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出任何代价。就像所有人遇到自己心目中的英雄时一样，我们一下子都笨得说不出话来。
“知道吗，”吉米打破了僵局，“我绝对是你们的歌迷。我妻子给我买了一件‘辣妹’t恤衫。言归正传，你们愿意和我合作吗？”
我无法相信他会这么说。事实上，我们想问：“你愿意和我们合作吗？”后来他和他的搭档特里·刘易斯为我们的第三张专辑写了三首歌。他们一起被称为杰姆和刘易斯。
这时候，“王子”就坐在那儿，穿着天鹅绒的长裤，在分开的两腿之间夹着一根银顶拐杖。我知道他身材矮小。但事实上，他不仅是小，应该说非常非常小。但是每一英寸都透着一个真正的超级巨星的光芒。他的鞋跟很高，尖尖的下巴使他显得很瘦削，脸上化着浓妆，头发拳曲，经过许多打理。我记得他看起来就像刚从台上下来，当然，他没有。在台上的是我们。他用低低的、沉静的嗓音说我们的演出太棒了。然后又是一阵沉默，直到爱玛说：“那么，我们怎么称呼你，我是说，既然你不再是‘王子’了？”
他回答说：“你可以叫我‘朋友’。”
六个星期，104场演出之后，我们回到了英国。这是最成功的一次巡演。我们没有意识到有多成功，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一切顺利。但是除了“甲壳虫”，没有其他流行乐队能做得和我们一样。原因之一就是我们没有遇到竞争对手。在美国没有与我们相似的乐队组合。西雅图的乐队像“涅磐”和“珍珠酱”，他们的歌曲都是关于死亡和毒品的。从“新街边仔”以来，在美国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称之为流行乐。那时我们只为演唱会的票房而高兴。我们不理解我们所做的一切的重大意义。
但是“辣妹”的成功表明那儿有一群年青的观众想找到乐趣，但却没有被开发出来。只是在我们成功之后，流行乐才开始在美国起步，出现了一些人，如布里特尼·斯皮尔斯和恩辛克。我们为这样的行动打开了一扇门。
除了“甲壳虫”之外，其他一些在美国取得成功的乐队都是重金属乐队，比如莱德·齐柏林和“滚石”乐队。但他们却有行为不端的恶名。我们是在美国巡演的乐队中惟一完成所有表演场次的乐队，一场也未被取消。当我们从达拉斯直接飞抵希思罗机场时，我感觉就像完成了罗马教皇的使命，在回归天国前亲吻土地。但我决定还是等过了海关亲吻大卫吧。
巡演还没有全部结束，在英国还有几场预定好的演出，可是我已经精疲力竭了。我们每天的工作时间从来没有少于十六小时。现在恶心的症状已经停止了，可是三个月来这就没停过：早晨恶心、下午恶心、晚上恶心，最糟的是上台之前也恶心。
奥尔德里埃吉的公寓依然是毛坯，大卫还住在沃斯利。装修房子本来就已经够难的了。何况你还在四千英里以外，要装修房子完全是疯了。我绝对清楚我想要的样子，我也不打算让室内设计师替我做这一切。因此，每当妈妈来看我，都会带几大包的装修材料给我看，像瓷砖、布样、水龙头、门拉手。
