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员暂行分工主管。先期各级办事人员则从各军军事学校在职人员中选拔，经严格挑选后再通过考试择优录用。
孙中山手书的国民党中执委候补委员名单关于学生来源，筹委会决定在全国19个省进行招考。2月10日，拟定招生名额为324人。分配各省区招考学生名额：直隶、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川、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14省每省12人，计168人；东三省、热河、察哈尔计50人；湘、粤、滇、豫、桂军5个军各15人，计75人；国民党先烈家属20人；留有9个人的名额作为机动。另招备取生30人至50人。
廖仲恺作为大元帅府的财政部长，受孙中山的委托，一直参与军校的筹备工作并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他在校务筹备会上说：“创办本党军官学校，近日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获一致通过。这次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各项政策。中国革命的高嘲已经来到了，军官学校的筹办，将是涌于潮头最引人注目的一朵浪花。在这次会议结束时，已经提请两党同志回去后在全国各地为本校招生。我们一定要把那些优秀的、忠实于本党主义的人才集合到本党的旗帜下。现在，这里的各项筹备工作要抓紧，加快落实。南堤2号，现已经成了全国关注的中心，诸位一定要不辱使命。”
南堤2号门前自挂出了黄埔军校筹备处的牌子后，门里门外开始忙碌起来，人群络绎不绝。与此同时，市内的大街小巷也贴出了黄埔军校的《招生简章》。招生条件要求“明白主义”，学历上要求中学或相当于中学毕业，身体要求“强健”、无眼病、无肺病和性病。考试要求笔试口试，考试内容是作文、政治和数学。黄埔军校招生虽说是全国性的，但实行起来困难很大。在国民党有一定影响的几个省份和地区，可以在《民国日报》上登几则启事。但在军阀盘踞的多数省份，却不能公开招生，甚至有的省份的军阀竟下令学生不得出省一步。那时的国民党组织松散，对在全国招生无能为力。眼看着各地报考工作要落空，孙中山焦急万分，廖仲恺急忙找到中共总书记陈独秀。陈独秀召集在国民党中任职的中共党员谭平山和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决定以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名义向各地组织发电，冲破军阀障碍，挑选优秀分子赴广州应试。
1924年，毛泽东在广州。帮助黄埔军校招收人才，最不遗余力的还有时年31岁的毛泽东，他精力过人，胆大心细。查阅《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第一至第四队详细调查表》，可见在学生亲笔填写的“入校介绍人”一栏中，有5名湖南学生的入校介绍人中都有毛泽东的名字，这5人是：新田县的蒋先云，耒阳县的伍文生和李汉藩，衡山县的赵楠，醴陵县的张际春（非后来的解放军第2野战军副政委张际春，两人同名同姓同乡，考入黄埔军校第1期的张际春毕业后曾任国民革命军团长，在苏联学习两年回国后到上海中央军委工作，曾担任上海总工会纠察队副总指挥，1933年病逝）。1924年3月，由毛泽东出面在军阀孙传芳的眼皮底下，在上海秘密组织了一个黄埔军校分考场。所谓分考场是指整个长江流域各省份的考生先到这里集中，经过筛选，再赴广州参加总考。毛泽东在这里给许多人发放了路费和证明，送他们登上南下的火车和轮船，多年后这些热血青年还记得，在送别的时刻，毛泽东都会说一句“让我们相会在广州”，都记得毛泽东在码头上那清瘦的身影和真诚的祝愿。
