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家奴。乾隆帝命廷臣勘查，廷臣怕得罪和珅，也不仔细查问，就说曹锡宝风闻无据，反而加给他一个妄言的罪名。象和珅的一个家奴都参劾不倒，谁还敢对和珅怎么样呢！
直到乾隆晚年，和珅一直受宠不衰。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乾隆帝要禅位给嘉亲王颙琰，这使和珅吃了一惊。他极力劝阻说：“内禅的大礼，前史上虽有所闻，但也并没有多少荣誉。现在皇上精神矍铄，身体康健，再过上一二十年禅位不迟。皇上多在位一日，百姓也多感戴一天，我等奴才也愿皇上永远庇护。”话说得面面俱到，十分恳切。以前，和珅怎么说，乾隆帝便怎么行，但这次却坚执不从。乾隆帝对他说：“我这次决心已定，不用再多说了。我和你有缘分，所以能这样长久相处。如果换别的人，恐怕就不许你这样了。以后你检点一些为好。”在乾隆帝当太上皇的4年间，嘉庆未处治和珅等乾隆帝一死，嘉庆帝立即将和珅抄家，和珅被赐死，被抄家产达8亿多两白银，包括嘉庆帝在内，朝野上下无不吃惊。所以当时流行一句谚语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乾隆帝在这时也搞文字狱，但他更多的是对汉族知识分子采取一系列笼络的政策。其中主要手段之一就是编书。一是开“三通馆”，编纂了大型的典志书《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二是开“四库全书馆”，历时15年，编成了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集中了当时大批名流学者，其中最著名的有纪昀、于敏中、王念孙等。《四库全书》在我国文化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保存下来许多有价值的典籍。后人在利用这套大型图书时，自然会联想到乾隆帝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但是，乾隆帝也正是在编这套图书的同时，对中国古代文化典籍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清查和销毁。
据记载，经他批准销毁的书籍将近3000余种，67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全书相当。像顾炎武、黄宗羲、黄道周、张煌言等人的著作都在违禁之列。
乾隆帝把大批著名文人集中到京师，与他们中间的某些人来往密切。作为二十四史之一的《明史》，经康熙、雍正两朝的编纂，乾隆初年已基本完成。在刊印时，乾隆帝常亲自校勘。明史馆的人员便故意在明显处错写几字，待乾隆帝去改正。乾隆帝也为自己校出错字而高兴。但是，经他一过目，就成为“钦定”，其中有些故意写错的字未被校正过来，只好将错就错。现在《明史》清宫刻本常有错字，原因就在这里。
乾隆通过编书一方面密切了与知识分子的往来，笼络了一批知名文人，另一方面又使他们穷经皓首，整日埋头于古纸堆中，无暇顾及政治，从而达到了一箭双雕的目的。
乾隆帝在位的60年间，无论文治还是武功，都有数端功绩可述，况且其在位时间之长古来罕见，他对此十分得意。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他70岁高龄，自称“古稀老人”，并镌刻了“古稀天子之宝”。又因五世同居，所以又刻了“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乾隆五十年，为庆祝自己御极50周年，特在宫廷举办“千叟宴”，特邀请朝野1000名年过古稀的人入宴，以粉饰升平。当他80岁高龄时，又镌刻了“八徵耄念之宝”。他自称在中国历代帝王中，自己的年岁之高，在位时间之长，为自古以来所未有。到乾隆末年，中国人口达到了3亿多，这也是中国自古以来所未有。乾隆帝感到，这正是在他统治下中国进入了太平盛世的表现。