在美国，我和大卫很少有人打扰。但一回到英国，特别是我现在怀孕了，事情又像往常一样了。一天晚上，在谢菲尔德的演出结束后，大卫开车来接我。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很快脱下演出服、套上一件浴袍、穿上软底运动鞋、钻进车里、穿过任何一场体育馆演唱会后都会有的拥挤的人群。那天晚上，我们也是这样做的。大卫在体育馆的后门通道准备好车，下台后仅过了两分钟我们就已经上路了。到曼彻斯特我们就得穿过潘尼斯的一条偏僻的路。开了二十分钟后我觉得有人跟踪，后面那辆车的车灯离我们太近了。可我们很难确定，因为就只有这一条路。可不管是谁在后面驾车，他开得太危险了，离我们这么近，想要超车，在这样一条弯弯曲曲的路上超车是很荒唐的。他的车头灯完全打开，这样的事在任何时候都够糟的了，但在你怀孕的时候，那情形就更吓人了。你不仅替自己担心，也为你的宝宝担心。
“那个白痴究竟想干什么？”大卫说。“为什么不超车或跟在后面？”
“也许他在跟踪我们，”我说。因为我有这种感觉。在比较直的路段上，大卫减慢了车速，如果他要超车的话，他可以超过去。
“如果他不当心的话，他自己会死，还会拖累我们。”
因此开到中途，我们在一家汽车修理厂门前停下车，希望这个家伙能够开过去，同时我特别想喝点饮料、吃点甜食：看到那些以前从来不吃的东西，我也有了食欲。
我们站在柜台前，我正穿着“辣妹”巡演浴袍，后面印着“高贵”字样，这是大卫让阿迪达斯（他与其有赞助协议）为我们所有人定做的。我感觉有人站在我后面。太近了。我转过身的时候，听到了再熟悉不过的声音——照像机走片的声音。尽管我刚才没有看清后面车上的司机，但我知道就是他。因为这不只是某个人为“高贵”拍张照拿给同事看，从他开车的方式就知道他是职业记者。当我们在修理场停下来的时候，那辆车已经开过去了。这个混蛋肯定又调头回来了。
“你知道你究竟在做什么吗？”我说，或者可能是大喊。不管怎样，我用的是所谓的反问句。他在做什么很明显。接着我变得非常气愤。
“你也看到了，我怀孕了。我不需要这个。你先是阴险地跟着我们，接着又拍照，你为什么不滚开，不要来打扰我们？”
大卫走过来挡在我面前，一把抢过这个白痴的相机，递给我。此前我一直很生气，却一点不害怕，可是现在我开始发抖。大卫让我回车上去，他则站在我和这个白痴中间，以免他跟着我。这个白痴冲我大声喊叫着，要我把相机还给他。
我感到很脆弱，我非常清楚自己的体内有个未出世的宝宝，我必须保护他。突然我感觉我流下了眼泪。我只想离开那儿回到车里。那个家伙开始推大卫，大卫把手举到空中，不想与这个白痴纠缠在一起，因为你知道他接着就会声称他受到了攻击——这个家伙设法推开了大卫，我不知道那道门是该向前推，还是向后拉，而且我手里还拿着相机，就是打不开那扇门，这时我觉得我的浴袍被那人拉住了，我转过身尖叫：“把你的手拿开！”这时大卫把他推了开去，替我打开门，当我向车跑去的时候，大卫用遥控钥匙打开了车门。为了不让那人追过来，大卫只是站在他前面，好像在盯防他。一看见我进了车，大卫也冲进车里，然后锁上车门。那个家伙就站在车外咒骂。我们报了警。
警察来了之后，我走出车外，把相机放在一堆报纸上，然后开车离开。我感觉糟透了，浑身发抖，大卫用了很大的耐心才使我安静下来。第二天，那个摄影记者给大卫的经纪人打了电话。那个混蛋指控我们砸了他的相机。事实上，我们根本没有。让我非常生气的是大卫的经纪人付了钱。为了生活平静一些，他说。
温伯利一站很奇怪。那应该是巡演的高嘲——荣归故里。从某个方面说是这样。站在六万人面前，我想起自己曾经作为他们其中的一员观看迈克尔·杰克逊的演出。而现在演出的是我们。那气氛真叫人难以置信。洁芮可能会为没能在温伯利体育场演出而后悔离开乐队。
世界巡演一开始我们在温伯利舞台演出时，洁芮就站在我旁边，这时那么多人里面偏偏雷恩小姐出现了，不停地说着“精彩极了，亲爱的，我早就知道，亲爱的……”之类的废话。我听任她信口胡诌，一言未发。我没有必要说什么。我只是看着她。她明白。
