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取得的，这让人伤心。踏上征程时是五个人，美国对洁芮和对我们其他人一样重要。伤心的是她无法与我们共同体验这个成功。有时，站在舞台上，我会用眼角的余光看看，希望能看到洁芮放肆的小小一笑。以前我们曾经坐在一起愉快地闲聊。我会告诉她关于我的任何事。我真的想她。
在洛杉矶和纽约，演出后总有一些人要见你。奇怪，好像只要他们是名人，就有权自由地进入后台，这在帕鲁卡维尔可不常发生。一天晚上，在一个南方小镇的表演结束后。；化妆间的门开了，进来四个孩子，紧跟着的是布鲁斯·威利斯（美国著名男影星，生于1955年）和德米·摩尔。上次我们在米兰见面时，我正给她的女儿们在我的照片上签名。布鲁斯和德米比你想像的都要矮得多。她很娇小，非常小，漂亮，是你能遇到的最可爱的女人，对孩子管束甚严。孩子们给我们每个人都画了一张画。斯各特给我画了一张，上面写着：“我爱‘辣妹”’和“我爱维多利亚，斯各特”。
我一直在想办法弄清我是否有可能怀孕。惟一可能的一次在哥本哈根，我还记得大卫吃了那么多白奶酪，也记得我说的话。那一次我们呆在一起有四个星期。
凯琳买回了大量测试用品，而现在我什么都吃不下，我感觉恶心，只能喝汽水。我还在做测试。这些测试需要用尿液。事情已经发展到每次小便我都做测试，看一眼，用卫生纸包好后扔进垃圾篓。在华盛顿，我与梅尔·c和爱玛讨论着我有没有怀孕。
“你可能等的时间不够长，”爱玛说。“再去看一下。”
我又回到了卫生间，从垃圾篓里把它翻出来，打开——试纸湿透了，上面都是尿液——我们都仔细地看了一下，应该出现那么一条线。而在我看来，只有一条非常模糊的线。
“那么，”我非常兴奋地说，“你们怎么认为？”
她们两个都摇头。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我们三个人去逛商店，每次我走过商店的橱窗，看见自己的侧影——我穿着金色的莎笼裙——我发现自己非常希望怀孕，拍打着那并不存在的孕妇肚。
那天下午每个人都在看世界杯，英格兰对哥伦比亚。可是我感觉很不舒服，就直接上床睡觉了。比赛一结束，我就给大卫打了电话。我最不想做的事就是让他担心，因此，我没告诉他我多么不舒服，我也没提可能怀孕的事，以免弄错，因为我知道大卫多想要孩子。我为没有看比赛而难过，因为大卫踢进了一粒精彩的入球。
然后我给妈妈打了电话。她和爸爸以及我弟弟要到纽约来看我们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的表演，我顺便请她给我带英国的妊娠检测试纸。我是想，也许我测试得不对，也许我没弄懂上面的说明。用英国的检测试纸，我至少能知道使用方法。
自从发生了洁芮的事之后，我就再没见过我的家人，他们要来让我很激动。那就是有钱的好处，我可以把他们所有人带出去玩，而且不仅仅是一次。我们也不用四下寻找便宜的住处。亲爱的，就住在“四季”旅馆吧，那儿很不错。
我在宾馆套房里，他们一涌而出，妈妈向我走过来，从手包里拿出一个淡色的盒子，并且看了我一眼。
在他们欣赏这一幕的时候，我走向卫生间，做了测试。
方法基本一样，还是测试尿液，寻找那一条线。出现了，又粗又亮的一条线。噢，上帝呀。喔，喔，喔，怀孕了！怀孕了！怀孕了！千真万确！
妈妈在浴室门外等着，那情形就像守着一个将死的人一样，但一看见我的脸，她就明白了一切，她简直太高兴了。
我也是，高兴极了！我从来没想过一个人会同时既这么高兴又这么不舒服。我一回到客厅，他们就都明白了。我弟弟确实大吃一惊，我的上帝，又一个没结婚的姐姐要生孩子了。还有我爸爸，他还没有从露易丝未婚先孕的事实中恢复过来，现在他又要做外公了，而且我也还没结婚，但从他脸上我可以看出他确实很开心，他紧紧地拥抱了我，一切尽在不言中了。