乾隆六十年，有一天乾隆帝把诸王大臣召入内廷，说自己准备把皇位传给太子，自己称太上皇。各位大臣极力劝阻。乾隆帝执意不允，为此专颁谕旨，说明自己决心要禅位的原因：“我25岁即位，当时曾对天发誓，如能在位60年，就将传位给嗣子，不敢与皇祖61年的在位年数相同。现在初愿已偿，怎么还敢再生奢望呢？现立皇十五子颙琰为皇太子，命他嗣位。我自应随时训政，不劳你等忧虑。”遂确定明年为嘉庆元年，命礼部制定禅位大典。因内禅为创例，清代未实行过，礼部只有参酌古制，定得冠冕堂皇，乾隆帝立批照行。
嘉庆元年的第一天举行内禅大典，乾隆帝在太和殿亲自将御玺授予嘉庆帝。诸臣先恭贺太上皇乾隆帝后，太上皇还宫。嘉庆帝遂登帝位，接受众臣朝贺，颁行太上皇传位诏书，普免全国钱粮，并下诏大赦。
乾隆帝退位后称太上皇4年。嘉庆帝每遇有军国重事，都要亲到内廷请乾隆帝裁决。当时，由于社会矛盾激化，以湖北、四川为中心，爆发了全国性的白莲教大起义。乾隆帝留下来的实际上是一个掏空了的烂摊子。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乾隆帝寿终正寝，享年89岁。谥“纯皇帝”，庙号“高宗”。
第三百五十九章 仁宗爱新觉罗·颙琰
一、内禅继位惩处和珅
颙琰是清高宗乾隆的第15个儿子。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十月初六日，颙琰诞生在圆明园的“天地一家春”。他长得高鼻梁，宽面颊，貌相俊秀。由于生活在富贵的帝王之家，他具有优裕的物质生活条件，自幼便受到了严格的贵族教育，举止端庄凝重，为人内向多思，因此很得乾隆器重。
颙琰是在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33年）立为皇储的。乾隆按照雍正时定下的规矩，将颙琰的名字写在诏书上，然后把诏书密封起来，放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的后面。乾隆皇帝是个权力欲很强的人，身体又非常健康。一晃20年过去了，颙琰仍呆在皇储的位置上。在这期间，他被封为嘉亲王，逐步由弱冠少年越过了青年时代而步入了中年。乾隆六十年，垂垂老矣的乾隆皇帝决定举行内禅让出帝位，自己退为太上皇，这种帝位传接方式在清朝历史上是惟一的一次，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也不多见。
1796年正月，紫禁城里举行了庄严的内禅仪式，颙琰陪同乾隆到奉先殿等处行了礼，又在太和殿接过了乾隆亲授的宝玺。这样，他正式进入了皇帝的角色，年号嘉庆。然而，在登基后的最初几年，嘉庆根本谈不到有何作为。因为太上皇乾隆仍贪恋君临天下的权势，宣称自己健康状况依然很好，每天都是勤勉不倦地处理政事。所以继续把握着朝廷中的一切军政大权，各项用人理政的措施都要由他决断。直到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正月，89岁高龄的乾隆一命归天，嘉庆至此才开始亲政，成为真正的天下之主。
嘉庆从乾隆手中继承的，不但有君临天下的权势，还有夕阳西下、悲风不息的动荡时局。乾隆朝是清王朝盛衰的转折点。在康熙、雍正两朝文治武功的基础上，乾隆在他统治的前期励精图治，使清朝的统治达到了强盛的顶点，社会经济出现了繁荣景象，耕地、人口有了显著增长。乾隆中期，全国的耕地面积已经达到78亿多亩，超过了明末耕地的最高数字，比顺治时期增加了三分之一左右。到乾隆末期，全国人口也急剧增加到3亿左右。在政治上，乾隆前期多次蠲免赋税，革除苛政，打击朝廷朋党，惩治不法官吏，一度出现了奋发有为的局面。但是，从乾隆中期开始，大清的国势走上了下坡路。
