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征收赋税银两时加收“火耗”来充填私囊；上面的清寒的京官、省官靠的是下边各种名目的送礼来维持生活。这样一个官场，怎么能不腐败。
各级地方官员，贪污勒索的手段一般均以“火耗”为名。其所用名义是国家征收赋税为散银，上交国库时要熔铸成银锭，因此要有损耗，应多征银两以补损，称为“火耗”。另外，征粮还有“雀耗”、“鼠耗”等名目。“火耗”之征，各地不同，但都越来越重，有的地方一两正赋加四五钱“火耗”。雍正非常清楚，无限制地征“火耗”就是剥削民脂民膏，久而久之，非酿成大乱不可。可是如果禁止收“火耗”，各级官员又断了财路，断了生路。雍正很慎重地考虑这个问题。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五月，湖广总督杨宗仁提出“火耗”由国家规定征收数，统一征收。一部分归到省里作公用，一部分分给各级地方官。他的意见得到雍正的赞赏。
为了慎重起见，雍正命议政王大臣召集中央有关部门详加议处。讨论的结果，各执一说。雍正大为恼火，斥责他们目光短浅，不再听他们意见，雍正四年七月断然下令实行“火耗归公”。规定各地火耗征收比率依各地情况而定，只许比原数少，不许增加。所收“火耗”全部提解到省。拨出一部分作为官吏养廉银，其他用于地方公费，此法很快全国实行。各地“火耗”率皆比原额有所下降，多的由80％降到18％，如山东等省。全国各省“火耗”率普遍保持在20％以下。“火耗”归公后给各级官员发放养廉银，养廉银的数额很多，远远超过俸禄。如一品官养廉银每年有2万两，是其俸禄的100多倍、七品官养廉银亦达2000两左右，是其俸禄的40余倍。
清理亏空、火耗归公、实行养廉银三事同时进行，使官吏对小民任意加派、官场间收受规礼、贪污勒索的陋习有了很大改变，促使官僚队伍走向清廉。同时也使国库充实，地方公费充足，收到了一石二鸟的效果。
为了增加国家收入，打击不法地主官僚为逃避赋役而平均劳役、丁役，或将负担转到小农头上的情况，雍正三年，雍正决定实行“摊丁入亩”制度。将丁役摊到土地上去，谁田多，谁出力役多，没田的少出役。这个办法当然是对小农有利的。自明朝张居正“一条鞭法”提出这个设想，百年来一直实行不下去，雍正决心完成它。他以明确的认识、坚强的毅力促成了这一赋役制度的大变革。从此后没有了丁役，小农负担减轻了，压抑了富户，扶植了贫民，彻底解决了丁役不均，放富差贫的弊端。从另一方面说，因土地是固定的，而人丁是流动变化的，因此丁粮合收，使清政府的丁银收入有了保证，因此对国家亦是有利。所以这次赋税改革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
四、加强集权巩固边疆
雍正是一个精明的皇帝。他非常了解康熙后期上上下下报喜不报忧给他父亲造成对许多事情的失察。他登上了皇位，便不能再容许这样的情况发生。他要更加牢固地掌握他的权力，便需要十分清楚地了解全国每天发生的事情，做到耳聪目明。为了这个目的，雍正对王朝的行政制度做了些改革和创造。主要的改革，一是完善了密折奏事制度，二是创设了军机处，目的是为了加强皇帝的集权。
清王朝的公文往来，主要是题本和奏本。题本是官员因公事所上的奏章，要加官印。奏本是个人私事，不用公章。二者皆由通政司送皇帝，其实到皇帝之前便已由内阁看过了。因此这两种公文都是公开的。这样便有许多局限，有些事情官员不敢公开讲，皇帝便无从知道。所以康熙年间便产生了补救的办法——秘密奏折。秘密奏折是皇帝最为心腹、最相信的人才能用的。所奏内容，风俗民情、地方治安、官员情况、以及气候、粮价、民间琐事无所不包。这种奏折直接送皇帝，别人不得开启。皇帝看完，批示后发回本人保管。但是康熙时期，能用密折奏事者不多，还没有形成严格的密折制度。
