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的活动中有两件事记忆犹新。一件事是操场前面搭起了阅兵台。孙中山那天穿着白色的中山服，戴一顶白色盔式帽。宋庆龄优雅地站在孙中山旁边，短发黑裙，美若天仙。另一件事是胡汉民用广东客家官话宣读“总理训词”：“三味煮鸡，萝卜大葱”，硬是听不懂内容。队列中，陕西籍的杜聿明同学竖直了耳朵也听不明白，问旁边的同学：“哎，台上那老汉他说的是什么，让我们吃什么三味煮鸡、萝卜大葱？”班长低声训斥道：“美的你呢，有白米饭吃就谢天谢地了。”杜聿明连连摇头，嘟囔道：“我听了半天，就是没听清！”他事后看贴在墙上的训词，才恍然大悟，那不是“三味煮鸡，萝卜大葱”，而是“三民主义，吾党所宗”。总理训词全文是：“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
德，贯彻始终。”这笑话在同学们中间很快传开，每到开饭时，大家总忘
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在检阅台上，左边是廖仲恺、蒋介石。
不了互相调侃几句，“今天吃什么？”“三味煮鸡，萝卜大葱。”接着，大家哈哈大笑一通，也算是先精神会餐。
黄埔军校建立时，全国各省各地都处于军阀混战、四分五裂、生灵涂炭的苦难之中。孙中山革命政府处在广州一隅之地，既有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等军阀强敌陈兵压境于省外，又有陈炯明、杨希闵、刘震寰等叛逆，伺机逞兵作乱于省内。500师生困于内忧外患之境，危于旦夕之间。在四面环水的黄埔小岛创校之初，大小军阀张牙舞爪，时刻欲将之噬吞于襁褓之中。杨希闵、刘震寰先后多次扬言派兵来犯，解除黄埔武装;师生们被迫星夜过江，布防应敌。孙中山革命政府与黄埔军校，犹似慈母幼子，相依为命。
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后期苦心经营的一所新型革命军事学校，他对军校倾注了极大精力，寄托了莫大希望。他常亲自到军校视察，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到军校“学海楼”小住，检查工作，听取汇报。要求师生严格掌握“政治与军事并重，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教学方针，并根据“亲爱精诚”的校训，倡导“团结”、“牺牲”、“奋斗”三大精神。从1924年6月16日军校正式开学，至同年11月1日他离穗北上，孙中山先后5次亲临军校视察，从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方针政策上给予巨大的关心和指导，关心着军校的建设和发展。
孙中山第二次到黄埔军校是8月4日，他偕夫人宋庆龄到军校参加落水遇难的苏联顾问巴甫洛夫（包和罗夫）将军追悼会，在军校大门前与苏联顾问鲍罗廷合影并视察第1期学生训练情况。视察完毕，因天色已晚，孙中山在校内“学海楼”（今中山故居）二楼西边的一间房内住了一晚。第二天早晨，乘军舰返广州。第三次到黄埔军校是8月31日上午，孙中山乘永丰舰来到军校。当天正值星期天，军校停止操课，孙中山巡览了校园，又乘船赶回广东大学演讲。第四次到黄埔军校是11月3日上午11时，他在邹鲁的陪同下，乘永丰舰来到长洲岛。先视察要塞司令部，于中午12时乘轿抵达军校。下午2时，在操场上观看军校孙中山先生的最后一张照片（1924年12月4日上午于天津张园今鞍山道，李耀庭摄影）第1期学生和教导团的制式操练。看到黄埔学生经过半年的训练，队列整齐，操法娴熟，孙中山神采奕奕，大为欣慰。5时，孙中山在军校俱乐部演讲，听讲官生有2000多人。他介绍了冯玉祥以国家民族事业为重的壮举，表示今后革命前途有望，勉励学生继续努力，誓做革命政府的武力后盾。5时20分，孙中山乘船返回大元帅府。
