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委不同意见。
有的队委担心昊宇的脾气固执，认为昊宇与其他人之间兼容性不够，将来与我在配合上会出现问题。
对此我谈了自己的看法，脾气固执有时并不是什么坏事，只要出发点是好的，我相信什么事最终都能沟通。我并不担心那些眼里揉不得沙子的人，却担心自己成为心胸狭窄容不下别人的人。我知道昊宇平时容易激动，免不了同他人还闹点误会，这是他的缺点，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倒也有点刚正不阿的意思，或许这正是当会计的人必备的优点。
队委会见我坚持，也便同意了我的意见。
两年前，刘金鹏当上会计，卸下了团支部书记一职，同样，这次我也建议昊宇当上会计后，不再兼任团支部书记一职。
为此，团支部举行了一次改选。
王晓晗本来就是这次人事变动的热门人选，团支部在改选时就把她选上了新的书记。
对此，我不再发表意见，因为我不是团员，没有资格对团支部书记的人选说三道四。不过，我一直持一种观点：有挑一千斤的力量，最好只挑八百斤，走起来稳当轻松；只有挑八百斤的力量，却要挑一千斤，走起来七摇八晃，弄不好就得趴下。对王晓晗来说，搞科研是八百斤，再加上团支书，那就过千斤了。
刘金鹏满怀欣喜地回上海，他的工作有人顶上了，但我屋里却少了个人，总觉得空落落的。云龙见我孤单，搬来同住，每天跟我讲新食堂兼会议室的土建进度，嘻嘻哈哈地倒也热闹。
那天，王晓晗进屋，见我坐在那里发呆，她一边拍打着身上的雪，一边对我说：“你现在话越来越少，是不是刘金鹏一走，跟你说话投机的人没了？”
看来，什么心思也瞒不住她，我对王晓晗说：“也许吧。慢慢地，能够‘奇文共赏，疑义相析’的人越来越少，最后，可能只剩下我们俩人在此相濡以沫了。”
也不知王晓晗听懂了没有，她笑吟吟地“嗯”了一声，算是回应了我这番感慨。
天越来越冷，水稻收割完了，苞米也收割完了，撅黄豆也到了最后的收尾。
风很大，把地里的初雪刮得一干二净。大田收获的最后一天，社员干活不再惜力，速度明显加快。下午，我把队里所有劳力都扑到了剩下的那块黄豆地，在太阳刚坐在西边山颠上休息时，终于完成了今年大田全部的收割任务。
收工时，大风缩回了脖子，嘎然而止。坐马车回家的社员尽管冻得索索发抖，但却显得特别轻松愉快。
路上，与县领导下来检查工作的五辆小车相遇，道路太窄，大家起哄：“你们把车往后退，让我们先过！”
五辆小车啥也没说，真的就往后退，车老板赶马顶着小车向前拱。小车一直退到岔道里，手挥大鞭的车老板这才大声吆喝着马儿一溜小跑开去，一车的社员被颠得七倒八歪，在身后撒下欢快的笑声。
167、傻半斤 [本章字数：1912 最新更新时间：2013-10-09 09:05:410]
无风的夜里，悉悉索索地，雪花落在了屋顶上、柴禾堆上、湿嗒嗒的土地上。
除了落雪的层层相叠之声，四下里万籁俱静。刚刚查看完队部马厩，我独自一人回知青点，雪花欢快地跟随着我漫漫起舞。
气温不冷，雪花落在我脸上即化成水。我想喊它几声，可又怕惊动这纷飞漫舞的晶莹世界。
黑龙江的冰天雪地，就要随着这几场湿润的飞雪到来了，黑色的土地、枯黄的野草，还有那些所有肮脏的印迹，都将罩上洁白的外衣，这世界将变得一干二净！
只留下几株光秃秃的枯枝，会在狂风中为真正的冬雪到来而吹出凄厉的唿哨！
一大早，趁大雪还没覆盖大地，杜义田说带我去捉“沙斑鸡”。
