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开会，大会决定于七月一日开幕。……”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载《“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十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马林拿出了带来的经费，每一位代表发给路费一百元，回去时再给五十元。
会议决定在上海召开——因为上海当时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联络中心。
代表名额按地区分配，每个地区派两名代表，并不考虑这一地区党员人数的多寡，即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日本，共七个地区。至于法国，由于路途遥远，信件往返及代表赶来，已经来不及，所以未发邀请信。
邀请信由“二李”分头去写。
在不少中国共产党党史著作中，写及马林、尼柯尔斯基与“二李”商谈召开中国共产党“一大”时，张太雷在场(包括有关张太雷的传记中也是这样写的)。查其根据，乃出自张国焘回忆录中的一段文字：
“他(引者注：指张太雷)的英语说得相当流利，故李汉俊派他做马林的助手。马林与李汉俊、李达会面时，都由他在场任翻译。这位生长在上海附近的漂亮青年，有善于交际的海派作风。……”
笔者以为，张国焘的回忆可能有误：张太雷当马林的翻译，是在一九二一年八月，即张太雷出席共产国际“三大”之后，从苏俄回到上海。张国焘错把八月份的印象写入六月份的事。
据档案记载：张太雷于一九二一年五月四日在伊尔库茨克出席朝鲜共产党代表大会。五月七日还在大会发了言。接着，六月二十二日至七月十二日在莫斯科出席了共产国际“三大”。
马林和尼柯尔斯基是在六月三日抵沪的。张太雷在伊尔库茨克出席了朝鲜共产党代表大会之后，倘若马上动身回沪，是可能与马林、尼柯尔斯基会面的。但是，会面之后，又参加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一大”的讨论，起码在六月十日才可离沪。按照当时的交通条件，他无论如何不可能在六月二十二日赶到莫斯科——因为从上海到赤塔大约要十天，从赤塔到伊尔库茨克要四天，从伊尔库茨克到莫斯科约半个月，总共约需一个月!也就是说，他即便六月三日一到上海，马上与马林、尼柯尔斯基见了一面，翌日就动身去莫斯科，也来不及!何况，六月二十二日是大会开幕式，他总得提早几天到达，那就更不可能在六月上旬回到上海。
张国焘的回忆录是在一九七一年写的，时隔半个世纪，把八月的事记成六月的事是很可能的。
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负责人舒米亚茨基的悼念张太雷的文章是在一九二八年发表的。他与张太雷在伊尔库茨克共事。他的文章没有提及张太雷在五、六月间曾回国一次，而是说：“一九二一年六月，张太雷同志与杨厚德(引者注：即杨明斋)一起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另外，查阅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其他代表的种种回忆文章，也未见到写张太雷五、六月间在上海。
信、汇款，由“二李”分别寄出之后，各地的小组商议派出代表。
〔北京〕
罗章龙如此回忆──
“一九二一年暑期将临的时候，我们接到上海方面的通知（时独秀亦从南方来信，不在上海）要我们派人去参加会议，我们对会议的性质并不如事后所认识的那样，是全党的成立大会。时北方小组成员在西城辟才胡同一个补习学校兼课，就在那里召开了一次小组会议，会上推选赴上海的人员，守常先生那时正忙于主持北大教师索薪工作（原索薪会主席为马叙伦，马因病改由守常代理，这次索薪罢教亘十个月之久）。在场的同志因有工作不能分身，我亦往返于长辛店、南口之间，忙于工人运动，张国焘已在上海，乃推选张国焘、刘仁静二人出席，会上未作更多的准备工作，刘仁静赴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会后才到上海的。”《回忆李大钊》，四○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七月版。这一资料是罗章龙之孙罗星元读了《红色的》之后，于一九九一年十月抄寄笔者的。
罗章龙之孙罗星元则曾这样记述罗章龙的回忆──
“一九二一年中共‘一大’前夕，我爷爷接到上海中央的通知要去上海参加一大会。可是他那时在北方领导工人运动，工作非常忙，竟然脱不开身。他拿着中央召开‘一大’会的通知找到刘仁静说让刘仁静代替他去，因为刘仁静当时的主要工作是任英语翻译。这就是爷爷为什么没有出席‘一大’会的原因。刘仁静生前曾将以上情况告诉了中国革命博物馆，但我不知道刘仁静是口述还是写成了书面的回忆。”引自罗星元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四日致笔者信。
刘仁静如此回忆——
“一九二一年暑假，我们几个北大学生，在西城租了一所房子，办补习学校，为报考大学的青年学生补课。张国焘教数学、物理，邓中夏教国文，我教英文。正在这时，我们接到上海的来信(可能是李达写的)，说最近要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要我们推选出两个人去参加。我们几个人——张国焘、我、罗章龙、李梅羹、邓中夏就开会研究，会议是谁主持的我已记不清楚。李大钊、陈德荣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会前是否征求李大钊先生的意见我不知道，李先生很和气，就是征求他的意见他也不会反对。在会上，有的人叫邓中夏去上海开会，邓中夏说他不能去，罗章龙也说不能去，于是就决定由我和张国焘两个人去出席‘一大’。”刘仁静：《回忆党的“一大”》，《“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二○九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第六部分：聚首“二李”发出了召开“一大”的通知 2
李大钊没有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是人们所关注的。刘仁静如此回答：
“李大钊先生当时没有参加‘一大’，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估计一方面是他工作忙，走不脱；另一方面，当时我们北京小组开会研究谁去上海出席‘一大’时，也没有推选到他。”刘仁静：《回忆党的“一大”》，《“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二一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张国焘则说：“北京支部应派两个代表出席大会。各地同志都盼望李大钊先生能亲自出席；但他因为正值北大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纷繁，不能抽身前往。结果便由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会。”《张国焘回忆中国共产党“一大”前后》，《“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一六八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长沙〕