廖仲恺在1924年的题词筹备军校的各项工作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自然也就涉及到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这就是关于校长的人选。本来军校校长是由孙中山本人兼任的，但是他考虑到自己的身体状况等原因，不适宜做具体的校务工作，于是最初决定让程潜担任校长一职，而以蒋介石、李济深为副校长。谁知蒋介石不愿在程潜之下，对孙中山的这一安排大为不满。本来由孙中山任校长，蒋介石无话可说，但当孙中山透露出不兼任校长之职时，蒋介石则对校长一职志在必得，他耍起了政客的惯用手段。2月21日，蒋介石未经孙中山和廖仲恺的同意，就宣布军校不办了，并擅自发给教职员离职津贴，企图解散筹委会。他写了一份辞职书，说“筹备处已移交廖仲恺先生代为交卸”，便不辞而别。孙中山与廖仲恺对蒋介石的行为十分不满。廖仲恺当即对筹委会的工作人员说：“办黄埔是党要办的，而且一定要办成。”“蒋介石不要办，或因此办不成，蒋先生要开罪于全党。”
蒋介石辞去军校筹备委员长职务后，擅自离开广州，跑到上海消极对抗。他给廖仲恺的信中托词说明他为什么要离广州回上海的原因：一是对孙中山的政绩不满，二是对廖仲恺的财政不满，三是对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不信任。另一方面，蒋介石又委托张静江找孙中山说情，明言他想当这个校长。
孙中山在蒋介石的辞职书上批复：“务须任劳任怨，百折不回，从穷苦中去奋斗，故不准辞职。”为了不影响军校筹备工作的进程，2月23日，孙中山立即任命廖仲恺兼理筹委会委员长之职，同时邀请邓演达、叶剑英等一道办理招生建校工作。廖仲恺忠心耿耿，积极进行筹备工作，同时竭力催促蒋介石回广州复职。孙中山后又电催蒋介石回粤复职，责问：“辞呈未准，何得拂然而行？”廖仲恺也电催蒋介石南归，责令“毋负远来考者，以损党誉”。3月14日，蒋介石复函廖仲恺，表示不相信国共始终合作。对蒋介石的如此要挟，孙中山和廖仲恺仍是苦口婆心地劝说，3月16日孙中山发表《中国国民党孙总理勉励同志文》，再次阐述联俄、联共的必要性。
为了切实做好招生工作，孙中山指示军校筹备委员会成立入学试验委员会，仍公布以蒋介石为委员长，王伯龄、邓演达、彭素民、严重、钱大钧、胡树森、张家瑞、宋荣昌、简作桢等9人为委员，经孙中山批准于3月21日成立。因当时蒋介石离职，指定李济深为代理委员长。
军校筹备工作日益繁忙，蒋介石却逍遥地由上海返回了浙江奉化老家。这一期间，廖仲恺连日电催蒋介石南归，3月26日询问：“归否？俾得自决。”表示作最后通知。3月30日蒋介石致电廖仲恺，借口怀疑军校经费不足，黄埔军校校党代表廖仲恺表示对军校失去信心。廖仲恺复电表示，经费不乏，尽可安心办学，惟请即来。然而，蒋介石未达目的，哪肯罢休，仍以种种理由不归，暗中也在四处探听孙中山对校长一职的安排。为了革命大业，孙中山委曲求全，又特派许崇智专程到奉化劝说蒋介石回校，并说明如果蒋介石再不回广州，军校之责就只好另请别人了。4月21日，蒋介石在感到再拖下去恐怕凶多吉少的情况下，他这才重返广州。
蒋介石回广州后，在未正式下达校长命令前，仍是对筹委会的工作横挑鼻子竖挑眼。当时，筹措办校经费是一大困难，蒋介石对此十分不满，质问廖仲恺：军校费用“是否另有指定？”廖仲恺为使蒋放心，对他说：“军校款，弟不问支出，兄亦不问来源。”实际上，从筹备到办校，廖仲恺为解决军校经费问题，常常不得不以极大耐心同控制了广东财政收入的西南军阀交涉，甚至要跑到杨希闵的鸦片烟床前耐心做工作，才能够从他们霸占的税收中得到一点拨款。廖仲恺扶持军校的苦心，使师生深为感动，誉称他为“黄埔慈母”。同时参与军校筹备工作的叶剑英后来就此事评价说：“当时真正懂得中山先生建军思想的是廖仲恺先生，而不是蒋介石。”（1956年11月10日《文汇报》）
蒋介石不顾大局，闹个人意见，孙中山欲想换人，但权衡之下又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于是想出了一个妥协而又明智的巧妙办法：决定让出校长一职给蒋介石，另设军校总理一职由自己亲任，仍位驾于校长之上，并设校党代表由廖仲恺担任，以制约校长。5月3日，签署了“特任蒋中正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的任命；5月9日，签署了“特派廖仲恺为驻陆军军官学校中国国民党代表”的任命。
