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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飞翔第8部分阅读

一个名字并且模仿我们的着装。后来每当我们举行演唱会时,总有一些孩子看上去与我们相像。在美国甚至有一些母亲后来也学我们穿衣服的样子。这些名字一直沿用到今天。而且——除了洁芮,真让人伤心——我们都仍然以“辣妹”的几个名字而骄傲。令人惊讶的是那时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的名声这么大。我们自己没有时间读报纸,西蒙每天发下来的日程表让我们太忙了,而且日程越来越满。是的,我们做电视节目,像“金曲排行榜”,但是,那儿的孩子们对每个人都大声欢呼,而我们从来没有时间看媒体在说什么。我记得曾经读过妈妈剪下来的东西:“我要让流行歌曲重现魅力。”据说这是我说过的话。我身穿“古琦”酷而优雅的名声已经成了神话的一部分。“她们表现出良好的气质和生活的乐趣……无穷的能量……用之不竭的活力……她们爱她们的母亲而且非常脚踏实地……但是在性方面掠夺成性。”“性”方面什么?“综合了‘甜妞’明妮(英国电影演员,原为模特,现为好莱坞明星)、科莱特的克劳丹(同名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一个放荡不羁而又优雅的巴黎女人)还有圣特里安的美人儿们(原是英国一部系列喜剧片,讲述了好多女人的故事)。让男人们对着她们时髦的性感流口水吧。”

    让我真正感觉到一切都永远改变了的那一刻是当我们打开牛津大街圣诞街灯的时候。我们径直穿过那些路障,到处都是警察和保安人员。我们径直开过去。我们相互看了一眼,开始尖叫。那一天是1996年11月7日。对我来说,单单是被邀请就已经让我十分兴奋了。那么多年了,我都是和家人一道去那儿,仰望着一些魅力四射的人合上电闸。我记得站在旅馆的阳台上看着下面熙熙攘攘的街道,心想我以前经常就在那人群中间。

    我也想,我非常需要到下面去,从那儿往上看,因为眼见为实。通过看其他人,看他们脸上的表情,你努力使它变得真实起来。我已经注意到人们看我的神情不一样了。我小的时候曾经见到过一些名人,比如大卫·詹森(1940年生于伦敦,1967年开始了他的电视生涯,成为英国最受欢迎的电视喜剧明星),邦妮·朗福德(英国著名音乐剧演员),我记得自己变得十分可笑,感到有点愚蠢。有时看到人们看我的样子是惟一能让我相信我确实出名了的方法。我的一切都没有变。本质上,我仍然是那个牙齿开缝、笨拙的小女生。

    不久我们回到了正在等候我们的车里,往位于南岸的“沃克苏”塔驶去,在那里,维京正在举行那张唱片的发行仪式,与唱片上所有单曲同一天发行。那些歌好像是我们上一辈子创作、录制的。

    “沃克苏”其实是一家新开张的嘈杂的酒吧和饭店,在布莱克弗里尔桥附近一个经过改装的库房的顶层。虽然他们说这个派对是为我们举行的,但我想不是。我们慢慢明白了这些东西从来就不是为了我们的。没有我们的朋友,没有男友,没有家人。我们甚至不得不在牛津大街的旅馆里等着,让那些客人们在我们到那儿之前有时间吃完他们的晚餐。

    克里丝廷·莎士比亚是这样说的——穿上杂色衣。这是指你头脑中的转换,从站在后台到登台、表演。另一个戏剧老师说,只要记住眼睛、牙齿和胸脯。我们是去表演的。在“沃克苏”塔,后台就是衣帽间。舞台就是酒吧和饭店。我们的工作是销售,产品是“辣妹”。不是以一种放荡的形式,而是以一种“你不想加入我们这伙女孩儿吗”的方式。你难道不希望年轻二十岁。

    午夜时分有一场让人难以置信的燃放焰火的活动。我们从一个俯视河面的平台上观看。后来我听说他们被迫将泰晤士河关闭了一个小时。我俯视着河岸边的人行道,想知道我的家人是否在那下面的什么地方看着。

