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墅外面阳光普照，但是，感觉却和冬日无异。
当你不开心的时候，你就会认为你和别人都不一样，但是，那个星期过了几天以后，在一个和卧室同在一层的小洗衣房里，我正坐在烫衣板上和洁芮说话。
“告诉我，洁芮，”我停了一下，想找一些恰当的词，“你对西蒙真的满意吗？”
又停了一下。洁芮走到门口，往过道上看看。没人。然后她看了我一眼，眼神是那么忧伤。
“不。”
“那么，你认为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就是不知道。”
就在这时，我们听到这幢古老别墅的楼梯上响起了一个男人的脚步声。我跳起身，从烫衣板上滑下来，尽量不弄出任何声响，开始熨烫我的睡衣。
第十四章 “妹力”
分而治之是我从学校历史课上记住的为数不多的东西之一。老师用一束木棒来解释它。捆在一起的时候，你折不断——他拿了一束进来，我们都试了一下。但当它们被分开的时候，每一根都很容易折断。就像我们，仍然在一起吃饭，在一起工作，生活在同一个屋顶下，甚至我们的例假都是一致的，我感到西蒙想的就是这些。组合在一起，我们是强大的，我们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一点不夸张地说，我们已经征服了世界。我们决不会让西蒙拆散我们。
西蒙会把我们单独找过去，讲一些人们一直在议论的事情。举个例子——我和饮食。他毫不掩饰这一事实，即他对我吃什么，不吃什么知道得一清二楚。这也许是为我自己好，但是关键不在这儿。有人“出卖”了我了。但是谁？保安？
厨师？私人助理？我们惟一能信任的人就是彼此，我肯定西蒙正在努力动摇我们的阵营。因为在那样的氛围里，你最后谁都不相信。
然而，离开了我们的家人我们都是那么脆弱，谁也不想失去我们拥有的那一点点自由，而西蒙严密地控制着我们。
他这样做的方法之一就是选定对象区别对待，某一个“辣妹”在那一段时期决不能出任何差错。但是他所选的对象可能突然改变，你永远不知道为什么。他有绝对的权力控制我们做什么或不做什么。他让我们知道任何事——比如周末探望我们的家人或男朋友——都有可能被取消，“为了集体的利益”。他许诺我可以和大卫见面——我确实这么做了，在巴黎——但是，直到我上飞机前，我仍然忐忑不安，生怕他转过来说我不能去。
那一次在法国是我一生中最不开心的经历之一。也许西蒙也能感觉出我们的不安。他第一次允许我们的家人到伊斯坦布尔看我们。在曼彻斯特的“王子委托慈善”音乐会上——这是我们在英国的首次现场演出——坐在我妈妈身边的女人认出了她，问她演出后是否会到后台去看我。哦，不，我妈妈说。我们不去后台。哦，这个女人说，西蒙·福勒说我可以去。这个女人是桑德拉，大卫的母亲。这是她们的第一次见面。所以，我们在英国的首次现场演出，大卫·贝克汉姆的母亲被邀请去后台，而我的妈妈没有。这让我非常生气，现在我自己也是一个母亲了，我妈妈当时的感觉会是怎样的呢？
好讽刺挖苦人的那些人说，我们选择伊斯坦布尔进行我们的首次现场演出是因为我们没有勇气在某个主流地区表演。这不是真的。这是百事可乐的决定：从开始起，他们就是我们的主要赞助商，正因为他们赞助了整个活动，所以决定权在他们。必须选一个百事可乐超过可口可乐的地方，这就使得选择范围小了一点。但是，在土耳其百事可乐很强大。而且，伊斯坦布尔对我们的形象有利——这是个东、西方交融的地区，而不是以美国、英国为核心，这是人们意想不到的，有点打破常规。从商业角度看，这是一笔非常好的买卖——所有花费将由百事可乐支付，包括布景，这样我们在环球巡演中可以再次利用这些布景。
