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片，宣传我们自己，将我们的性格夸张，搞笑的东西很多。导演是的勃·斯皮尔斯，曾执导过《绝妙》、《福帝·塔威斯》和《有人为您服务吗？》。他很棒。我们不仅需要指导，我们也需要一个愿意和我们合作，而不是对我们指手划脚的人。
但是到了晚上剧组的其他人收工时，“辣妹”直接去了拍摄现场旁边的移动录音棚去灌制新录音。相信我，在拍摄现场工作了一整天后，你再也不想干其他事了。
我记得特别清楚的一天是我和梅兰妮·c在泰晤士河上度过了一天。我们的拍摄地在港区，脚本里有我们落水的一场戏。所以在那儿，我们浑身湿透了，衣服湿了，头发湿了，太可怕了。那一整天，我们要么在船上，要么在水里，我们俩都冻僵了，而且非常累。还不止这些，我当时特别紧张。有一种病，你在有老鼠尿的水里呆过后就可能染上。这种病叫外耳氏病，发音同“邪恶”一词。这确实邪。你可能会因为这种病而丧生。我知道我一直会自寻烦恼，但是我外婆一个朋友的丈夫在战争中染上了这种病。他是海军，最后死了，所以我并不完全是瞎猜想。不管怎么说，我花了一整天时间检查我身上是否有破了皮的伤口，我还让制片办公室核查了我的保险，每个人都认为我疯了。所以我想做的就是套上一件田径服，回家。但是不行。我们还得换衣服，在这个没有暖气的废旧仓库里等身上干了。问题是当你火起来的时候——就像我们那年夏天——唱片公司就真的给你再加油了。非常可以理解，他们想乘热打铁——而我们热得快要烧起来了。
没有人会知道我们工作有多辛苦。不要再想能更多地见到大卫。我们不见任何人。我的家人有一次被允许到拍摄现场。我恳求西蒙让露易丝和克里斯琴来，他们会喜欢得不得了。但不行。
在拍摄的最后一天，我们的小奔驰到了——我们上了车，发动起来，飞速开走了。保安们都呆住了。我们的颜色都是限量发行：我的是一种跳跃的绿色；梅兰妮·c的是墨绿色；梅兰妮。b的是金黄铯；洁芮的是红色；爱玛的是淡蓝色。
梅兰妮·c的那一辆被她弟弟在事故中撞毁了。梅兰妮·b在一年以后把她的车还了回去。我妈妈和爱玛的妈妈非常喜欢我们的车，所以一年期满后，我们为她们把车买了下来。
我记不得洁芮的那辆车是怎么处理的了。
最后我把我的cf卖给了凯茜·丹尼斯，那位西蒙曾经为她做策划的舞蹈皇后。虽然她在美国有过很多轰动的歌曲，但是写你自己的歌就是一个财源。所以，在遇到西蒙以后不久，我们就在金斯顿她的家里和她合作了一段时期。有一首歌《满杯对满杯》曾经是《想要》的b面。
那时，我和大卫在一起生活相对比较正常的几个星期结束了——他已经回到曼彻斯特训练，而我们又回到了西蒙·福勒给我们繁重工作之中——录音。难道他不明白我们需要休息吗？‘一天下午，我的工作结束得比较早——这是一个可爱的8月的一天，我就是非常想见大卫。我很少开那辆奔驰÷slk，因此我想，为什么不开过去遛遛呢？第二天早上要到10点钟才会有我的电话——我可以在那之前赶回去。我不想一个人去，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开过那么远，所以我叫上了我的老朋友玛丽亚-露易丝。那就是说，我们要开车过去，在那儿过夜，5点钟离开，开回来。没有人会知道的。
我们就是那么做的，第二天早晨我们很早就动身回伦敦了。这是一个美丽的夏日，太阳在乡村上空低低地挂着。
我们飞速地开着车，放下了车篷，路上什么都没有。因为我走的时候比较匆忙，事实上我套了一件大卫的旧衬衫，有条纹的那种，衣领比较小，几个纽扣，像橄榄球衫，就这些，没穿袜子，没穿鞋子。为了让头发不挡住眼睛，我把它梳到后面去了，用一条内裤扎着——一条小小的黑色g带。