毛泽东跟斯诺谈话时，提及一句：“在上海这次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引者注：指何叔衡)。”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一三三页，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
在谢觉哉的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中，有这么一行字：“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
据谢觉哉说，“○○○○○”即“共产主义者”。生怕暴露秘密，画圈代意。
何叔衡早逝，没有留下回忆文章。
〔武汉〕
董必武在一九三七年接受尼姆·韦尔斯的采访时说：“我参加了一九二一年七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代表会议。……湖北省派陈潭秋和我。”董必武：《创立中国共产党》，引自《“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二九二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陈潭秋在一九三六年说：“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代表是董必武同志和我。”陈潭秋：《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共产国际》一九三六年第七卷第四、五期合刊。
〔济南〕
王尽美、邓恩铭早逝，没有留下回忆文章。
〔广州〕
包惠僧说：“此时，陈独秀及我都在广州，接到临时中央的信，要陈独秀回上海，要广州区派两个代表出席会议。陈独秀因为职务离不开即召集我们开会，决定推选我同陈公博代表广州区。”
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二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在谭植棠家开会，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请广州支部派两个人出席会议，还寄来二百元路费。陈独秀说第一他不能去，至少现在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第二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席会议，陈公博是办报的，又是宣传员养成所所长，知道的事情多，报纸编辑工作可由谭植棠代理。包惠僧是湖北党组织的人，开完全会后就可以回去。其他几个人都忙，离不开。陈独秀年长，我们又都是他的学生，他说了以后大家就没有什么好讲的了，同意了他的意见。”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三六八至三六九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陈公博回忆说：“上海利用着暑假，要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广东遂举了我出席……”《陈公博回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引自《“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四一九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日本〕
施存统说：“日本小组还只有两个人，即我和周佛海。我们二人互相担任党代会的代表，最后由周出席(因为周已多年未回国)。”
施存统：《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周佛海说：
“接着上海同志的信，知道七月间要开个代表大会。凑巧是暑假期中，我便回到上海。”
周佛海：《往矣集》，上海平报社一九四二年版。
包惠僧的回忆，似乎与施存统稍有不同：
“这一次代表的分配是以地区为标准，不是以党员的数量为标准，东京只有周佛海、施存统，原来邀请的也是两个代表，因为施存统没有回国，所以只有周佛海一个人出席。”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二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上海〕
出席的代表是“二李”。自陈独秀去广州，上海小组的书记原是由李汉俊代理，后改由李达代理。
李达在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三日写给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负责同志的信中，讲述了这一过程：
“(一九二○年)十一月间，书记陈独秀应孙中山(引者注：应为陈炯明)之邀，前往广东做教育厅长。书记的职务交由李汉俊代理。不久，威丁斯基(引者注：即维经斯基)也回到莫斯科去了(引者注：应为伊尔库茨克)。后来李汉俊因与陈独秀往来通信，谈到党的组织，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问题，两人意见发生冲突，陈主张中央集权、李主张地方分权，愤而辞去代理书记的职务，交由李达代理书记。”
除了“二李”，照理，陈望道应是上海的代表。陈望道不仅负责《新青年》编辑工作，而且上海小组的重要事情总是由“二李”、陈望道和杨明斋商量决定。此时，杨明斋去了伊尔库茨克。虽然规定每个地区选两名代表，而会议是在上海召开，上海即使出席三名代表也不妨。
据李达回忆：
“李汉俊写信给陈独秀，要他嘱咐新青年书社垫点经费出来，他复信没有答应，因此李汉俊和陈独秀闹起意见来。”李达：《李达自传》，《“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陈独秀还以为这一主意是陈望道出的，于是迁怒于陈望道。如《中国共产党党史人物传》第二十五卷《陈望道》一文中所披露：
“陈望道生前曾多次对人谈起，他曾被推选为上海地区出席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因会前他已与陈独秀发生争执，故未去参加。”
第六部分：聚首十五位代表聚首上海 1
来了!来了!