（结果是，有人把它彻底搞砸了——布景是建得不错，但是却无法搬迁，无法利用。巡演的时候一切都得彻底重建。）
伊斯坦布尔最好的地方在于我们有自己的现场乐队。
经过“辣妹营”紧张的排练以后，在舞台上现场表演感觉很自如。正如我所说的，我们都是演员，在现场展示一切是我们做得最好的。观众喜爱我们。甚至评论家不久也收回了他们那些讽刺挖苦的话，用英国小报的双关语对我们作出了最好的评价：“伊斯坦布尔被照亮了”，“绝妙5人组暴风骤雨般让他们改变了信仰，”还有“背叛真好”。
要想从工作中解脱出来不是那么容易。《辣妹世界》，我们的第二张专辑，即将在全世界发行，因此“宣传”是一个我们不容忽略的词。不久我们又要回到老一套的生活中去了：飞机、豪华轿车、旅馆、演播室、播音室、豪华轿车、飞机。新加坡、泰国、印度、香港和日本。回想起来，我不知道我怎么没有累垮下来。大卫真是太好了，他总是在电话的那一头，和我谈话从来都不知疲倦。每天我们要交谈8次、10次。虽然我经常只是哭。
脱离“监狱”并不那么容易，尤其是当你和难友谈话的时候身边总有卫兵看着。那就是和西蒙在一起时的感觉。他从来不让我们走出他的视线，每到一处他总是跟着我们。媒体曾经称他为“辣哥”，那并不是空岤来风。从日本回来的时候，在机场的入口处，他们告诉我们只有5个一等舱座位。作为录音合约的一部分，我们总是坐一等舱。这不是奢侈，是我们经过的所有那些长途旅行中的必要。现在你可能会想，在那种情况下，演唱组——那5个姑娘——会坐一等舱，而我们的策划人会退让一下。不，我们当中有一个被剔出了一等舱，这样好让西蒙坐在那儿。谁是那个被剔出去的呢？我。
我们5个人在一起的时候，那位如影随形的经理人极少有不在边上忙活的。我们不讲话也就不足为奇了。
10月底我们回到英国准备在本国的首发，我们总要到一个接一个的电视台、电台做宣传。但至少我们回家了。在回去的路上，洁芮说在我们做任何事情之前都应该和律师谈谈。这件事由我做还是她做？我说应该由她来做。
我只在家呆了几天就又走了。我们无法终止“境外免税年”这个记时器的滴答声，我甚至都懒得打开行李。
你们没有生活，你们只有日程表。
这一次是到南非，为“王子委托慈善”开一场慈善音乐会。如果彻底坦白的话，我在遇到纳尔逊·曼德拉之前，我对他以及他所取得的成就几乎一无所知，我知道这很糟糕。我为自己开脱的理由是我们这一代人、我的国家认为自由是当然之物。
我们从机场直接去和总统以及他的家人喝茶。洁芮和梅兰妮。b去了洗手间，她们觉得要拿点什么当作纪念。显然她们不想偷任何东西，不过，在洗手间的角上有一株植物，所以她们撕下了五张手纸，从他的盆景里拿了一些小鹅卵石，包在里面。每人一个祈求好运。
也许西蒙意识到了我们和他已经有些疏远了——他安排我们的母亲和我们一起休息一下——我们要去狩猎旅行。从约翰内斯堡我们向南飞了大约两个小时，来到了一个有趣的简易小机场，就在太阳城国家狩猎公园外面，在那里我们和我们的母亲汇合了——而洁芮的母亲没来，来的是她的妹妹纳塔利。
我没想到我会玩得那么愉快。那真是美妙之极。但就是在这里，也有些事不对劲。在我们住的地方，正如你会想到的，我们每个人都住在单独的茅屋里。但是，我们真的需要各自驾驶越野车吗？狩猎旅行的乐趣有一半就是分享那种体验。
当西蒙在纽约，因患背部疾病卧床不起，完全不能动的时候，我们甩了他。可能这听起来我们非常工于心计，但是，在南非我从狩猎监督官那里学到的一件事就是，要想生存你就必须毫不留情。在非洲荒原或者音乐界不容得多愁善感。要么杀戮，要么被杀。
在法国那间洗衣房里和洁芮的谈话为这个想法播下了种子，时隔六周，这颗种子生根了。而现在，万事俱备。洁芮已经和律师们谈过了，他们说的主要意思是，假如我们想这么做，可以。但是得所有人一起。