开gf是一种乐趣，而奔驰却真的非常快——一会儿就跑了若干英里，和玛丽亚—露易丝闲谈着，老实说我根本不知道车速是多少。突然，我看到了一闪一闪的灯。当时我感到特别不舒服。我绝对是一个的守法良民。这辆警车不是一望便知的那种，而是一辆墨绿色没有标记的轿车。起先我拿不准该怎么做。但是那灯不断地闪着，我意识到我应该停车。以前从来没有人叫我把车开到路边过。
“你有没有意识到，年轻的女士，不穿鞋开车是违规的？”
我低头看看我的脚。在车里，我感觉非常舒服，但是，站在这儿坚硬的路肩上，小石子已经陷进了我的趾缝里，我在想我该是个什么样子啊。除了那件巨大的衬衫我什么都没穿。
“我们已经跟了你10英里了。也许你有兴趣看看你开得有多快。”
我小心翼翼地在路边尖利的石子上走着，到了他们的车那儿，车上有一个小电视屏幕。原来他们一直在录像。他们把录像带倒过去，我的新车出现在上面，角上有些数字记录着我的行车速度。数字介于98到104之间。
哦，不好。采用女孩子战术最好，我决定。
“这是刚买的车，”我傻傻地一笑，“我上星期才拿到。难道它不可爱吗？”
一点都不为所动。
没别的办法。再试试痛苦的少女。
“事情是这样的，其实我本不该在这儿的，但是我要和一个在曼彻斯特的足球队员约会，而现在我正赶回伦敦，因为我必须得上班。”
，“我明白了，”主要的那个警察看着我那辆昂贵的特制跑车，满腹怀疑地说道，“那么，你是做什么的呢？”
“我是一个‘辣妹’。”
“一个‘辣妹’。我看出来了。”
似乎我说的是克利奥帕特拉（埃及艳后）一样。
“但我确实是，我是‘高贵辣妹’。”
他们一点也不相信。
我不明白。“辣妹”无处不在。接着我意识到我没有哪一点看着像“高贵辣妹”。没有短发，没有化妆，没有高跟鞋，没有短小的“古琦”连衣裙，更不用说眼镜了。
所以我把头发从内裤里抖出来，摘下眼镜，做了一个“高贵辣妹”式的撅嘴，把手一指。
“瞧，”我恳求着说，“我真的是‘高贵辣妹’，我应该在录音棚里完成下一张‘辣妹’专辑，我不该在这儿。如果你给我开罚单或者逮捕我，那么每个人就都知道了，我就要有麻烦了。”
这时，另一个人突然说话了。
“你知道吗，”他说，“我喜欢‘高贵辣妹’。我在局里把一张‘高贵辣妹’的照片贴在了帕梅拉·安德森上面。”
“那么我送你一些有我签名的照片怎么样？”
他们开始笑起来。我记下了他们的名字和地址，他们就把我放了。
“现在可要看着你的速度，亚当斯小姐，穿上你的鞋。”
他们冲我挥挥手，呼啸而去。
其实，我穿的是荒唐的高跟鞋，那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始就赤脚开车的原因。那样安全多了。
第十三章 辣妹营
大约一个星期以后的一个晚上，我们在曼彻斯特，大卫出去取一盒录像带并带一份中餐外卖回来。我打开电视。或者说想打开电视，但是遥控器失灵了。我看到后盖子掉了，没有电池，所以我就到厨房抽屉里去找，那是大卫存放在别的地方都不好放的东西的地方——大卫是世界上最整洁的人。
开始我找不到电池，后来我看到两只电池样的东西在抽屉前部散放着滚来滚去。
因此我就拿起来，突然我感到不舒服。我的手似乎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哗啦一声它们掉到了地上。它们不是电池。是子弹。银色的子弹，上面有我们的名字——“高贵”和贝克汉姆。我感到脸上没有了一点血色，膝盖发软。
就在那时我听到钥匙开门的声音。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子弹还在地板上，在它们掉下去的地方。大卫走进来，满面笑容，随即停了下来，我只是盯住他看，说不出话来。他走过来、搂住我，把子弹踢开。这些东西是上星期收到的，他说。
他想找一个合适的时间告诉我。我们就站在厨房里，紧紧抓着对方。