    第十章 盛名远播

    自从1995年7月我们与维京签约以来,我们一直靠“薪水”生活,西蒙每周给我们250英镑,外加开销。他提醒我们大笔大笔的钱要到我们的唱片卖出去后才会源源不断地涌进来。但是拿了两个第一,还有一张唱片销售了五天就拿到了白金唱片奖,“辣妹”的收入不再是财政计划,而是要现金兑现了。

    那时西蒙也为“接招”乐队的佳里·巴洛做策划——其单飞生涯的开始——在一次为佳里举行的派对上,西蒙领我们进了边上的一个小房间,交给我们每人一个信封。我想这肯定是一张来得早的圣诞贺卡,但是里面是一张200,000英镑的支票。

    这笔钱甚至比我想像的还要多,于是我还是忍不住感到有点心虚。虽然我的妈妈、爸爸看起来挣了很多钱,可是他们从来也没有200000英镑啊,而且他们得到的是工作所得,其中的大部分都花在了子女身上。

    西蒙许诺圣诞节放假三周。作为一种感谢,我能做的就是带上一家人外出度假。与演唱组里的其他姑娘不一样,我们家总是去国外度假。我第一次出国时才16个月,我们去了加那利群岛,出了点麻烦,因为没带上我专用的毛毯。我去过佛罗里达,去过迪斯尼乐园,去过西班牙,在那儿我父母还有一处房子,我们去瑞土滑雪。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去过西印度群岛,那地方太远又太贵。现在就不一样了。其他姑娘们也有同样的不算很新颖的想法,最后我们都去了加勒比海,只不过我们在不同的岛上。

    但是首先我得去做每一个流行歌星拿到他们的第一张巨额支票后都要做的事。去购物。哪儿?除了邦德街,其他什么地方都行。有关我只穿“古琦”和“普拉达”的那些宣传就是指那个。我确实有一只“普拉达”手袋,这是我用参加《鸟人》演出得到的钱买的,但是其他东西没有一件是真货。每星期250英镑,我怎么可能付得起那笔钱呢?

    原来那件黑色小连衣裙其实是洁芮的,但是她从来不穿。她从来不穿的衣服有几百件。我们每样东西都合用,从衣服到短裤、鞋子、化妆品、护发用品。男朋友不在其中。我第一次穿它是和斯图亚特出去吃晚饭,每个人都说:“上帝,多漂亮的裙子,它非常合你的身。”但是它只是购自“塞尔弗里奇”百货公司或者“顶级”商店或者其他什么公司——我们都没有钱花在衣服上。不管怎样,因为那时洁芮比我瘦,那件裙子有点太紧了,因此我让一个名叫维奥莱特的裁缝照着它的样子做了一件,那个裁缝现在还住在戈夫橡树的路边上。原先那双和整套衣服相配的鞋子没有专利号,是从卡纳比街一家廉价商店买的,有一只鞋跟总是掉,所以我总要用胶水把它黏回去。那件裙子,就是大家都说是一件小“古琦”裙的那件,根本就不是“古琦”裙。布料和做工总共花不到20英镑。

    在这位钱多得不知道怎么用的流行歌星的购物单上排第二的显然是一部跑车。那么要买一辆什么牌子的呢?保时捷?法拉利?它们可不适合“明智”太太。我去了沃尔瑟姆克罗斯我爸爸认识的一个经销商那里,买了一辆没有进行商品宣传的gf因此这部车可不是摇滚乐之类的时髦货。这就是我的风格;甚至在我刚得到一笔比我祖父母一辈子挣的还多的钱时,我也不买新款车,我买了一辆不知名的型号,节省了5,000英镑。我从来都小心翼翼,现在也不打算停止这种做法。毕竟,一切都有可能烟消云散。不管怎么说,我喜欢那辆车,鲜艳的紫红色金属,漂亮的轮子,所有那些附件,还有一个一摁按钮就会落下来的顶篷。

    那年圣诞节,铺天盖地到处都是“辣妹”。你喜欢哪一个“辣妹”?在槲寄生树下你想亲吻哪一个“辣妹”?谁是最受大家喜爱的“辣妹”?

