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二十五日，他在承德避暑山庄与世长辞。谥“睿皇帝”，庙号“仁宗”。后来，他被安葬在清西陵中的昌陵。
第三百六十章 宣宗爱新觉罗·旻宁
一、躬行节俭力戒奢靡
清乾隆四十七年八月初十日（公元1782年9月16日），北京嘉郡王府邸撷芳殿里，一声新婴长啼，嘉郡王颙琰喜得贵子。他就是后来的清宣宗道光皇帝旻宁。
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夏秋之交，京城气候格外闷热，令人烦躁难忍。旻宁侍奉年过花甲的父皇巡幸热河避暑山庄。嘉庆皇帝年老多病，原想巡幸热河，暂避朝廷繁重公务和京城燥热的天气，好好静养一番，待秋凉后回京。不意到了避暑山庄，竟是头晕眼花，浑身发热，生起病来。旻宁日夜衣不解带，寸步不离，小心服侍，诚心祷告上苍保佑父皇早日康复。无奈天限难过，七月二十五日，嘉庆皇帝不顾皇子及随扈王大臣们呼天抢地悲哭嚎啕，离开了人世。
国不可一日无主，嘉庆皇帝病危时晓谕众臣谓：“朕早于嘉庆四年遵照祖制，亲书‘立皇次子旻宁为皇太子’字样，装匣密封，藏于京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现朕疾势将不起，着即传位于皇太子旻宁。”嘉庆归天后，热河随扈王大臣们即遵旨拥立旻宁即皇帝位。旻宁以恭奉大行皇帝梓宫回京，暂缓登极，直至回到京师，一切安顿就绪，始于八月二十七日在太和殿即皇帝位，颁诏天下，以第二年为道光元年。
道光登极君临天下，很想有一番作为，以归复“康乾盛世”旧观。可此时的大清王朝百弊丛生，要振兴祖业，当从何入手？思来想去，念及乾、嘉两朝东征西讨，南巡北幸，耗尽了资财，而宗室贵族、皇亲国戚，率皆腐化奢靡，祖宗入关前的淳朴节俭习谷，早已丧失殆尽。于是，道光断然决定先从矫正人心风俗入手，倡行节俭，力戒奢靡，企望不数年，整个满族臣民尽皆“返本还淳”，恢复入关前淳朴节俭的旧俗，大小文武臣僚及天下百姓竞以俭朴为荣，从而使仓廪充溢，国库丰赡，盛世重现。
为了实施他的思想主张，道光即位后以新帝诏旨形式颁发了其著名的“声色货利论”，着力阐明声色货利为害之大，关系到大清王朝的生死存亡，指出声色“常人惑之害及一身，人君惑之害及天下”，要求为官从政者不为声色货利所诱，严格“检束身心，屏除声色”，力崇节俭，一切“概从朴实，勿尚虚文”。终道光之世，朝廷治国方略虽然不同时期各有侧重，但道光一直把倡节俭、杜奢靡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对大小文官武吏要求更是严格，谆谆告诫他们要懂得“一丝一粟皆出于民脂民膏”，应是格外珍惜，处处要“务存俭约之心”，千万不可为声色所迷惑。
道光倡节俭、杜奢靡，并非是说在嘴上，写在纸上，而是采取措施，见诸行动。他的倡行节俭的谕旨和措施，尽管在整个统治阶级中收效甚微，但他自己确乎是躬亲实践，身体力行。
在饮食上，一般情况下皇帝照例每餐至少有二十几样菜肴，道光觉得这样过于靡费，常年每天多者准令做四样菜，有时则只要一碗豆腐烧猪肝，闹得管御膳房的官员们叫苦不迭，因为皇帝越是铺张，他们才越有机可乘，有油水可捞，只一碗豆腐烧猪肝，实在是无法虚报冒领。对于道光的节省，朝廷文武初时将信将疑。道光初年两次大宴群臣，凡赴宴文武官员，无不瞠目咂舌，才始信其真。一次是皇后千秋节（生日），道光设宴赏赐内廷诸臣，有缘赴宴文武都以为皇后生日，皇帝不会马虎潦草，定可一饱口福。谁知道光早经谕令备宴官员，皇后千秋庆宴，只准宰猪两只，用打卤面招待群臣，其余概行裁减，搞得赴宴文武哭笑不得。另一次是大学士长龄平定回疆叛乱，监押叛乱首领张格尔班师回朝，道光亲御午门受俘，随后在万寿山玉澜堂摆宴庆功。此次文武百官以为平定回疆，皇上心里高兴，该会好好庆祝一番。结果开宴后，群臣谁也不敢动筷，原来每张桌上只摆了几样小菜，质低量少，若一齐动手，立时就会菜光盘净，无奈只好陪着皇帝喝两盅酒了事。此后文武百官始信皇帝节俭不虚，上朝时个个都装出节俭的样子，以致颇受宠信的大学士曹振镛，当道光问其在家吃鸡蛋要花多少银子时，他竟谎称自幼患有腹胀气满的毛病，生平从未吃过鸡蛋！