从北方，从南方，从东边的日本，从西边的武汉，中国共产党代表们朝上海进发(有人认为这年三月间开过一次代表会议，但未得到确证)。
这是中国共产党各地组织有史以来的头一回大聚会，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红色的。
头一个来到上海的，是坐着火车前来的张国焘，他“因须参加大会的筹备工作”，所以最先到达。据他自云是“五月中旬”抵沪。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马林和尼柯尔斯基是在六月三日才来沪，经过开会筹划、寄信以及北京小组讨论，所以他来沪的时间估计在六月下旬。
张国焘在路过济南时，曾在那里逗留了一天。王尽美、邓恩铭约了济南八个党员和他会面，一起在大明湖划船、聚谈。
张国焘已经来过上海几趟，很熟悉，所以一到上海，便直奔环龙路渔阳里二号，拜访了李达。
在张国焘的记忆屏幕上，“李达是一个学者气味很重、秉性直率的人，有一股湖南人的傲劲，与人谈话一言不合，往往会睁大双目注视对方，似乎怒不可遏的样子。他的简短言词，有时坚硬得像钢铁一样”。
接着，张国焘来到本书小引中所着重描述过的那幢著名的房子——望志路一○六号。这时李汉俊已从三益里迁入这里。
张国焘如此形容李汉俊：“他也是一位学者型的人物，可说是我们中的理论家，对于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研究特别有兴趣。他不轻易附和人家，爱坦率表示自己的不同见解，但态度雍容，喜怒不形于色。他热诚地欢迎我的先期到达，认为很多事在通信中说不清楚，现在可以当面商讨。”
张国焘从“二李”那里，迅速地察觉“二李”与马林之间的关系不那么融洽。
张国焘这么回忆李达的话：
“马林曾向他声称是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并毫不客气地向他要工作报告。他拒绝了马林的要求，理由是组织还在萌芽时期，没有什么可报告的。马林又问他要工作计划和预算，表示共产国际将予经济的支持。他觉得马林这些话过于唐突，因此直率地表示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正式成立，是否加入共产国际也还没有决定；即使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而加入了共产国际，它将来与共产国际所派的代表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也还待研究；现在根本说不上工作报告、计划和预算等等。他向马林表示，共产国际如果支持我们，我们愿意接受；但须由我们按工作实际情形去自由支配。……”
张国焘从李汉俊那里，也听到类似的意见。
“二李”性格耿直，怎么想便怎么说，怎么说便怎么做，于是与马林之间产生明显的分歧，有几次差一点吵了起来。
张国焘从“二李”那里知道了马林和他们会谈的内容。于是，他来到南京路上那大东旅社，在屋顶花园跟马林会面。
他记忆中的马林的性格是非常鲜明的，与维经斯基的和颜悦色、为人随和恰成反比例：
“马林给我的印象是不平凡的。他这个体格强健的荷兰人，一眼望去有点像个普鲁士军人。说起话来往往表现出他那议员型的雄辩家的天才，有时声色俱厉，目光逼人。他坚持自己主张的那股倔犟劲儿，有时好像要与他的反对者决斗。”
难怪，如此倔强的马林，会与直来直去的“二李”弄僵了关系。
张国焘虽然比“二李”小七岁，但是显得圆滑乖巧，他既与马林很谈得来，又与“二李”很亲密。这样，他往来于马林与“二李”之间，成为双方的协调人。中国共产党“一大”的筹备工作，原是由“二李”负责。这么一来，张国焘插了进来，反客为主，把筹备工作的领导权抓在手里。此后，中国共产党“一大”由张国焘主持，内中的缘由便在这里。
北京的另一名代表刘仁静，比张国焘晚些天前来上海。他和邓中夏一起从北京来到南京。七月二日至四日，刘仁静、邓中夏在南京出席了“少年中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