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干活儿技巧，外加一点儿狡诈。这几样，我们都没有，不是就等于废物了？
我们下乡已有五个月，看来是没有很快回城的迹象。这意味着，我们要常年从当地的老屯嘴里分一碗饭了。东甸子的老屯们看清了这一点，不再为我们洋里洋气的“大拉锁儿”所迷惑，为了利益，变脸了。
突然袭击是在某个晚上的生产队大会上发动的。开会，是为了评定工分等级。大伙逐一评价每个劳动力的表现，七嘴八舌说了一阵儿。当时农村的男劳力，每干一天挣10分，妇女比较受歧视，一天挣6分。未成年的“半拉子”，与妇女相同，也是6分，意思是还不算男人。有极少数力气大，农活儿好的人，每天可记12分。而生产队长，是最特殊的，一天什么都不干，照拿12分。在那个“革命年代”，既有不劳而获的队长，也有同工不能同酬的妇女，这是后来的少壮学者们不能想象的。
不能想象的还有，每个人工分的评定，都是民主通过的，队长不能愿意给谁高分就给谁高分。民主的程序，很奇特，就是大家喊“行”或者“不行”，以分贝高的意见为准，大致还比较公平。
轮到评定集体户时，突然冷了场。
过了好一会儿，刘队长说：“提嘛，反正集体户不是外人。”这句话，简直阴险之极。只听老庞接上就说：“我看集体户女生干活儿还行，给6分可以；但是男生太不着吊，干活儿水裆尿裤，给10分太高了点儿。”
他话音刚落，就有群众一哄声地喊：“对，给8分。”“8分也高，给6分。”“6分！就6分！”
老屯们自己的帐算不开，但跟我们算帐可是清楚。给了我们6分，我们就少赚了，他们就能多得。这还不算，关键是，这太侮辱人，等于宣判我们不过跟女人一样。
我们想跳起来反驳，但民意实在太强大。人家也说得头头是道，哪一天，哪个人，坑刨浅了；哪一天，哪个人，活儿太慢，都一一道来。我们目瞪口呆，敢情这“贫下中能”都是干间谍的出身。
最后刘队长出来收场，他肯定了大家的意见，原则上就定6分了。其中老房、王亚奎、冯长骏活儿稍好，可给7分。众老屯又是一阵叫好。
我们这时候才知道什么叫“孤家寡人”，什么叫“大势已去”。
原来，我们被刘队长给耍了！
社员大会开完，我们心里像堵了块大石头。想想三个月前，我们是何等威风，那还是刘队长一日不可缺少的御林军；如今价值一失，沦落到大人小孩都来踩，连个男人都不算了。
在我们眼里，东甸子一下就暗无天日了。回到集体户，老龚拿起我放在炕头的《译文》杂志，闷闷地乱翻。忽然看到几首乌克兰诗人舍甫琴科的诗，就忽地站起来，用浑厚的男中音放声朗读：
“我们感受到了不自由的巨大哀痛……”
他一朗读，女生屋子的喧哗就停止了。诗写得很好，全户的人都在静静听他读。我生平第一次感受到了“自由”这个词的份量，有了一种要挣脱的愿望。可是，外面的夜色和原野比什么都宽广，我们能逃到哪里去呢？
第二天垂头丧气地干了一天活儿，晚饭后，老龚、小迷糊、家轩和我出村去散步。小迷糊带了一把京胡，就像现下“女子十二乐坊”一样，支在腰间“吱吱咯咯”地拉。我们就这样在京胡尖锐的伴奏下，唱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在空旷无人的公路上走。西天上是一片晚霞的血红，我们的心，也在流血。莫斯科的郊外，离我们有十万八千里。我们的希望，又在哪里？
这是我们走上社会以后的头一个重大挫折。当年，我们把它看得太重，觉得全世界都在跟我们做对。其实老农们还算实事求是的，我们的活计，确实干得不怎么样。你想啊，一帮城里的少爷秧子，能出什么好活儿？只是老农们缺乏教育手段，有啥说啥，不会哄着来，一下就冷了我们的心。
