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开会学习也精力充沛。
在生病期间，我和国明有过一次聊天。
那天不知怎么谈起了一件事：一年多前12名下乡和回乡知青在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后联名发出了《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一封信》，表示“扎根农村、建设农村”的决心。毛主席在这封信上批示：“应发表。可惜来的人太少，下次应多来一些。”当时主持国务院工作，他也指示：“建议全文或摘要在报纸上发表，以鼓励下乡知识青年。”
国明问我：“那12名知青中，一部分是文革前下乡的，他们与文革中“一片红”下乡的知青一样吗？”
我被他问得一下子没回答上来，想了一想，不敢肯定地说：“好像是有些不一样吧？‘文革’前是动员部分城镇不能升学、就业的青年学生下乡，一开始就很明确地鼓励他们在农村安家乐业，尽管那时也赋于‘大有作为’的革命理想，但主要还是从分流就业着想的。而六八、六九两届学生，是没有任何选择余地的一律‘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国明是70届的，当初硬要报名跟随我们六九届的一起到黑龙江来，他说：“那时候自己觉得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就像学校里学农军训一样，只是一种教育途径，下乡个两三年就能再回去，哪里会想到就这么一辈子‘扎根’农村了。”
确实，下乡一年后，国明的70届的同学来信对他说，分配不再是“一片红”了，有上海工矿和崇明农场的名额。于是他回上海找到学校，要求户口迁回上海，恢复70届在校生身份，重新分配。
他在上海软磨硬泡了一年多，根本没人理他，最后只好无奈地再回黑龙江。
我对他说：“以为自己被‘再教育’好，能够回城当‘接班人’的想法太幼稚了。也难怪，那时你才十五周岁，我们也才十六周岁，懂什么？”
国明说：“想想现在，上海招工把所有到外省下乡的知青都跳过去了，只留给应届毕业生，除了有职权的家长还有可能为子女‘走后门’回城，我们这样的知青都成了被遗忘的角落，像傻瓜一样被耍了。”
我劝他：“牢马蚤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上山下乡运动到我们被‘一片红’时，已经登峰造极，现实让大家都比以前清醒，不会再干傻事了。”
我知道我的劝说无用，只是想缓解一下他心中的郁闷。不要说我，现在各级组织对知青中呈现出的失落情绪都很清楚，但他们也感到力不从心。只有极少数知青，还在难能可贵地想用自己“扎根农村”的表态，来挽回颓势日渐的上山下乡运动。我对12名知青“扎根”的精神十分敬佩，我自己或许也将在农村“扎根”下去，但我同时心里也十分清楚：大多数知青已经不再会有响应“扎根”的热情，而是反过来开始质疑“扎根”，并进而质疑社会的真实。
也许是一种巧合？
10月5日深夜23点，上级突然命令边境线上的武装民兵进行查夜，黑龙江沿线，包括整个古城的静寂被打破，四下传来阵阵犬吠。
第二天，10月6日晚20点，时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分别向“”宣布中共中央决定，对他们隔离审查。21点，华国锋、叶剑英在怀仁堂指示耿飚，立即率部队接管新华社、中央广播事业局、中央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等新闻机关。22点，中共中央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商讨粉碎“”后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