筹备处自2月6日成立，至5月9日本校开课，军校办事机构在黄埔岛正式开张，南堤筹委会改为军校驻省办事处。筹委会历时3个月，共召开筹备会议32次。这一时期，蒋介石在筹委会仅工作了很短的时筹办军官学校的报道间，许多重大事情是廖仲恺负责筹划的。然而，蒋介石却如愿以偿地当上了黄埔军校校长，这里面既有蒋介石的投机成分在内，也是由多种因素组合造成的这一历史必然。首先是国民党内缺乏军事人才，其次是蒋介石先期要求出使苏俄，造成了先入为主、舍其无人的态势，从而迫使孙中山最终做出了这一决定。
孙中山对黄埔军校十分重视，他作为军校总理与校长、党代表3人组成校本部，这是军校的最高领导机构。校本部之下，除原设5个部外，为加强对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决定增设政治部。另设教官室主管战术训练工作。后又增设教育长一职。建校之初，政治部以戴季陶为主任，张申府（当时是共产党员）为副主任；教练部以李济深为主任，邓演达为副主任兼总队长；教授部以王伯龄为主任，叶剑英为副主任；管理部以林振雄为主任；军需部以周骏彦为主任，俞飞鹏为副主任；军医部以宋荣昌为主任，李其芳为副主任；以何应钦为战术总教官。教育长则先后由胡谦、王伯龄、何应钦、邓演达等担任。后又增设参谋处，以钱大钧为处长。
黄埔军校以造就革命军干部为目的，所以教练部特别注意各级官长的人选，以作为学生的楷模。筹委会规定，凡是由各方举荐的人员，先填写履历表，再经过详细考察，然后任用。3月24日，军校在广州市文明路高等师范学校内举行下级干部考试，对各方举荐人员严格考察。各学生队分队长、副分队长则从广东警卫军讲武堂和西江讲武堂毕业生中挑选。筹委会负责人在对下级干部考试中讲话，赞扬他们来校为党牺牲的决心，要求本校教职员必须明了党纪、军纪及自己的地位和责任。建校筹备工作至4月1日基本结束。
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对创办黄埔军校给予大力支持。在蒋介石访苏期间，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专门讨论创办军校的问题，并让苏联顾问鲍罗廷与廖仲恺等人负责筹办。国民党“一大”闭幕后，鲍罗廷随即将首批苏联军事顾问推荐给孙中山，帮助规划黄埔军校。苏联又应孙中山的要求，为黄埔军校派来了以切列潘诺夫为组长的第一个军事顾问小组，参加军校的筹建工作，还给军校赠送了武器和经费。随后，苏联又派遣军事顾问团，团长加伦将军率领40多位苏联军事专家在黄埔军校工作。苏联顾问的工作中心就是创建黄埔军校，他们都直接或间接地为创建军校作出了贡献。这是黄埔军校培养革命军事人才能在短期内收效的一个重要原因。
黄埔军校宣告成立后，面临着多方面的困难，由于经费拮据，武器奇缺，孙中山曾批准发给黄埔军校300支毛瑟枪，但兵工厂最初只能发给30支，勉强够卫兵放哨用。这时，苏联政府给予慷慨援助，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施以无偿支援，帮助黄埔军校渡过难关。据统计，第一次拨交学校开办费10万卢布，同年，又给广东政府45万卢布，作为编练新军的费用，苏联先后无条件地拨交黄埔军校的开办经费共达250万卢布。第一次运给军校的枪8000多支，子弹400多万发，以后逐年增加。先后6次为军校运来了大批的枪炮弹药，计有步枪51000支，子弹57400万发，机枪1090挺等，从根本上保证了军校之训练、建军及其军事斗争的顺利进行。与此同时，苏联政府派来了由军事政治干部组成的顾问运送武器的苏联水兵和黄埔师生举行联欢团协助军校工作。先后来黄埔军校担任顾问的有：政治总顾问鲍罗廷，军事总顾问加伦，首席军事顾问切列潘诺夫，步兵顾问白礼别列夫，炮兵顾问加列里，工兵顾问互林，政治顾问喀拉觉夫等人。
