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是一种和其他物品差不多的普通商品，它不应该只被少数几个高等学府所拥有。如果有人试图积极地把大学分为三六九等，必然激起一种特殊的惧怕和愤怒。指向美国大学里的等级制度，对许多人来说，就像指向日常生活中的等级制度一样令人恼火。
有意思的是，人们对爱德华·b·费斯克1982年所着的《1982－83年度纽约时报美国大学选择指南》的反应。美国全国自称是四年制教育和可以授予学士学位的学校大约有二千多所（这是作者1984年再版此书时的数字。据统计，目前美国共有可授予学位的大学三千余所。译者注），就费斯克估计，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会想到这个数字水分不少，其中像它们自己说的那么好的学校怕是不多。在一个“研究机构”失去了其意义的世界里，“学院”也会失去意义，这显然是个合乎逻辑的推断。费斯克因此着手划分“最好的和最有价值的”美国大学，并得出总共只有265个的结论。为了对这些学院的教育质量进行评估，费斯克根据学术质量、社会影响和“生活素质”等方面的要求提出了一套从五星到一星的评级标准。
根据这个标准，他把五星级评给了阿姆赫斯特学院。威廉斯学院、哈佛大学、斯但福大学、史密斯学院，以及其他一些在学术质量上大体与评定烹饪等级的《美食林指南》最高级的三星标准相当的学校，这些学校在教育上的质量相当于在烹饪上达到“法国国家最佳烹饪”水平。紧接着，他把四星级授予了贝尔罗伊学院，伯都因学院、衣阿华大学、文德比尔特大学、和其他一些大致与《美食林指南》由于“出色的餐桌”获得二星烹好级别相似的学校。他授予三星的有米尔斯学院、科尔比学院，新罕布什尔大学和康涅狄格学院，以及其他一些相当于《美食林指南》由于“规范餐桌”而定为一星水平餐食的学校。
当他用比较的方式无所畏惧地剖析整个美国高校景观时，费斯克无法忽视的是，某些学校在学术质量上比三星级的学校还要差。像任何一个诚实的评论家一样，他只好从其他方面来进行评判，比如藏书量，或是学校剧院的水准，甚至校区里餐馆的质量，他按照这些方面的评判给出了级别。一些二星的学院包括新奥尔良的塞维埃尔大学（xavier）、图斯基奇大学（tkee）、坦普大学（teple）、塞顿·哈尔大学（seton hall）、圣路易斯大学、罗得岛大学，以及俄亥俄韦斯莱安大学。还有些大学，如果从其学术质量上评估，费斯克发现只能给它们一星，比如像图尔萨大学（tulsa），俄克拉荷马大学、内布拉斯加大学。不管怎样，这些大学在一定程度上都能够发现一些值得夸奖的地方。但是我们发现费斯克在以下的所有州里：内华达，南北达科它（这两个州加在一起共有20所大学）、怀俄明、西弗吉尼亚（这个州有17个学校候选），连一个在学术质量上值得一提的学校也没有发现。同样，理查德·尼克松获得优异成绩的加州怀蒂埃尔学院（whittier lle）和罗纳德·里根的母校伊利诺斯州的尤里卡学院（eureka lle），也同样不值一提。
任何对大学哪怕是中肯的评价，也会引起愤怒的轩然大波。我们可以设想内华达，怀俄明、南北达科他和西弗吉尼亚诸州的州长们会下令对费斯克的恶毒诽谤群起而攻之，大声谴责这个偏执的、有眼无珠的、假充内行的、维护东岸即定权力的费斯克（他是《纽约时报》教育版的编辑），存心蔑视西部，而且性格上的相应缺陷使他根本不适合呆在报社的批评部门里，在他们的领地内发动宣传攻势推广他们的州，是州长们长期以来的重要任务之一。看到州长们拼命维护其领地的教育荣誉，我们大可不必感到吃惊。但是，我们想不到一个执教于某个级别较低的学校的教授，会对费斯克发动攻击。因为我们假设一个教授还是懂得批评性质的，知道批评构成观点，而且观点越多。越激烈，越活跃越好。由于你的大学被某家报纸的雇员判低了等级而卷进公开论战，说明你干的是公共关系而不是和知识有关的事情。更要不得的是，这简直是在暗示，你对自己执教的学校的社会地位也没有多大信心。