道光服饰上的节俭，在历代君王中也属罕见。其改制罩衣和补缀套裤两事，为晚清士大夫广为传诵，影响颇大。清代皇帝冬季常穿珍贵毛皮罩衣，道光登极后，内务府上衣监为他准备了一件黑色狐皮罩衣。这种罩衣外皮内缎，用料内阔外狭，四周缎子衬里显露其外，称为“出风”。黑色的毛皮缀在上好的缎子面料上，显得雍容华贵，典雅庄重。道光以为狐皮是猎获野物所得，缎子为百姓辛勤制作而成，是缎子当比狐皮贵重，况且“出风”部分纯系装点好看，毫无实用。于是，他在见到那件狐皮罩衣后，即传令内务府改制，谕以四周不许显露多余缎面。清代内务府贪污中饱是尽人皆知的，道光的节俭使内务府的官员们无处下手，此次奉旨改制罩衣，以为可趁机捞点油水，遂上奏说“改制罩衣，需银千两”。不料弄巧成拙，道光听说改制件罩衣竟要如许银子，当即改变主意，传谕谓：“改制花费既多，着暂免，此后新制，概勿出风。”随后又将此事谕知入值的军机大臣，致使京城大小官员，从此冬季穿着毛皮罩衣，十几年间不敢有“出风”者。
道光服饰不但不求华美，而且少穿新衣，特别是不显眼的衣物，更是多穿一日是一日。清人服饰以袍褂罩身，裤子极少外露。为了节省，道光长年多穿旧裤，日久膝盖处先行磨破，就令内务府差人补上一块圆形补丁。朝廷官员历经多次亲身所验，已深知皇帝节俭是实。于是，内廷大小臣工为了显示自己不负圣望，也在尽力“节俭”，不管裤子真破了还是假破了，纷纷在膝盖处打起补丁来，一时套裤打掌之风大盛。
除饮食服饰外，道光在内廷后宫及外出一应所需用品方面，亦概行节省俭朴，力戒奢靡浮华。道光登极后，内务府按向来惯例为他准备了御用砚台40方，每方背面都镌刻“道光御用”四字。道光在见到内务府奏报所备御用品清单时，觉得一人如何能用40方砚台，放置不用，未免可惜，当即传谕留下两方，其余分赐内廷诸臣，并诏令此后有关地方勿须再常年备制贡品砚台。笔砚为中国古代公务不可或缺之物，御用砚台有专门地方常年备制，御用毛笔也历来都是特制紫毫笔，笔管上均加镌“天章”、“云汉”等字样。所谓紫毫，即刚锐的紫色兔毛，为世所罕见。白居易有《紫毫笔》诗，曰：“江南石上有老兔，吃竹饮泉生紫毫。宣城工人采为笔，千万毛中选一毫。”极言紫毫之珍奇贵重。道光认为紫毫笔珍贵难得，即命此后不再征用，御用笔改换为普通臣民常用的纯羊毛或羊毛与一般兔毛相间合制而成的毛笔，同时以御用毛笔“笔杆镌字，每多虚饰”，谕令以后也一律同民间毛笔一样，只据情标明其系“纯羊毫”或“羊毫兼毫”即可。如此俭朴，在历代封建帝王中，可谓如同笔中紫毫，“千万毛中选一毫”了。
道光躬行节俭，力戒奢靡，表面上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统治阶级上层的一部分人，多少遏制了一下奢侈腐化之风的恶性发展，但终究难以实现其令满洲臣民“返本还淳”、归复祖宗盛世旧观的原望。况且时势业已大变，传统的节俭观丝毫无助于起弊振衰，大清王朝不可避免地在衰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二、整顿吏治努力禁烟