虽然大卫的大部分邮件都寄到老特拉福德，但是有一些东西确实会寄到家里来。
他刚刚训练回来，他说，一直站在司诺克台球桌边，这时他打开信封，子弹掉了出来。
他走到那个同样的抽屉前，拿出一个信封，把它递给我。一个普通的棕色信封。
相当厚的纸。我坐下来，拿出这张单线纸，纸上满是皱痕。上面用大写字母歪歪斜斜地写着两行字：你们两个每人一颗你们谁也跑不了“这简直莫名其妙，”我说。
“一切都莫名其妙。”
我感到他的胳膊紧紧抱着我，头贴着我的肩膀。我感到冷，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听凭那张纸掉在地板上。大卫把它捡起来，放回到信封里。
“安全人员已经看过了，”他说，“但是我说等你看过之后再给他们。我知道这让人不舒服，但是我想这很重要，因为它牵涉到我们两个人。”
以前大卫从没收到过任何一种攻击性信件，没有那样的东西，我也没有收到过。
那不是惟一让我们俩感到既紧张又沮丧的事。因为我们将离开英国，开始我们的世界巡演，这要持续大半年时间。西蒙·福勒说服我们办理一个所谓“境外免税年”的手续。这意味着我们将无须为我们在联合王国以外挣的钱付收入税。不利的方面是我们在那一年中将只被允许在英国停留65天左右。这一年自1997年9月1日起至1998年8月31日结束。因为大部分时间我们反正得在国外，他说，这没什么关系。我真的不想去，而且大卫显然也不想让我去。不管怎么说，一直以来彼此见上一面就已经够困难的了。但是最后我还是同意了。我们都同意了。
大卫和我在一起已经整六个月了，但是“在一起”这个词不准确。大部分时间里，要么我在国外，要么大卫在曼彻斯特而我在伦敦。现在情况就要变得更糟了。
一切好像正从我们脚下滑走，像是遇到雪崩或者什么，而且你无法控制。
似乎我们都需要抓住什么东西才行。
再过一个星期我就不得不离开这个国家了，大卫决定我们需要自己的时间。但是8月底他的比赛日程安排得很满，我们无法到别处去，甚至周末都不行。所以他问经纪人是否知道当地有没有好一点的旅馆。他的经纪人对他说了“罗克里大厅”，离南特维奇不远，它如何如何好、僻静，从6号公路下来只有两个出口。
这是一座漂亮的老房子，坐落在一块美丽的地方——相当老式的旅馆——但是那似乎挺合适。我们的房间光线充足、很温馨，俯视着花园。我们在那里的第二个晚上，大卫向我求婚。双膝跪地，请我嫁给他。
我什么都没敢对人说。我仍然害怕西蒙会说什么。其实我知道西蒙会怎么说，他会气得发疯的。他经常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这样的话——一个男人将会拆散“辣妹”。
那么我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让他见鬼去呢？事实是我对他有能力办到的事感到恐惧。他的权力太大了，他会让我更难见到大卫。无论如何，接下来的情形就已经够难的了。
这件事一定不能泄露。戒指可以等等再说——重要的是我们对彼此的了解和感觉。我们试着交换戒指——但是我的蒂芬尼戒指甚至都无法套到大卫的小手指上。
因此我们只是把自己的戒指从右手移到了左手。我们就像孩子一样，我们太激动了。
8月30日，星期六。再过两天我就得走了，我感到非常烦恼。但是为了大卫我得高兴。上个赛季一开始——在我遇到他之前——在对阵温布尔登时他进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球，他从半场线处起脚，57码远——这是英超比赛中踢出的最远的进球。
我们曾经一起看过录像带，即使是我都能看出这个进球太漂亮了。不管怎么说这个球为他赢得了“年度马特·巴斯比爵士（1945—1968年间任曼联队主帅）年青球员奖”。我们都坐在那里，我的妈妈和爸爸、他的妈妈和爸爸，看他领奖。人群欢声雷动，大卫把奖杯高举到空中，转过身让每个人都能看见，我确实感到非常自豪。