我这里指的是大卫·h·贝内特先生，他是锡拉丘兹大学（syrace univereity）的历史学教授。无疑他希望自己执教的大学在学术质量上被评为五星或至少是四星，可是他却发现，费斯克竟然只给了锡拉丘兹大学二星，这使他大惊失色。得出这个级别的原因，一部分是由于学生们填写的调查问卷，另一部分基于对学生们的个人访谈。根据学生们提供的信息，费斯克写道：“文理学院的文科和理科课程……混乱不清”，“授课班大而无当”，“注册登记一团糟”，“图书馆……资料不足”，“录取标准看上去并不严格”，以及“大学体育队异常庞大”。同时，费斯克还发现，大多数教学工作是由研究生助教担当的。受访的学生们几乎没什么道德感，他们告诉费斯克，“甭管是谁，只要付学费都可以进来。”面对这么糟糕的调查结果，费斯克于是给了这所大学二星。然而，贝内特教授的反应不是去纠正这些不足，例如整顿注册混乱，或是改革助教的课程安排（这是全美普遍存在的不光彩现象），而是去责怪费斯克对学校弊病的揭露，并对这个在他看来不过是坏消息传播者的人横挑鼻子竖挑眼。他写了一封信给“坏消息传播者”的老板，《纽约时报》出版商业瑟·奥彻斯·索尔斯伯格，信中抱怨“世界上最受尊敬的一份报纸在社会和文化上的权威”被费斯克“值得怀疑的野心”滥加利用了。他在写给索尔斯伯格的信中继续说：“……如果不是挂了贵报的名字，《纽约时报大学选择指南》就会被当作一个可恶的玩笑给丢弃了。”对于这一事关锡拉丘兹大学名誉的事件，同时还牵扯了爱德华·费斯克通过调查得出的使大学蒙受伤害的级别这样的重大问题，亚瑟·奥彻斯·索尔斯伯格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忙不迭地向贝内特教授保证，费斯克的书已经被修改，修改内容马上会在最新的版本上反映出来。不过，在他的回复中，索尔斯怕格接着称赞了费斯克和他的助手们，要人们注意这个体现了大量职业查询的公正和真实的报告，他最后还是指出，尽管如此，他还是做出了费斯克的书“将来重印和再版”时，不会再用纽约时报的名字作书名的决定。我猜想，索尔斯伯格声明将来会让报纸和书名脱勾，无疑是在向人表明，从职业上讲，一个“高级”文化机构不大可能去批评另外一个“高级”文化机构。
整个这件事，使人了解到学术机构已经获得了多么巨大的荣誉和地位，使人明白了它们对轻视或批评的敏感，以及它们对荣誉的近乎嫉妒的渴求，对地位降低的极端敏感，正说明了大学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替代了过去骑士甚至绅士的阶层。费斯克真正令人恼火的地方是他用的“选择”一词，本是温文尔雅的事情，他却嘲弄说，好像随便一个什么东西说它自己是一所学院或是一所大学，它就真的是了。他招惹的麻烦说明，“他可是个大学毕业生”这样的话很多年前也许有相当的份量，但是今天几乎没什么意义了。其实在五十年代情况就已经变了。人们为了谋求社会地位而蜂拥冲进大学去读书，结果这一现象压倒了“金钱”概念。“金钱”这个词没什么变化，而现实已经极大地改变了。
有种假设被深裸织人了美国神话，那就是：“有一张大学文凭”就意味着某种成功，而不间是从哪一所学校得到的。这种神话很难破灭，甚至在与美国高等教育的复杂的等级制度发生冲突时，也不会消失。举例说，已经到了1959年，万斯·帕卡德在他的《社会地位的追求者》一书中仍然相信这样的观点：“一张大学文凭”这一说法的意义，足以体现出某人属于“文凭精英”的阶层。其实大谬不然。你如果想更准确地表述这一事物，就必须设计一个“精英的文凭精英”阶层，因为持有一个阿姆赫斯特学院、威廉斯学院。哈佛大学、或是那鲁大学的文凭，无论如何也不能混同于一个得自东肯塔基大学。夏威夷太平洋学院，阿肯色州立大学、或伯比·琼斯学院的学位。当帕卡德说：“一个上过大学的姑娘同一个没上过大学的姑娘相比，嫁给上过大学的丈夫的概率高六倍。”