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敌人以喘息之机，振奋精神，乘夜向兴宁、五华方向追击。
棉湖之战，黄埔校军以3000兵力战胜敌军林虎部两万劲旅。此役，打死打伤敌人900多人，击毙敌旅长张化如，俘虏敌团长黄济中以下营、连、排长60多人，缴枪1600余支。这是民国建立以来第一次以少胜多的大捷。此役是东征中一次决定性的战斗，奠定了东征胜利的基础，扭转了整个战局。
3月15日，东征军行至河波镇，下午5时集合队伍，进行作战阶段总结。蒋介石、廖仲恺、加伦将军都高度评价了棉湖战役。加伦将军说：“俄国同志亲眼看见教导第1团勇敢战斗，在俄国红军中极好的部队才能见着如此成绩。”“昨天棉湖一战的成绩，不独在中国所少见，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由此我可以告诉我们国内的同志，中国革命可以成功，一定可以胜利，因为教导第1团能如此奋斗。”说完话，他当场解下佩剑，赠给何应钦团长。廖仲恺代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慰劳和犒赏部队，每个团奖励1000元钱。
广东惠州国民革命军东征战士雕塑（2002年11月摄影）东征军取得棉湖大捷后，再攻兴宁、五华。五华、兴宁是陈炯明敌军的重要根据地，林虎率部企图聚众固守。黄埔校军和粤军决心除掉敌人的这一根据地，对五华、兴宁发起强攻。因敌众多，校军采取迂回攻击，从小路夜袭五华。五华之敌军仓促应战，不久，向东败退。五华城为校军所占。校军命令教1团在该城警备，教2团与粤军一部攻击兴宁，激战数小时，兴宁被克。在东征军连克数城的威慑下，水口、梅县方面之敌军不敢恋战，全部退至梅江以西。惠州守敌见大势已去，遂向东征军联系投降事宜。
至此，东征军之右翼校军与粤军征战近两个月，解放了潮、汕地区，把军阀陈炯明的王牌军洪兆麟部6万余众打得落花流水，将其击溃并逐出广东。敌军首领林虎、王德庆、刘志陆几乎被抓获，仓皇逃出广东省境。陈炯明于2月26日由汕尾逃往香港。不到两个月，东征军就荡平了东江流域。
第一次东征，是国民党军发展历程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关键时期。校军当时面临的形势严峻，所以东征只能胜利，不能失败。如果失败了不但威信扫地，生存亦成问题，以后的发展更无从谈起。校军第一次出战，初露锋芒，打出了军威，极大地提高了黄埔军校与校军的威望。从此，以校军为代表的国民党党军从小到大，自成系统，成为一支对广东局面有着决定作用的武装力量，促进了广东各派军事力量团结在国民党的旗帜下。
第一次东征，驱逐了盘踞东江流域的叛军陈炯明，平定了东江，稳定了广东局势，为以后平定杨、刘叛乱及第二次东征与南征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有利条件。这一胜利，连同孙中山历次的东征讨贼、平定商团叛乱、第二次东征与南征等，统一与巩固了两广革命根据地，为北伐战争奠定了基础。这次胜利，也极大地打击了因孙中山北上与逝世一度嚣张的广州革命政府内部与外部的反动气焰，对广东各军阀起到了闻风丧胆的心理威慑作用，坚定了广东与全国人民继承孙中山革命精神和革命事业的信心。
第一次东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政治工作制度实施于军事工作与战斗的战役。这次胜利，充分证明了政治工作的巨大威力。这在中国军事史上是十分重要的事情，它在以后的北伐战争、国民革命以及整个中国革命中的作用都由此奠定了基础，并建立了政治工作的威信。这对中国共产党创建新型人民军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毛泽东对此给予充分肯定，他说：“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1927年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351页）