这次社员大会，把我们集体户的人分成了三个等级，我们也就从此走上了很不同的道路。
当时，老房、王亚奎、冯长骏也很颓唐，毕竟他们只比妇女高一分，仍然是个半残废。所以那几天，男生们都还能同仇敌忾。
女生们最辉煌的时候到了。“贫下中能”的肯定，比什么都重要。小姑娘们说话走路都傲了十分，与少壮男社员打情骂俏，就更有水平啦。相比之下，男生们简直还没脱哺|乳|期。我们不明白，那些男女间的暧昧语言，女生们是什么时候学会的呢？
终于有小道消息传来，说集体户最丑的女生曹凤兰，和老庞搞到一块儿了。某一天，老庞趁老婆不在家，把曹凤兰放到自己膝盖上坐着，被人当场撞见！
男生们乐不可支，心想你们也有出大丑的时候。可是，这两人就跟没事儿一样，脸不变色心不跳。村里人传是传，都还不能确定。集体户开会学习时，家轩就阴阳怪气儿地拿话敲打：“那坐大腿的滋味儿，是个啥滋味儿呀？”
男生们捂着嘴直乐。那边厢曹凤兰听明白了，脸一下涨红，起身说了一句：“你们真肮脏！”
说罢，把门一摔，走了。
男生们面面相觑。那年头，自由恋爱是许可的，但还没开放到可以搞“第三者”。我们要是嘲笑自由恋爱倒也罢了，嘲笑嘲笑“第三者”现象，又怎么肮脏了？
这里，我要给年轻一点儿的读者们介绍一下，那年头所谓的“肮脏”，就是指“s情”的意思。哦，合着坐男人大腿上不s情，我们嘲笑一下就s情了？再说，如果没发生这桩事儿，那恐龙曹凤兰又怎么能听得懂？
正义，就是这样被嘲弄。批判者反而被人家批判了。郁闷啊！
学习完毕后，看看外面，正是月白风清。男生们回到自己屋里就议论：“妈的，还干什么活儿？坐大腿也能拿满分，什么世道？”
老龚就说：“这天气这么好，明天还干个鸟活儿，咱们玩吧，今晚就出发，上水库抓鱼！”
老龚说的这个水库，离我们这里有十多里地，是我们早就神往的地方。他一说，大伙儿兴头儿就来了，说走就走。三更半夜走夜路，防身的家伙不可少，众人分头找了烧火棍、小铁锹和菜刀，装备起来。
老龚说：“冷兵器，还不行。看我的。”
他打开自己的牛皮提箱，拿出一件红布包的东西。打开一看，哇噻，是一把手枪！
这是当年瞎折腾时自制的小口径手枪，虽然粗糙，但功能都全。武斗结束后，老龚藏下来没有上缴，现在派上了用场。
一支奇怪的队伍，就这样出了集体户。初夏夜，蛙鸣四起，田野的风带着青草的芳香。
老龚在队伍前面把手枪一举：“走！同志们，向莫斯科进军！”
出发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0点了。那时候我们谁也没有表，老房心细，特地带了集体户的小闹钟。栓了个绳儿，挂在裤腰带上，这样，随时都可看时间。
因为有月亮，这一路，就走得顺。月光下的旷野，比白天好看，很神奇。初夏的晚上不冷不热，正好赶路。一伙儿穿绿色仿军夹克衫的异装少年，不停地唱着苏联歌儿，在大路上大步行进。这一路，没见到狼群的绿眼睛，也没见到苏联特务的信号弹。
他们怎么敢来？就算是妖魔鬼怪，也要被我们狂热的气势所吓倒。我们要挣脱！我们要自由！我们不想再劳动了！
走到兴头上，老龚说：“操，咱们就这么走到苏联去得了！”
我说：“对，去苏联！”
小迷糊和家轩也直喊：“走啊，去他娘的东甸子！”
苏联，在现实中，当时是我国的大敌，百万大军就在边境上虎视眈眈。但是，在我们虚拟的世界里，它就是人间天堂，是共产主义。苏联文学，多少滋养了我们一点点。白桦树、小别墅、伏特加，我们多少知道一点点。国界那边，没有“贫下中能”，没有狗日的“工人民兵”，可以男女手拉手跳舞，可以喝牛奶吃面包，那不是共产主义是什么？