这一次从雷恩学校来看我的人就好得多了：莫林和格云·休斯。我妈妈听说他们的女儿病了，坐在轮椅上，就把他们都安排进来。演出结束后，他们来到了后台。
巡演结束后没有举行派对。我们都太累了，我们的生活开始向四个不同的方向发展。梅尔·b怀孕了，梅尔·c开始制作个人专辑。而我只想回家，做个普通人。我已经厌倦了报纸上的照片。我厌倦了这一切。
大卫认为我们首先需要休息一段时间，去一个阳光灿烂的地方，在那儿我们可以慵懒一些，而我也不用化妆，不用为任何事烦心：这就是埃尔顿的家。因此，第二天我们就到了那个池塘的边上，埃尔顿的管家，洛朗，说有电话找我。
“是洁瑞。”
“哪个洁瑞？”
“洁芮·哈利维尔。”
我非常惊讶。她离开乐队已经快四个月了。虽然我们曾经想和她谈谈，但是我们没有听到一个字。所以这次通话显得有点不自然。我说，你好吗？她说，听说你快生孩子了，真是太棒了，然后又说，今天晚上在乔治·迈克尔家见面吃顿饭怎么样？在圣特洛佩，她就住在他的家里。
“太棒了。”我说。因为我就是这么觉得的。我没有时间仔细考虑。
去圣特洛佩乘直升机最方便。因此洛朗送我们去了尼斯机场。乔治·迈克尔家来的人在那一头接我们，洁芮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抱着一只毛茸茸的小狗，站在前门接我们。
接着都是一些“你怀孕了，真是太棒了”、“你过得怎么样”之类的话。我在想我的老搭档真的想和我言归于好了。然后她又说，计划有了一点小变动，我们不在家里吃饭了。
“乔治安排好了让我们出去吃，”她说。
我的意思是我还能说什么？假如我知道要出去吃饭，我根本就不会来，因为我会想：有可能被拍照——“姜汁”与“高贵”分手后的第一次见面——所有那些报道。
最后我别无选择。摄影记者聚集在饭店的门口，拍照、闪光灯。这肯定不是安排好的，对吗？
可是几天后，照片登出来了，她居然没有打电话来道歉或者说点什么，这时我开始怀疑了。难道我不知道她出了一张唱片？不，我不知道，她什么也没说。令人悲哀的是那天晚上我真的很愉快。
9月末的一天早上，我正坐在戈夫橡树的厨房里吃早饭，我父亲进来了，像往常一样手里拿着一大堆报纸。我记得那是星期三。《每日星报》头版的小部分、对开页以及中心页跨页图登着一幅捰体女人脸朝下躺着的照片，大奶子露在外面，一副生气的表情，化着浓妆，总的来说有点不男不女。文章说大卫在遇到“高贵”之前和这个姑娘约会，等等，等等。她还说她经常想早点上床，而大卫宁可熬夜和她爸爸一起看足球赛，这让她非常厌烦。还有他在床上如何这样、那样——媒体就喜欢干这些下流的事情。
没关系，那是发生在我遇到大卫之前，而且她也说以后再也没有了大卫的音讯。但是当你怀孕了，你就会感到很脆弱。我给大卫打电话，他说对此他觉得很难过，但是，不错，那是真的。他曾经和她约会，但那是遇到我之前很久的事了。但是伤害已经造成了：当你怀孕了、身体软得像布丁时，你不想听到这样的话。
两天后，星期五，我和我妹妹还有玛丽亚露易丝去了健身房。我正在跑步机上跑步，手机就放在跑步机前端的控制钮旁。这时，电话响了。
大卫。
嗨，你好吗？我很好。你在哪儿？在健身房，跑步机上。
“有什么事吗？”我说。因为报纸上的报道我依然感到不快。
“我接到电话说明天报纸上会刊登另外一个故事。”
“噢，什么故事？”
“某个女孩说在你外出巡演期间，她和我通过几次电话。”