黄埔校军在第一次东征后，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中国人民面前。
平定“杨、刘叛乱”
第一次东征取得胜利，黄埔军校师生、官兵和所有革命军欢欣鼓舞。就在这时，中国政坛上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这就是孙中山先生逝世。
1925年3月30日，东征军在兴宁悼念孙中山，前为蒋介石，左后为周恩来。
还在第一次东征出发前夕，孙中山正在因北京政变而进行南北和平统一活动。北洋政府由段褀瑞出面维持局面，自称“临时执政”，主张“换汤不换药”，仍由军阀执掌专制政权，继续维持反动统治。他把孙中山请到北京，是看做南方军阀的代理人。而共产党支持孙中山号召和平统一，是希望孙中山利用他的影响，把南北两方面的进步势力团结起来，瓦解北洋军阀的封建统治。孙中山到北京后，却遭到了冷遇，他的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被段祺瑞一伙军阀束之高阁。孙中山本来有相当严重的肝病，到北京后因劳累过度，加之受了刺激，因而病势加重，于1925年3月12日不幸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
孙中山先生的病逝，在南方革命政府内部出现了“谁继承孙中山”的问题，当时大元帅府仍然存在，谁也不敢自命为继承人，也提不出一个合适人选，于是只能由秘书长胡汉民代理。胡是国民党右派，不同共产党打交道，与廖仲恺等国民党左派也貌合神离。加上蒋介石也对“大元帅”的职位垂涎三尺，于是国民党内部出现重重矛盾。各派军阀出于权欲，趁机割据。广东一个省，一下子就冒出了10多个司令，如驻在广州东关的刘震寰，西关的廖行超，北江的赵成梁，石龙的曾万钟、杨池生、杨如轩，还有兵员众多、控制广州市中心区，号称“3万雄兵”的总司令杨希闵，等等。真是司令多如牛毛，其中以杨希闵、刘震寰两支势力最大，他们心怀叵测，又与英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暗中勾结，阴谋策划发动军事叛乱，图谋颠覆广州革命政府，吞并东征果实，控制广州局势。
此时，正当第一次东征结束，广州市民在街头庆祝革命军打下潮汕，人们纷纷传看“号外”。街头不时传来报童的叫卖声：“看报！看报！请看革命军攻陷潮汕。请看洪兆麟的王牌师被打得落花流水。”突然间，街头出现了一队队的滇军、桂军士兵，高声叫道：“奉滇桂联军杨总司令之命令，广州实行戒严。”原来是杨希闵、刘震寰以为发难机会已到，准备西联云南唐继尧，北联军阀段褀瑞，图谋割据广东。杨希闵自称滇桂联军总司令，调兵遣将，首先在广州宣布戒严，阻挠东征军右路军回师广州，挑起了一场针对革命军的不义之战。
广州形势突然间异常紧张。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廖仲恺等人的坚决主张下，广东革命政府命令黄埔校军等东征军迅速回师广州，讨伐杨希闵、刘震寰部。
从兵力对比看，平叛的革命军占有绝对优势。广州参加叛乱的滇、桂联军部队大约有25万人。而在革命军方面，参加平叛的有谭延闿、程潜、朱培德、李济深、李福林等将军的部队和黄埔校军，总计有47万余人。这时，周围的政治军事环境也有利于革命军。在潮汕方面，地方军阀陈炯明部洪兆麟师4000人已退向福建，林虎部6000人败兵退缩到梅江以西，短期内都暂时无力反扑；南宁方面，范石生部与李宗仁部会合后约1万余人，挡住了唐继尧进攻广州的去路；粤西方面，邓本殷部7000余人暂时保持中立。
周恩来在东征期间写信给兴宁县师扬县长，希望他设法搞好农会和党务。
