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只觉得路也宽，楼也高，路灯也漂亮。城里人，个个衬衫雪白，衣帽整洁，洋得很。
我们四个，有一天约好了到学校去看看。上午9点钟，在自由大路电车站会齐，怀着一股说不清的热望，往学校走。
越走，景物就越熟悉。这路，我们从前曾经走了三年多。远远地看见校门了，不由得“近乡情更怯”。本来是鼓足勇气要进学校去看看的，到了这儿，却忽然都站住了。我们觉得自己不是从这里毕业的，而是被赶出来的。我们不是这个学校的毕业生，我们是逆子，是废品，是见不得人的东西。
隔着马路，我们看了校门好久，怎么也挺不起胸来堂堂正正地进校门。
老龚说：“算了，别进去了。咱们在篱笆外面绕一圈吧。”
隔着栅栏，我们看见了熟悉的教学楼、生物楼、体育馆、学生一舍、二舍；甚至还看清了低矮的大食堂和校办厂。那风雨操场，那足球场，都还绿草如茵。教室窗户下的丁香树，仍然郁郁葱葱。风吹过，我们还听到了风琴的声音，不知是哪个教室在上音乐课。
走着走着，大伙都有些心酸。小迷糊不停地念叨着：“省实验啊，省实验……”
忽然，老龚停住脚，问大家：“都看清楚了？看清楚了，咱们就走吧。”
说完，他扭头就往回走。剩下我们仨，看了一眼母校，也跟着他走了。
那时的知识青年，回城探亲一次，是上一次天堂。离开故乡返回集体户，是赴一趟刑场。每次，都要经历这样一次的生与死。极端的热爱与厌憎，都在那时体验到了。我以前，从没感觉到故乡城市的一切是这样的亲，美得像个大花园。所有职业的人，都让我羡慕，因为他们过的是高尚的城市生活。就算是扫大街，那也是体面的劳动，可以按时上下班，不用跟着日头转。
我在家呆了一个月，每天都上街去逛。五商店、二商店、重庆路、长江路，哪里热闹往哪里去。走在干净整洁的柏油马路上，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心情舒畅。这才是生活，这才是幸福啊。
直到有一天，父亲问我：“你们这农闲时间，是不是太长了？”我才意识到，必须得回去了。故乡已不允许我这样的人久留。
八月初，天凉了。我和老龚他们联系了一下，决定返回。
初秋的东甸子，玉米叶已经枯黄，满目凄凉。我们从花团锦簇的长春回来，只看到漫山遍野的破败与凋零。
我们不在的时候，老房他们几个男生和女生完全结成了死党。看见我们回来，都不冷不热，像是嫌我们很碍事的样子。他们天天晚上在女生屋子里商量事情，无非是怎么讨好贫下中能，怎么干好农活儿。
我们则破罐子破摔，不理他们。在一个房顶下，各使各的劲儿。
“嘎地”，也就是秋收开始了。这也是一个要命的活儿。东北的秋天不长，庄稼要快割快收。下雪前，都要运到场院上去，不然雪一埋，就要麻烦。农民们起早贪黑，疯了一样地干。我们还是不行，每天都累个半死。晚上收工，吃完饭躺在炕上，一小觉醒来，肚子就饿了。
家轩说：“不行，饿得慌，我去炒饭吃。”
他爬起来，到外屋地，把剩下的高粱米饭用油炒了，叫我们起来吃。炒饭里，有油有盐，还有葱花，香味扑鼻。
我们吃了一次，就上了瘾，天天晚上都起来炒饭吃。集体户的粮油是共用的，我们这一吃，等于多吃了一份。老房他们看在眼里，恨得直咬牙。
终于到第四天头上，以关美玲为首的女生不干了，涌进我们屋，对我们说：“你们这么糟蹋油不行，咱们分户！”
“分户”，这是个知青史上绝无仅有的概念，只在我们东甸子集体户发生过。
我们正好不想跟这伙庸俗到家的人搅和在一起，就同意了。
刘队长被请来当公证人，他和王会计拿来一杆大秤，把集体户的粮食、蔬菜、豆油（只剩了一点点）、柴火，一五一十分了。老房他们和女生算一户，他们三个男的先到刘队长家住，把房间让给我们。这样，就基本上井水不犯河水了。
