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翻译的一本伦理学的书。我受到这本书的启发，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那时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的那篇文章。他给了我一百分。”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一二一页至一二二页，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
当一九○九年春，杨昌济从日本去到伦敦北淀大学学习时，在那里结识一位名叫章士钊的中国留学生。
一九一七年，章士钊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便向蔡元培推荐杨昌济到北京大学出任伦理学教授。蔡元培当即以校长名义，给杨昌济寄去聘书。于是，杨昌济于一九一八年春由长沙来到北大任教。
这年六月，杨昌济把家眷也接往北京，在鼓楼后豆腐池胡同十五号安家。他和妻子向振熙、儿子杨开智、女儿杨开慧住在一起。这时，杨昌济在北京大学结识了一位年轻的哲学讲师，叫梁漱溟。此人的本家兄长梁焕奎与杨昌济有着旧谊。梁漱溟跟杨教授切磋哲学，相谈甚洽。于是，常常造访豆腐池胡同杨府。
在一九一八年八月中旬起，每当梁漱溟晚间叩响杨府大门，常见一位个子高高的湖南小伙子
前来开门。他跟梁漱溟只是点点头，偶尔说一两句寒暄之语，听得出湖南口音很重。开了门
，他便回到自己屋中，从不参与梁漱溟跟杨昌济的谈话。
这位杨府新客，便是“二十八画生”!
那是“二十八画生”——毛泽东，平生头一回来到北京。举目无亲而且又是借了钱到北京的他，投宿于恩师杨昌济家中。当时，湖南的一批学生要到欧洲勤工俭学，毛泽东支持他们出国，但他自己并不想去欧洲。他和这些学生一起来到北京。
北京对于毛泽东来说，开销太大了。他不得不寻求一份工作。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里，杨昌济找到了主任李大钊：“李先生，我有一位学生从湖南来——毛泽东。此生资质高，为人勤奋。不知李先生能否为他在图书馆里安排差使?”“好，好，你请他来。”李大钊一口应承。翌日，杨昌济便领着瘦长的毛泽东，去见李大钊——这是二十五岁的毛泽东头一回与二十九岁的李大钊会面。
李大钊带着毛泽东来到北京大学红楼一层西头第三十一号的第二阅览室，让他当助理员。“你的每天的工作是登记新到的报刊和阅览者的姓名，管理十五种中外报纸，月薪八元。”李大钊对毛泽东说道。
这对于来自外乡农村的毛泽东来说，已是很大的满足了。
过了好多年，当毛泽东跟斯诺谈及这段经历时，他说：“李大钊给了我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工资不低，每月有八块钱。”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一二七页，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其实，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月薪六百元；文科学长陈独秀，月薪四百元；教授，月薪起码二百元。
在一九三六年，毛泽东还曾对斯诺谈及如下回忆：“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但是我并不灰心。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在新闻学会里，我遇到了别的学生，例如陈公博，他现在在南京当大官了；谭平山，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之后又变成所谓‘第三党’的党员；还有邵飘萍。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一九二六年他被张作霖杀害了。