我看了看表，纽约的早晨，法国的傍晚。大卫应该正在去比赛的途中，我该告诉他吗？我得告诉他。我怎么能不告诉他呢？
我走进卧室，拨通了号码。
“方便说话吗？亲爱的！”
第十六章 剪不断，理还乱
他们刚乘机抵达圣艾蒂埃纳。世界杯在法国许多城市都有比赛场地，英格兰队的训练基地就设在布列塔尼的拉布勒。大卫说这只是一次短暂的飞行，现在他们正乘大巴由飞机场去体育场。
就在那儿大卫得知了我怀孕的消息。我对大卫究竟说了什么，以及他对我说了什么，其他人永远也不会知道。但他是那么那么的高兴。大卫一直就想有一个家，我们从一开始就谈论着这些。
不久之后，我们都去了一家英国酒吧，在那儿看英格兰对强队阿根廷的四分之一决赛。在世界杯比赛初期，主教练格伦·霍德尔因为没有让两位年轻的球星贝克汉姆和迈克尔·欧文上场而受到了媒体的攻击。这一次他们都出现在了首发阵容中，报纸上说这是人民的力量（尽管在“辣妹”面前他们不会这么说）。所有人都认为英格兰队调整到了最佳状态，这场比赛将非常精彩。尽管仍感觉不适，我还是决定去。
不管你怎么看待足球，世界杯总会引起你的关注——而且这场对阿根廷的比赛确实让人兴奋，特别是我，因为大卫踢得那么好。半场结束，比分是2比2平，下半场刚刚开始，阿根廷队的队长从背后冲撞大卫，大卫摔倒在球场上。躺在草地上的时候，大卫抬起了一只脚，那个叫迭戈·西蒙尼的人也摔倒在了草地上。
我亲眼目睹了这一切，我以及其他人都无法理解这有多么严重。因此当主裁判向大卫走过去，并且向他出示了一张红牌时，没有人能相信，我们从大卫的脸上可以看出他也无法相信。与比赛中发生的一半事情相比，这样小小的一个绊儿简直微不足道。毕竟，那个家伙是故意冲撞了大卫——在我看来是这样的。
几分钟之后我的手机响了，大卫在更衣室打来的电话。他很沮丧，问我从电视上看那个动作是不是很大，我说，我并不觉得有多严重。他说如果英格兰队输了这场比赛，几小时之后他就会和我在一起。尽管被红牌罚下意味着停赛两场，但他认为在全队离开之前，主教练不会允许他走。尽管我非常希望英格兰队能赢得世界杯，可是我怀孕了，我希望大卫和我在一起，并且大卫也需要和我在一起。一切都那么让人动情。
事实上，直到比赛结束之前，人们都相信英格兰队会赢，因为尽管大卫不在场上，英格兰队看上去也比阿根廷队踢得好得多。但是在接下来的点球决胜中，他们罚失两粒点球。英格兰队的世界杯之旅结束了。但是他们没有受到指责，格伦·霍德尔没有受到指责。没有。受到指责的是大卫·贝克汉姆。我不想再提指责大卫的文章中所写的内容，因为即便到现在我仍然觉得那太让人沮丧了。但滑稽的是，世界杯期间另外还有22名球员被罚下场，有人指责他们吗？其他国家尊敬他们的优秀球员，英国却喜欢对他们横加指责。
第二天下午，英国航空空司派了一架协和飞机去英格兰队的营地接全队回国。在希思罗机场大卫的父母被允许带着大卫的东西呆在海关境界的后面，在一间私人房间内接大卫。在乘下一班协和飞机去纽约之前，他差不多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刚从一架协和飞机下来又要乘另一架协和。
可是不知怎么的，媒体也设法到了海关境界的后面——两队摄像记者还有六个摄影记者，他说，在他去英国航空公司转机手续办理处时伏击了他，开始辱骂他。他们不仅拍照，你可以说这是他们的工作，可他们当面辱骂大卫，大卫惊呆了。在曼联踢球时，大卫已经习惯了口头上的谩骂，可这一次比他以前经历过的任何一次都要糟，因为太出乎意料了。他后来对我说：“是加利的话让我不至于失去理智。”
在去比赛的长途汽车上，大卫一直坐在加利·内维尔旁边。当我告诉他我怀孕了的时候，尽管当时他都高兴得快要爆炸了，可他什么也没说。可是比赛结束后，在所有那些事发生之后，他说他得把我怀孕的事告诉加利。