雍正上台后，感到密折是了解下情的最好办法。他首先扩大了可写密折人的范围，令各省督抚皆有此权限。后来又给提督、总兵官、布政使、按察使和学政官员上密折权力。一些中下级官员，经过雍正特许，亦可密折奏事。临时差往地方的官员亦有此权。估计雍正朝先后拥有密折奏事权的可达1000多人。
密折制度的建立，使雍正更能广辟耳目，对全国上上下下了如指掌。因此，处理各类事情时洞察秋毫，一言中的，加强了行政效率。雍正朝一切大政皆有密折的功劳。耗羡归公，摊丁入亩，改土归流，他皆有周密的调查，有与心腹大臣许多的论证，因此施行起来得心应手。密折又起到了严密控制官员的作用，使官僚人人自警自惕，兢兢业业一心为公，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皆逃不脱雍正的眼睛，密折像一根无形的鞭子，驱赶着他们。雍正创立密折制度没有明代东厂之弊，而收东厂之实效。这正是雍正的高明之处。
雍正的另一创造便是设立军机处。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西北对准噶尔用兵。为了更准确、迅速地处理各种军机大事，雍正在他的寝宫养心殿附近设立了军机处。军机处不是一个衙门，没有属员，只是一个临时处置机密军事事务的机构，内设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军机大臣不是专职，是临时抽调来的、雍正比较信任的官员，原来的职务照兼。军机章京也是抽调来的，仍属原衙门编制，升转在原衙门进行。军机章京是负责文字工作的秘书类人物，雍正以军机处为工具，他的谕旨直接由军机处转发。雍正每天都定时召见军机大臣，有事随时召见，军机大臣常半夜不能休息。
军机处初设是办理西北军务，后来雍正觉得军机处用得顺手，西北军务完毕，便用来办理国家所有机密事务，所以在雍正手中，军机处已代替了内阁，成为国家实际中枢。凡重要机密之事皆由军机处办，内阁只能办一般性事务。军机处除了承命办事之外，还有为皇帝出谋划策，提供谘询，参加议政的任务。军机大臣是雍正挑选的，统统属于他的亲信，事事秉命于他个人，因此雍正非常牢固地抓住了国家一切权力。
雍正继位时，清王朝的边疆地区并不安定。首先是青海、西藏动乱不已。青海、西藏地区的蒙古人在康熙时已归顺清朝。由于准噶尔部的挑动，青海的罗卜藏丹津在雍正元年夏天叛乱。他放弃清朝封爵，恢复旧日称号，进攻不跟他走的另外两个蒙古亲王，扣留清朝官员，进攻西宁。雍正听到前方传来的消息，决心武力平叛。谕令川陕总督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主持剿灭军事。年羹尧作了周密部署，雍正元年冬天，连打了几个胜仗，降敌10万。罗卜藏丹津逃到了柴达木。岳钟琪率5000精兵，乘大雪直捣敌巢。第二年二月初八，大败罗卜藏丹津，俘其母亲和妹妹，罗卜藏丹津男扮女装逃往准噶尔。平叛战斗胜利后，清对青海地区加强了统治，设立了青海办事大臣，处理蒙藏民事，下置若干州县，使青海直接隶于中央政府，改变了康熙时对青海间接统治的方法。平叛后，在青海各地开展了屯田，兴办农业水利，对当地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多方扶持，取得了很大成功。
西藏地区在康熙时已驱逐了准噶尔势力，并留兵2000人驻守，任命亲清的藏人担任西藏地方领袖。雍正元年，雍正听四川巡抚之请从西藏撤回了军队，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便发生了阿尔布巴叛乱。后藏政府首领颇罗鼐率兵坚决平叛，与敌周旋。雍正闻讯令川、云驻军出兵进藏。次年秋，一举平定叛乱。西藏平定后，雍正从长远利益考虑，决定强化对藏控制。在西藏设立了驻藏大臣，留兵2000防守。同时，将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六世迁于康定，派兵看守。初步稳定了西藏局势。