粉碎“”的这个夜晚，在黑龙江边境线上，大队党支部支委值班轮到我。这一天上级的命令是：所有武装民兵必须到连部集中，随时待命。
已经是下半夜了，随时待命的三十多个武装民兵怀抱钢枪，和衣而睡，看上去一切都是那么平静。
我根本没有想到这一夜中国的政坛开始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还以为是对岸苏联有什么异常，想起了两年前抓苏联特务的一幕。
164、围捕特务 [本章字数：1648 最新更新时间：2013-10-06 09:40:010]
那是1974年的6月23日，我在黑河师范学习即将毕业。傍晚，学校突然抽调了30名男同学，组成了一个民兵排，到地区武装部报到。
在武装部的大院里，每人领了一杆全自动步枪和20发子弹，跳上车直奔西岗子的曹集屯待命。
学校的一个辅导员、复员军人任排长，直到这时才向我们宣布：今晚的任务是抓苏联特务。说是在富拉尔基的沙滩上发现了刚埋下的一双苏式蛙鞋，苏联特务是从船上靠苏方一边潜水过来的。
夜里11点，我们从待命点出发，急行军走30多里地，穿过坤河、富拉尔基两个村屯。在坤河村外公路上小休时，为驱散蚊子，有人点起香烟。这时我们才发觉，这一点点的”萤火虫”足有二三里长，组成了一条长龙。
半小时后，前面队伍动了，后面的人也呼拉拉地站起来继续前进。有一个人站在在村口，低声重复地命令每一个人：“把烟掐了！”于是地下留下一片烟头，闪亮着，就像银河系里星星最密集的那一块。
来到山里一片高过人头的灌木林前时，已是6月24日凌晨2点多。太阳还没升起，但东方的亮光已经揭开白昼。朦朦胧胧中可以感觉到这里离黑龙江很近。
凌晨3点，天已大亮。上级命令我们排搜查这片灌木林。
我们压上实弹，踏进了齐胸高的野草和没顶的灌木。露水立即像雨一样泼洒在我们身上，倾刻，全身上下从里到外全部湿透，连鞋子的胶皮都被洗得漂白。
3个小时后，我们搜索到一个小山包前，这是灌木林的尽头，什么也没发现，只惊起了几只鸟。排长命令我们再从灌木林原路撤回。
乌云把太阳遮住了，非常冷。我们坐在土道上等待新的命令。
有人脱下了衣服，能拧出半脸盆的水。不知谁点起了篝火取暖，大家干脆脱得精光赤条，拧干衣服的水，放在火上烘烤。一夜行军又困又饿，有人睡着了。
我坐着抱枪眺望远处山脚下，如同细线一般的道路上，能看见不时路过的巡逻车队和一队队扛枪而过的民兵。
突然，一辆小型吉普车在我们面前停下，下来一个满脸胡碴、胖乎乎的军人。他气呼呼地上来就抬脚朝躺在地上的排长踹了两脚。排长光着的雪白屁股上留下了清晰的两只皮鞋底印。
排长坐起来，在朦胧中揉着睡眼，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只听那胖家伙大声吼道：“你为什么不听从指挥调动？为什么不去连部汇合？”
然后，他上下打量了一下排长，骂道：”他妈的，还是个复员军人呢！”
突然，他瞥见有几支上了剌刀的枪倒插在地上，枪把上晾着衣服。这下他更来火了，气得跑过去把衣服甩得远远的，拔下枪扔进了吉普车。他肥胖的额上沁出了汗珠，累得呼哧呼哧直喘，双手叉腰，嘴里骂道：“他妈的，你们还要枪？要个屁吧！”
骂完，他转身上车，小车起动，绝尘而去。
排长连屁股上的鞋印也没擦就套上还湿漉漉的裤衩，怨气十足地对远去的吉普叫着：”我们把枪都交了吧！奶奶的！”
到连部汇合要翻过几座山。一夜急行军，再加上钻进灌木林里全身湿透着凉，路上，有人盲肠炎发作，疼得在地上直打滚，大声哼哼。我们找来两根手臂般粗的树枝，脱下衣服绑成一个担架，轮流抬着他，到了连部。
当晚，宿于一个村庄的机耕队车库里。太冷了，我把垫在地上防潮的麻袋盖在身上，还是不行，于是找个人多的地方挤在一起，互相用体温抵挡着寒夜。
