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部内景
须安设原处，板凳则置于桌下，不可乱杂。在自习室时间，除特许之外，禁止发生朗诵及互相谈话，但同学中质问功课不在禁内，然亦必须低声，以免扰及旁人。在自习时间，无官长之允许，不准翻阅校中课程及图书以外之书。讲堂及自习室内，禁止吸烟及食物。”
如今的人们常形容男大学生的宿舍脏乱得像“狗窝”，这些大男孩的确不会收拾自己的床铺和寝室。其实，80年前的年轻人也一样，为此，黄埔军校特别制定了《寝室规则》8条：（1）寝室首重整齐及清洁二事，学生须照官长规定之式样，整理一切事宜。（2）每寝室内各学生，均须负维持清洁及整理之责，切实履行寝室各种之规定。（3）每早闻起床号音，速即起床着装。按规定式样整顿被服、物品。闻点名号音，立即赴指定地点集合。（4）每早点名之际，本寝室如有患病学生，须于点名前5分钟由本班班长报告区队值日生，遇有疾病者，可随时报告值星区队长，请医生诊治。（5）寝室内外不得任意抛弃不洁之物及污画墙壁，捶钉挂物，及在窗门上晒衣物等。（6）非寝室当用之物，不得携入并不得添置便壶。（7）上课或自习时，须将寝室之门关锁，待出操收操着装时，再行开启锁匙，由值日生经管。（8）每晚奏熄灯号音后，即一律就寝，不得谈话喧哗，致扰他人睡眠。
在校内，学生必须严格遵守军校的各种规定，如有违反，定要严肃处理，决不宽容。不但违规违纪要受到处罚，就连不文明举止，包括嬉笑无礼、粗蛮无礼、大声叫嚣、随意谩骂、语言秽杂、仪容颓废，也要被禁足1至5次。所谓的“禁足”就是放假时不准外出。对那些外出军容风纪不整，军人姿态不正者，都要作严厉批评教育或不准其外出，对于不准假外出或逾时不归者，轻者队前批评，重则罚以关禁闭。周恩来曾兼任黄埔军校的军法处处长。
当有学生违反校规军纪后，常被关禁闭。黄埔军校特制定有《禁闭室规则》10条：（1）禁闭室为犯规学生而设，凡被罚入禁闭室者，均须严守禁闭室规则。（2）在禁闭室内，不准唱歌、喧哗或在壁间写字，倘有以上行为，即属不知悔过，应照原罚加等。（3）凡入禁闭室者，准其携带寝具及修业应用之书籍，其他一概不准携入。（4）凡罚入禁闭室者，每餐只白饭开水若干。（5）凡罚入禁闭室者，大小便均由卫兵开门带往厕所，事毕仍带回禁闭室。（6）凡罚入禁闭室者，一概不准通信、会客。如有万不得已之事，须报告值星区队长，候示遵行。（7）凡掌禁闭室夫役人等，不准代受罚学生购买食物及纸烟等，违者重罚。该买食物之学生亦必加罚。（8）禁闭日期之计算，系自执行初日起，至满罚翌日起床时止。（9）禁闭室门除有特别情形外，均应一律上锁，室内不准燃灯。（10）凡受罚禁闭室期满之学生，由值星区队长带至队长处，该学生须申明知悔，从此不复再蹈前辙。
在纪律教育时，军校特别重视军人对民众的纪律。要求学生必须懂得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侵犯群众利益，这是党军、革命军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又一重要标志。军校政治部对民众纪律的要求：第一，“扎营不要懒，莫去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头，莫踏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间去打馆。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山树。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莫进城市占铺店，莫向乡间借村庄。”“无钱莫扯道旁柴，无钱莫吃便宜菜。”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门。”这三条是革命军人必须遵守的纪律，任何人均不可违抗，“违者则受纪律制裁”。如1926年11月，革命军中发生一军人肆意行凶，侵犯民众利益，经查实后给予了严厉的惩治。由于政治部狠抓了纪律教育，因而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使军校学生在个性方面养成了集体观念，在行动方面养成了纪律观念、群众观念。并决心要永久“卧薪尝胆”，遵守革命纪律，为革命为群众的利益而奋斗。
在所有的军纪中还有一种《革命军之禁令》，让人们看到了新型军队的风采。禁令由周恩来亲自制定。其中规定：凡抢劫财物、j污妇女、纵兵殃民者，一律阵中枪毙；凡强占民房、借势凌人、强迫买卖、借端勒索、夺取禽畜者，一律监禁。作为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当时也叮嘱官兵严守纪律，说：“能守法就是革命军，否则就是反革命军。”
平日的严格要求，养成了学生们的自觉行动。如军校学生参加镇压商团军叛变进城演习时，“正大雨如倾，永汉路积水二三尺，学生军军容严肃、气势高昂，虽行军于大雨积水之中，但步伐整齐、行阵不乱，无人低头缩颈或东张西望，真是一往无前，旁若无人。”广州市民称赞说，像这样的军队，在广州前所未见。在统一广东的历次战斗中，“军行所至，不扰民间一草一木……入夜无公家空房，即扎营露宿。东江人民父老，谓民国以来仅此次所见，乃真正保国保民的革命军。”另外，校军在出发东征之前，规定了“连坐法”，用以临阵之际约束军队，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军纪是取得战斗胜利的重要保证，维护军队纪律，就是维护军队的生命。1925年2月，在第一次东征淡水战役中，教导第2团有1个连长擅自从前线率队逃到距离前线数十里的龙冈，政治部主任兼军法处处长周恩来发现后，当即面报蒋介石，要求严厉制裁，以张法纪。这个连长是蒋介石的一个亲戚，蒋欲徇私情犹豫不决；周恩来义正词严地责以临阵脱逃之罪，督促蒋介石明正军法，执行枪决。军令如山，军法无情。这件事给予学生以深刻教育，从而造就了万众一心，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