首先，吏治陷入了腐败的泥淖。乾隆陶醉于所谓的盛世景象之中，志满意骄，自以为是，对一些切责时弊、指陈自己过失的意见总是十分反感。一班朝廷大员为了迎合乾隆的虚骄之心，刻意粉饰太平，报喜不报忧，极尽阿谀逢迎之能事。乾隆的心腹重臣和珅，任军机大臣24年，深得乾隆的倚重。他凭借手中的权柄，在朝野上下结党营私，横行不法，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当时的官吏若想得到肥缺、尽快升迁，都要巴结和珅，向他送纳重贿。和珅贪财嗜货，多方搜刮，聚敛了惊人的财富。由此上至朝廷，下到地方，贪赃枉法的风气十分盛行。乾隆为此曾诛戮了一批贪官污吏，其中包括不少督抚大员，但他并没有采取多少彻底的措施，因而逃避了法网的贪官污吏大有人在。官场上依然充斥着一片乌烟瘴气。
其次，土地兼并严重。土地兼并始于康熙中叶，到了乾隆后期，土地集中的现象已经极为严重。有人指出当时的状况是：占有土地的人还不到十分之一二，其余十分之八九的人，不是沦为佃户，就是变成乞丐或流民。官僚地主占有着大量土地。如直隶怀柔的大地主郝氏，家有上等良田1万多顷，军机大臣和珅占田8000顷，甚至连他的奴仆也有人占田达600多顷。广大的贫苦百姓则多是没有立锥之地。失去土地的贫苦百姓在水深火热中挣扎，朝不保夕。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二月的一个夜晚，北京城就有8000多乞丐冻死在街头，其惨象令人触目惊心。与此同时，统治阶级的生活与贫苦百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乾隆皇帝喜欢炫耀，他先后6次南巡，又曾5次巡幸五台山，5次告祭曲阜，7次东谒祖陵，两次巡游天津……再加上连年用兵，耗资无数，劳民伤财。在皇家婚丧寿庆的仪式和众多的园林工程中，乾隆更是大肆铺陈，尽情挥霍。清初的社会风俗崇尚俭朴，官僚地主们的穿着多用土布、黄麻制成，冬天穿皮衣的人也不多见。到了乾隆末期，社会风气由俭入奢，变化极大。官僚、地主、商人各阶层无不沉浸在奢华的氛围中。在繁华的扬州城里，富商大贾们竞相挥霍，耗费巨资营建私宅，添置歌童舞女，平时总是华衣美食，炫耀浮嚣。统治阶级的纸醉金迷和贫苦百姓的备受煎熬，预示着社会的衰败和动荡。
第三，社会矛盾尖锐，农民起义不断发生。在官僚、地主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下，社会矛盾激化了，下层人民的反抗斗争接连不断。乾隆中叶之后，先后爆发了山东王伦起义、甘肃少数民族起义、台湾林爽文起义、湘黔苗民起义等规模较大的武装斗争。下层人民各种方式的反抗斗争如澎湃汹涌的波涛，强烈冲击着清王朝的统治，使它日益走向衰亡。
上述情况表明，摆在嘉庆面前的形势是严峻的，要扭转衰败的政局、中兴国家大业的担子相当沉重。为了扭转衰败的政局，嘉庆皇帝以铲除和珅打响了亲政的第一炮。早在亲政以前，嘉庆已经洞悉和珅的j佞贪婪，只是自己手中无权，无法对他采取行动。
乾隆的去世给当时的政局带来了转机。在乾隆去世后的第二天，和珅就被嘉庆撤除了军机大臣、九门提督的职务，遭到了软禁。御史王念孙等人此时纷纷出来揭发和珅的罪行，要求皇上将其严加惩办。他们的想法正对了嘉庆的胃口，在半月之内，嘉庆宣布了和珅的20条罪状，将他逮进了大狱，随后又下令将他赐死。和珅的一班亲信，如福长安、苏凌阿、吴省兰等人，也分别被定罪降黜。
和珅被逮捕下狱后，他的家产被嘉庆下令抄没入官。和砷在他当权的20多年里，巧取豪夺，广蓄家私。他被抄没的家产共有109处，约有83处没有估价，仅算其中已估价的26处，价值就达22亿两白银。后来有人估计，和珅的整个家产可折合白银8亿两之多。当时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约7000万两白银，和珅一人的家产就相当于朝廷10余年的总收入，真是十分惊人。嘉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铲除了和珅，受到了许多人的赞许。人们在灰暗已久的现实中见到了一线曙光。
二、整顿吏治倡导节俭