他显然混淆了事实，因为这种说法的致命错误在于，它忽视了这样的现实：某个毕业于达特茅思学院（常青藤大学之一。一译者注）的家伙几乎不可能娶一个从佛罗里达劳德代尔堡的诺瓦学院毕业的姑娘。甚至到了1972年，帕卡德还在大谈特谈他为之陶醉的平等观点，可他犯的还是同样的错误。在《陌生人的国家》中，他喜滋滋他说：“1940年，大约有百分之十三的适龄青年进了大学；到了1970年，进大学的人已经达到适龄青年的百分之四十三。”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上大学的人的比例还是百分之十三左右，另外百分之三十的人所上的不过是叫法上被称为大学的地方罢了。这些可怜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一直在上演永恒不变的美国式的追求，不过他们追求的不是知识，而是尊敬和社会地位。爱德华·费斯克提出的“选择”信息，恰恰表明了，真正进了大学的年轻人的数目，将总是保持在百分之十二左右，其他的人是在追求更高社会地位。
当我们将自己置身于美国高等教育的环境中，马上就会发现，万斯·帕卡德不是唯一的被欺骗性语义蒙骗了的人；被愚弄的人到处都是。在约翰·布鲁克斯的着作《美国的炫耀》中，他也赞成那种较比令人舒服的说法。他划分出“两种基本的美国人阶层：上过大学的和没上过大学的。”可是在今天的高等教育领域里，只有区别大学毕业还是所谓的“大学”毕业才是有意义的。理查德·伯那和大卫·萨瓦乔在他们卓有见地的《1981年各地评级年鉴》里评价一所中学时说：“高中毕业班的大多数学生都能上大学，这没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关键问题是：他们被哪些学校接受了？是一流的大学和学院呢？还是那些入学要求很低的学校广今天，处境最糟糕的社会阶层中的一支，就包括50年代和60年代拼命”迸大学“的那百分之三十。尽管他们认为自己已经进了大学，却发现他们社会地位低下的状况井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不仅在知识上、艺术上或社会上，而且在经济收入上也是如此。在《美国的社会立场》一书中，科尔曼和莱因沃特发现，进一所好大学，或者照我的说法是真正的大学，可以便一个人的收入增加百分之五十二，而进一所像费斯克选出的五星级货真价实的大学，收入可以在那上面再增加百分之三十二。但是他们发现，如果你毕业于一所”不可选择“的大学，也就是费斯克礼貌地没有提到的那剩下的1782所学校中的一所，那么你获得的就是”无收入优势“。全无收入优势可言。
某些时候，中产阶级和贫民阶层都看穿了学院的骗木（原谅我这么说），可惜常常太晚了。我认识一个女人，她毕业于一所学术要求不高的大学，而且成绩中等偏上。当她开始在纽约这个竞争激烈的地方工作时，受到的只是同事们“不当回事”的粗暴对待。她鼓起勇气（我称之为蛮勇），写了一封信给她的大学校长，就她所遭受的不公正狠狠地抱怨了一通。不过，人们就是明白了“大学与社会地位”这一伟大的骗局，也通常不说出来。这是一种埋藏在内心深处的疼痛，觉得什么地方出了错，却不知道错在哪里，而当事人通常会因此受到很深的伤害。正如一个人告诉科尔曼和莱因沃特的，进入某个不入流的学校证明了如下事实：“本来进大学是为了受到尊敬，”而在那里待了四年以后他发现自己全然没有受到更多的尊敬，因为他上的是一所没名没气的大学。尽管进大学的门是敞开的，但是，正像保罗·布卢姆伯格观察到的，真相是“现存的教育体制已经成功地取得了上层阶级的好感，因此变成一个再造等级结构和不平等的工具。”一个原因是，上层阶级的孩子上大学的比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且他们上的一定是好大学。比如他们上斯沃兹摩尔学院（swarth-ore，美国着名四年制学院。－译者注），而贫民阶层的孩子上匹兹堡的卡尔罗学院。其结果是，对中上层阶级司空见惯的事，却会使中产阶级和贫民阶层膛目结舌。“那些刚来的、精力充沛不断追求上进的人，”列昂纳德·魏斯曼写道，“在攀登社会阶梯的战斗中已经汗流夹背了，突然吃惊地发现，通向被上层社会完全承认和接受的门仍然是关着的。”当然，玩世不恭的人会说，这一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向所有人开放高等教育的美丽幌子下，稳定阶级之间的严酷界限。
