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楚女等教官编撰的《政治问答集》等大量文集和专著，发给学生，深受学生和广大读者的欢迎。
黄埔军校曾以大量出版书刊而闻名于世。在大革命期间，军校及其分校出版的报纸刊物多达20多种，有力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军校出版的日报先后有《黄埔日刊》、《壁报日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日刊》和武汉分校的《革命生活》等；期刊有校政治部的《黄埔潮》、《黄埔丛刊》、《军事政治丛刊》，校特别党部的《革命军》，入伍生部的《入伍生》、《先声》、《士兵之友》，青年军人社的《青年军人》，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中国军人》、《兵友必读》、《三月刊》、《青年军人联合会周刊》，孙文主义学会的《国民革命》等。1926年《黄埔日刊》日发行量达5万份，中外发行。各种刊物也在国内各省市广为流传，仅1926年8月1个月，军校政治部宣传科就向全国各地发行书刊16230册，极大地扩大了革命影响。
黄埔学生对《向导》、《中国青年》及其他公开发行的马列主义理论刊物，更是非常欢迎，总是“争相阅读，先睹为快”。每天午饭后的40分钟休息时间，几百名学生拥向书报室，连立足之地都没有，“所订专供青年阅读的进步报刊，为数不能算少，可远远不能适应需要”。这些报刊文集都成为军校政治教育的重要媒介，通过这些刊物，开拓了学生们的知识面，提高了学生们的政治素质，使政治教育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是黄埔军校政治教育中富有特色的重要教学方式之一。
在政治教育中，校政治部领导强调“知行合一”，并反复向各期学生加以强调。周恩来在第3期开学讲演词中指出：“我们无论求什么学问，如果只求一点观念，就是任何目的都不能达到，我们总要在实际中去做。”熊雄在《告第5期诸同学》这篇演讲中希望每个同学“在思想上须贯通理论与实际”，并引用了列宁的一句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他解释说：“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必须有正确的理论，然后才能有很对的实际行动。换言之，必须理论与实际打成一片，方可免掉限于空想或盲动。”
为使学生真正做到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军校政治部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教学方式。如前所述组织宣传队等。到“第5期政治科学生入校以后，更在正课内规定每周一次到乡间实习，由政治部制定种种引人注目的标语、画（红）旗、画报等”，“与人民接触”。通过这些活动，不仅提高了学生们的政治素质，而且调动了广大学生参加工农群众革命斗争的积极性。1925年的“6·23”沙基反帝示威游行和“9·7”国耻纪念活动。1926年的“5·7”国耻纪念活动，援助省港罢工工人和支援农民、训练工农武装等群众性的革命斗争，都有黄埔学生参加。在斗争中，黄埔军校学生把革命的理论与工农群众斗争的实际结合起来，从而大大地提高了革命军人要为工农利益而战斗的思想觉悟。
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也为军校学生提供了更多地接触实际的方便。黄埔军校是在大革命的漩涡里办学的，因而“黄埔学生没有一期能够在校平安受课的。”“整个求学期间，一方面要上课，一方面还要打仗。”因而“他们所学的能够马上用到实际上去”。军校第1至第4期的学生，几乎全部参加了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如1924年10月，参加了镇压商团叛乱的战斗。1925年1月，参加了讨伐陈炯明的第一血花剧社演出的剧照次东征。6月会师广州，参加了镇压滇、桂军阀的战斗，驱逐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出广州。10月和11月，又参加了讨伐陈炯明部的第二次东征和肃清邓本殷部的南征。北伐战争开始后，军校学生更是大批地奔赴前线。在上述一系列的革命战争中，他们不仅是英勇无畏的战斗员，同时又是声势强大的政治宣传员。他们向敌军宣传革命军与反革命军的区别，揭露敌军官佐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罪恶阴谋，启迪士兵的爱国思想，使其趋向革命。他们向民众宣传革命军出师的意义，动员工农群众起来革命，等等。这对于鼓舞士气，瓦解敌军，对于促进人民与军队协力合作对付敌人，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至于在对敌作战中，黄埔学生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为“主义”而献身的英勇事迹，更是可歌可泣。据共产党员、黄埔一期毕业生、军校政治部宣传干部杨其纲的文章说：黄埔军校“自第一次东征至第二次歼灭东江残敌，前后牺牲者586名。”这仅仅是在两次东征期间阵亡的人数。
共产党员、黄埔一期毕业生蒋先云在《由前敌归来》一文中详细地记述了第一次东征时黄埔学生军参战的情形，他说：“在学校时，大多数同学的心里，很想借一个机会，试试金石。”这次出发东江，“当营连党代表，当下级干部的都是我们的同学。打淡水城时，同学身先士卒，扒城先登，不知道什么生死。同学李青，头打伤了，用自己的手巾裹着血头，仍奋勇登城。同学蔡光举，他被打穿了肚子，他只说‘先云！赶快为我医治，逆贼正待我们痛杀！’这种精神，亦就是平日主义训练的结晶。”黄埔军校之所以能够迅速地培养出如此英勇顽强的革命战士，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重视政治教育，并能理论联系实际，使学生能够直接参加现实的革命斗争。