嘉庆皇帝看到他父亲乾隆皇帝只倚重和珅一人，偏听偏信，犯下许多错误，注意从中吸取教训，意识到要扭转衰败的政局，单靠自己个人的智慧是不够的。为君者应该做到耳聪目明，集思广益，广泛听取臣子们的意见。于是他颁布谕旨，要求九卿科道官员中担负着进言职责的，对于用人行政方面有什么看法、建议，都要奏闻上来。为了鼓励臣子们敢于直言，嘉庆做了保证，表示自己不会轻易对进言者加罪。他说：“我既然提倡直言，若再对直言者加罪论处，那岂不是有意陷害臣子吗？”前内阁学士尹壮图、前御史曹锡宝当年分别因上疏指责和珅及其亲信的丑行而遭到贬斥。嘉庆在亲政后马上出面为尹、曹平冤昭雪，对他们的举动褒扬了一番。不久，陕西贡生何泰上书向嘉庆指出，应该黜奢崇俭，扭转日益趋于奢靡的社会风气。嘉庆表示赞同，特地赏赐了何泰2匹缎子。
长期以来，腐败堕落的吏治犹如附在病体上的毒疽，蠹国害民，为患匪浅。能否使吏治改观，也将是嘉庆能否扭转政局的一个关键。在整顿吏治方面，嘉庆下了不少功夫。他曾专门撰写了《义利辨》、《勤政爱民论》等文章，颁示给群臣。他认为，百姓之所以敢于揭竿起事，大多是由于贪官污吏对百姓敲骨吸髓，为非作歹，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有鉴于此，嘉庆在亲政之后对贪官采取了接连不断的惩治措施。湖北襄阳道员胡齐仑，在任期间经管湖北的军需供应，肆意侵蚀挥霍，亏空银两20多万，嘉庆断然将胡判处了极刑。嘉庆四年（公元1809年），在一年的时间里，嘉庆就亲自过问处理了四五起大的贪污案件。江苏淮安府的知县王伸汉，谎报县里户口，侵吞大量赈灾银两，并毒死了要揭发其罪行的查赈官员李毓昌，然后又勾结知府王毂，狼狈为j，掩饰劣迹。此案暴露后，王伸汉、王毂都被处死，两江总督铁保被革职流戍。这一年，总管内务大臣广兴、巡漕御史英纶因涉不法先后被嘉庆处以绞刑。工部书吏王书常，造假印、写假条，从户部冒领了数十万两白银，案发后被处死，有关大员禄康、费淳等人也遭到降黜。嘉庆坚持这样的原则：害民之官必宜去，爱民之言必宜用。一批为官清廉、勤勉称职的官员得到破格提拔重用，其中四川南充知县刘清就是受到嘉庆青睐的一位。嘉庆在审讯被俘的白莲教起义军首领王三槐时，得知刘清居官很得人心，百姓称之为“刘青天”。在对刘清考察了一番之后，嘉庆决定将他提拔任用。刘清后来历任四川建昌道员，山西布政使等要职，并在镇压四川白莲教起义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怠惰偷安、萎靡不振是乾隆末期官场上普遍存在的现象。嘉庆把这点视为国家的隐忧，认为必须要加以整顿。他多次告诫臣子们应该勤于职守，克己奉公。有一次，内务府官员在处理膳房的一件小事时，敷衍塞责，拖了40天才解决了问题。嘉庆得知此事后厉声斥责这帮官员：“几句话就可以了断的事情，奏折上也超不过百字，为何处理得如此拖沓？！”从嘉庆元年到嘉庆十一年，直隶24个州县里被侵吞白银30多万两，经过查核，发现司书王丽南等人在此期间串通舞弊，伪造印章、串票，盗取银两，活动得相当猖獗。嘉庆痛斥直隶历任督抚大员：发生了这样严重的事情，你们竟然懵然不知，形同木偶，在任期间你们都管了些什么事！最后，按照其在任期间虚收银两数目的多少，将直隶历任督抚颜检、瞻柱、胡季堂等人分别治罪。
但是，嘉定惩治腐败与整顿吏治是不彻底的。他处理贪官污吏的措施中严惩不贷者有之，姑息宽容者更不鲜见。比如嘉庆在处理胡齐仑贪污军需一案时，发现永保、庆成、毕源等大员与此案都有牵连。这些人都有收取贿赂、侵蚀滥用国家公帑的劣迹，但在结案时嘉庆只严惩了胡齐仑一人，其余的大员或是因为祖上立有勋功，或是因为已经故去，都免于深究。他们被抄没的家产，也大多被嘉庆加恩赏还。因此，吏治腐败堕落的局面并没有多少改观。
不过，嘉庆在当政的20多年里，对自己的要求却的确是非常严格的。他每天都要处理繁多的政务，孜孜不倦，从不懈怠。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四月，嘉庆喜得皇孙，内阁因此有两天没有向他递送奏章，嘉庆马上对阁臣提出了批评。过了几天，端阳节到了，朝廷大臣们又没有向嘉庆奏事，嘉庆大发脾气，亲自对各部院衙门进行查核，结果查明吏、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