“加利真聪明。得知这一消息，他只是说‘太好了，大卫，这是最好的消息。’那句话让我的脑子清醒了一些。从那以后，我惟一着急的事就是赶过来陪你。”
我们正要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登台演出，一个男人恰好和我擦肩而过。就在那时，我屏住了呼吸，因为我看出了那个走路的样子。我不敢叫出声来——在我的紧身短裙和高跟鞋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快地向那个人走去，扑上前抱住了他。我们什么都不需要说——只是紧紧地搂着对方，颇有一点动情。接着我想起了手里握着的东西，把它交给了他。
这是我那天早些时候做的扫描偏振片。因为我的经期不正常，所以我不知道我大概怀孕几个月了。
“别让我哭，”当他紧紧抱住我的时候，我说。“那会冲掉我的睫毛膏，凯琳会生气的。”
我们哭了又笑，笑了又哭。我真是太高兴了。
我一发现怀孕了，就打电话要了客房服务点了太平洋油鲽、蔬菜、土豆和面包。
那感觉就像被电击了一样：孩子对我是最重要的。如果你怀孕了，而你又不吃东西，那对你的胎儿没有好处。我不在乎会发胖，不在乎我的长相。因为尽管在我遇到大卫之后，情况已有所好转，但是一旦你的饮食失调——我可能就有过这样的情况，尽管我的体重从来没有轻到危险的地步——再恢复正常的饮食相当困难。旅途奔波以及大卫不在身边对我恢复正常的饮食都不利。一旦报纸上赫然写着“矮胖辣妹”或“胖辣妹”，我就会作出很坏的反应。我会看着报纸上登出的照片，说：“是的，你真令人讨厌。”公众说你得减肥。我完全迷住了心窍。这么说吧，我甚至测量过我的大腿有多粗。情况变得很古怪，以至于那些年我一直拼命地想瘦下去，可是却没有人知道我患厌食症是因为多囊卵巢。但我一旦发现自己怀孕，一切就都变了。
一开始，我感到非常不安，我知道我的饮食必须正常，因为我意识到自从美敦赫德和洁芮的事情发生以后，我还没有真正好好地吃过东西。现在，我一天吃三顿，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甚至脂肪：把黄油涂在面包、青豆和菠菜（增加维生素b）上。但我不吃巧克力或者蛋糕或其他这类食品，我知道我得吃一些健康食品。
大卫在“辣妹世界”度过了精彩的十一天——这是我们在一起时间最长的一次。可不幸的是我太忙了，没办法丢开工作去真正享受这一段时光。可是只要大卫在身边就很不错。大卫就是大卫，拉着我的手时他很高兴，把我的头摁在一只桶上或者一只碗上、逼我吃饭好像他也同样高兴。
尽管工作人员和舞台设备走公路，我们有一架五十座飞机供伴舞、发型师、化妆师加上所有陪着我们的家人乘坐。自从西蒙离开后，我们一致同意永远不再和我们的家人分开。离开家的三个月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有时你需要一位妈妈在身边。而且我又怀孕了，身边总有一位体贴的母亲真是太好了。所以不管那个人是谁，我们都把她当妈妈，和她坐在更衣室聊天。
这架飞机上的气味不对劲：一定是因为机上携带的食品。其他人都闻不到，只有我，一上飞机就开始恶心，而且这种感觉一直没停。
大卫到纽约之前，我告诉他我在耐克城里看见了一件特别酷的运动衫。
“什么样子的？”他说。
“鲜艳的黄铯，上面印着‘巴西’字样。”
因为我们是在通电话，我无法看到他的脸，但从他接下来发的脾气中我能想像出来。
“不要以为你认识了一些巴西的足球名人，”他说得有点急促。