道光登极承继大统后，面对“四海秋色”的清王朝，在躬行节俭、力戒奢靡的同时，多方设法，孜孜求治，试图起弊振衰。为此，他朝思暮想并采取了一些措施整顿吏治，力图做个明君；有时也能顺应时势，支持进行些小改革；终生不忘严禁鸦片，以杜白银外流之源。但可惜的是，道光之世的大清王朝，整个官僚阶层腐朽堕落，寡廉鲜耻，大多苟安其位，以保身家利禄，极少有人顾及国家安危和百姓死活。神州大地，内里是“大乱将起，悲风骤至”，外部则西方列强乘坚船携利炮，频频叩关。终于破门而入。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自古就有所谓捐纳制度，即有钱便可买得官做，小官则可花钱买大官。清袭古制，不过最初规定花钱买官者只给虚街，不予实授，捐官者单有官之名号，并无官之职责，当然也无俸禄，其实是花钱买个荣誉虚衔。自嘉庆朝起，国库空虚日甚一日，而庞大的官僚机构、军需费用及治河、赈灾等处处需要开销，于是捐例大开，朝廷把卖官鬻爵看作是一大可靠财源，虚衔实缺兼卖，以广招徕。捐纳实缺和科甲出身为官者在职权、俸禄方面一般无二，只是出身不同而已。渐渐实缺不够，则又创出“候补”名号，每月在吏部抽签一次，分发到中央各部或各省听候委用。由是，凡有足够的钱，无论其人德行才智如何，均可买得官做。官既是花钱买来的，一旦走马上任，便如狼似虎，捞本赚利，极大地加剧了清王朝吏治的败坏。道光身为皇子之时，对此就有所了解，认为官场贪污中饱，贿赂公行，皆与捐纳制度有关，称帝后即决心除此祸患。但是，在与朝廷重臣筹商废除捐纳制度时，朝臣皆以为“军需、河工、赈灾，处处需费浩繁，时下国库收支赤字甚多，其捐纳一项，未便全废”。
面对朝廷诸臣的一致反对，道光只好作出让步，但废除捐纳的初衷未改，于道光二年（公元1822年）颁诏谕令天下，要各地嗣后严格捐纳制度，毋得滥开捐例，“其现任官员，一概不准加捐职衔，永为定例”。道光对花钱买得官做的人，始终感到厌恶，总是放心不下。每当京官外放或地方官因故觐见，临行前他都不厌其烦地嘱令其要对捐纳出身的官员多加注意，谓“捐班之员，素不读书，将本求利，廉之一字，诚有难言。有钱不作他图，倾其所有以求为官者，居心可知。此等人物，朕实是放心不下，到任后务须从严究查，多加防范”。
在设法整顿吏治，企望起弊振衰的过程中，道光逐步认识到，“官官相护”、“贿赂公行”等官场之恶，在很大程度上与上头有关，因而警告官职显赫的重臣和宗室贵族，要他们时时记着乾隆朝的贪相和珅，晓谕鼓励天下臣民大胆告发侵公扰民之官，从重惩治上层不法官员。道光七年，有人控告协办大学士、理藩院尚书英和的家人张天成，依仗主人权势，勾结地方官，私自抬高租息，欺压无辜百姓，肆意勒索民财。道光对此十分重视，认为张天成之所以敢横行不法，其根在英和，因此除对张天成及有关地方官依法惩处外，谕令将英和“革去协办大学士和理藩院尚书之职，夺回紫缰”（紫色的马缰，系清代皇帝赏赐宗室和勋臣的一种特殊荣誉标志）。随后又令“交部严加议处”。对地方上一些官吏的违法行为，道光也往往追究其上司的责任。道光十五年，湖南湘潭县知县灵秀，听说手下捕役有个女儿生得花容月貌，遂不择手段诱娶此女为妾，满足兽欲后，又复辗转售卖，捞获重利。后经人告发，道光大为震怒，谕令将灵秀革职，发往伊犁充当苦役，终生不许放还。此事本与省里大员无关，但道光怀疑属下不法，即是上司查审不力甚或有意包庇的结果，而上司所以如是，少不了是平时收受贿赂。于是，传谕将湖广总督、湖南巡抚及布政使、按察使，一并交部议处。
澄清吏治，侧重于上层，道光一直坚守不渝，即使宗室贵族、皇亲国戚亦不例外。
道光三弟惇亲王绵恺，年过而立之年，膝下无子，不知何故（或许求子心切，欲探求子之方），竟与宫内太监张明德私相往来，违犯皇室家法，因此道光七年被降为郡王衔，革除一切职务，并受到严厉训斥。后来谨慎从事，循规蹈矩，一度又复亲王衔，得授“内廷行走”及宗人府宗令等头衔。谁知时过境迁，绵恺又旧念复萌，将宫内太监私藏于王府。消息走漏，道光闻讯查实后，当即谕令再行将绵恺降为郡王，革除一切职务，并罚俸三年。绵恺壮年无子，过继儿奕缵业已去世，家庭生活颇不愉快，加之此次打击，不久即郁闷而逝。