西北准噶尔部在康熙年间数次发难，经康熙几次用兵，形势趋向缓和，但依然与清朝处于敌对状态。经常挑起事端，挑动青海、西藏、蒙古地区的蒙古族闹事。因此，准噶尔部不平，清朝的西北边境便不得安宁。雍正继承其父遗志，决心彻底解决准噶尔问题。但由于雍正决策的失误和前线将领的轻率，清军多次失利，直到雍正去世也未能达到目的。
西南云贵地区向为少数民族聚居之区。明代以来中央皆以土司制度统之。即由少数民族酋长自治。这些少数民族头人世世代代承袭其职务，对当地人民进行残酷压迫和剥削。土司之间又经常为争夺土地、山林、人口而争战，有时候又联合起来反叛中央政府，抢掠汉族及他族人民，明朝时一直为国家大患。清朝也沿袭了明的土司制度，行之近百年，土司制的各种弊病愈演愈烈。
雍正从康熙年间便深知土司制度之弊，但怎么解决却没有办法。雍正二年冬，雍正任命鄂尔泰为云贵总督，让他一方面平定贵州土司叛乱，一方面认真调查研究找出解决土司制度问题的根本办法。雍正四年九月，鄂尔泰提出云贵土司改土归流的设想。雍正认为这是治本之策，便当机立断，责令鄂尔泰完成此事。并且迅速为他配备了必要的助手。为了鄂尔泰工作的方便，雍正重新改定了云贵川的行政区划，授他为云贵广西三省总督。
鄂尔泰自雍正四年下半年开始剿平了叛乱土司，首先对这些土司改土归流。然后，及于未叛土司。废除少数民族的头人，设立府县，派遣流官管理，并力行清查户口、田土，对忠于朝廷的土司给以荣誉世职，妥善安置。到了雍正八年云贵改土归流工作基本完成。此举打击了叛乱分裂势力，加强了中央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
五、善于用人勤于治政
雍正才思敏捷，由于有深厚的文学、史学、经学功底，其思维非常有逻辑，非常有条理。他每天都要看大量的文件、密折，亲自书写批示，少则数字、数十字，多则上千言，皆是一挥而就，且行文流畅，入情入理。他作的批示很少涂抹，很少改动。往往几百字、上千字的批示一字不动，或很少改动。他一天处理那么多事，可以说一日万机，能够做到这样，足见其才识过人。雍正的书法亦很好，康熙很欣赏他的字，每年都令他专写扇面，多达100多幅。他留下的手迹很多，现存朱批奏折原件还可以看到他的字，运笔流畅、娴熟、结构严谨，功底深厚。
雍正的政治才能表现在他了解下情、了解臣下、了解自己，能够运用一切手段去实现自己的目标。
雍正说他事事不如其父，惟有了解下情比康熙强。他清楚地知道天下弊病在哪里，官场恶习什么为最劣，因此处理政务得心应手，没有事情能瞒过他的眼睛。尤其是他的知人善任、控御臣下的本领更为他人所不敌。
雍正常说：“治天下惟以用人为本，其余皆枝叶事耳。”在通行“人治”的中国封建社会，雍正的认识可以说是非常确切的。只要用人得当，天下皆可以治。雍正在作皇子的时候，就形成了他自己的用人原则和用人风格。
康熙用人较为宽厚，其下官僚队伍相对稳定，但是形成了庸才充斥、官场腐败的现象。雍正欲一改康熙末年状况，造就一支振奋有为，有开拓性的官吏队伍，来保证他的政治目标的实现。因此，其用人原则便不同于他的父亲。雍正的用人原则，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用人原只论才技，从不拘限成例”。中国历代人君用人的不同总在于德与才的如何偏重，也就是重德还是重才。德才兼备的人是有的，但数量少，远不够国家之用。大部分官僚皆属中才，就看人君怎么使用。一般来讲，德高者往往才不具，多为忠厚老成、谨小慎微、兢兢业业、缺乏开拓精神的君子型人物，这种人可以信任，但不能用于成就一项大事业。而有才者，又往往恃才傲物，不拘泥于道德的约束，不容易驾驭，甚至大节、小节皆有瑕疵，为君子所不齿，经常受人攻击，但成就大事业往往是这样的人物。