“我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时候，还遇到了张国焘——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康白情，他后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加入了三k党［！！！］；段锡朋，现在在南京当教育部次长。也是在这里，我遇见而且爱上了杨开慧。她是我以前的伦理学教员杨昌济的女儿。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对我有很深的影响，后来在北京成了我的一位知心朋友。
“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我的思想越来越激进。……”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一二七页，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毛泽东用这样一句话，概括了他在北京大学时的收获：“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毛泽东有了工作之后，有了收入，就搬到北京大学附近的景山东街三眠井胡同七号一间普通的民房里，跟蔡和森、罗学瓒、张昆弟等八人住在一起，“隆然高炕，大被同眠”。毛泽东也去拜访了比他大十四岁的陈独秀。“我第一次同他见面在北京，那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毛泽东还去拜访那位从美国归来的胡适——虽然胡适只比他大两岁，可是吃过洋面包，挂着“博士”、“教授”头衔，比毛泽东神气多了。毛泽东曾组织在北京的新民学会会员十几个人，请蔡元培、胡适座谈，“谈话形式为会友提出问题，请其答复，所谈多学术及人生观的问题”（《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一号）。
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工作了半年，经上海，回湖南去了。这位“二十八画生”，当时尚未在中国革命中崭露头角，然而这半年，北京大学、《新青年》、“北李南陈”给予他的深刻影响，使他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第二部分：前奏大总统的午宴被“五四”呐喊声淹没
一九一九年五月，鲁迅所言那间“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终于被众多清醒过来的人用愤怒的铁拳砸出了一扇窗户。惊天动地的呐喊声，在五月四日爆发……那天中午，北京的“总统府”里，还显得十分平静。
总统徐世昌正忙于午宴。这位“徐大总统”是在一九一八年九月登上总统宝座的。那时，孙中山在广州组建护法政府，任海陆军大元帅。北洋军阀头目段祺瑞与孙中山对抗，在北京组织新国会，选举徐世昌当大总统。
徐世昌此人，二十四岁时便与袁世凯结为金兰。此后中进士，当上清政府的军机大臣，东三省首任总督。袁世凯得势时，他成了北洋政府的国务卿。袁世凯去世，冯国璋任总统，一九一八年十月冯国璋下台，徐世昌成了北洋军阀元老，顺理成章成了大总统。
徐大总统设午宴，为的是替章宗祥洗尘。章宗祥早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学科，日语纯熟。后来投奔袁世凯门下，当过袁世凯总统府秘书北洋政府司法总长。从一九一六年六月起，改任驻日公使，参与同日本的秘密谈判。三天前从日本返回北京，向徐大总统密报与日谈判内幕。徐大总统颇为满意，故为之洗尘。午宴只请了解对日谈判核心机密的三位要员作陪：钱能训、陆宗舆、曹汝霖。钱能训乃国务总理，当然参与机要。
陆宗舆乃印铸局局长。本来印铸局局长未必参与机要，但陆宗舆乃前任驻日公使，多次与日本外相密谈，所以也成为陪客之一。此人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经科，与日本政界有着瓜葛。自一九一三年十二月起任驻日全权公使。此后，章宗祥继任公使。