孙中山第5次也是最后一次到黄埔军校，是1924年11月13日，他应冯玉祥邀请，为谋求国家和平统一，北上商讨国事。当天下午5时，护送孙中山北上的永丰舰驶至长洲江面，黄埔军校师生在岸边列队欢送孙中山。校长蒋中正乘小汽艇到永丰舰请孙中山登岸与师生话别。孙中山遂在胡汉民、杨希闵、刘震寰等人簇拥下乘汽艇上岸。军校师生向孙中山行持枪礼，军乐队奏起乐曲，军校内外充满着激昂的气氛。孙中山检阅了第1期毕业生的战术实施演习，他兴奋地说：“本校学生能忍苦耐劳，努力奋斗如此，必能继续我之生命，实现本党主义，今我可死矣。”蒋中正、廖仲恺设宴为孙中山饯行。宴会后孙中山又召集全体师生训话，他谆谆教导师生们“不论是国民党员或是共产党员，为了革命事业，都应该把鲜血流在一起”。5时10分，孙中山登上永丰舰北上而去。孙中山到北京后，即为国事而日夜奔劳。
1925年5月，身患重病的孙中山获悉以黄埔军校教导团为骨干的东征军，在第一次东征中取得节节胜利的消息，特电军校，表示祝贺，并电嘱校长蒋中正、党代表廖仲恺和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要爱惜黄埔学生，不要轻易牺牲黄埔学生，宁可损失1个营，也不要损失1个军校学生，并对随军东征的学生表示亲切的慰问。当军校领导向学生们宣读孙中山先生发来的电报，宣布军校学生马上开拔返校时，全体学生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孙中山在北京逝世的消息传来后，黄埔师生无不痛哭流涕，深切缅怀先生5次来校的情景。在孙中山革命思想感召下，黄埔师生在东征、南讨和北伐战争中屡建功勋，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东方红军”。
“黄埔慈母”廖仲恺
校党代表廖仲恺廖仲恺身兼党政要职，是国民党的绝对核心人物。从黄埔军校筹备开始，廖仲恺就极力运筹，不厌其烦的催促蒋介石来广州主持大局。可是后来蒋介石还是不辞而别离开广州，廖仲恺只好代理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
当时广东是很富庶的省份，可就是在这样的省份，军费开支却得不到保证。黄埔军校创办时，广东革命政府地处广州一隅，陈炯明残部盘踞惠州，邓本殷军阀霸占南路，广州地区则有滇桂军阀掣肘。这些军阀横征暴敛还截留税款，广东革命政府财政收入有限，经济十分困难。经费没有来源，黄埔军校的建设和运作总是捉襟见肘，筹款难以为继，学生一日三餐的伙食都不能保障。
廖仲恺是著名的革命家，正气凛然，可是为了解决军校开办经费，提供师生们衣食住行所需款项，不让黄埔学生断炊，他只好与滇桂军阀周旋，蒙受委屈。他经常求助于当地军阀，甚至常常要在夜里到滇系军阀杨希闵的鸦片床前等他签字，然后才能领到解决学生吃饭问题的款项，送往军校。有一天，廖仲恺忙到凌晨4时才回家，廖夫人何香凝烧了3次洗澡水都放凉了，不免有些意见。廖仲恺含泪说：“我晚上在杨希闵家，等他抽完大烟才拿到这几千元，不然黄埔学生再过两天便无米食了！”堂堂国民党大员为了黄埔军校，真是忍辱负重，连尊严都放弃了。如果款项不够，廖仲恺还拿出自家积蓄，实在不行了甚至四处借贷。但只要军校经费告急，他却总是说：“经费由我负责，你们一心搞好学习和训练就行了。”
黄埔军校学生为校党代表廖仲恺送殡廖仲恺之于黄埔军校，一如慈母之于其爱子。廖仲恺在大会上对黄埔第1期学生讲，“这几天大家能够开饭，是何香凝把自己的首饰拿去抵押，才能在东堤粮店买到数百担大米。”何香凝的一颗钻石戒指值数万元，所以抵押后能买数百担大米。张治中在《黄埔精神与国民革命》一文中，记载说：“当初我们在那小岛上面，第1期学生500多人，都是各省各地的热血青年，然而可怜得很……我们的教育器材是不够的，武器弹药是不够的，马是没有的。这还不讲，就是一天三餐的伙食，还是有了早上不知道晚上，有了今天不知道明天……我们常常听到廖先生同我们讲起筹款时种种困难的时候，他几乎落下泪来。他晓得本校明天的伙食没有了，今天就会四出奔跑设法，一直到下午八九点钟，还没有得到一个钱的时候，他只好跑到军阀的公馆里面去要。”