5月21日，黄埔校军官兵、师生冒着酷暑，奉命兼程回师广州，平定杨、刘叛乱。
浓雾中，广州市近郊的瘦狗岭至白云山一带已经是枪炮声不断。
杨希闵、刘震寰的滇桂军多是一些烟兵赌将，军官比士兵多，步枪比子弹多，烟枪比步枪多。官兵每人都有两支枪，一支是步枪或手枪，一支是鸦片烟枪。这些部队的官兵虽然在平时散漫，但打起仗来还能抵挡一阵子。他们最大的特点是战场经验多，火线上沉着，在阵地上一边打仗，一边抽鸦片烟，能在枪林弹雨中旁若无人地抽烟，烟抽足了，过瘾了，就能玩命冲锋。黄埔校军当初不知当面敌军的这个特点，猛打猛冲，在瘦狗岭和白云山一带激战，但收获不大。打了一天硬仗，战局仍处于胶着状态。
第二天，黄埔上游猎德炮台，由代总队长张治中率领的黄埔校军2000多人组成的突击总队正在待命，准备从这里强渡珠江。拟从猎德村渡江后攻占东山，并向新本村方向展开，然后向北进攻新和火车站，袭击滇桂军后部。
珠江岸边，苏联顾问切列潘诺夫、白礼别列夫将军和张治中将军等人围在地图旁商量进攻线路。在集合的队伍前，切列潘诺夫风趣地鼓励官兵：“黄埔军校年轻的勇士们，广州是把椅子，敌人就坐在上面，你们的任务就是把椅子从敌人的屁股下面抽出来。”说着转身问张治中：“张将军，哪个连队冲在前面？”左权从队伍中举起右手答道：“我们前卫连。”切列首席军事顾问切列潘诺夫潘诺夫通过翻译问左权：“你准备怎么个打法？”左权跨步走出队列，敬了礼，回答：“潜渡上岸后，集中力量，形成拳头，抄叛军的后路，猛揍他们的屁股。”切列潘诺夫高兴地点头，说：“好！告诉你的士兵，不要怕敌人的炮火，要积极突进，在气势上首先要压倒叛军。”
左权这时又补充建议说：“将军同志，最好再有几门炮。如果有大炮压制叛军火力，那我们取得胜利的把握会更大！”“炮！”切列潘诺夫高兴地叫了起来，他得到启发，叫道：“妙！妙！炮！左连长，你的意见很好！”张治中问：“哪里有炮呢？”切列潘诺夫指着珠江里的旧飞鹰号军舰说：“你们看，在那里！”
原来切列潘诺夫被左权一提醒，这时想起来了，珠江里停着年久失修的飞鹰号军舰，虽然机器发动不起来，可舰上的炮还能使用。于是，在切列潘诺夫的头脑里，一套完整的作战方案形成了。这就是组成精悍的以共产党员为主体的突击队，从黄埔上游的猎德炮台上岸，袭击滇桂军的后路，然后在冲击的关键时刻，利用飞鹰号军舰上的大炮开炮助威。
张治中一声“出发”令下后，左权带着突击连跳上舢板，强渡珠江。
战斗开始了，身为前卫部队连长的左权，手执驳壳枪冲在前面，他高呼：“为了革命，为了中国，打倒军阀！”指挥部队英勇冲杀。
江水中，敌军的炮弹不断地在舢板附近爆炸，掀起的江水把士兵们的军装都打湿了。士兵们拼命用力划着舢板。快到对岸时，敌军密集的子弹扫射过来。岸上，从前面败退下来的是革命军吴铁城部的一群官兵，一军官边跑还边叫道：“敌军火力太猛，弟兄们顶不住了！”跑在后面的10多个士兵被子弹击中倒下。左权见状立即跳下舢板，冲上前去用驳壳枪抵住那个军官，命令：“让你的士兵转过身去实施反攻！”那个军官在无奈之下，只好逼着败兵们转身反击。溃退渐渐被止住了，革命军士兵们开始向前进攻。左权命令跟进的士兵：“打手榴弹！”趁着手榴弹爆炸的硝烟，左权带着部队向前冲去。后面的革命军官兵，也不等舢板靠岸，就前赴后继地跳进齐腰深的江水中，向岸上冲去。黄埔校军攻占了敌军的滩头阵地。
突击连冲在前面，浩浩荡荡的黄埔校军跟在后面。这是一支奇兵，滇桂军根本没有想到革命军会有这么一招，滇军主力的6个“双枪”团顿时乱了阵脚。
“冲啊！”黄埔校军的官兵们高喊着，冲杀着，直杀得当面之敌人仰马翻。
