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会主席。列宁注意到这支华工队伍。刘绍周被任命为彼得格勒市苏维埃委员。列宁还亲笔作如下批示：“务请所有苏维埃机关工作人员对刘绍周(泽荣)予以一切协助。”受苏联外交部的委托，旅俄华工联合会创办了《旅俄华工大同报》，在华工中进行革命宣传。一九一九年三月二日至六日，当列宁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时，两名中国代表出席了会议——虽然当时中国还没有共产党。
两名中国代表之一，便是刘绍周。
刘绍周见到了列宁。后来，刘绍周回忆道：“我第一次拜访列宁同志是在一九一九年三月，当时我正列席共产国际第一届大会，记得第一次去见这位伟大领袖时，是在下午大会休会时间……他还问我是否要在大会上发言……我回答了他的问话，告诉他准备在大会上发言，他说很好。”刘泽荣：《回忆同伟大列宁的会晤》，《工人日报》，一九六○年四月二十一日。三月五日，共产国际“一大”召开第四次会议，由列宁主持。在季诺维也夫发言之后，列宁说：“现在请中国代表发言。”刘绍周先用汉语念了一遍祝词，又用俄语念了一遍。他的祝词，刊登在翌日的《真理报》上。祝词中说：“本国际是俄国共产党创立的。这个党领导的政府，为世界劳动人民的利益，为各国人民的自由而对世界帝国主义宣战。因此，这个党获得了中国人民的最真诚的友情。“我作为中国组织的代表来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深感荣幸。我不仅代表我所在的小组，也不仅代表成千上万散居在俄国各地的中国无产者，而且代表几万万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向旗帜鲜明地誓同残暴的世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共产国际致以热烈的祝贺。”列席共产国际“一大”的另一名中国代表是华西里·亚历山大罗维奇。其实他是一个中国人，年幼时母亲病故，无依无靠，流浪在哈尔滨。哈尔滨离俄国不远，这座城市里居住着许多俄国侨民。一位俄国医生喜欢这个孩子，收养了他，给他取了俄文名字“华西里·亚历山大罗维奇”——他原本叫“张永奎”。俄国医生把他带回了俄国，从此他在俄国长大。他参加了旅俄华工联合会，当选为该会莫斯科分会主席，成为仅次于刘绍周的中国旅俄华工领袖。刘绍周和张永奎不是共产党员，所以在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只是列席代表，有发言权，无表决权。
在共产国际“一大”之后，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列宁在克里姆林宫又一次接见了刘绍周。不过，当共产国际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刘绍周已是共产党员了。虽说那时中国共产党尚未正式成立，但刘绍周不再作为旅俄华工联合会代表出席会议，而是代表着俄国共产党华员局。
俄国共产党华员局，是俄国共产党中旅俄华侨党员的中央机构。那是一九二○年六月，旅俄华工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期间，为了统一、集中旅俄华侨中的俄共(布)党员，于六月二十五日建立了俄国共产党华员局。很巧，正是七月一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组织部批准成立俄国共产党华员局以及该局所拟定的党章。刘绍周是华员局的成员。
俄国共产党华员局的主席是安恩学。关于安恩学的生平，现在所知甚少了。这里只能勾画出他粗线条的轮廓：他原本在中国东北铁路工作。一九○四年八月，在哈尔滨被当时的帝俄当局所逮捕，所控罪名据云是所谓“为日本进行间谍活动”。于是，他被发配到俄国的彼尔姆，沦为那里的苦工。他理所当然地积极参加了一九○五年的俄国革命，然后又在十月革命中冲锋陷阵。他在秋明组织了一支中国工人支队，与苏俄阶级兄弟并肩战斗。一九一八年，他所领导的中国工人支队加入了红军，为捍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而战斗。他加入了俄国共产党。这样，当俄国共产党决定成立华员局的时候，安恩学被选入华员局，不久担任了主席。俄国共产党华员局虽然并不等于中国共产党，它是参加了俄国共产党的华人的中央领导机构，不过，它毕竟是华人之中正式的共产党组织——尽管如今它鲜为人知。