为了培养革命军队的骨干，廖仲恺经常到军校亲自任课、讲演。他语重心长地向学生们讲述进军校学习不是为了做官的道理，说：“大家要晓得为什么进这个学校，并不是为做官，为拿指挥刀才来进这个学校。如果为国家出力，或者做官也是有的。不然，若专为做官而来当本校的学生，纵使毕业出去，当了一个司令、军长，难道就算革命成功了么？穿了一身军装。拿了一把指挥刀，就算革命成功了么？要是革命不成功的时候，我认为就是有穿有吃也是糟。”廖仲恺先生不仅是这样教育学生，而且他自己就是这样身体力行的。他身居高位，不摆架子，为办好军校，不辞劳苦，做了许多工作。张治中在《黄埔精神与国民革命》一文中这样综述道：“大家没有饭吃的时候，就由他去筹划，所以我们想到当时的这种情形，廖仲恺先生真是‘黄埔的慈母’。”
黄埔军校师生赞誉廖仲恺是“黄埔慈母”，可见廖党代表为黄埔军校所耗心血之浓。
蒋介石黄埔岛上“登高立马”
校长蒋介石对黄埔军校初期的建设和发展，实事求是地说是尽了力的。他自从正式就任黄埔军校校长后，还兼任黄埔长洲岛要塞司令，吃住基本都是在黄埔岛上，与师生们共同生活在一起。
黎明时分，军校校园里一片寂静。身为军校校长的蒋介石总是在起床号吹响前起床，他一身戎装，从长洲要塞司令部驻地沿着岛边的小路，向军校方向走去。他每天都要检查军官和学生们的早操情况。伴随着蒋介石在岛边小路上踏出的皮靴拍地节奏，嘹亮的军号声响起。顿时，四周响起教官、队长们的哨声，学生们纷纷列队向操场跑去集合，然后点名，分队向校门外跑去，沿黄埔岛进行环岛晨练长跑。
蒋介石主持编写了《曾胡治兵语录》，这是一部汇集清末名将曾国藩、胡林翼，还有左宗棠治军心得的一本摘要。在本书前序中，蒋介石写道：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之言，都是从自己丰富的阅历中总结出来的，而且都是我想说而没有说出来的话。其意切，其言简，不仅是治兵的法宝，还是治心治国的人应当遵守的好准则。希望本军校的师生人手一册，将来治军治国，就有根据了。
蒋中正题写的黄埔军校校训不知是出于一种旧道德，还是为了一种新观念，蒋介石不喝酒、不喝茶、不抽烟，宣言不讨小老婆。他只对曾国藩和拿破仑感兴趣，时常阅读一本日文版的《拿破仑传》。他到过苏联，了解苏联红军的体制和战术思想，他比一般的旧式军事教官更能够劲头十足地推行苏联顾问所制定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计划。黄埔岛上的蒋介石，这时是军校校长，还不是全军统帅，因而他有着普通军官那种易于振作，也易于泄气的情绪，性情粗暴，好怀疑，爱固执己见，总是不露心迹地干预别人意见相背的事。当时在黄埔岛，他是一位色彩很红的要员。滇军、桂军、粤军中的一些将领们，对他怀着特殊的憎恶与恐惧。这种憎恶与恐惧，以极大的反作用力，把他推向了个人威望和荣誉的顶峰。而这个顶峰的近邻，就是国民党政军权力的巅峰。
蒋介石凭着自己出色的组织能力，把绝对服从他的人挑选在自己的周围。他常把学生叫到自己家中做客，说：“古人说得好：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大丈夫当志存高远，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选择领袖。我在日本求学时，结识了孙中山总理，从此我就做了他的忠实信徒。要不是投奔孙总理，我哪会有今天。你们一毕业，就是连长、排长了，要带出忠于校长的好兵。要不了多久，我们就要去攻打盘踞在东江的陈炯明，你们要率部奋力杀敌，为黄埔军校增光！”这番话，许多同学到黄埔后不久，在蒋介石的寓所中做客时都亲自听到了，但许多同学却最终没有成为蒋介石的心腹。如一向讷于言敏于行的徐向前，虽然受到蒋介石接见，却没有给这位校长留下什么印象。然而几年之后，徐向前成了威震中国的红军将领，成了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第4方面军的总指挥。