沙斑鸡，学名山鹑、斑翅，沙褐色，有栗色细斑。雌鸟下颈和前胸彼此相连成蓝色一圈；雄鸟下胸棕黄|色，腹下棕白色，腹部中央具有明显的黑色马蹄状块斑。其体重半斤左右，老乡也叫它“沙半斤”。
春夏时，在北树林里可以看见沙斑鸡，它们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常常飞到树林边缘的农田里啄食种子和嫩芽。沙斑鸡是留鸟，冬季不南飞，落雪后，最喜欢在大豆地里觅食，此时正是大量捕捉的黄金季节。
杜义田带了一张渔网，在北树林江边一块沙土地的地头，找了两棵树张开渔网，对我说：“沙斑鸡可能是世界上最傻的鸟。你看着，过一会它们都会到网里来。”
然后，杜义田带我绕道走到地的另一头，我们俩人一起张开手臂，慢慢地行走在垄沟里。果真有几只沙斑鸡，在清冷的早晨像是冻僵了一样，懒懒地不动。见到我们，它们也不逃窜，而是站立细听，然后继续啄食垄沟里收割时遗落的大豆粒。我笑着对杜义田说：“真的是傻，死到临头还这么贪吃，不如改名叫‘傻半斤’得了！”
直到我们逼近十多米时，二十多只沙斑鸡才抬起头张开尾羽，有的快速奔跑，有的低空飞行。到了不远处，又停下来傻乎乎地回头看我们。
就这样，我们把它们一步步逼进了前方张开的渔网里。
其实，那张挂在树上的渔网，才一米多高，只要它们扇一下翅膀，就能飞过去逃命，可它们偏就朝网里走。
这一网，就网住了十多只沙斑鸡。
我问杜义田：“春夏时见它们好灵活，很难抓的，一入冬怎么就都变傻了？”
杜义田也奇怪：“可能天冷了，把它们的脑子都冻住了？”
俩人大笑，笑沙斑鸡的傻，也笑这猎物得来之容易，不过就是早上起来散了一个步而已。
当天，杜义田把沙斑鸡杀了，拿四只炖了一碗汤，其余的冻在偏房里。
我尝了尝说：“味道鲜美，只是肉比鸡粗糙，没那么好吃。”
杜义田说：“过年时，我用它炖蘑菇、炒瓜子，你再来尝尝，好吃着呢！”
还要等到过年？我没有吱声，已经三年没回上海了，我跟王晓晗已经商定，只等打完水稻，我们就回上海，这是我俩谈恋爱后第一次结伴回沪探亲。
水稻脱粒只剩下最后十垧地的了，这是顾本产看管的十垧地。
去年，他的十垧地收了一半水稻一半稗籽。社员骂他，也骂我，有人甚至埋怨我：用一个历史上有问题的人当水稻技术员，是“依靠什么人的阶级路线”。
当时我顶住压力，让顾本产再干一年试试，他知道后双手拍着炕桌号啕大哭，只有一个念头：为自己也为信任他的人打一个翻身仗。
从春天叠稻埂开始，他一条埂一条埂地检验，发觉谁叠的质量不行，就帮助一起返工；放水浸地时，他硬是跟在社员后面，把全部埂子又再抹了一遍；撒籽后，他干脆不回家了，在地头搭了窝棚睡在那里，让家人隔三四天送一些干粮。原来，他白天不敢跟其他水稻技术员争水，就在夜里放水，等其他水稻技术员上班前，他又恢复原样。夏季锄草时，他不光芟除了稻埂上的草，还顶着烈日整天在地里拔草。
秋天，他的十垧地一片金黄，没有任何杂色，连别的生产队社员路过看到了，也都啧啧交口称赞。
爱辉有一片好稻田的名声传到了县里，县农技站专门组织人来参观。今年因霜降灾害，全县水稻亩产都在300斤以下，可县农技站对他这片水稻地的估产在每亩400斤以上。
马绳脱谷机的出粮口哗哗地淌着，装袋的社员高兴地一个劲地叫：“快快，来不及了！”
顾本产站在一边，眼睛盯着我，脸上笑呵呵地。
可是他并没有得到期待中的我的表扬。
我什么也不说，我想起了有人曾上纲到政治上，指责我在“执行什么阶级路线，依靠什么人”。对这样的政治敏感话题，我没有私心，也用不着避嫌，只是在社员已经公正的评价声中，我不愿意再渲染成功，去刺激曾经反对过我的人。