一九二○年七月十九日至八月七日，当列宁主持召开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出席大会的中国代表除了刘绍周，安恩学取代了张永奎。刘绍周和安恩学都是以俄国共产党华员局代表的身份参加会议。刘绍周第三次见到了列宁。
第三部分：酝酿鲜为人知的“俄国共产党华员局”2
刘绍周在七月二十八日的第五次会议上，作了发言。列宁很注意地倾听了刘绍周的发言。刘绍周很清楚地用俄语说明了当时中国的形势：“一九一八年底中国进行着激烈的国内战争。南方成立了临时革命政府，其目的是与北京政府作无情的斗争。领导南方政府的是中国第一次革命的著名领袖孙逸仙，但是，不久以后，孙逸仙由于与留在南方政府里的旧官僚代表人发生冲突，退出了广东政府。从那时起，他就不再正式参与政府事务。
“南方政府直到现在还继续与北京政府作斗争，而且这种斗争是在孙逸仙集团宣布的口号下进行的。其主要内容为：恢复旧国会和旧总统的权力，撤销北京政府。战争胜负未定，但是，无疑，南方政府胜利的可能性更大，尽管北方似乎在财政方面所处条件更加有利。近来，传说，南方政府的军队占领了湖南，即中部省份之一，并开赴北京。……”刘绍周介绍了在中国发生的五四运动：“当凡尔赛会议不仅什么也没给中国，而且还把日本在战时损害中国的利益所提出的权益和领土要求确认归诸日本时，中国人民是多么失望啊。于是，在中国代表从凡尔赛会议回国以后，国内便掀起了反对政府和日本的强有力的运动。学生组织了联合会，站在运动的最前面。……“运动被暴力镇压下去了，而且，在许多场合下，游行示威者被开枪扫射。尽管如此，不管一切，运动还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因为它焕发了群众的革命精神。“后来，学生们明白了，光是他们什么也干不了，开始奔赴工人群众的事业。中国工人也开始懂得他们是力量，虽然这是刚刚产生的工业无产阶级的代表。……”刘绍周在发言即将结束时，说了一段颇为重要的话：“必须强调指出，目下中国乃是革命宣传的广阔场所。第三国际代表大会应该对这一事实给予极其高度的重视。援助中国革命不仅对中国本身具有意义，而且对全世界革命运动也具有意义，因为现在中国劳动群众的强大的革命运动是可以对抗贪得无厌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唯一因素……”引自《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一九一九—一九二四），三一页至三四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
刘绍周在共产国际的会议上的这番发言，对于帮助共产国际了解中国情况，重视中国革命，起了很好的作用。不过，大抵是受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一位中国代表——三十七岁的江亢虎的影响，刘绍周在发言中，对“中国社会党”作了不恰当的介绍和评价：“去年在上海我们举行了一系列罢工，诚然，是纯经济性的罢工。但是，即使社会党(其中心在上海)，也在工人中间获得了越来越高的声望。这个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据它的杂志登载着质朴的名称——《周报》，我们可以断定，这个运动确实具有重要性。譬如，五月一日那期里登着以下的口号：‘不劳动者，不得食’，‘全世界应当属于无产阶级’等等。这本杂志孜孜不倦地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对抗民族主义，坚持与苏维埃俄国结成亲密的兄弟般的联盟。……”江亢虎是以中国社会党代表的身份，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江亢虎原名绍铨，别名康瓠，江西弋阳人。一九○○年他在北京东文学社学习日文，后来前往日本留学。回国后出任北洋编译局总办、《北洋官报》总纂。后来，又去西欧游历，主张“三无主义”，即“无宗教、无国家、无家庭”。回到中国，创办“社会主义研究会”。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五日，江亢虎在上海把社会主义研究会改组，成立了中国社会党。他担任“上海本部部长”。中国社会党的党纲有八条：赞同共和；融和种界；改良法律，尊重个人；废除世袭遗产制度；组织公共机关，普及平民教育；振兴直接生利之事业，奖励劳动者；专征地税，罢免一切税收；限制军备。应当说，在当时，这八条党纲是有着进步作用的。中国社会党顺应时代潮流，曾得到了迅速发展，党员人数猛增至五十二万三千人，在沪、江、浙、京、津及南方各省建立了四百九十个党支部。