曹汝霖为交通总长。照理，交通总长亦与此事无关。曹汝霖在座，那是因为他也与日本有着密切关系。他曾就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东京法政大学，熟悉日本事务。此后，他当过袁世凯政府的外交次长，参与对日秘密谈判。
如此这般，五人聚首，原因很明白：一个大总统，一个国务总理，加三个“日本通”。
席间，觥筹交错，眉飞色舞。尤其是在章宗祥悄声讲起对日密谈的新进展时，举座皆喜。正在兴高采烈之际，承宣官忽地入内，在总统耳边悄然细语，总统脸色陡变。承宣官走后，总统徐世昌只得直说：“刚刚吴总监来电话报告，说是天安门外有千余学生，手执白旗，高呼口号，攻击曹总长、陆局长、章公使。请三位在席后暂留公府，不要出府回家，因为学生即将游行。润田、闰生、仲和三公，请留公府安息，以安全为重。”徐世昌提及的吴总监，即警察总监吴炳湘。润田、闰生、仲和分别为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号。
总统这几句话，如一盆冷水浇下，谁都放下了筷子，无心再吃——虽说刚刚送上一道凤尾大虾，热气腾腾，那是为浙江吴兴人章宗祥特备的海鲜菜。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面面相觑，不知所措。或许是酒力发作，或许是心虚之故，前额沁出了汗珠。曹、陆、章各怀心腹事。前几天，他们已风闻，学生指责他们为三大卖国贼：那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是曹汝霖、陆徵祥一九一五年在北京跟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秘密谈判而成的。谈判进行了一半，日本公使忽地因坠马受伤，无法外出，曹和陆竟赶到北京那“国中之国”——东交民巷使馆区，在日置益的床前谈定“二十一条”!至于章宗祥，则在日本与日本外相后藤进行密谈。当日本要求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时，章宗祥竟表示“欣然同意”!五月一日，上海英文版《大陆报》首先披露爆炸性消息：身为战胜国的中国，在巴黎和平会议上，曾要求取消“二十一条”，归还在大战期间被日本夺去的德国在山东的种种权利，却被由美国总统、英国首相、法国总理、意大利总理组成的“四人会议”所否决。五月二日，广有影响的北京《晨报》刊载徐世昌的顾问、外交委员会委员兼事务长林长民的文章，透露了中国政府在巴黎的外交惨败。消息传出，北京大学一片哗然，北京的大学生们群情激愤。于是，五月四日中午，就在徐世昌“欢宴”曹、陆、章之际，北京的三千多大学生集合在天安门前，发出愤怒的呼号：“取消二十一条!”“保我主权!”“严惩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妥速解散，不许学生集会，不许学生游行!”总统徐世昌离席，要国务院总理钱能训立即打电话给警察总监吴炳湘。
总统、总理都忙着去下命令，午宴半途而散。躲在总统府里如坐针毡，曹汝霖和章宗祥决定还是回家。于是，两人同乘一辆轿车，驶出了总统府，途经前门，向东，拐入小巷，驶入狭窄的赵家楼胡同，出了胡同西口，往东，到达曹宅。曹汝霖邀章宗祥入寓小憩，两人下车，见门口站着数十名警察。往日，曹寓门口是没有警卫的。一问，才知是警察厅派来的，为的是防止学生闯入曹寓。曹汝霖见有那么多警察守卫，也就放心了，跟章宗祥步入客厅，沏上一杯龙井清茶。悠悠啜茗，算是松了一口气。一杯茶还未喝完，嘈杂之声便传入耳中，有人入内报告，学生游行队伍正朝此进发!“不要吃眼前亏，还是躲避一下为好。”曹汝霖放下手中的茶盅，从红木太师椅上站了起来，对章宗祥说道。
曹汝霖略加思索，唤来仆人，把章宗祥带进地下锅炉房躲藏。那锅炉房又小又黑，堂堂公使大人此时也顾不得这些了，龟缩于内。