第三天，6月25日上午7点多，我们接收指令，又钻进深山，穿过蛤蟆沟，到达蛤蟆岭，这一路大约有20多里。一路上，遇到平地，大家便畅开衣襟，让风吹掉一些汗水；碰到密林，就扣紧衣扣，扒开树枝，在闷热的林子里猫腰前进，还不时地抹去挂在脸上的蛛丝。
10点多，我们来到黑北公路，那儿早有汽车等着我们。等到各路人马到齐后，车载着我们回到了西岗子。
夜里11点多，队伍突然集合，全部开回了黑河。
说是当天下午四五点时，有个孩子发觉苏联特务藏在路边的树上，被闻讯赶去的边防军抓住了。
一年后的1975年9月，爱辉古城建了一个“反修展览馆”并对外展出。
展览馆内，陈列着一双蛙鞋，还有这样一段记录：
1974年6月23日，苏修特务张－尼古拉o彼得洛维奇乘军舰，在黑龙江富拉尔基段潜水越过主航道，进入我国国境。6月25日，被我方军民抓获，判处徒刑7年。
蛙鞋上方，有一张放大的人头照片，我仔细看了看，是张娃娃脸，典型的纯毛子种。
165、炕头说书 [本章字数：1777 最新更新时间：2013-10-07 13:33:390]
秋已深，萧瑟风起。
道路旁一溜大杨树下，落满了金黄的枯叶。
地里的苞米叶垂，亮出了棒子上的红胡须；稻子灌满了浆，聋拉着脑袋；大豆也脱去绿衣，挺拔的茎杆上，挂着一串串胀鼓鼓的豆荚。
秋收大忙季节，工作队又来了。这次，他们不是来搞反击右倾翻案风，不是来搞批林批孔，而是来传达粉碎的文件了。
一大早，队里分工前先紧急开会，听工作队传达华国锋和叶剑英的讲话。
会场上鸦雀无声，弥漫着苦涩的烤烟味，有人甚至忘记了手指间夹着的烟卷，烫着了手。
一遍传达完了，大家嫌不够，叫嚷着：“再来一遍！”
这一年，中国发生了太多的事。
1月份周总理逝世，4月份，7月份唐山地震，9月份毛主席逝世，10月份粉碎“”。老百姓面对接二连三的大事，急于想知道国家以后会怎么样？
对很多知青来说，也想从中捕捉到能决定自己将来命运的蛛丝马脚。甚至知青中已经流传着一首小诗：
“高飞之鹰有落时，远航之船有归时，
悠悠蝉鸣有了时，蒸蒸热气有凉时，
接受再教育也会有终时。”
不过，就要调回上海的慰问团干部老沈私下告诉我：“粉碎‘’后，中央各部门正忙于清理与‘’有牵连的人和事，无暇顾及知青问题。因此，原定11月召开的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也被无限期推迟了。”
外调宋集屯水库大半年的肖明回来了。晚上收工后我没见到他来食堂吃饭，就问云龙：“肖明人呢？”
云龙说：“今晚他又要炕头说书，汪永德已经把饭给他打回去了。”
炕头说书，是知青后期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那时有一些手抄本小说，如《第二次握手》，讲的是一代知识分子在事业和爱情上的故事，在知青中广为流传。而“梅花党”系列手抄本，讲的是国共之间的谍战故事，包括《一只绣花鞋》、《绿色尸体》、《火葬场的秘密》、《一幅梅花图》等，悬疑惊悚，更是在全国一路疯传。可以说，只要有知青，就有“梅花党”。
肖明平时有个爱好――摆忽政要人员的内幕逸闻，比如中国十大元帅是什么地方人，任过什么军职，打过什么仗，有些什么逸闻，他都能说得头头是道。
这两年来，他常常被派外出，东南西北接触的人多，晚上无聊时就同南来北往的人在一起摆忽，把这些地下手抄本背得滚瓜烂熟。当然，也不排除他自己又在其中再加工编造了一些。反正每次他一回到知青点，他那屋子就开始人影晃动，挤得密不透风，大家鸦雀无声地听他坐在炕头上绘声绘色地讲故事：
“停尸间外面的走廊传来‘嚓嚓’的声音，一忽儿，走来一个秃脑壳，酒糟鼻子的老头，他手里拎着一只酒瓶子，打着酒嗝，来到停尸间门前，吱扭一声推开了门，走了进去……”
这些扣人心弦的情节，把知青听得心都要跳出来，以至于忘了给肖明递烟。这时肖明就会故意卖关子：“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知青可不愿意等到下回，有人会大叫：“谁还有烟？拿出来！快拿出来！”
