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年会——因为这个学会是在一九一九年七月一日正式成立的，所以选择七月一日这一天召开年会(刘仁静未赶上开幕式)。这样，刘仁静大约在七月六日到达上海。
据谢觉哉日记所载，毛泽东和“何胡子”是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午后六时离开长沙，坐船到武汉，再转长江轮船，抵达上海的，时间大致上跟刘仁静差不多。
陈潭秋和留着小胡子的董必武一起，在武汉登上长江轮船，顺着东流水，驶往上海。
王尽美和邓恩铭自从与张国焘作了一日会谈之后，便一起相约动身，登上南去的火车，前往上海。
不久，周佛海也登上海轮，从日本鹿儿岛前往上海。
姗姗来迟的是广州的代表。不论是马林、尼柯尔斯基，还是上海的“二李”，都期望陈独秀前来上海。一封封信催，还发去几回电报，但陈独秀仍然不来。
于是，包惠僧从广州坐了海船，于七月二十日直达上海。
陈公博没有和包惠僧同行。他最晚一个抵沪（周佛海何时抵沪，现无法查证。考虑到日本路途较远，也可能他晚于陈公博抵沪）——他带着新婚的妻子李励庄，于七月十四日启程，从广州到香港，登上邮轮，七月二十一日来到上海。
来了，来了，十五位代表终于汇聚于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
关于这十五位代表，在“文革”中往往以“毛泽东等”一语代替。后来曾改成“毛泽东、董必武等”。尔后，又改为“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等”。如今，常见的提法是以城市为序，即“上海李达、李汉俊，北京张国焘、刘仁静，长沙毛泽东、何叔衡，武汉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王尽美、邓恩铭，广州陈公博、包惠僧，日本周佛海，共产国际马林、尼柯尔斯基”。这样以城市为序的排名法，是经过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们再三斟酌而排定的。
第六部分：聚首十五位代表聚首上海 2
另外，“中国共产党‘一大’十五位代表”，往往被写成“中国共产党‘一大’十五位出席者”。“出席者”与“代表”之间，存在着概念的差异。原因在于包惠僧的代表资格引起争议——包惠僧是武汉小组的成员，而武汉已有董必武、陈潭秋两位代表；倘若说他是广州小组代表，而他当时是一九二一年五月由上海派往广州向陈独秀汇报工作的，不是广州小组成员。也有人以为，广州代表原本是陈独秀，而陈独秀来不了，指派包惠僧去，因此他是“陈独秀代表”!为了避免争议，便改成“中国共产党‘一大’十五位出席者”，则万无一失——不论怎么说，包惠僧总是出席了中国共产党“一大”，是一位“出席者”!
不把包惠僧算作中共“一大”代表，过去所依据的是毛泽东一九六九年在中国共产党“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
“第一次代表大会，只有十二个代表。现在在座的还有两个，一个是董老，再一个就是我。有好几个代表牺牲了，山东的代表王尽美、邓恩铭，湖北的代表陈潭秋，湖南的代表何叔衡，上海的代表李汉俊，都牺牲了。叛变的，当汉j的，反革命的有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刘仁静四个，后头这两个还活着。还有一个叫李达，在早两年去世了。”
毛泽东的话，一言九鼎。由于毛泽东说出席中共“一大”只有十二名代表，没有把包惠僧列为代表之一，因此中共党史界便依据毛泽东的话，不把包惠僧算作中共“一大”代表。
细细追究起来，那“出席者”之说，最初也源于毛泽东。
毛泽东在一九三六年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这么说及中共“一大”：
“在上海这次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次会议中，除我之外，只有一个湖南人，其余的出席会议的人物中有：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一共是十二个人。”
在这里，毛泽东明确地把包惠僧列为中共“一大”的“出席者”。但是，可能当时毛泽东的回忆有误，把中共“一大”的出席者说成“十二个”。
长期以来，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领袖，他的话富有影响力。中共党史研究者们依据毛泽东的话，长期以来这么说：
中共“一大”的“代表”是十二人，“出席者”是十三人。其中是“出席者”但不是“代表”的是包惠僧（当然，这里没有把马林和尼柯尔斯基计算在内）。
其实，包惠僧的身份，算是广州小组代表也可以。因为他是由广州小组推选、由陈独秀提名的。也有人主张包惠僧可以算是“陈独秀指派的代表”。
不论怎么说，如今包惠僧的代表身份日益得到确认。“十三人代表”之说，已经日渐被中共党史界所接受。
除了这十三人代表得以普遍确认，不久前又发现了两位未曾正式到会的代表。这两位代表，一位来自南京，一位来自徐州。在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一年，南京和徐州都已先后建立了中共党组织，所以在中共“一大”召开前夕，也都收到了出席大会的通知。南京派出了一名代表，徐州也派出了一名代表。徐州的代表叫陈亚峰，南京的代表一说是郭青杰，一说是刘真如。陈亚峰从徐州来到南京，与南京代表一起来到上海。只是他们受无政府主义影响颇深，不愿受党的纪律的约束，没有出席大会。
笔者绕开种种关于“代表”和“出席者”的争议，关于代表排名的先后次序的争议，在这里排出一张以年龄(出生年月)为序的代表名单，年长者在先，年轻者在后(同年出生者标明月份)：
姓名出生年份当时年龄籍贯
何叔衡一八七六四十五湖南宁乡
马林一八八三三十八荷兰鹿特丹
董必武一八八六三十五湖北黄安
李汉俊一八九○三十一湖北潜江
李达一八九○三十一湖南零陵
陈公博一八九二二十九广东南海
毛泽东一八九三二十八湖南湘潭
包惠僧一八九四二十七湖北黄冈
陈潭秋一八九六二十五湖北黄冈
周佛海一八九七二十四湖南沅陵
张国焘一八九七二十四江西萍乡
王尽美一八九八二十三山东莒县
尼柯尔斯基一八九八二十三俄国
邓恩铭一九○一二十贵州荔波
刘仁静一九○二十九湖北应城
这是一次年轻的会议!