    那可真滑稽。鲍勃和克里斯曾经想让我们看起来都一样,但是“辣妹”成功了却是因为我们都为这个组合带来了不同的东西——不只是男人们幻想的东西——虽然这么说可能是公平的,即当“辣妹”处于鼎盛时期时,这个国家的每一个男人可能喜欢我们当中的这个或者那个。

    “辣妹”跨越了民族的偏见。我们不仅在欧洲和美国声名显赫,而且盛名远及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南非。没有一个国家不流行“辣妹”的歌,每个人都有他们最喜爱的歌。我们有每个人喜爱的某个东西,那也体现在我们的观点方面,不仅是我们的外表。

    每次我为克里斯、鲍勃和奇克没抓住90年代的流行乐的脉搏而感到遗憾的时候,我都得提醒自己,如果按照他们的方式,我们就都得穿上同样的服装,我们中就会有一个主唱歌手。“辣妹”如此轰动正是因为我们一点都没那样做。现在,只要看tv,你就会发现每个人都在仿效我们。但是让“辣妹”与众不同并将永远使我们区别于其他的是我们开创了先河,就像埃尔维斯{(1935—1977),美国摇滚乐巨星,俗称“猫王”}、“甲壳虫”、“性手枪”演唱组。首创者为所有其他人提供了可能。

    到圣诞节时,《想要》已经卖出了三百万张,在27个国家位居排行榜首位。我想要是不看地图册,我甚至都无法说出27个国家的名字。

    在加勒比海的第一个星期,我们在格林纳达,第二个星期在圣—卢西亚。这是一次真正全家人的度假,每个人都在,甚至有露易丝的前男友,沙基,我仍然很喜欢他,还有斯图亚特。对我来说,不去想我穿着什么或者我看上去如何本身就是度假。我不能忍受在阳光下着妆。我最多也就是把头发向后梳一个马尾辫,再涂上防晒油。这真是非常有趣,因为那儿的一切都和美国发生的事如出一辙,我不断地听到播放《想要》的音乐——这首歌1月1日在那儿发行了。不久就有传闻说旅馆里住着个“辣妹”。时间不长,照相机就喀嚓喀嚓地响起来了。我知道我看上去让人不愉快,但是这些都只是孩子,我并没有真的在乎。直到我们回去以后,我才发觉我的运气有多好。可怜的爱玛和她妈妈在下海的时候被《每日邮报》拍了照,让她们的臀部曝了光。

    我们已经征服了英国,现在轮到美国了。这是重头戏,西蒙不停地对我们这么讲。无论你在英国取得多么显著的成绩,假如你在美国也能这样的话,这就好像镀金。它会让你有说服力。美国有如此的魔力,梦想的国度、机遇的国度。

    如果你在英国成功了,你只是出名了,但是,如果你在美国成功了,你就是超级巨星。

    接下来的六个星期像是噩梦般的万花筒,我记得小的时候有一年圣诞节得到过一个万花筒。乱糟糟的色彩,摇一摇就变成不同的图案,但其实还是一样。

    什么地方你都得去。遍及全世界。你得去那些你甚至都没听说过的国家,你会遭到围攻。人们了解你的一切,不仅是你的名字,还有你父母的名字。真是不可思议。我仍然无法真正相信这一切有多么严重。有一天,我穿着比基尼和我爸爸在某个海滩上散步,碰到一个采摘椰子卖给旅游者的人。他不向我们兜售椰子,却说你不会是某一个“辣妹”吧,是真的吗?你会认为这个人甚至连收音机都不会有,更不用说知道“辣妹”是谁了。

    《想要》一路进了“金曲100排行榜”,列第11位,这是单曲首次亮相曾经取得的最高排名,无论是在英国还是美国。

    随着《想要》在排行榜上的地位日升,我们每天要接受的采访量也增加了。美国差不多有几百家无线电台,每一家都想采访“辣妹”。而且马上就要采访。幸运的是,因为这是无线电台,我们从头到尾都是坐在纽约的一家录音棚里接受采访。但是没有画面、在广播里诙谐又疯狂可不那么容易。有时,给节目增添点作料的惟一东西就是说些无聊、粗俗的话。尽管美国的电视、电影里有暴露的性镜头,美国在道德观念上还是相当保守的。

    既然我有了一张在许多商店都能用的信用卡,我就一直盼望着能在纽约买点东西——所有那些商店名字,如巴尼司、梅茜、布罗明戴尔。更不用说蒂芬尼了。但是可能性不大。总是采访、媒体拍照、更多的采访。早安,美国。