不知道别人如何，我那时真是动了心，就他娘的跑吧，跑到国界那边，就有自由和幸福。
就这样连唱带喊，走了一个多小时，喊不动了，就默默地走。山野里的蛙声虫鸣，开了锅一样的欢畅。
又走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到了。
月下的水库，白雾弥漫，胜似天鹅湖。这样宽广的一片水域，静静躺在山凹里，简直就是睡美人。我们都被这美景镇住了，屏住呼吸看。
地方到了，困乏也突然袭上来。草上全是露水，坐都没法坐。走夜路，裤脚早就被露水湿透了，风一吹，人直打哆嗦。我们四下里看，想找个露宿的地方，总不能就这么站到天亮呀。
寻寻觅觅，总算找到了一个小窝棚，是附近村子的人来打鱼，搭起来临时过夜的，这时候正好没人。窝棚里边堆着不少谷草，一捆捆堆到天棚。我们拽出来两捆，点着了，好好烤了一通火。
火光照亮黑夜的一角，我们又想起了抗日联军。抗联苦，但是人家幸福，有日本鬼子可打。我们白白穿了一身仿军夹克，想当英雄都当不成，天天被“贫下中能”欺负，真是丧气丧气！
烤着火，老龚就给我们侃苏联。他看过的苏联小说不少，说起来一串一串的，瓦西里、喀秋莎、斯大林、冬妮亚、列宁在1918……虚幻的世界就像这眼前篝火，明亮、温暖，驱散了黑暗。
烤完火进屋，拿电筒照照，墙上还挂着鱼网。行了，明早上抓鱼，连家伙什儿都有了。看看闹种，我的天，已经两点了！大家赶忙把谷草在地上铺好，倒头就睡。
这一夜，可真是“黑甜乡”，我们啥梦也没做，一觉到天亮。
早上，我被人狠命地搡醒，睁眼一看，天已经大亮。原来是老龚先醒了，发现老房不在，鱼网也拿走了。显然老房是先去了湖边。看看小闹钟，已经七点半，这在夏天的北方农村，就好比是现在城里的上午十点钟，一上午都快过半了。老龚一急，就把大家全叫醒了。众人揉揉眼睛，出门就往湖边跑。跑到一半，看见老房背着鱼网正往回走，裤子湿了大半截。我们跟他打招呼，他却沉着脸没答腔，只顾垂头丧气地继续走。
大伙儿纳闷，就拽着他问：“嗨嗨！怎么啦？”
老房瞟我们一眼，蹦出来两句话：“起来晚了！鱼早没啦！”
原来，在这水库里打鱼，要趁黎明时分。天大亮后，鱼就吃饱喝足，跑到水底下玩去了。东北纬度高，到五月底，3点半天就亮了，我们睡到7点半，日上三竿，还能捞什么鱼，连鱼粪蛋儿都捞不着了！
老房比我们早起来一个小时，忙了半天，白忙了一场，沮丧得无以复加。他鞋里灌满了水，走路咕叽咕叽的，到了小窝棚，把鱼网一扔，叹口气说：“唉，白来，白来啦。”
大伙儿一到白天，就清醒多了，昨晚的浪漫情绪一扫而光。
小迷糊说：“咋办？”
老龚说：“玩玩儿，看看风景再走。”
王亚奎不同意：“咱们赶紧回去吧，到家下午还能赶上干活儿。这一天，不能就这么白耽误啊！”
如果抓到了鱼，我们还觉得值得一来。现在是白跑了一趟，大伙儿都有浪费了好时光的感觉。王亚奎的提议获得多数同意，说走就走，没等我们看清白天的湖面是啥样，就匆匆沿着来路返回了。
正所谓“乘兴而来，败兴而归”，返回的路上，没有歌声，也没有浪漫，只有现实主义。
将近中午，回到了东甸子。这一场风花雪月的梦，就此无影无踪。下午，我们又去了生产队，听驴嘶马叫，干杂活儿。
那时候我们是小孩儿，可是小孩儿也有现实得可怕的一面。我们赶了十多里夜路，在窝棚里趴了一宿，要是搁在现在的成丨人，还不得在水库玩疯了再回来？可是，我们就这么匆匆忙忙回来了。那个下午，干了些什么活儿，干的那活儿对我们一生有什么重大意义，我现在狗屁也记不起来了。可是，我一辈子都记住了哪个无比浪漫的晚上和深深遗憾的撤离。