我想大声喊出来，这就是那个我爱的男人，就是那个我要嫁的男人。我使劲地鼓掌，手都拍疼了，好像我想让他在体育馆67，000人的欢呼之外听到我的鼓掌声。
颁奖仪式过后接着是比赛：曼联对考文垂。在中场休息期间，我们像往常一样回到球员休息室，正喝着饮料，这时我爸爸的手机响了。他做了个手势让我过去。
“是露易丝，”他说，怪怪地看了我一眼。“她说媒体正在门口说你和大卫订婚了或结婚了还是其他什么事。那地方被包围了，她说，一束一束的花送过来，电话像发了疯一样。发生什么事了？”
我简直无法相信。他们是怎么发现的呢？因为没有人知道。没有人，除了我妈妈。我的意思是，你梦中的那个男人要你嫁给他——你不可能不告诉你妈妈。
每个人都要回到他们的座位上看下半场比赛了。
“求你了，爸爸，现在不行。我以后和你谈这事，”我说。
像往常一样，比赛结束的时候，大卫的爸爸向球场外正在售卖“粉红报”的人买了一份。这是一份比赛一结束就出版的体育报。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这么快就做出来了。不管怎么说，大卫的妈妈和爸爸上了他们自己的车，而我也只是回到沃斯利的房子后才看到大卫的那张照片。
它就在那儿，在头版：大卫举着奖杯，左手上套着一个戒指，标题是“贝克汉姆要结婚了”。我们都站在厨房里——桑德拉刚把水壶放上——他们（我妈妈、我爸爸、桑德拉、泰德）都看着我，或者不如说是朝下看着我左手上的蒂芬尼戒指。
接下来，我的手机响了。是为西蒙工作的一个律师，那时负责媒体方面的事务。
他绝对是个忠实的律师——我们经常称他为“死神”。
这正是我需要的。他的声音听起来比冰柜还冷。媒体登了照片，大卫把戒指戴在订婚手指上，还有我的一幅，戒指也戴在订婚手指上，他说。订婚的事情当然要否认。他将要发表的声明是大卫通常戴戒指的手指有轻度炎症，这就是他把戒指戴在另一只手上的原因。而我通常都把戒指戴在左手上。他会让媒体相信这没有任何意义。
“瞧，”我和他通完话以后，我妈妈说，“要想消除这条头版新闻的影响，得需要点有相当分量的东西。”
第二天清晨，在巴黎的一段隧道里，戴安娜王妃在一起车祸中丧生。我们直到第二天早晨离开大卫的家准备开往。伦敦时才知道。那么多摄影记者等候在外面——以前我们也遇到过这种奇怪的场景，但是都不像这一次。我已经照“死神”所说把戒指换回到我的右手上。但是他们并没有喊“把你的手给我们瞧瞧”，或者类似的话。他们说：“关于戴安娜你是否想说点什么？”
戴安娜？我记得当时想了一下。他们在说些什么？看到我一脸的茫然，另外有个人说：“你没听说吗？戴安娜王妃昨天夜里在一起车祸中丧生。”我看着大卫。
我们谁也没有说什么。突然我感到害怕起来。
我们上了车——这是我们一起买的第一个大件，一辆蓝色“保时捷”——我打了个电话给我妈妈。关于戴安娜他们说的话是真的。我们向伦敦开去，感觉好像完全失去了知觉。
前一天晚上——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最后一晚——我们到贝里一家很不错的而我们又熟悉的意大利餐馆吃了晚餐。回来以后，我们在沙发上坐了几个小时，只是哭。
为了过好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最后一晚，大卫做了很大的努力，他穿着我在纽约为他买的“普拉达”衬衫，看上去非常漂亮。
回到戈夫橡树，整个下午我都在收拾行李，而大卫踱来踱去，努力想鼓起勇气请求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