我觉得如果说生产队也有“政治”的话，那与国家的政治是有所不同的，生产队的“政治”，不是用一股势力去压倒另一股势力，而是要创造出一种人人向上的宽松环境，最起码，要给每个人都有生存下去的空间。
老吴副队长见我不言语，说道：“要是大伙都像老顾这么干活，就好喽！”
旁边一帮年轻人起哄：“年底评他个五好社员！”
几个老农笑道：“那还不如评他一等劳力呢！”
我笑笑，走了，但心里很开心：因为这个历史上有污点的残疾人，通过自己的努力，第一次得到了大伙的尊重。
168、海上恋旅 [本章字数：1651 最新更新时间：2013-10-10 12:55:170]
1977年的春节特别晚，在2月18日。
这些日子，我和晓晗一有空就商量回沪的路线。
没有什么事比探讨如何回家更幸福了。
七年来，我在上海探亲的时间加起来也不超过四个月；而且，从黑河师范重返生产队当生产队长后，又连着两个春节没回上海；更重要的是：今年该回上海探亲的知青已经都走了，只剩下我和晓晗俩人，所以，这不仅是探亲之旅，而且是俩人一路相伴的恋人之旅。
虽说我俩平时在一个知青点生活，但大家都很忙，顶多也就是她到我宿舍来取脏衣服去洗，顺便帮我打扫一下屋子，每天说不上几句话。这次，从黑河到北安、哈尔滨、大连，最后从大连乘船到上海，我们将在路上整整相伴五天。一想到这里，我和晓晗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兴奋。
1月中旬，生产队的秋收打场、交粮分红全部结束。我和晓晗终于扛着行李，来到县城，登上了去北安的长途汽车。
长途汽车路过西岗子一个叫“革命村”的屯子前，上来了几个上海女知青。
此时回城探亲的高嘲已经过去，长途车上人不多，我和晓晗坐在后排，很不显眼。那几个上海女知青上来后用眼神扫了一下车厢，没发现我俩，见全是老乡，就毫无顾忌地用上海话聊起天来。
甲：“有一个上海知青看中我了，但伊是个插队的，格奈能好嫁拨伊呀？我格40多块工钿将来不是要全部贴拨伊啦？”
一听就知道，她们是在农场拿工资的。
乙附和道：“尽管是上海人，但是到啥格层次就是啥个层次的眼界，我情愿以后寻一个跷脚麻皮，也不会嫁拨一个拿工分的插队知青。”
王晓晗听了朝我一笑：“听到吗？你就是一个拿工分的插队知青。”
我也笑了，低声对她说：“反正我俩都是插队的，互不嫌弃。”
一路的旅程并没有我们想像的那么浪漫。
北安到哈尔滨的火车上没有暖气，车厢里四处挂满白霜，我们靠在座椅上冻了一夜。
可能是着凉，晓晗的胃病犯了。在哈尔滨去大连的火车上，她疼得什么也吃不下，可怜地蜷缩在木板座位里。
火车上没有药没有热水，我不知如何是好，想站起来，让晓晗能半躺着舒服一些。
晓晗对我说：“不用，我这是老毛病，能挺过去的。”
好在这列火车上倒是有暖气，捱了整整一天一夜，快到大连时，她的胃疼稍稍缓了过来。
我对晓晗说：“我们买两张二等舱的船票吧。”
晓晗说：“那要二十多元一张呢，太贵了，五等舱船票才元一张，还是坐五等舱。”
我说：“不行，五等舱我坐过的，是甲板底下黑暗的货舱。没有床位，每人发一条草席和一条毛毯，往地上一铺，白天盘腿而坐；夜里和衣而睡。劣质的烟味、难闻的脚臭、晕船的呕吐味……你的胃疼刚缓过来，肯定受不了的。”
我不想把这次本来应该的浪漫之旅变成一次受难的苦旅，坚持去买了二等舱船票。
这是一艘叫“长征号”的海轮，我特意看了它的示意图，二等舱的房间在甲板上，四人一间，窗户靠海透风。对我们来说，无疑是豪华的旅行了。
买好船票，时间还早，候船厅里除了一位素不相识的中年妇女，就我们俩人了。