军校在各个方面的政治教育与训练，使军校学生的思想觉悟、政治觉悟有了很大的变化和提高，在革命斗争中产生了巨大效力。
兼容并包，生动活泼
黄埔军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由于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它一反旧式军校之常规，首创崭新的革命制度，培养了大量的军事政治人才，很多师生成了当时国民政府所属各部门中的核心和骨干。究其原因，这不能不归功于军校与之旧军校显著不同点在于其政治教育，且当时的军校政治教育颇具特色。军校以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为主导，对不同党派和不同学派的思想理论实行兼容并包的政治教育方针。
黄埔军校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历史上优良的军事传统，吸收了国外先进的军事思想。军校建校之初，开设内容丰富的政治课，对学生积极进行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教育，同时也注意向学生灌输马列主义。这是黄埔军校区别于以往任何旧式的讲武场所的显著标志之一。黄埔第1期毕业生郑洞国回忆说：“黄埔军校非常重视政治思想教育，把它提高到和军事训练同等重要的地位。军校积极地向学生进行革命的三民主义教育，同时也注意向学生灌输马列主义思想。”黄埔军校建校初，其政治教育多是进行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教育，马列主义则相对提得少一些。但孙中山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开明的政治领袖，他在“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主导思想之下，允许军校中存在与传播其他有利于国民革命的不同政见，实行兼容并包的政治教育方针，这对黄埔军校的蓬勃发展开拓了壮丽的前景。
刊登在军校第5期同学录上的漫画之一1924年8月，周恩来从法国回国，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同年11月，前往黄埔军校就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主持军校政治工作后，非常重视政治教育，组织编写了大量的辅助教材，大大地丰富了政治教育的内容。军校的斐然成绩，得到了孙中山的中肯，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坚力量的军校政工人员在军校中得到了充分发展。这些无不都与孙中山、廖仲恺等革命领袖的“兼容并包”宽大胸怀有重大关系，促成了军校政治教育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景象。
1925年底，中国共产党提出黄埔军校应开设政治科的问题，并委托军校的政治部和中共广东区委研究制定政治科教学大纲及原则。周恩来与苏联顾问积极参加了这一工作，从第4期起，设立政治科。1926年2月，军校改组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同月，政治科开课。课程设置即是按照《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教育大纲》规定实施教学的。开设的科目是：中国国民党史、三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中国近代史、帝国主义、社会进化史、社会科学概论、社会问题、社会主义、政治学、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各国宪法比较、军队政治工作、党的组织原则、中国政治经济状况、世界政治经济状况、政治经济地理等共18门。其中社会进化史、社会科学概论、社会主义、政治学、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等课程，虽然存在一些不正确的观点，但其基本方面是好的。从这些课程的设置，足见军校的政治教育是以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为主导的，并兼收了其他不同党派、学派的思想政治理论。
作为统一战线性质的黄埔军校，采取“兼容并包”的政治教育方针，既宣传三民主义，也宣传马克思主义。1925年10月27日的《校党代表训令》明文规定：“本校学生为担负本党（指国民党）军事工作之中坚，除切实接受党的训练，努力研究本党主义，凡本党之一切出版物皆须细心阅读外，更必须注意世界潮流。所以，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书籍，以及表示同情于本党或赞成本党政策而极力援助本党之一切出版物，除责成政治部随时购置外，本校学生皆可购阅。”为在军校传播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合法保证。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在第3期《同学录》序言中，要求黄埔同学不仅要做国民革命的先锋，而且还要做革命的传播者，号召黄埔同学把革命思想传播到全国各地去，武装全国的革命群众。
由于政治教育的丰富和实用，在军校学生中间，政治课程深受欢迎。许多学生找军校领导，要求调到政治科去学习。其理由是：作为未来的军官，不仅要懂得军事，而且还要懂得政治。