同学们看到，在蒋校长的办公室门口，挂着于右任书写的“登高望远海，立马定中原”的对联。从蒋介石特别喜欢的这副对联中，可折射出他志怀“立马”而“登高”的信念，以示每日在校门前看到江涛奔流的黄埔水面，不忘戎马军机，务求武装问鼎中原，自称霸主。这一时期，蒋介石治校、治军的思想主要来源于中国传统治军思想，兼容苏俄红军的治军原则，主要体现在“分别编制，勤以训练，厚以教养，严以军纪，指导之以主义及政治观念”5个方面。蒋介石的治军思想从客观效果上讲，对军校及军中良好作风的形成，对军队政治素质的提高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他又利用他的特殊职位极力推行曾国藩、胡林翼那套封建主义、旧式军阀思想与方法。
不管怎么说，谈黄埔军校，无论如何也不能避开蒋介石。
黄埔英杰周恩来
论说黄埔军校先驱，还有一个人物必须浓墨重彩地叙说，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周恩来。黄埔军校历任政治部主任不少，论功绩和名望，首屈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一指的非第三任主任、共产党人周恩来莫属，他在军校初期建设和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当与孙中山、廖仲恺、蒋介石并驾齐驱。
周恩来到黄埔军校任职，是由军校原政治部副主任、共产党人张申府举荐的。张申府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创始人，是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入党介绍人。1920年12月，他与周恩来等在法国勤工俭学，并受陈独秀的委托，组建巴黎共产主义小组。1923年12月，张申府结束3年旅欧生活，从德国取道莫斯科回国。他到北京后，根据李大钊的建议去广州工作，最早参加了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是中共从事早期军事工作的党员之一。张申府回忆说：“黄埔军校开办后，特别需要政治工作干部，党代表廖仲恺和政治部主任戴季陶多次叫我为军校推荐人才，希望能够介绍几个在国外学习有能力的人。于是我开了一份15人的名单给廖仲恺，名单上的第一名就是周恩来。名单上还有周佛海、赵世炎等人。周恩来当时还在法国留学，我立即写信邀请他速来黄埔军校工作，周回信表示愿意回来，但又说路费困难，希望能寄路费去。我又将此事报告了当时担任广东革命政府财政部长的廖仲恺，很快得到他的同意，廖给周汇了路费。”
青年时代的张申府张申府在黄埔军校的时间不长，大约两个月左右，于1924年6月下旬辞去政治部副主任职务。他说：“这一年八九月间，广东大学暑假过后开学时，我从天津回到广州，见到周恩来问起给他寄款之事，周说没有收到。原来钱款刚汇出，周已经搭乘一条邮船动身回国了。”正是张申府的推荐，孙中山、廖仲恺热情相邀，周恩来受党的委派于11月到黄埔军校担任第3任政治部主任。
在周恩来之前的两任政治部主任，基本上对军校的政治工作无所作为。第1任主任（最初称军校政治部部长）戴季陶仅是挂名，他在1924年5月9日兼职主任后，由于对自己在广东政府内所担任的角色越来越不满，态度非常消极。在任军校政治部主任的两个月时间里，经常不上班，或每隔一两天到政治部走一趟，看看例行公文就走了，甚至拉拢一些人制造谣言，煽动国共两党摩擦，把政治部变成了一个死气沉沉、没有作用的机构。这年7月，戴季陶因为国民党内部的争论，负气辞去一切职务，去了上海，军校政治部主任遂由副主任邵元冲继任。然而，这个邵主任很在意把这一职当成一个官来做，他既不接近学生，也不接近教官，是一个典型的办公桌官僚。所以他每次在大花厅里作政治演讲，学生们都能酣然入睡，大家把他称之为“催眠术教官”。他所主持的政治部是个空架子，只有两位担任记录的书记。
周恩来到任之后，他推行列宁创造红军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