在代表之中，最为年长的“何胡子”不过四十五岁，最为年轻的刘仁静只有十九岁。三十岁以下的有十位，占三分之二!
十五位代表的平均年龄只有二十八岁，正巧等于毛泽东的年龄!
这是一群热血青年，为着一个主义——共产主义，为着一个学说——马克思学说，汇聚在一起了!
令人惊讶的是，除去两位国际代表，在十三个中国人当中，湖北籍的占五位，湖南籍的占四位，“两湖”相加占九位!
在十三位中国共产党代表之中，北京大学学生占五位——陈公博、张国焘、刘仁静，加上曾在北大工作的毛泽东，及在北京大学短期学习过的包惠僧，共五位。另外，“南陈北李”两位都是北大教授。
在十三位中国共产党代表之中，曾经留学日本的有四位——董必武、李汉俊、李达、周佛海。加上“南陈北李”，则是六位。
在十三位中国共产党代表之外，其实还有若干位完全应当进入代表之列而因种种原因未来的：
陈独秀——当然代表；
李大钊——当然代表；
杨明斋——在苏俄出席共产国际“三大”；
张太雷——在苏俄出席共产国际“三大”；
陈望道——与陈独秀产生分歧而没有出席；
施存统——可以来而没有回国。
另外，在法国的张申府、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因路远联系不便而不能回国出席。
第六部分：聚首“北京大学暑假旅行团”住进博文女校
“一九二一年的夏天，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楼上，在七月下半月，忽然新来了九个临时寓客。楼下女学校，因为暑假休假，学生教员都回家去了，所以寂静得很，只有厨役一人，弄饭兼看门。他受熟人的委托，每天做饭给楼上的客人吃，并照管门户。不许闲人到书房里去，如果没有他那位熟人介绍的话。他也不知道楼上住的客人是什么人，言语也不十分听得懂，因为他们都不会说上海话，有的湖南口音，有的湖北口音，还有的说北方话。……”
这是一九三六年第七卷第四、五期合刊《共产国际》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的开头一段。篇名为《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作者陈潭秋。
此文用俄文发表。当时，作者在苏联莫斯科，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十五周年而作。
这是早期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一大”的纪念文章，颇有史料价值。但是，此文在解放后才被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们发现，译成中文，刊载于《党史研究资料》。为了译成“七月下半月”还是“七月底”，译者颇费了一番工夫——因为当时流传甚广的说法是七月一日召开中国共产党“一大”。
陈潭秋文章中提及的那“九个临时寓客”，据称是“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
其实，这个“旅行团”如陈潭秋所写的：
“这些人原来就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为了正式组织共产党，约定到上海来开会。”
那“九个临时寓客”是：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包惠僧。包惠僧刚到上海那天，是住在渔阳里二号，张国焘叫他搬到博文女校去。
张国焘常在博文女校，有时也睡在那里，但他在上海还另有住处。
“二李”住在上海自己家中。陈公博带着太太来，住在大东旅社。
博文女校虽说是学校，其实不大，相当于三上三下的石库门房子。坐落在法租界白尔路三八九号(后改蒲柏路，今太仓路一二七号)。也是一幢青红砖相间的二层房子，典雅大方，屋里红漆地板。这所学校不过百把个学生。
博文女校怎么会成为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们的“招待所”呢?