分户后的几天，正是秋雨绵绵，让人万念俱灰。我们这边，再过不上饭来张口的日子了，哥儿几个轮流做饭。家轩最先做，他发明了一种做法，等锅里的高梁米快要熟了的时候，揭开锅，用铲刀把饭铲成一个小堆，再盖上继续闷。这样出来的米，比较硬，别有一番味道。家轩沾沾自喜，每天我们吃饭，他就要自卖自夸。
后来，老龚实在忍不住，就说：“你他妈的这叫什么饭，都没熟！”
家轩很委屈，争辩道：“咋没熟？”
我和迷糊看他们要吵架，就赶紧拉架：“算啦，算啦，明天，就别用这新方法啦！”
我们做了几天饭，就把油用没了。蔬菜也只有土豆。没法子，就煮土豆当菜，放一把粗盐，有个味儿就行。吃的时候，自己把皮扒开。盐水煮土豆，吃起来，感觉很像咸鸭蛋，我们就当是在吃咸鸭蛋。
天开始下霜了。早起干活儿，又困，又冷，又潮湿。我们割豆子，手套一磨就破，搞得手上鲜血淋漓。干了七、八天，我顶不住了，收工后跟他们几个说：“我不想干了，这么干有什么用？”
老龚说：“就是，咱们转户之前，干脆别干活儿了，呆着吧。”
小迷糊说：“那行吗？”
老龚说：“有啥不行？咱们要是上苏联，有人管；咱们不干活儿，谁还敢管？”
我们就这样，撂了挑子，自动下岗了。一个人轮流做一星期的饭，其余没事的人，白天就到各处去乱串。
轮到我做饭时，家轩教了教我。其实很简单，放好米和水，一顿猛火烧开锅，就不用管了，剩下的炭火，正好把饭闷熟。
我做饭的那个星期，恰好是梁燕眉也做饭。她已经很久不跟我说话了。这一次，仍然是冷着脸，看也不看我。我们在外屋地各做各的饭。她们“那一户”做饭有计划，所以到现在还有油，每天都像模像样熬个菜，比我们要正规多了。
我在煮土豆时，梁燕眉正好看见，神情很惊讶，忍了忍，终于问了我一句：“你们就这么做菜？”
我说：“是啊。”
她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
我做好了饭，就回屋子里躺着，忽然听见梁燕眉在外屋地喊我的名字。
我连忙跳下炕，推门出去，却不见人，只见我们灶台上放着一大碗热腾腾的土豆熬南瓜。
这一大碗菜，颜色鲜艳，香味诱人。
这是梁燕眉给我的！她的心里，还没放下我。
我心头一热，眼睛都有点儿模糊了。
天一天冷似一天，日头也渐渐短了，我们百无聊赖。每晚早早烧了炕，躺下就睡，养膘。我睡不着，常常想起父亲。父亲送我踏上来敦化之路，对我，是寄托着一些希望的。他希望我在人生战场上做个合格的兵。但我恐怕要辜负他老人家的希望了。我只能做个逃兵。
父亲自“大革命”以来，景况一直不大好，我下乡前几个月，遇上“清理阶级队伍”，他被怀疑是“美国特务”。我们家被他们单位造反派抄了，照片、书籍被抄走一大批。一架过去在地摊上买的美国收音机，也给当成电台抄走了。一个30来岁的少壮派蠢猪抱着收音机，边走边说：“我怀疑秘密就在这里边。”
父亲念大学的时候，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经常到学校去看望中国学生。有一次，偶然碰上了父亲他们一群，有人顺手照了一张相。这相片，我父亲就说不清了。单位造反派把他关起来，不让回家，又到我们学校，通过造反派组织找到我，给我做动员工作，让我劝老爸自首坦白。我很疑惑，老爸是个老实巴交的人，美国不可能招募这么窝囊的特务吧？那些单位造反派，都是牛逼烘烘的少壮派，说话没人性，威胁我说：“你爹不交代，我们就能关他一年，你信不信？就你爸那个体格，他能挺得下来吗？”
我咬死了说：“我啥也不知道。”