黄埔军校政治教育的这一特点，表明它不再是以往那种旧式的讲武场所，而是一种新型的革命军事政治学校，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军事与政治训练融会为一体的成功范例。黄埔军校国共两党开创的政治工作，为我国革命军队的建设提供了经验，并且逐步地推行到国民革命军部队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更是将黄埔校风发扬光大，形成自成体系的建军路线。
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和教学方式不拘一格，灵活多样，不局限于一般的课堂讲授，而是采取适合青年军人特点的多种多样、生动活泼的方式。注重于和当时社会时事政治密切结合，除课堂讲授外，主要有：政治讲演、政治讨论会、政治问答、组织宣传队和出版刊物等，这是黄埔军校教育颇具特色的优长之处。
刊登在军校第5期同学录上的漫画之二政治演讲，是黄埔军校政治教育中一种很重要的教学方式。除了各门政治课程之外，军校还经常举行讲演会，集合全体学生听讲。黄埔军校政治教育以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主要内容，对不同党派和不同学派的思想理论实行兼容并蓄。不论国民党人或共产党人，都能登台向学生作政治演讲。担任政治演讲的人，除军校领导人和政治教官如孙中山、廖仲恺、蒋介石、汪精卫、李济深、胡汉民、戴季陶、邵元冲、周恩来、熊雄、恽代英、萧楚女、张秋人等外，还特别注意邀请国共两党的重要活动分子和当时的社会名人到校作特别讲演和专题报告，如谭延闿、张静江、何香凝、毛泽东、刘少奇、张太雷、邓中夏、苏兆征、吴玉章、鲁迅等。演讲所涉及的问题很广泛，其中很多是围绕着世界形势和中国的国情，用革命理论武装学生的思想，提高“为什么要革命”的认识，使学生树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革命精神。校党代表廖仲恺作《革命党应有的精神之伸义》的演讲，胡汉民作《军人的必要及军人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演讲，刘少奇应邀在黄埔军校作拥护省港大罢工的演讲，彭湃应邀作农民运动的演讲，鲁迅来校作《革命时代的文学》的讲演，还邀请苏俄驻广东代表鲍罗廷和高加洛夫来校作演讲。当时，有的政治演讲很受学生们的欢迎，如周恩来和其他几个共产党员“每次讲演时，大花厅里都挤得满满的，军校的工作人员也都自动地去旁听。”周恩来的讲演深受欢迎，他的讲演博大精深，条理清楚，时讲时新，易记笔记，也易背诵，连“孙文主义学会”中的骨干分子李安定、蔡劲军之类的狂徒，对周恩来也佩服得五体投地，每次刊登在军校第5期同学录上的漫画之三肃立静听，还找学生抄写周恩来的讲演笔记。政治演讲这种教育方法，在军校政治教育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军校政治部经常组织学生举办“政治讨论会”，以“提高研究政治问题的兴趣和观察力”。讨论会一般由政治部主持，以区队为单位进行，在日程课表规定时间内举行。政治部在每次开讨论会时，分派指导员去各区队指导巡视，指导员要酌情解释问题，并在讨论会结束时，依据政治部规定的答案作为结论。在讨论会上，规定每人发言时间，每次以10分钟为最长限度。
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实行政治问答制度。为了更好地促进教学，军校专门设立了政治问题箱，据1924年6月3日《上海民国日报》载：黄埔军校“政治部除了分组实习外，并设置质问箱。凡学生关于主义及一切政治经济问题有疑问时，可投函于质问箱。每星期一开箱，检查各质问函件，由主任、教授（即政治教官）分别以书面或口头答复质问者。此种设备目的在于引起学生之研究与兴趣，使讲义不致偏于注入式。”这个制度，黄埔军校在前几期是一直坚持实行的。政治主任教官恽代英、政治教官萧楚女、张秋人等共产党人，每日根据学生的政治提问，归纳整理后公开解难释疑。并将答案编成《政治问答集》，长达10余万言，对学生影响很大。
组织宣传队和出版刊物，也是黄埔军校政治教育中的两种重要教学方式。
军校不断派学生深入工厂乡村宣传，帮助训练工农武装，支持保护工农运动，使主义与群众运动紧密结合。宣传队受政治部宣传科领导，全校设一总队，总队以下以学生队为单位设分队，分队以下以区队为单位设宣传组。主要任务是在校内外进行各种宣传活动，通常采取的方式为“讲演、谈话、接洽、散布宣传品或张贴标语，并根据当时的情况，举行各种
联欢会或化装讲演。”通过这种宣传队，把学生在课堂上学到的“科学的
知识”和“革命的观点”，向民众宣传，并练习宣传工作的能力。这样做
血花剧社全体人员合影
的结果，“学生也觉得与人民接触之机会，兴致勃勃，比在课堂内听讲更有益处。”
在周恩来主持校政治部工作期间，1925年1月组织学生成立了“血花剧社”。这个剧社的领导和骨干，多半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每逢纪念节日，剧社就在军校大操场和广州市内戏院等处，演出自己编导的以反帝、反封建为题材的剧目，寓政治教育于文化娱乐之中，很受观众的欢迎。北伐战争开始后，剧社一部分人员随军出征，进行战地宣传，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效果也很显著。校政治部还经常组织学生编写北伐军印发的标语和教唱革命歌曲，使政治教育显得更加生动活泼。
为搞好政治教育，军校自编了大量通俗生动的辅助教材，出版成套的政治讲义、课本、丛书、小丛书，和恽代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