原来，“二李”都与这所学校校长颇熟。
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兰，早年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黄兴出任南京留守处主任，黄绍兰曾在黄兴手下工作。一九一七年，黄绍兰来上海，担任博文女校校长，聘请黄兴夫人徐宗汉为董事长。黄绍兰的丈夫黄侃，字季刚，是北京大学文学系教授。
黄绍兰、黄侃都是湖北人，与李汉俊有着同乡之谊。
李汉俊的嫂嫂——李书城的续弦薛文淑，当时便是博文女校的学生。李书城、李汉俊都与黄绍兰校长相熟。博文女校离望志路李公馆不过一站路而已。
李达的那位个子娇小的妻子王会悟，当过黄兴夫人徐宗汉的秘书，而徐宗汉是博文女校的董事长。李达也与黄绍兰认识。
黄绍兰的家，也住在博文女校里。时值暑假，学校空着。当黄绍兰听王会悟说“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要借此住宿时，便一口就答应下来——这不光因为黄绍兰与“二李”有友谊，而且她的丈夫也是北大的。
旅行团陆陆续续到达了。董必武先在湖北善后公会住了些日子。毛泽东在博文女校住了几天之后，看样子代表们一下子还到不齐，便到杭州、南京跑了一圈。直到陈公博抵沪，那“九个临时寓客”才都住进博文女校。
据包惠僧回忆：
“当街的两间中靠东的一间是张国焘、周佛海和我住的。张国焘也不常住在这里，他在外面租了房子。邓中夏到重庆参加暑假讲习会路过上海，也在这间住了几天，靠西的后面一间是王尽美、邓恩铭住，毛泽东是住在靠西的一间。这房屋很暗，他好像是一个人住。……除了毛泽东是睡在一个单人的板床是两条长凳架起来的，我们都是一人一张席子睡在地板上，靠东一边的几间房屋当时是空着的。”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三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付了两个月的租金，只住了二十天左右。……交房租是我同黄兆兰(引者注：应为黄绍兰)校长接洽的。在暑假中仅有一个学生，房子很多，学校里没有什么人，很清静。我们住的是楼上靠西的三间前楼。”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三○至三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就在最后一位代表陈公博来到上海的翌日，即七月二十二日，在博文女校楼上开过一次碰头会——包惠僧说“像是预备会”，而陈潭秋则称之为“开幕式”。
包惠僧在他的回忆录中说：
“在大会开会的前一天，在我住的那间房子内商量过一次(像是预备会)，并不是全体代表都参加，我记得李汉俊、张国焘、李达、刘仁静、陈潭秋、周佛海和我都参加了，其余的人我记不清楚。李达也把王会悟带来了，我们在里间开会，她坐在外间的凉台上。”
陈潭秋则在他一九三六年发表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中写道：
“七月底大会开幕了，大会组织非常简单，只推选张国焘同志为大会主席，毛泽东同志与周佛海任记录。就在博文女校楼上举行开幕式……”
第六部分：聚首查清中共“一大”开幕之日 1
科学家指出，就人的记忆力而论，最弱的是数字记忆，其中包括对于电话号码、门牌号、编号以及对于日期的记忆。
也正因为人们对于日期的记忆最弱，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召开日期曾成为历史之谜。
中国共产党“一大”是在一九二一年召开的，众多的当事者对年份倒是记得清楚的。至于是哪个月召开的，记忆开始模糊。而究竟是哪一天开的，则完全陷入了记忆的模糊区之中。
除了记忆之误，中国人当时习惯于阴历，更加重了这个历史之谜的复杂性。
毛泽东在一九三六年对斯诺说：“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毛泽东所说的“五月”，很可能指的是阴历。
董必武在一九三七年则对斯诺夫人尼姆·韦尔斯说：“一九二一年七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代表会议……”
张国焘在一九五三年写道：“一九二一年五月我遇见毛，那时他被邀参加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第一次会议……”
至于陈潭秋在一九三六年那篇用俄文发表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不论译成“七月底”或“七月下半月”、“七月下旬”，总是表明在七月十五日之后召开中国共产党“一大”。
中国共产党日益壮大，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也就提到日程上来。陈潭秋的文章，便是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十五周年而作。可是，说不清一个具体的日期，毕竟会给纪念活动带来困难。
“这样吧，就用七月的头一天作为纪念日。”一九三八年五月，当越来越多的人向当时在延安的两位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毛泽东和董必武询问党的生日时，毛泽东跟董必武商量之后，定下七月一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辰纪念日。
不久，毛泽东在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三日召开的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演讲《论持久战》时，第一次明确地提出：
“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十七周年纪念日，这个日子又正当抗战的一周年。”
在如今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所收《论持久战》中没有这句话，开头的话是“伟大抗日战争的一周年纪念，七月七日，快要到了”，但在一九三八年七月一日延安出版的《解放》杂志第四三、四四期合刊，仍可查到这句话。
一九四○年在重庆出版、由许涤新和乔冠华主编的《群众》周刊第四卷第十八期，发表社论《庆祝中国共产党十九周年纪念》，指出：
“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九周年纪念日。”
一九四一年六月三十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发出《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