少壮派蠢猪们说：“你做不做你爸工作？”
我说：“他不可能当特务。”
“怎么说？”
“他上街买菜都买不好，我妈老说他。”
在一旁听我们谈话的我校造反派头头赶紧捂着嘴乐。父亲单位的少壮们想发火，又碍于场合，只能恨恨地说：“你想保住你爹的命，趁早劝他坦白。”
“我日你们姥姥！”我心说，“我是谁？我造反起家，还怕你们？这辈子，你们迟早也有犯到我手的时候，等着瞧！”
学校造反组织的头头对我有怜悯之心，打了个圆场，把那些蠢猪们哄走了。
蠢猪们终究没挖出线索来，关了父亲俩月，放了，嫌疑帽子还戴着。一直到今年夏天我回去探亲，才听说没事了，正在准备下干校。下干校，是个苦差，但对于父亲来说，等于承认了他是“革命干部”，总算摘掉了“特务”帽子。所以，夏天时他心情还比较好。
我在乡下的事情。都瞒着他，不敢说我们正跟贫下中能对着干。父亲看我晒黑了一点，还比较满意，说：“孩子，吃苦，不是坏事。吃过苦的人，栽不了大跟头。”
老爹这话可错了。我们这一代，是苦就吃过，跟斗却栽的数不过来了，没有一回能跟上时代的，一直踉踉跄跄到今天。
那年秋天，为了逃避吃苦，我们毅然脱离了主流社会，开始浪荡。家长管不着我们，生产队也管不着我们，彻底自由了。以往队里开社员会，都要叫我们，见我们彻底罢了工，刘队长也就不再叫我们了。“那一户”倒是隔三差五的就去开会。
我们起了好奇心，什么事儿啊，生产队要频繁地开会？一天晚上，我们溜到队部外头偷听。里面先是在商量农活儿的问题，商量完了，就谈到了集体户。
刘队长说：“你们那几个男生，怎么都不干活儿啦？”
王亚奎嘴快，立刻打小报告说：“他们那几个少爷秧子，能干什么活儿，天天唱黄歌，到处瞎串。”
刘队长说：“他们那几个，活儿干得确实不咋地。”
王亚奎接着告状：“他们心思也没用这上呀，成天想着往苏联跑。”
刘队长说：“就他们几个那废物样儿，还能偷越国境？”
众社员就大笑。
墙根底下，我们几个听得咬牙切齿。
回到集体户后，老龚说：“这帮王八蛋，咱们得教训教训他们。”
家轩晃了一个下摆拳，说：“对，揍他个姥姥的。”
惩罚计划很快就制定好了，我们要打一场维护尊严的战斗。从兵力上说，我们四个男生，他们只有三个男生，我们是强势。而且我们先发制人，有必胜的把握。
接连几天，我们都在备战，寻找战机。家轩被安排发起第一轮攻击，连着几天，他都不停地在练“稳、准、狠”的下摆拳。
机会终于来临了。一天中午，老房他们三个进了女生屋，在商量什么事情。家轩看见了，紧急通知我们进入战争状态。我们几个马上来到外屋地，把大门堵住，摆好了阵势。
家轩清清嗓子，叫了一声：“冯长骏，你出来一下，我有个事儿问问你。”
冯长骏的父亲是当年的长春拖拉机厂的“贵族”工人，一月工资七、八十，家境很不错，住的是过去日伪时期的小洋楼，带地板，不比我家差多少。他老实木讷，是个善良人。我们那时虽然小，但也装了一肚子成丨人的坏水儿，知道欺负善良人不会有什么后果。冯就是我们选出来的“突破口”。
家轩一喊，冯长骏应声而出，问：“啥事儿？”
家轩问他：“你前天是不是骂了我？”
这是典型的“狼和小羊”的逻辑，我们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冯长骏一脸茫然：“我什么时候骂过你？”
家轩冷笑一声：“你不承认？”说着，照他下巴就是一记下摆拳。这拳法，东北又俗称“电炮”，迅疾如电。右拳攥紧，五指并拢，手腕挺直。这样，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了手腕上，冲击力极强，又不会挫伤手指。当初，一中那小子就是一个电炮把我打倒在地的。