校内中共政工组织
中国共产党人是以帮助国民党的身份进入军校的，是全心全意、真心真意地帮助国民党促成国民革命的早日完成。事实也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在军校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在军校中，共产党人总是处于“帮助”地位，尽管孙中山开诚布公地承认和欢迎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但在当时社会仍有一部分具有相当势力的右派竭力反共、排共，致使中国共产党人在军校中的工作屡遭非难。中国共产党人顶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采取灵活机动的策略战术，成功地发展了组织，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军校中的共产党人在历史的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并完成了军校政治工作任务。
黄埔军校中的共产党组织，是中共广东区党委（又称粤区委）为适应军校在艰险复杂的环境中进行战斗而秘密建立的，归粤区委、军委直接领导，由军委书记、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亲自领导。由于周恩来积极领导共产党人全力经营，英勇战斗，才使黄埔党组织成为愈战愈强的革命堡垒。
军校创立时，前来就学或任教的共产党员，都是凭党的组织关系到粤区委报到，然后转到军校中去的。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有组织地投入军校的教学与学习及斗争中去。随着共产党员不断发展和增加，党的领导机构也逐步扩大与健全起来，经历了中共黄埔直属支部、中共黄埔特别支部和中共党团3个发展阶段。无论是直属支部，还是特别支部或黄埔党团，都设干事若干人，组成干事会，相当于支委会和总支委会党团核心，实行集体领导。干事会设书记一人，有组织、宣传、社会、统战等干事若干人。
北伐军部分政治工作人员合影。前左二郭沫若，左三朱克清，左四李富春。后左二李一氓，后左三林伯渠。
中共黄埔党团建立后，粤区委还派出特派员常驻军校，以普通职员的身份秘密协助党团书记工作。主要职责是沟通党员与支部、军校与粤区委的关系，传达党的号令，报告党的信息，加强了粤区委对军校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促进了党员在学习、行军、打仗中起先锋作用，并带动广大师生并肩前进。
以周恩来为首的黄埔共产党组织，其主要领导成员，在3年多的时间中曾连任或首任的约有20余人，其中担任军校领导和教官的8人。他们大部分都是曾留学于法、苏、德、日的留学生，博学多才，风华正茂。恽代英虽未出国，却是全国知名的理论家，他每次向学生作政治演讲都是座无虚席，被人们称为“青年模范，人民英雄”。蒋先云是众所公认的黄埔杰出代表，周恩来曾赞誉：“蒋先云是个将才。”后来的著名的红1军军长许继慎，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创始人周逸群，洪湖苏维埃主席鲁易，继任军校政治部主任熊雄，以及解放军元帅聂荣臻，大将陈赓及周士第，作家阳翰笙，等等。正是这些青史留名的人物，组成了黄埔共产党声威显赫的领导班子。他们高举旗帜，进行忘我战斗，因而能为黄埔军校建立不朽的殊勋。
军校中共产党组织所担负的政治任务，是随着前期和后期革命形势不同而灵活变化的。前期任务，主要是贯彻国共两党赞同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指导共产党人与国民党人团结战斗，努力进行复兴国民党的工作，也就是既要帮助国民党，也要发展共产党。以实际行动促进国共两党革命青年通过在军校学习军事与政治，早日成为英勇投身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革命军官，为实现孙中山“建立革命军，挽救中国的危亡”的军校宗旨而努力。正如黄埔第1期毕业生、共产党员韩浚所说：“在第1期学生中基本上没有党派之争，第2期萌芽，第3期才激化。”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前期的任务也得以顺利执行，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同时，在许多革命优秀青年投奔黄埔之际，随着军校名声日著，师生日众，也有各色人物闻风而来。在师生中虽是精英云集，却也龙蛇混杂，造成军校出现左、中、右3种思想和势力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斗争形势。特别是右派势力挑起事端，使师生内讧，国共相争，甚至公然制造反共分裂的事件。于是，以军校共产党和革命师生为一方，以国民党右派和反共分子为一方，形成了对立斗争，互为敌对，势如水火的局面。严重的分裂和斗争形势，使共产党人在军校中的既定目的和任务难以顺利进行。相反，却迫使共产党人必须起而迎击反共的挑战。