一九一三年，袁世凯得势，视中国社会党为敌，杀害了中国社会党北京支部部长陈翼德。江亢虎屈服于袁世凯的滛威，于一九一三年八月宣布中国社会党解散。即便如此，江亢虎也无法在国内立足，只得出走美国，在那里担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汉文助教、美国国会图书馆顾问。获知列宁创建共产国际，江亢虎设法与共产国际取得了联系，自称中国社会党“奉行马克思主义”。于是，他得以出席共产国际“三大”。实际上，中国社会党只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政党。江亢虎在出席共产国际“三大”之后，于一九二二年八月回国，创办南方大学，自任校长。他在一九二四年六月重组中国社会党。一九二五年一月更名为中国新社会民主党。一九二六年该党再度解散，江亢虎又去了美国。
一九三九年九月，江亢虎跌入了汪精卫的怀抱，出任汪伪国民政府的政府委员、铨叙部部长、考试院院长，沦为汉j。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江亢虎被国民政府以汉j罪判处无期徒刑。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七日，七十一岁的江亢虎病死于上海提篮桥监狱，画上了他的生命的句号。把中国社会党说成“这个党是马克思主义的”，让江亢虎出席共产国际会议，这表明当时的共产国际对中国情况的不了解。
刘绍周倒是旅俄华工的出色代表。他既出席了共产国际的“一大”、“二大”，是俄国共产党华员局负责人之一，原本有可能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一次意外的火车事故，使他受伤。一九二○年十一月十八日，他在妻子陪同下，随北洋政府派往苏俄考察军事、外交的张斯代表团回国，在中东铁路理事会担任理事。从此他脱离了俄国共产党华员局的工作。一九三三年后，他担任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和西南联合大学俄语教授，著《俄文文法》一书。一九四○年，当邵力子出任国民党政府驻苏大使时，请他出任驻苏使馆参赞。这样，他又来到了苏联，不过此时他的公开身份已变成国民党政府官员。当然，那位驻苏大使邵力子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由于深知刘绍周跟苏联的关系，特地请他作为参赞。
此后，刘绍周又调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他毕竟曾是共产党阵营中的一员。一九四九年九月，他协助中国共产党、支持原国民党政府新疆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陶峙岳反戈，使新疆避免了一场战火之灾。这样，刘绍周被任命为新疆临时外交办事处处长。后来，刘绍周调往北京，出任外交部条约委员会委员，外交部顾问，商务印书馆副总编，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这位受到列宁三次接见的元老人物(在中国很少有人得到如此殊荣)，历经沧桑，终于在一九五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七○年七月十八日，七十八岁高龄的刘绍周离开了人世。他除了留下《俄文文法》，还给后人留下了《领海概论》、《俄汉新辞典》等著作。人们对他的称谓是“教授”、“新闻出版家”。在那“文革”岁月，他的早年勋绩，几乎被淡忘。
时至今日，在追溯七十年前中国共产党“胚胎期”的历史时，是该把这位贡献甚巨的刘绍周如实地介绍给诸多读者的时候了……至于另一位出席共产国际“一大”的代表张永奎，在二十年代初回国。一九七七年去世时为甘肃师范大学教授。