记住，记住11月5日。1997年11月5日是我的朋友们都回来的一天。6日我们在鹿特丹参加tv音乐奖的颁奖。前一天晚上我们一起坐在房间里，就像过去那样。开始我们把每一件事都谈了。这不容易，我们知道。但是无论有多难，我们一定要做自己的老板。我们同意立即行动。洁芮打电话给我们伦敦的律师——事实上这时已经很晚了，我们叫醒了他。
两个小时以后这个可怜的人才得以再回去睡觉。睡觉是我们5个人能想到的最后一件事。
西蒙躺在病床上也许对我们没什么威胁，但是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从私人助理到保安都受雇于“19策划”，我们不知道他们会采取什么行动。但是我们一定要成功。我们需要联系电话、日程表。我们的手机都是西蒙给的——因此在理论上它们属于“19策划”：如果没了它们，那么我们的大部分联系电话也就都没了。洁芮的备忘记事本是我们的备用圣经。
根据安排，我们的律师一大早就会通知在伦敦的“19策划”。但是接着他们得告诉西蒙——这给了我们4个小时，除非他们在纽约还是半夜的时候把西蒙叫醒。但是这只是个时间问题，西蒙总会打电话告诉我们的私人助理所发生的事情。他可能会告诉她们，看好你们的内裤，姑娘们，还有你们的日记、手机，以及任何其他人能拿到的东西。
我们得惩罚她一下，洁芮有这个胆量。她已经拿了卡米拉的手机，把它藏在她总是随身带的红白毛毡手提包里。不仅西蒙无法打卡米拉的电话，而且卡米拉的手机也保存了我们可能需要的每一个电话。
我们看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将近中午了。现在西蒙肯定知道了。我们正在台上排练，洁芮随意地跳着舞，紧紧地抓着她的毛毡手提包，好像包里装着她世间所有的财产。
她就像一个难民。
“洁芮，”一个声音从控制室里通过扩音器传了过来，“排练要认真，你得把那个包放下。”
她没有。
“有人看到我的手机了吗？”卡米拉问道。
那时不像现在手机有不同的铃声，所以，每次卡米拉的手机响的时候，在洁芮设法关掉它之前，我们当中有一个人就会说，哦，那是我的手机——懒得接了。
尽管紧张得不得了，那情形真的非常非常滑稽。
当我们看到平素镇定自若的两个私人助理都流下了眼泪的时候，我们知道炸弹已经落下来了。她们已经被通知走人。立刻。还有保安。谁需要他们，宝贝儿？
在化妆室，詹妮和凯琳正在纳闷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把西蒙解雇了，”梅兰妮说，她说话从来不转弯抹角。
她们两个眼睛里都含着泪，拥抱了我们。
“我们太为你们高兴了。”
这是我们第一次了解到她们也有那种感觉。
上飞机前几分钟，我们被告知我们获得了tv“最佳组合奖”。通常，在这些活动中，你很清楚你会得什么奖，但是，这一次我们不知道，一点也不知道。我们只是站成一圈，伸出胳膊相互搂着，我们太激动了。感觉这就像一个新的开端。它来得正是时候。因为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媒体会像秃鹰一样围着你盘旋。没有“斯文加利辣哥”，“辣妹”完了。死了。他们这么说。
这是最糟糕的噩梦，但是这也是最好的时刻。因为我们拿回了从我们身边偷走的东西。西蒙·福勒总是说一个男人将会毁了这个组合——指的是来自外部的我们男朋友当中的一个。但是，开始让“辣妹”相互疏远的那个男人正是他。
因为我们在英国的日子非常有限，我们飞自鹿特丹的航班午夜以后降落在卢顿。公平地说，保安帮我们到了机场——毕竟，他们也坐那架飞机。但是我们到了卢顿以后，他们就走了。大卫正在等我，还有一个司机在那儿接其他人。其他没有一个人露面，他们像苍蝇一样飞走了。事实上，他们受雇于“辣妹有限公司”，但是他们也相信那个神话，西蒙·福勒创造了我们，没有他我们什么都不是。