一个如此明目张胆的社会等级骗局是如何完成的？它是蓄意的还是偶然的？这件事基本上是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时期发生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我们所说的欺骗正是在欢呼“开放教育机会”的幌子下大行其道的。如果某件商品供应充足，通过简单地付钱就可以买到的话，这个计划就会成功。可遗憾的是，知识、学习和求知欲比想象的要稀罕得多，你不能只是宣称说“你正在和我交流”，就能轻而易举使一个人真正同你交流。“教育机会”的开放依靠的是一个语言膨胀过程，一个“升级”的办法，也就是把数不清的普通学校、师范学院、地方神学院。贸易学校。商业学校、文秘学校的名称和地位提高到“大学”，授予它们一个身份，而实际上它们根本不具备办大学的条件，甚至懂都不懂如何办。这个过程和高中毕业生最终被一股脑塞进大学没什么两样。此两种办法可以统称为“自然提升法”。
60年代所发生的一切，简单讲就是一个在这个国家司空见惯的变本加厉过程，膨胀，浮夸，狂妄自大。这一点清楚地在一个公民70年代喜出望外的表达中体现出来：“英国有两所大学，法国有四所，普鲁士有十所，而俄亥俄一个州就有三十七所。”这里每一所学院都想成为一个大学，就像每一个雇员都想成为“管理者”，而每一个管理者又都想当上副总裁一样，简直就像大经地义的事。
结果呢？全国的州立学院和师范学校一下子都命名为大学了，而且它们怀着甩掉贫困的世上最良好的动机放手干起来。南伊利诺斯州大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尽管它地处伊利诺斯州的卡本代尔，是一个既没有学术影响、又没有文化传统的穷乡僻壤，以前只不过是一所师范学院，但是现在竟招收了二万六千名学生，而且还有自己的“大学出版社”。而真实情况是，绝大多数获得南伊利诺斯州立大学颁发的学士学位文凭的学生，还在从事“教育”领域里的工作，这是一个再明确不过的曾经是师范学校的标志。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几百个其他地方，像贝尔州立大学、肯特州立大学，怀特州立大学（在俄亥俄州的代顿城）和北依阿华大学。观看过最近一场全国篮球锦标赛的许多电视观众一定像我一样，对与北卡罗来纳大学比赛的“詹姆斯·迈狄逊大学”的身份疑惑重重。这所学校位于弗吉尼亚州的哈里逊伯格，不久前还是迈狄逊学院，一所平庸的师范学校，现在它听上去似乎被提高到了一个可以和英国牛津大学和法国索伯恩大学（巴黎大学各分校中最好的一所学校。一译者注）平起平坐的地位上了，可它的专业还是集中在小学教育方面，而它的新生在学术能力考试中的语言能力分数，位于大学入学平均分数线之下，男生455分，女生463分。查一查全国篮球大赛上没有参赛的大学，也许可以顺便（并非完全不可信）得出一个学术质量高的学校指南。起码，也许可以通过追踪那些总是出现在大赛中的球队得出相反的结论，比如代顿大学、德保罗大学、弗吉尼亚理工学院、怀俄明大学（还记得费斯克对怀俄明大学的调查发现吗？）、塞顿·荷尔大学，还有布莱德利大学。体育节目评论员称这些大学为“学校”（他们会说“某某是个篮球极棒的学校”），这种对此类机构的称呼一般比各州政府来的准确得多（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