家轩为此已经练习了多时，一炮下去，冯长骏虽未摔倒，但也站立不稳，踉跄了几步，嘴唇立刻出了血。他“哎呀”一声，捂住了嘴。
里面的人听到动静，知道是我们寻衅，老房在女生屋子里“哇”地一声，扑了出来。他身大力粗，气势逼人。
这我们早就料到。我方老龚立即迎上，两人交手，很快搭起了摔跤架子，像两头老熊在地上转开了圈儿。
最后出来的是王亚奎，他破口大骂：“反了你们！还敢打人！”他忽然指着我说：“你什么出身你不知道？你老爹什么问题你不知道？你还敢打我们工人子弟？”
我说：“王亚奎呀，我老爹问题搞清楚啦，已经下干校了，是革命干部了。你到长春去调查呀！”
王亚奎气急败坏，上前就要帮老房。我方我和小迷糊战斗力最弱，但俩也能顶一个，预定是负责牵制王亚奎的。他刚一出手，我俩从两边立刻把他揪住。王挣脱不开，气的“呀呀”大叫。
冯长骏莫名其妙挨了一个电炮，此时回过神来，抓住家轩领子质问。家轩也反手抓住他的领子，两人就像斗架的公鸡。
“你凭什么打人？”
“我他妈就打了，怎么地？”
主战场的老龚和老房，已经不知头顶着头转了多少圈儿了，都累的“吠儿吠儿”的直喘。老房家穷，买不起腰带，用的是布带子扎裤腰。在激烈搏斗中，一下给挣断了，棉裤下滑，露出了半截白屁股。但战斗激烈，谁也顾不得了。
女生们先是吓呆了，好半天没人敢吱声。后来醒悟过来，就开门想出来助战。不料一开门，刚好看见半截肥臀，吓得一片乱叫，把门马上又关了。
外屋地霎时成了战场，锅碗瓢盆不断被碰翻。咒骂声、喘息声、撕掳声不绝于耳，听起来十分惨烈。女生再也忍不住了，不管什么屁股不屁股的，由关美玲带头冲了出来。关美玲指着老龚鼻子斥责：“龚本辉！你别不要脸，你还敢打同学？”
梁燕眉也冲上来，推开我和小迷糊，瞪着我，愤怒地说：“你们太不像话了，太野蛮了！”
娘子军一介入，双方自然停了手。
关美玲护着老房他们，冲老龚说：“龚本辉，你太流氓了！”
老龚咧嘴一笑：“我流氓？我朝大街撒尿了么？”
女生一片哗然，纷纷怒斥。
关美玲气得脸发白，说：“我上公社告你们！”
双方又各自说了一些狠话，便都退回了自己的营地。
把门一关，我们四个击掌欢呼：此战大获全胜，灭了他们的威风。特别是家轩的出手，又快又狠，真是痛快。小迷糊拿过京胡，拉起了《智取威虎山》，高唱一曲“今日痛饮庆功酒”。
我们的凯歌还没奏完，门就被刘队长“咣”的一脚踢开。他铁青着脸，吼了一句：“很入着（舒服）是吧？你们这是要作反天了！马上给我上那屋开会。”
分户以来，两个户的人还是第一次聚在一起。冯长骏的嘴明显肿着，女生们个个义愤填膺。我们故意若无其事。
刘队长看人已经齐了，就下了炕，站在地上，背着手训话：“看看你们几个，腐化堕落成啥样啦？活儿活儿不干，跟户里人打架。还弄出个‘电炮’来。有能耐，就给我来俩‘电炮’！过两天，是不是要上房揭瓦呀？再胡闹，就把你们绑公社去，信不信？咱东甸子，处理不了你们了。”
我们知道，“打狗看主人”。这一仗，触动了老屯们承受的底线，再进一步，他们把我们绑到公社不是不可能的。
但刘队长到底是老于世故，他犯不上为了老房他们跟我们这些亡命徒结仇，所以也没有进一步逼我们，而是划定了两户的三八线，谁也不许进犯谁。只要我们不在户里闹事，他就让我们自生自灭。
我们集体户“电炮”事件，很快传遍了东甸子。在农民眼中，我们几个人，成了彻底的小腐化堕落分子。过去跟我们多少有点交情的老张和小苏，都不大乐意接纳我们了。
我们陷入了被人民鄙视的汪洋大海中，每天就更加难熬，只好琢磨吃的。地里有些黄豆割倒了还没来得及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