第三部分：酝酿来自海参崴的秘密代表团 1
除了刘绍周、张永奎、安恩学，还有一位被岁月淡化而曾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出过大力的人物……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山东平度县的县报《平度大众》上的一则“寻人启事”，使该县西乡马戈庄的杨德信陷入了无限的兴奋之中。
原来，那启事是中国共产党平度县委党史征集办公室出面登的，为的是寻觅谢世已久的名叫“杨明斋”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的史料。最初，连杨明斋是哪里人都不知道，从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王翔千之女黄秀珍(本姓王，化名时改姓黄)那儿听说杨明斋是平度县人，于是在《平度大众》登启事。杨德信的大爷正是杨明斋。这么一来，才使杨明斋的早年身世有了眉目。尽管如此，迄今为止，尚未能找到一张杨明斋的照片，使后人一睹这位先辈的面容……杨明斋是一位谜一样的人物。兼通中俄两国语言的他，曾在沙皇俄国的外交机关里工作。其实，那时的他，已是布尔什维克。他在那里做秘密工作——为布尔什维克工作。
他，一八八二年出生在山东平度县马戈庄一位名叫杨仁鉴的农民家中。父亲最初为他取名杨好德。他父亲粗知诗书，总想把儿子培养成一个有文化的人，于是省吃俭用，把他送入私塾。十六岁那年，家中已无力供养杨明斋上学，他只好回家务农。不久，他成了亲，挑起了家庭的重担。
不幸的是，新婚不久，妻子便去世了。村里有人去“闯俄罗斯”，正陷于苦闷之中的他，也随着去了。这样，一九○一年春，十九岁的杨明斋来到了俄国东方的门户——海参崴，在那里做工。一边做工，一边也就学会了俄语。此后，他进入广漠荒僻的西伯利亚做工，成为劳苦的华工中的一员。一无所有的他，加入了俄国工人运动。他和布尔什维克日渐接近，以至成了布尔什维克中的一员。
杨明斋在十月革命之后，成为旅俄华工中一位活跃的人物，他组织华工们参加红军，为保卫苏维埃而战。不久，杨明斋被派往海参崴。当时，海参崴还在日本占领之下，而杨明斋曾在这儿做过工，熟悉那里的情况。海参崴地处绥芬河口海湾东岸，原本是大清帝国的领土。一八六○年，沙俄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不平等的《北京条约》，从此那儿成了俄国的领地。沙俄在那里筑寨建港，改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意即“控制东方”。不过，那里毕竟曾是中国的领土，那儿的居民之中，有三分之一是华人。杨明斋去到那里，把华侨组织起来。他的公开身份是华侨联合会负责人。他在这样的公开身份掩护下，为布尔什维克做地下秘密工作。那时，苏俄的远东地区——西伯利亚，处于日、英、美等帝国主义的干涉军和白俄的高尔察克、谢苗诺夫部队统治之下。到了一九一九年下半年，苏俄红军越过乌拉尔山东进，抓住并枪决了高尔察克，西伯利亚落入了红军手中。海参崴也插上了红旗。
就在红军长驱直进西伯利亚前夕，一九一九年三月，在西伯利亚西缘鄂木河畔的鄂木斯克城，一个秘密会议正在举行。那是俄共(布)第二次西伯利亚代表会议。会议除了研究东进问题，还决定成立一个秘密机构——“俄共(布)西伯利亚区委情报宣传局”。这个情报宣传局的任务是“建立和加强同东方及美国共产主义组织的联系”。这是俄共(布)成立的第一个专门研究、联系东方及美国共产主义组织的机构。
在中国发生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之后，一九一九年六月，俄共(布)西伯利亚区委的负责人之一加蓬向俄共(布)中央建议，在西伯利亚区委成立“东方局”(又称“东方民族部”)，专门负责和东方各国的革命力量进行联系，并帮助这些国家建立共产党。当红军进入海参崴之后，杨明斋受到了重视。不言而喻，他身为布尔什维克，又是中国人，通晓中、俄两国语言，是难得的，是可以与中国共产主义者建立联系的恰当人才。杨明斋参加了设在海参崴的俄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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