雍正用人是根据历史的要求。在他那个时代，为着除旧布新，革新政治，必须用一批有才干的大臣，即使这样的人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也要用。他认为国家设官定职，原是为了办事，而不是为了用人，尤其不是以官职养闲人、庸人。谁能把事情办好就用谁，而不必拘泥于他的出身、声望或德性，在这个前提下，对有缺点的才干之臣加强教育，对庸才，则要让他腾出位子来给有才能的人。雍正曾经在田文镜的密折上这样批道：“凡有才具之人，当惜之、教之。朕意虽魑魅魍魉，亦不能逃我范围，何惧之有？及至教而不听，有真凭实据时，处之以法，乃伊自取也，何碍乎？卿等封疆大臣，只以留神用才为要，庸碌安分、洁己沽名之人，驾驭虽然省力，惟恐误事。”可以说，这段话概括了雍正的用人之道。
对官僚，即使是贤才，雍正要求也很严。历代君王要求大臣不过“清、慎、勤”三个字，而雍正认为只有这三条要求还不够。做官，尤其是高级官吏，还应当眼光远大，有全局意识，胸襟宽广，不然的话，人品再好也不过一具木偶泥胎。对于真正的有才干的大臣，雍正打破了官吏升转惯例，给以高官厚禄、越级提拔。他给几个心腹大臣田文镜、鄂尔泰等人的上谕中，一再让他们荐才，他虚己以用，不拘资格。而对于疲软官员，他动真格地以察典处之。雍正时期，无能的官员被罢斥的很多。雍正也因此得了个“刻薄寡恩”的名声。
从整个雍正时期看，雍正对于才干之臣一点也不刻薄。他常常用赏赐世职、加级，赐四团龙补服、双眼花翎、黄带、紫辔，赐“福”字，赏食品、药物等办法奖励能臣。有病的大臣，他亲派御医前去看望。像杨宗仁、宋玮、方觐都受过这种殊荣。江苏巡抚陈时夏要将在云南的老母迎养于任所，雍正就令云南督抚将陈母送去。对政见不同的大臣，只要他公忠任事，雍正照样信任。像朱轼，曾反对他搞耗羡归公，反对西北用兵，但朱轼有才干，忠于朝廷，雍正照样信用他。李元直为监察御史，疏奏中侵及雍正，言词激烈，雍正认为他没有恶意，赐给他荔枝，要他直言无妨。这种例子在雍正时非常多。
雍正的用人有他自己的特点，可以说是才德并重，而偏于才，沽名钓誉、洁身自好、庸懦守旧的人他是不用的。他的这种用人方法辅成了他的一代之治。
雍正这个人极为自信，这就决定了他性情刚毅。他教育臣下不要优柔寡断、不要瞻前顾后、拿不定主意。要认准了就干，不怕困难。他本人就很果断，摊丁入地，耗羡归公都是他认准了的，所以不顾舆论坚决干到底。他这种性格的另一面就是急躁。康熙皇帝曾就此批评过他，说他“喜怒无常”，实际掌权后性格也没改变过来。他轻举妄动的事也不少，如强迫闽广土人学官话，结果毫无成效。他气愤时常说过头话、走极端，有暴怒的毛病。经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官员激怒了他，他在批示上将这人狗血喷头地大骂一顿，当转过念头来，又去表扬人家。他性格刚愎，但有时也能认错。年羹尧等案处理后，他也多次公开认错，说自己用人不当，应当引咎。
他处理朝政非常认真，容不得半点虚假和模棱。他看奏章很认真，经常能从中发现问题，一发现问题便非追出个结果来不可。他的批示如果不能立刻引起臣下的反映他就发火，所以雍正时期行政效率异常高，他的这种工作作风不可避免地被臣下说成是“苛察”。雍正说他处于天子之位，总揽万机，必须认真。那些害怕君主英察的人无非是想欺骗君主，掩盖他们的作j犯科。
雍正没有声色犬马之好，继位后放掉了宫内所养全部珍禽异兽。他不事游猎，连父皇那样的巡游也不搞。但他很喜欢园林，他常年办公的地点就在圆明园，该园经过扩建修缮，湖光山色，风景如画。闲暇时，雍正喜欢流连于园中山水之间。其他生活用具，雍正亦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