但第二天早晨他购物回来，我正在睡懒觉，他从门口扔给我一个耐克包，笑了。那是一件印着“巴西”的黄铯运动衫。我第一次穿它是在飞往康涅狄格州的飞机上。我上了飞机，坐下来，闻到了一股怪味，然后就一直恶心，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穿过它。
在曼联的生活永无尽头，赛季前的训练在7月13日星期一开始了。我们在加拿大度过了最后一个周末，然后就只能说再见了。
接下来的六个星期我们都没有再见面，这简直太可怕了。他离开的时候，我藏起了他的一件旧衬衫，剩下的旅途中，我就穿着它睡觉。我睡觉前会想像他在做什么。如果是在同一个时区，这很容易。我们都在睡觉，我会知道他在想着我。但是处于不同的时区，他可能在做其他事，可能不是在想着我，至少那一刻没有。
为了不让我精神崩溃，我有了一个旅途中的家：那些姑娘们、凯琳、我们的形象设计师肯尼、伴舞卡明埃和路易斯、理查德·琼斯（现在是我们的巡演主管），当然还有从伊斯坦布尔就和我们在一起的乐队，他们不仅极有天分而且都是很容易相处的好人。大卫离我这么远，所以他们都帮我摆脱烦躁的情绪。
那么，按照摇滚乐的好传统，让我来为你们介绍一下他们。说到打击乐器，我向你引见费格斯·葛朗德，一位顶级音乐家，特别可爱，非常频繁地变换头发的颜色。
接着是鼓手安迪·冈噶迪恩。安迪有自己的招牌形象。他经常在长裤外面穿上肥大的裙子，配着大大的长筒靴和罩衫。他的特别之处就是他那顶奇怪的帽子和从帽子底下伸出来的鬈发。他有着古怪的双重个性：特别害羞却又非常固执。
下面让我们鼓掌欢迎我们的键盘手西蒙·埃利斯，同时也是我们的音乐监制，他确实特别有趣，一个绝对的喜剧演员，总是模仿别人，发出滑稽的声音。
让我们欢迎另一位键盘手迈克·马丁，一个黑人，身体非常好。他过去总是穿着战斗服和紧身上衣。我们称他为“情人·情人先生”，因为他经常扭动着他的臀部。他对音乐很有感觉。
我们的主吉他手保罗·金德勒，一位从事音乐行业多年的杰出音乐家。尽管他非常不喜欢与人交往，但他非常友好，脸上总带着快乐的笑容。
最后是我们的低音吉他手，史蒂夫·勒文森。他留着吓人的长发绺。个性非常善良、可爱。旅行途中，我经常和他谈个没完。
我一有机会就会给大卫打电话，但是这不太容易，特别是我们到了西海岸就很难找到一个我和大卫都醒着的时候。并且如果大卫随曼联队外出踢比赛，他们都不会为我接通电话。这让我无法忍受。
我感到很孤独。当我给家里打电话的时候，我会在背景里听到“伦敦东区人”节目，还会听见妈妈说：“把电视关小一点，克里斯琴”，然后，我又听见她说：“把炉子上的蔬菜端下来。”挂了电话，我就忍不住哭了。所有那些平常的事情。我太想他们了。回家后我发现，离开时还是个姑娘的妹妹现在已经是一个孩子的母亲了，家里的小宝贝弟弟长出了短胡子，还有了腋毛，又交了女朋友，有了自己的思想，并且开始工作了。
如果四年以前你问我，我的旅馆房间外面有风景可看有多重要，我会说我不在乎，而现在我整天都呆在旅馆的房间里，我无法忍受那种被禁闭的感觉。我得感受自由，即使是看日落或看月亮这么小的自由。那是大卫也能看到的同一个月亮。一有机会我就会站在窗口直愣愣地看着。我一直有幽闭恐怖症，我不喜欢火车和飞机上的洗手间。
大卫离开之后，我们在美国也遇到一些令人高兴的事。在明尼阿波利斯，更多的人到后台来看我们，其中包括“王子”乐队。“王子”就坐在舞台旁边的小包间里，这太让人惊喜了。和他在一起的是一个叫吉米·杰姆的家伙，——一位黑人制作人和作家，这简直是双重惊喜。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一直和珍妮特·杰克逊合作，完成了所有歌曲。能和这样一位歌曲作者和制作人合作，我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