我对晓晗说：“去市区逛逛街吧。”
我和晓晗一共四个大旅行袋，里面装满了东北的大豆、芸豆、瓜子、木耳和豆油，沉甸甸的。我们把行李交给这位中年妇女看管，出了码头，叫了辆三轮车去大连市区。
那时的人很单纯，尽管素不相识，但却相互信任。
三轮车行驶在街头，街旁不时有日俄时期留下的建筑群，给人一种异国情调；映入眼帘的是鳞次栉比的商店和五花八门的商品，就好像已经回到上海一样。
从零下三十多度的爱辉，来到只有零下七八度的大连，感到这里的气温暖和多了，风也湿润宜人。
习习微风吹起晓晗的长发，她仰头看我，病后初愈显得娇怜的眼神里透出满足和幸福。
下午四点半，轮船起航，同舱的另外俩名乘客是上海人，起劲地谈论着粉碎“”时上海党羽设立指挥点，调集公安干警和民兵，发放枪支弹药，准备武装叛乱的事。
第二天，船入深海，风至七级，摇晃明显，摆在走廊里的桶撞得叮咚响。那两个上海乘客开始晕船，躺在床上再也说不出话来。
晓晗也有点晕船。等她睡着了，我独自一人来到摇晃的甲板上。
一望无际的海面上翻滚着浪花，船尾翻起泡沫的海面上，有三四条黑色的大鱼，跃出海面，此起彼伏地在追逐。
我随着船身的起伏，享受着动感的愉悦，就像儿时轻轻荡起了秋千。
169、疯女小红 [本章字数：1656 最新更新时间：2013-10-11 10:43:520]
三天后的清晨四点多，“长征号”轮船驶入黄浦江，停靠在公平路码头。
目送晓晗被她弟弟接走后，我叫了辆三轮车回家。
公平路码头离我家不远，从周家嘴路经海宁路、吴淞路，向右一拐，便到了嘉兴路44号的家，一切都那么熟悉。
说起嘉兴路44号，是有点来历的。
它是个日本风格的组合大院，位于四周石库门住房的中间，显得有点另类。这个院子是在二十年代初，由日本侨民建的一个当铺。
推开大门就是个院子，然后是一个走廊，走廊的两旁有三户人家，第一户人家里，至今还有一排齐胸高的柜台，估计是当年递送当物的。
穿过走廊，是一个带水井的天井，天井的右面有楼梯可上二楼。
天井的正对面是大礼堂，礼堂的梁上雕着各种花卉。礼堂的左面有一个小夹堂，夹弄尽头还有一个三角型的院子，那里有一个仓库，并有一个小门直通52号大院。
日本投降后，这里成了国民党警察的巡捕房，并把隔壁52号大院扩进来作为巡捕房的车库。
我家的窗口正对52号大院，让我记忆最深的是院里有一棵柿子树和院墙上有一棵紫滕。
解放后，解放军军管了公安局，44号就成了公安局军管会人员的家属院；52号则还住着几户旧警察局的留用人员，主要是当年在巡捕房开车的司机。
嘉兴路44号，可以说是我全部童年的记忆：春天从二楼爬上房顶放风筝，夏天在天井的井水里浸西瓜啤酒，秋天在52号大院的红薯堆上捉迷藏，冬天在三角院里翻跟头俯卧撑练身体……
自从文革后，童年的一切都不复存在。就在这个天井里，我的父母被批斗带走；住在52号大院里的居委主任，每天隔着窗户对我们狠三狠四；而院子里有一个人当上了公安系统的造反派头头，天天戴着章面无表情地昂头从我家门前的走廊走过。
这次我回上海，发觉44号院内物是人非，楼房还是那个样，氛围却大大不一样了。父母恢复了领导岗位，居委主任那张脸又变得笑容可掬，而那个造反派头头，每天下班低头匆匆穿过走廊后，便呆在屋里再也不露面了。
母亲对我谈恋爱的事并没有说什么，只是在闲谈时讲起她单位里一位同事的伤心事：
母亲这位同事姓张，女儿小红和我同龄。
文革初期，小红的父亲被造反派拉到单位里去隔离审查。
一天，造反派打?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