肖明微微一笑，如同皇上一般，呷一口别人给他泡好的浓茶，接过一个知青给他递上的烟，等另一个知青为他点好火，把火柴插进他面前烟蒂已经满满的一只碗里，这才慢悠悠地再说下去：
“走上楼梯，猛一抬头，只见在楼梯口出现一个高大的身影，那身影愈来愈大，愈压愈低……啊！那个中国修女头戴黑教巾，两只眼睛露出凶光，脸色惨白，身穿一件镶有金色梅花的黑色旗袍，赤着左脚，右脚穿着一只饰有金色梅花的绣花鞋……”
“哎哟――哎哟――”有女知青听得害怕，闭起眼睛叫。
男知青着急地喝止：“安静！安静！继续听下去！”
听完炕头说书出来，地上已经刷白，雪花凉爽地飘落在大家的脸上；身后，留下了串串脚印。女知青边走边交流听后感：“老嚇人欧，明朝勿来听了。”
可是第二天晚饭后，她们又早早占好了位子，坐在那里听肖明讲那嚇人的故事。
今晚，肖明讲得是活捉“”：从王洪文的反抗、的沉默、的嘴被塞上毛巾，一直到的故作镇静。整个过程情节生动，就像一篇小说。
类似这样的题材，早在五年前肖明也讲过，那就是林彪事件。
从林彪父子密谋暗杀毛主席，到毛主席摆脱危险、林彪夫妇和林立果乘飞机逃跑、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整个过程一一道来，也是惊心动魄。
同《第二次握手》、《梅花党》一样，从肖明嘴里出来的，无论是过去的谍战还是今天的事件，都变成了炕头说书，就如同章回小说，开头阐明大意，结尾制造悬念，中间三实七虚，添油加醋，极尽渲染。
白天开会听文件，晚上炕头听故事，味道完全不一样，但说的人都活龙活现，听的人都津津有味。白天，是欲知天下大事；晚上，是聊以度过寂寞长夜。
166、又走一个 [本章字数：1776 最新更新时间：2013-10-08 08:40:270]
一年一度的工农兵大学生推荐又开始了。
刘金鹏在生产队获得大家绝对多数的推荐。去年推荐的也是他，他说让一年，所以今年没有什么悬念。
晚上，大队开支委会讨论各生产队推荐出来的上学人选。
今年的学校没有去年好，同样是上海的大学，去年有复旦大学，今年为上海师范大学。但好歹是回上海，能够被推荐上，无论什么学校都相当不错。
这次别的生产队也有上海知青被推荐上来，但在讨论时，刘金鹏很顺利地通过了，上海师范大学的这一人选没有出现什么争论。
倒是一个中专名额，在会上争论了很久。
由于刘金鹏已经通过，我们队拿到了大学名额，中专名额我就不再去争。各队推荐上中专的也都是当地青年，其中有一名被推荐的是支委成员的子女，她先神经过敏的自我表白了一番；另外两名被推荐的又与别的支委有亲戚关系，于是暗中刺人的话语就出来了。会议的气氛有点难堪。
书记老郭听了半天觉得有点不舒服和尴尬，便出面折衷调和，见我一身轻松地盘腿坐在炕上打着瞌睡，就点名要我先表个态。我想了想，说：“争论就没有必要了，建议还是无计名投票吧，由票数说了算。”
那晚的会议，最终投了票才总算结束。
身为会计的刘金鹏要走，我来不及为他祝贺送行，而是紧张地在队里进行了一系列的人事变动。
先是召开社员大会，让大家推选出新的会计，以便尽快交接账本。
社员在大会上一共提议了五人，全部都是上海知青，其中王晓晗、昊宇是最热门人选。
会后，队委会再讨论，最终要“二选一”。
我对各位队委表示：“即使大伙对王晓晗的选票较多，我也不赞成由她来担任会计。因为我们俩现在在谈恋爱，将来会成夫妻，夫妻俩一个当队长一个当会计，万一有什么事，怎么向全体社员讲得清楚？”
我提议由昊宇担任会计这一工作。
其实，在队委讨论之前，我已经同晓晗沟通了这一想法，我从来就对管钱的事感到头大，她本人也表示更愿意做科研工作。
但我的建议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