曹汝霖则避进一个箱子间。这小小的箱子间，一面通他和妻子的卧室，一面通他两个女儿的卧室。据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曹汝霖的《一生之回忆》一书所载，曹汝霖当时的情景如下：“我在里面，听了砰然一大声，知道大门已撞倒了，学生蜂拥而入，只听得找曹某打他，他到哪里去了。后又听得砰砰嘣嘣玻璃碎声，知道门窗玻璃都打碎了。继又听得瓷器掷地声，知道客厅书房陈饰的花瓶等物件都掷地而破了。“后又打到两女卧室，两女不在室中……走出了女儿卧房，转到我妇卧房。我妇正锁了房门，独在房中，学生即将铁杆撞开房门，问我在哪里。妇答，他到总统府去吃饭，不知回来没有。……我在小室，听得逼真，像很镇定。他们打开抽屉，像在检查信件，一时没有作声。后又倾箱倒箧，将一点首饰等类，用脚踩踏。我想即将破门到小屋来，岂知他们一齐乱嚷，都从窗口跳出去了，这真是奇迹。“仲和(引者注：即章宗祥)在锅炉房，听到上面放火，即跑出来，向后门奔走，被学生包围攒打。他们见仲和穿了晨礼服，认为是我，西装撕破。有一学生，将铁杆向他后脑打了一下，仲和即倒地。……“吴总监(引者注：即警察总监吴炳湘)随即赶到，一声‘拿人’令下，首要学生听说，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了，只抓了跑不及的学生二十余人(引者注：实为三十二人)，送往警察厅。”这便是震动全国的“火烧赵家楼”。
翌日，为了声援被捕学生，北京各大学实行总罢课。一呼百应，北京各界、全国各地奋起响应。万马齐喑的中国，终于响起呐喊之声——这是苏俄十月革命的炮声在中国的回响之声。北京大学高擎“五四”火炬，冲锋陷阵在前。北洋军阀把枪口对准了北京大学，对准了校长蔡元培，对准了《新青年》主帅“北李南陈”……
第二部分：前奏“新世界”游艺场蹿出黑影 1
“全国看北京，北京看北大。”一时间，北京大学成了新闻中心。
五月九日，从北京大学爆出一条轰传一时的新闻：校长蔡元培留下一纸辞职启事，不知去向!蔡元培突然出走，事出有因：“北京学生一万五千人所为之事，乃加罪于北大之一校，北大一校之罪加之于蔡校长之一身。”盛传，北洋政府“以三百万金购人刺蔡”。为了蔡元培的安全，众友人力劝他火速离京，暂避风头。于是，五月九日拂晓，蔡元培秘密登上南下火车，悄然前往浙江，隐居于杭州。
一个多月后——六月十一日，又从北大爆出一条新闻，掀起一番新的波澜。
暮霭降临北京城。闹市之中，前门外珠市口西，门口悬着“浣花春”字号的川菜馆里，一张八仙桌，五位客人正在聚餐。没有高声猜拳，只是低声悄语。操一口皖腔、穿一身西服的是陈独秀。不知什么原因，那件西服显得鼓鼓囊囊。另四位分别是《新青年》编辑高一涵、北京大学理科教授王星拱、北京大学预科教授程演生、内务部佥事邓初，他们或者衣襟鼓起，或者带着一只手提包。饭足，天色已一片浓黛。王星拱、程演生朝另三位点点头，先走了。他俩前往城南游艺园。事先约定，李大钊在那儿等他们。
陈独秀和高一涵、邓初一起出门，朝“新世界”走去。“新世界”是模仿上海的“大世界”，由一位广东商人出资建造的游艺场，主楼四层，坐落在离“浣花春”不远的香厂路和万明路交叉口。“新世界”是个热闹的所在，唱小曲的，说相声的，演京戏的，放电影的，卖瓜子的，吃包子的，喝茶的，人声嘈杂，熙熙攘攘。陈独秀怎么忽然有闲情逛“新世界”?只见他们三人进了大门，几条黑影也随着闪了进去。进门之后，陈独秀、高一涵跟邓初散了开来。邓初钻进茶室，又走进戏园。陈独秀和高一涵各处看了看，见到灯光明亮如昼，摇了摇头，朝楼上走去。陈独秀这书生，头戴一顶白色草帽。他原本为了不让人认出来，但万万没有想到，这顶白帽子给那几条黑影带来莫大方便。即使在人群簇拥之中，也很容易找到这顶白帽!“走，到屋顶花园去瞧瞧!”高一涵熟悉那里，便带着陈独秀走上四楼楼顶。楼顶那屋顶花园，是盛暑纳凉用的。这时还未到纳凉时节，空荡荡的，一片漆黑。他俩从屋顶花园边缘伸出头来一瞧，第四层的露台上黑压压一片人群，正在观看露天电影。“这儿太好了!”陈独秀显得非常兴奋。他从怀里掏出那鼓鼓囊囊的东西，朝下一撒，顿时，像天女散花一般飞舞。正在聚精会神凝视银幕的人们马蚤乱起来，仰起头惊讶地望着夜空中飘舞的白纸，你争我夺，秩序大乱。陈独秀趁这机会，又甩了一大把纸片。就在这时候，黑暗中蹿出一个人，朝陈独秀说道：“给我一张。”陈独秀竟然随手给了他一张。那人借着亮光一看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