军校共产党组织的后期任务，是为适应军校出现了反共分裂的形势而制定的。根据粤区委的指示，党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左派，争取中间势力，反对极右势力，积极宣传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国民革命运动，加强军校政治教育工作，培养配备国民革命军的军事政治骨干和后备力量。”这个任务的实质，是坚持国共合作的决策，巩固和扩大革命统一战线，更好地培养革命骨干，把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进行到底。这是当年国家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之秋，为挽救祖国于危亡的惟一正确的革命路线，代表着国家民族及国共两党的最高利益。这不但得到共产党人的全力支持，并且得到军校全体师生的竭诚拥护。因此，共产党人首先闻风而动，革命师生群起响应。于是，“实现总理遗志！拥护三大政策！坚持国共合作！孙文主义万岁！列宁主义万岁！国民革命成功万岁！世界革命成功万岁！革命的左边来，反动的滚出去！”等有针对性的标语口号，张贴在军校的里里外外，劝勉反动派悬崖勒马，以革命大局为重，团结战斗。军校革命刊物如《士兵之友》的总编洪剑雄，《青年军人》总编胡秉锋，《中国军人》主笔蒋先云，《黄埔日刊》主编安体诚和校领导人及教官恽代英、熊雄、阳翰笙、萧楚女等共产党人都出马上阵，口诛笔伐，形成了坚强的宣传阵势，还击右派势力的反共挑战。在军校中尽管逆流、妖风此起彼伏，但以共产党人为中心的革命势力仍长期占据优势，立于不败之地。正如第4期学生、共产党人王世英追忆所说：“革命旗帜在党一边”，“在公开场合的斗争中，我们（共产党人）多数是胜利的。”这不能不说是军校党组织的方针政策得到了共产党人的忠诚贯彻和广大革命师生热烈拥护的结果。
共产党人在军校中所采取的革命斗争策略，是根据军校共产党组织处在秘密状态，各项革命活动尚未能畅通无阻的环境下制定的。军校建立以后，由于右派势力作祟，因而国共合作与反共分裂的矛盾现象自始至终交织出现在一起。只是早期以国共合作为主流，后期以反共分裂为主流。为此，军校内中共党组织在一开始就采取了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革命两手策略，以两种活动，两重身份，两个组织的灵活运用，领导共产党员在革命征途中向前挺进，既抵制了反动派对共产党活动的阻挠与破坏，也有力地推动了革命势力的迅速发展，壮大了党的威势，极大的发挥了共产党人的作用。如聂荣臻所说：“共产党人在军事工作上和政治工作上发挥了先锋作用”，“在国民革命军和黄埔军校中都担负了繁重的任务。”这都是共产党人的策略运用成功的结果。
毛泽东主编的《政治周报》本期
刊登东征战役第一，两种活动。共产党人在军校中采用秘密与公开两种活动方式，是根据不同工作性质决定的。秘密方式是粤区委通过军委进行具体领导所采用的。周恩来曾亲自选定意义深远的“明星”二字作为粤区委军委的代号，用以向党员传达号令，布置任务，听取汇报。军校党的核心成员每当听到“明星”的呼唤，便知道是粤区委、军委的指示来了。同样，共产党员也用“君伟”代指“军委”，向党送发书面报告。在秘密书函的字里行间，还使用“本校”代指“共产党”，“少校”代指“共青团”，“民校”、“kt”代指“国民党”，有效地避开了党外人士的耳目，准确地传达了党的信息。至于党员听报告、开大会等活动，则往往要在星期天从黄埔岛回市区才能举行。一般是干事会的核心成员回粤区军委汇报、开会，普通党员到其他地点活动、开会。由于党的活动地点常有变动，所以党内又有“革命俱乐部abc”的命名：a是指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b是指省港罢工委员会，c是指国光书店。以此作为党员确定到广州集合地的代号。至于校中突发事件的紧急通知，则只能在夜深人静或晨光曦微之时刻，零星分散的耳语相传，来去无踪。这样做，使党的活动保持秘密状态，保证了党的活动的安全发展。
公开的方式，是指著名的共产党人公开为党办事，为党宣传。如周恩来、蒋先云等，曾充当校内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共产党与蒋介石之间的沟通桥梁。他们可以随时挺身而出，商讨两党合作，解决纠纷。在第二次东征末期，蒋介石曾向周恩来提出“要将军校和军中的共产党人的名字告诉他”，周恩来则以“此事关系两党，须请示中央才能决定”为理由，婉言拒绝。军校出师北伐之后，国共两党裂痕日益扩大，蒋先云也奉命从南昌前线专程回校，以求妥善处理国共两党和黄埔同学会的纠纷。他对军校师生发表苦口婆心的演说，要求黄埔同学“无条件地团结起来”。还有一批党的积极分子，一般都既积极宣传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也积极宣传共产主义。他们公开散发党机关刊物《向导》、团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等宣传品，促进党的思想的传播，反共势力对此也无可奈何。
这种公开与秘密两种活动的成功运用，曾有效地使中共党员的正常政治活动畅通无阻，指导党员在各个岗位上发挥了作用，推动了军校的革命活动蓬勃发展。
第二，两重身份。军校早在筹办时期就有“全校员工师生加入国民党”的决议。如黄埔一期生徐向前所说：“第一期开学第一课就填表参加国民党。”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对各级组织也曾发出“有国民党组织之地方，同志们立时全体加入”的指示。这两者都为共产党员在军校参加国民
1925年1月，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合影，前左五是周逸群。
党铺平道路，顺利地成为国民党党员，在军校里称为“跨党党员”。他们身负两重任务：既要履行国民党员的义务，也要履行共产党员的义务。在这种特殊而又复杂的环境中，坚定的共产党员就利用双重党籍的有利条件，积极促进国共合?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