连王锡爵也不放过，指责他参与了策划，将他包围在朝房里争论不休。王锡爵自知名声大损，于是上疏自劾，请求辞官。这一下，可真把神宗弄了个焦头烂额，站在他与郑贵妃一边的廷臣们也束手无策。迫于各方面的压力，神宗不得不追回“待嫡”和“三王并封”的谕旨。万历二十二年，为皇长子举行了预教之典。至此，万历已料到事情不会有什么令他满意的结果。
真正使他在这件事上彻底绝望的是万历二十九年。这一年，首辅沈一贯按照廷臣的意见，再次提出立储之事。这时，皇长子已年满20，皇三子常洵年至16，都未冠婚。不仅神宗被持续15年的立储之事搞得心力交瘁，而且事情也确实不能再拖了。于是，神宗只好同意诸臣?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