因为我们的录音合同是直接和维京签的，他们同意帮我们渡过难关——“辣妹”砸了锅是他们最不希望的事。至少我们有这样的优势，即这是我们的决定，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维京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最近我们发现“辣妹”在美国的成功实际上挽救了维京。
就这样，我们到了伦敦，在我们声誉的颠峰时期，重新开起我们自己的车，寻找停车计费器和1英镑硬币以及其他东西。这完全像做梦一样。当这个消息最终传出去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按计划继续我们的日程，以让每一个人，从赞助者到歌迷，相信一切都像往常一样没有变。
我们遇到的第一个较大的障碍是“相约‘辣妹’”，这是“伦敦周末电视”的一档电视节目。幸运的是，该节目正由安迪·彼得斯制作，那时，他更像是我们整个集体的朋友——一个相当不错的家伙，他完全支持我们，尽他所能来帮助我们。上帝知道我们需要这个。我们喜出望外。
当我们到那儿排练的时候，有两张熟悉的面孔在外面等着。凡尔纳和jp，我们的保安。
“我们以为你们是不准这么做吧？”
“在我自己的时间里，没有人告诉我做什么，”凡尔纳说着，笑得像一只柠檬。
但是，凡尔纳和jp只是那些人中的两个。多数那些自从“辣妹”起步就和我们一起工作的人都只是拥抱一下我们，说他们感觉太糟了，希望我们有好运，然后就走了。在排练时来看我们的那些人中有一个是我们的电视宣传员，尼基·查普曼（2001年，她作为“流行歌星”电视评判团的一个成员出名了）。她唠唠叨叨地说着她的感觉有多么糟，但是，我们不管。哭过之后，她就对我们说：“祝你们好运，再见。”我想说，这很公平，我们和西蒙分手了，但是，此前上帝知道有多长时间，付你们薪水的都是我们。和其他人一样，尼基可能认为，我们自己应付不了，我们不久就会回到西蒙身边，而西蒙就会因为他们不忠而解雇他们。
我们真的没料到我们会得到这样消极的议论，类似“嘿，真遗憾，姑娘们，但是你们本不该相信你们自己的那点本事的”。人们不相信我们自己能成功，不相信“辣妹”背后无人撑腰，不相信这竟然只是一群姑娘。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可是这是一群什么样的姑娘啊。尽管压力很大，但我们很痛快。我们又成了一帮。
排练结束后，我们去了律师办公室。有太多的事情要决定，太多的事情要做。虽然我们一直知道这不容易，但是我们就是不知道要做多少事情。
“你们还没有结束吗？”妈妈又一次打来了电话，看看我什么时候能回去。那天是露易丝的21岁生日，我们在花园里支了个帐篷，里面放了一些巨大的取暖器，因为天气已经开始转凉，人们也陆续到了。
终于，我可以走了。我疲惫不堪。我让我的司机打开收音机。这些年以来，我已经能够很熟练地在车上打个盹儿，小憩片刻，而开着收音机通常会有助于睡眠。尽管我没有真正在听，但我突然听到“辣妹”的字眼，就一下子醒了。这是首都电台流行音乐主持人尼尔·福克斯的声音，或者叫大家都知道的“福克西”。我们和福克西的关系一直不错，他总是给我们提供帮助，百分之百地支持“辣妹”，见面的时候我们和他相处得也很融洽。
“我们刚刚得知‘辣妹’和她们的经理人西蒙·福勒分手了。”
那正是我们需要的，我想，又闭上了眼睛。这总得发生。
只不过我们本以为这可能要花更长的时间。
接下来的几天相当混乱。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