正在这时，事情也竟然这样的凑巧，飞鹰号军舰上的炮发挥了重要作用。舰上的炮既老又旧，虽然能打响，但射程不远。切列潘诺夫接受用炮的建议，无非是想在部队发起冲击时略助声威而已，谈不上精确性和命中率。怎么知道，这飞鹰号军舰上的老爷炮，却有一发不偏不倚地打到设在广九路车站的敌军司令部。那个号称“滇桂联军总司令”的杨希闵，正与他的同党、大军阀赵成梁一起吃饭。炮弹正好落在离饭桌很近的地方，赵成梁被炸掉了半截，当场死亡，杨希闵侥幸没有中弹，但也吓得魂不附体，再加上前线接连告急，于是匆匆收场，把赵成梁的尸体搬回广州市内。杨希闵一到市内，便成了孤家寡人，狐群狗党们见他在前面吃了败仗，一个个都早溜了。杨希闵见大势已去，只好丢盔弃甲带着几个亲信逃进了沙面租借地。在广东的滇军至此全军覆灭。桂军刘震寰原来也有4000兵力，滇军溃败后，他率部退到西村，黄埔校军已在这里等着他了。桂军还未喘过气来，就遭到一阵猛打，结果全部缴械投降，刘震寰狡猾的像只狐狸，早已作了准备，一看形势不对，化装逃出广州。
革命军于6月15日克复广州。在广州工人和各地农民的支援下，迅速平息了杨、刘叛乱，使革命政府转危为安。
消灭滇桂军杨、刘叛乱的战斗结束后，为了收容俘虏，安定市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革命军在黄埔军校和教导团中抽调了一部分骨干，组成全副武装的宣传队。这个宣传队，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少数是青年军官中的积极分子，由共产党员李之龙任队长，左权等是这个队的成员，他们统一穿黄咔叽军服，俄式军帽，穿皮鞋，扎绑腿，步伐整齐地进入广州市，维持社会治安。具体任务是：安定民心，防匪防盗，驱逐散兵游勇，稳定社会秩序。他们走上街头，受到市民们的热烈欢迎。
平定杨、刘叛乱后，在中国共产党提议下，广东革命根据地原称为“大元帅府”的革命政府于7月1日改组为国民政府。国民政府以黄埔军校教导团为基础，成立了国民革命军第1军，周恩来担任第1军的政治部主任。随后，又将湘、滇、粤、闽各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第3、第4、第5军。程潜领导的攻鄂军与豫军、赣军等部也先后奉调回广东。
第二次东征
当东征军主力回师广州讨伐杨、刘叛乱时，粤东的军阀陈炯明又死灰复燃，乘机重新占据梅县、潮汕、惠州等地乃至整个东江地区，《中国军人》杂志刊载的惠州战役图片而盘踞在广东南部的军阀邓本殷部也配合陈炯明的进攻，在英帝国主义分子和北方军阀的支持下，分左、中、右、侧4路，形成对广州的夹击之势，企图推翻国民政府。
为了彻底消灭广东境内的反动军阀势力，统一广东，巩固革命根据地，广东革命政府于1925年10月初举行第二次东征，讨伐陈炯明。蒋介石任东征军总指挥，汪精卫任东征军党代表，周恩来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兼第1军党代表。在此之前，广州革命政府将所辖军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黄埔军校部队和部分粤军编入第1军。东征军组织3个纵队，3万多人。国民革命军第1军为第1纵队，担任右翼，纵队长何应钦；国民革命军第4军为第2纵队，担任中路，纵队长李济深；攻鄂军和豫、赣、潮梅各军（不久，合编为国民革命军第6军）为第3纵队，担任左翼，纵队长程潜。
出征前，周恩来亲自组织东征军政治部宣传队总队，宣传广州革命政府的政策以及此次东征的意义，发动民众支援东征。东征军全体军官人手一册《重征东江训诫》，主要内容有：“军人最后目的，是在于死。古语所谓‘好汉死在阵头上’，孔子所谓‘杀身成仁’是也。”革命军此次出征的口号是：“不要钱，不要命，爱国家，爱百姓。”并提出“十不怕”：“不怕死，不怕穷，不怕冻，不怕痛，不怕热，不怕饥，不怕疲，不怕远，不怕重，不怕险。”
10月1日起，东征军陆续出发，出广州，向博罗、惠州前进。10日，第1纵队到达博罗、惠阳地区。与此同时，第2纵队也进抵官桥、永湖一带，第3纵队到达博罗附近。
惠州战斗，是第二次东征整个战役中的硬仗。惠州分东、西两城，高大坚固，号称东江天险。东城外有一条8米宽、4米深的城壕，西城三面环水，一?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