李白说：“人生得意须尽欢。”我早就认为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明白人。人撑死能活多久？现实主义又好在哪？能带到棺材里去吗？能尽欢的时候，不尽欢，那不是大傻瓜吗？我很叹服那时候的王亚奎，那么小，就知道积累工分，如果他后来一直是这个价值观，那么这30多年，还不知道积累了多少工分呢！不知他现在下岗了没有？不知他今天用不用为孩子的学费发愁？一个人，再现实，还能抗得过潮流的瞬息万变吗？那时候，多挣10个工分，就能保证一辈子不再受穷了吗？
我今天，已经明白了绝大部分人生道理。但有些事，即使明白也已经晚了，晚了！
16
远征水库后没有几天，苦难夏锄开始了。在农村里，春耕并不可怕，冬天也就是混工分，最可怕的活计只有两项，夏锄（老屯叫“铲地”）和秋收（老屯叫“嘎地”，就是“割地”之意）。夏锄时正是农历“夏至”前后，白天日照最长，在东北有16个小时，只要能看见苗，就得干。所有的地块，在一个半月内要锄三遍，才不至于杂草丛生，才能保证庄稼的营养。这“铲地”，是个高难度的技术活，老农们抡锄如飞，眨眼之间要把苗留下，草锄掉，所有的土还要松一遍，简直是武俠的工夫。没开铲之前，老屯们对铲地难度的描述，就吓得我们不轻。一开铲，果不其然，能把人累死。我们不仅抡不好锄头，也挺不了那么长时间。东北的地，都是大块儿的，一条垄，恨不能有三公里长，一眼望不到头，让你绝望到想死。
夏日炎炎，晒不了两天，我们就成了有色人种。老屯们都戴着尖斗笠，个个都成了大清兵。那尖斗笠，可是有讲究，是用麦秸编的，有空隙，能透风。他们嘲笑城里人劳动时戴的“蘑菇”草帽，说：“那叫啥玩意儿，王八盖子，闷死人！”是啊，到了农村，才知道，在老屯眼里，城里人基本都很蠢，就一点比乡下人强，那就是能够月月领公家的钱，而且还领得挺多。
这回蠢人的孩子们到乡下接受“再教育”来了，老屯们很解气，总要教训教训知青，城里人有多么蠢。夏锄一开始，蠢不蠢，立刻就很分明。老屯们走笔龙蛇，霎时就干出去半根垄。如果以北京的地理打比方，他们相当于已经干到“北二环”了，我们还在“南二环”穷追。
庞德海一伙道德堕落分子，这时候早就撕下了文明的画皮，一到地头，返过身来就“接”美眉。“接”就是帮着铲，三下五除二，两下里大会师。美眉们一个媚眼一阵笑，估计老庞他们那勉档裤都要兜不住了。那边会师了，把我们几个雄性的，就那么撂在地半截，没人管。大帮人马一到地头就歇气儿，约有20分钟。等我们忙活到地头，人家早就另起一垄开干了。
这“铲地”，着实让我们中有几个人“熊”了。
热，渴，累，漫无尽头。再怎么说是“炼青春”，我们这也是童工啊。即便童工也不要紧，好处是可以不长成“豆芽菜”，身体棒，但是，别给我们气受啊。
干了几天，我和老龚、家轩、小迷糊四个少爷秧子顶不住了。私下里就商量：“还干他娘个蛋！没拿我们当人，干也是白干。”
老龚有谋略，摸着上唇的一点点小黑胡说：“咱们得想办法，东甸子，不是咱们久留之处。你看老房他们仨，都玩了命了，他们是想进步。这么一整，咱们太孤立，得挪地方。”
小迷糊说：“我这就回家，看看能不能往长春附近转户。再怎么，也得离家近一点。”
我问：“你有啥办法？”
小迷糊说：“问问家里，乡下有没有亲戚。把咱们四个一块儿转过去，从头来，不在这儿受他妈的气。”
家轩说：“对，我也回家问问。”
老龚对我说：“咱们两家，在农村没亲戚，明天就去串户吧。找找同学，看哪儿能有机会安排咱们。”
第二天，我们就扔了锄头，再没捡起来。
那年月，知青在农村确实没出路。现在的少壮学者提起那时候，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