    从一开始,我就说我要像“飘洗”牌洗衣粉(英国著名洗衣粉品牌)那样出名。

    为什么要停留在卖唱片上?我们决定,只要我们谨慎选择签约人,那有什么坏处呢?我们现在出名了,我们可以卖任何东西。不过受害者是有的——首先就是我过去依赖的“健怡可口可乐”。现在百事可乐成了我们的主要赞助人,我们与其签订的金额巨大的协议。另外一项协议是早些时候和奔驰汽车公司签订的。作为对推出麦克拉伦新型f1赛车的回报,一种小型梅塞德斯slk敞篷汽车将供我们每个人使用一年。事实上,又过了六个月我们才收到这些汽车:它们在我们的《辣妹世界——电影版》拍摄的最后一天运到了,这部电影是那年夏季拍摄的。

    麦克拉伦推出新赛车是在圣瓦伦丁节(即中国人所谓的“情人节”),那时我们刚听说《想要》已经在美国的“金曲100排行榜”上跃居第一。这个消息传来的时候,我们正在为《你认为你是谁》的录像制作进行包装,这是我们的第四支单曲。三天的拍摄中有两天不同于我们以前曾经拍摄过的、或者今后可能还要拍的任何一部录像的拍摄。

    西蒙·福勒的弟弟基姆,这部电影的编剧之一,是莱尼·亨利的朋友。莱尼·亨利是“红鼻子日”(这一天将有许多各界名人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主要目的是为慈善事业捐款,因活动中大家都戴上特制的红鼻子而得名。2003年的“红鼻子日”定于3月14日)和“轻松一刻”(一慈善组织,从事英国国内以及国际慈善事业)的创始人之一。我们都同意第四首单曲的版权归“轻松一刻”。而给“红鼻子日”的有一部讽刺录像。

    我们知道已经有一模一样的乐队在进行模仿巡回表演,但是只有“块糖”(模仿性表演团体)会得到我们的许可。猜猜她们让谁来演“高贵辣妹”——多恩·弗兰奇。我感到无上荣耀,因为她是最具魅力的喜剧明星。因为她得在举手投足间幽默、夸张地表现出我的形象,而不是通过她的长相,所以,看她进人角色真的有趣。那一切确实让人捧腹。但是,多恩,我的嘴真的噘得那么厉害吗?

    詹尼弗·桑德斯演“姜汁”,凯茜·勃克演“运动”,卢埃拉·吉迪恩演“疯狂”,虽然梅兰妮其实花了很长时间想让莱尼·亨利演她。露露演“宝贝”。我第一次遇到露露是在牛津:大街的一个鞋店里。我和妈妈、露易丝、克里斯琴一起出去‘购物,那时我肯定还很小,因为克里斯琴还坐着婴儿车。不管怎样,我们走上去请她签名。因此她签了一张“给维多利亚”,接着又签了一张“给露易丝”。

    “那么,有人喊你‘露露’吗?”露露问我那鬈发的小妹。

    我妈妈讨厌把名字缩短,快如闪电地回了一句:“绝对不可能。”等她意识到她所说的话已经太晚了。

    虽然我经常见到露露——她是埃尔顿(即埃尔顿·约翰,著名歌星,在戴妃的葬礼上演唱挽歌《别了,英格兰玫瑰》。这首歌系他本人根据早年他为悼念玛丽莲·梦露而创作的《风中之烛》重新填词而成)的一个密友——我从来不敢告诉她在撒克逊尼的那位卤莽的妇女和那两个小女孩儿就是我妈妈、露易丝和我。当然,我妈妈现在还感到尴尬。

    接着是到处去赢得更多的赞誉。这就像在环行路口,你从来不知道你将在哪儿下车。

    尽管我们在美国取得了成功、尽管西蒙不住地告诉我们这场演出多么重要或那场演出多么重要,但是,就我们个人而言全英音乐奖颁奖典礼是一件大事。我们获得了一些奖项,还会继续获奖,但是,全英音乐奖颁奖典礼就好比奥斯卡。它由音乐界投票选出。而他们是最难取悦的一帮人。

    一年前,我们作为维京的嘉宾出席了颁奖典礼,夹杂在那群人中间,啊,上帝,瞧瞧那是谁。仅此就这么让人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