黄埔军校深受苏联红军的影响，无论是编制体制还是军事教育训练，都深深地打上了苏军的烙印。黄埔军校显著的教育成绩，是与苏联顾问在教学实践中的帮助分不开的。他们帮助制定教学计划，提供苏联红军最新资料，修订各科教程，在教学中亲自示范和教练，为军校培养出大批军事人才提供了保障。
在参照苏联模式后，军校以孙中山提出的“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为宗旨，采取军事与政治并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育方针，为国共两党培养造就军事政治人才。为此，国共两党对该校都极为重视，皆选派重要干部到校任职。孙中山亲自兼任校总理，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熊雄先后担任军校政治部主任。正是孙中山试图通过黄埔师生为纽带，团结两党共同革命的写照。
黄埔军校突出政治教育的特征，是孙中山“以俄为师”的办学方针的具体体现。从黄埔军校开设的政治课中，也可看出深受苏联的影响。在苏联顾问的直接参与下，军校开办内容丰富的政治课，对学生积极进行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教育，同时也注意向学生灌输马列主义思想。
第一期黄埔生开考
黄埔军校招生的消息传出后，各地有志青年报考十分踊跃。因为各地军阀并不支持甚至反对这样一个新生的军事学校，招考的第1期学生多采用秘密招生方式。为了保证学生政治质量，每一名学生录取时要有两名担保人。当时除在广州可以公开进行招生外，其余各省因都在军阀统治下，不能在这些地区公开招生，因之委托出席国民党“一大”的各省代表回原籍后代为秘密物色选拔考生来校应考。
由于这时国民党在许多地方还没有建立组织，因此，非常重视培训革命军事干部工作的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招生工作中起了突出的作用。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中共党组织可以保送初试。在黄埔军校招生期间，各地党组织积极动员和选送符合条件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革命青年报考。3月，共青团广州地委发出第7号报告，称将在广州创办军官学校，拟派三四名同志赴考，预备在将来参加军人运动。共产党人何叔衡在湖南长沙负责办理军校第1期秘密招生事宜，介绍赵自选、陈作为和郭一予等持函到上海见毛泽东。当时，毛泽东、恽代英负责上海的招生工作。
考试是严格的，标准要求也很高。报考者一般要经过3关，第一步是
各省区的初试，第二步是大地区范围内的复试，第三步是军校的总考试。
基本程序是，全国19个省区分别先进行招生初试，初试合格后再介绍到
1924年2月,黄埔军校筹备处公布的下级干部复试名单。
上海、重庆等地复试，如当时毛泽东即在上海负责复试工作，复试合格后再送到广州参加总考试。军队也是如此，东路军总部及其所辖各部队之下的军官数十人报考军校，东路军总部为慎重起见，先在本部预考，合格者再送军校复试。从总体上看，报考青年的文化水准也比较高，约有1/3是中学或专科学校毕业生。报考人数至3月27日已达1200余人，超过计划招生人数3倍多。
在报考军校的过程中，也避免不了有鱼目混珠者。有些人把报考军校作为追名逐利的捷径，想通过不正当办法进入军校。为保证学生质量，军校试验委员会于4月7日在广州《民国日报》刊登公开启事，谢绝各方推荐函件，郑重声明坚决按考试成绩，择优录取新生。
3月27日，军校以广东大学、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为试场，举行第1期新生入学考试。第一门考作文，题目是要求考生论述中国贫弱的原因和挽救之良策。还有数学、历史、地理等科目的考试。参加考试的学生共1200余人，3天试毕，因考生学识较佳者颇多，故酌量多取。4月28日发榜，经严格考试，第1期共录取正取生350人（还有说360人或372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