皇侄奕纪，道光中期曾一度备受恩荣，先后晋二等镇国将军，赏给紫缰，擢户部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御前大臣兼管理藩院事务，显赫一时，渐渐志满意得，遇事不知自忌，一些趋时附势的内外官员也纷纷巴结逢迎。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道光以理藩院行使职权不当，决计借机惩戒奕纪，以使其有所顾忌，恪尽职守，谕令将理藩院尚书赛尚阿降为二品顶戴，与管院大臣奕纪一并交部严议。随后，他又通过多方查讯，得知弈纪有收受属下司员馈送银两情事，遂谕令夺回弈纪紫缰，革去其御前大臣、户部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职务。不久，道光觉得弈纪在天子脚下竟敢私自收取下级司员礼品，如此处分恐还不足以警来者，于是再颁谕旨，令将奕纪捉拿问罪，遣戍黑龙江。奕纪以所管理藩院行使职权稍有不当和收受一位下级官员馈送银两而遭此重处，廷臣无不悚然。
另外道光继位后，一直大力禁绝鸦片。鸦片最初由葡萄牙人当作药材输入时，虽有人食用，但数量极少，未对整个社会造成多大危害。后来，英国人东来，在印度半岛建立了庞大的殖民贸易垄断公司——东印度公司，实行对印度乃至对整个亚洲的殖民掠夺贸易和侵略扩张活动。在早期同中国的贸易中，中国的丝、茶、陶瓷、大黄以及糖等土特产品受到当时西方人欢迎，出口量逐年递增，而作为英国主要输华商品的各种贵重毛纺织品，由于中国仅官僚士绅穿绫罗绸缎，老百姓则穿自制的土布，因而长期滞销，致使英国在正常中英贸易中连年亏本，每年不得不运来大批白银，以补亏空。
为了既得到中国的丝、茶等土特产品，又不用往中国输送白银，英国资产阶级费尽心机，寻求良策。在用炮舰暂时还打不开中国大门，其他商品也难以打入中国市场的时候，他们找到了鸦片这种特殊商品。鸦片既可弥补英国对华贸易逆差，又可以在精神和肉体上摧残中国人民，为最终打开中国大门奠定了基础。于是，英国自公元1773年起，排挤了葡萄牙、荷兰等国，逐步确立了对中国鸦片贸易的垄断权，开始有组织地向中国输入毒品鸦片。
自鸦片吸食之法传入中国后，烟毒就日益泛滥起来，逐渐引起中国统治者的重视。早在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清廷即颁发禁烟令，严禁贩卖、吸食鸦片。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清廷首次禁止从外洋进口鸦片（以前做药材进口合法），以后又多次颁发禁令，制订禁烟章程，发布贩卖吸食鸦片治罪条例，意在清除烟毒祸害。结果是鸦片由合法纳税进口变为违法偷运走私，烟价大涨。广东海关及其他文武官员，甚至于朝廷重臣，都直接间接地从鸦片走私中捞到好处，以至无视朝廷禁令，帮同或袒护中外鸦片贩子进行走私活动，致使烟毒迅速弥漫全国，白银源源流向国外。
道光对鸦片烟毒的危害有着深刻的了解，御极后决心根除此患。道光元年，他即匆匆发布谕旨，严申鸦片禁令。两广总督阮元，借助新帝即位之威，查出十三行总商伍敦元默许外国进口商船夹带鸦片，随即请旨严加惩办，并制定了严格的外船进口检验程序和对贩卖、吸食鸦片及开办烟馆者的惩处条例。一时间，夹带鸦片的外国进口船只被纷纷查获，驱逐出口岸，澳门的一些囤积贩卖鸦片大户也先后落入法网。查禁鸦片，初见成效，道光喜出望外，决心再接再厉，于道光二年谕令沿海各省督抚严拿烟贩，翌年又饬廷臣议定地方官查禁鸦片烟不力及失察处分条例，同时诏令严禁民间私自种植制造鸦片。
道光根除鸦片祸患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