“是真的吗？”
“当然不是。但是我会尽力了解更多情况，然后再给你打电话。”
我还在跑步机上，这会儿我加快了速度。
电话又响了。
“怎么样？”
“坏消息，这个女孩想说明发生了更多的事情。”
立刻我觉得整个胃都翻了过来。我狠狠地挂断了电话，放声大哭。这时整个健身房的人都在看着我，我还在该死的跑步机上跑着，完全地歇斯底里了。这时健身房的主人，一个叫做丹尼的家伙，把我们三个人推进了一间储藏室，因为那时所有人都停了下来看着我们，就像发生了交通事故一样。
我们在储藏室的时候，大卫又打来了电话。
这一切都与他一个叫蒂姆的朋友有关，蒂姆在曼彻斯特一家商店工作，球队经常去那儿买服装。我见过他几次，他显得很友善。他非常喜欢和足球名人们交往。蒂姆和大卫一起出去，蒂姆一直和这个姑娘套近乎。这和大卫没有丝毫关系。
丹尼让我们离开了更衣室，我妹妹和玛丽亚露易丝带我回了家。我气疯了。回家之后，我又开始尖叫、大喊、诅咒、歇斯底里。我妈妈不停地说她不相信大卫会做那样的事，她从未见过有什么人对爱人如此忠诚。
事实好像是蒂姆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给了这个女人，可是当蒂姆的未婚妻发现的时候，他就决定把这件事推到大卫身上。
大卫一刻不停地给我打电话，说他以我们未出生的孩子的性命发誓他从未做过任何事。可是我已经怀孕五个月了，我的荷尔蒙都集中在一个地方，我变得非常情绪化。我就是不知道在想什么、做什么。我真想自杀。
大卫乘大巴正在去南安普顿的路上，因为他有一场比赛。而我的情况变得越来越糟。
十点他给我打来了电话。他在自己的房间里。为了明天的比赛，整个球队都像听话的小男孩一样被要求回到营地美美地睡一觉。而我却仍然处于癫狂状态之中。
“你不知道你都做了些什么。”
他的心情也很差，发誓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根本没有。
“我几乎已经记不起那个女孩了。维多利亚，请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的意思是，我还能说什么呢？我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
那时大约凌晨两点半，我只是躺在床上，我的眼睛都哭肿了，既不能闭上也不能张开，我只是躺在黑暗中，把头埋在枕头里抽泣，这时大卫走了进来。
他给科斯塔打了电话——就是当初开车送我们去看电影的那个司机——大卫让科斯塔在旅馆外面接他，给了守门的家伙五十英镑，溜了出来，没有让任何人知道，特别是阿莱克斯·弗格森。他事先打了电话，告诉我妈妈他要来，叫她不要告诉我，他看上去有点可怕。他只穿了一条短裤和一双平底人字拖鞋，就像要去海滩或是其他什么地方。
他想吻我，但我把头埋在枕头里，叫他走开，别烦我。
“我哪儿也不去，维多利亚，我们得谈谈。”
我们谈了，直到曙光从窗帘射进来。我确实相信了他。最后我肯定他绝对是清白无辜的。这不是因为他说的任何话。从他脸上我就能看出来，他已经完全不知所措了。
七点钟有人按响了门铃，是科斯塔。大卫得赶回南安普顿的旅馆，这样当球队吃早饭的时候，他就会到那儿了。
我已经几乎把整件事情都想清楚了。我知道报纸上会登出一些糟糕的事，但我一定不能看。这都是些谎言。都是谎言。我下去开门让科斯塔进来。我认识科斯塔有些年了，他住在沿路的巴内特，因此我们说了一会儿话。他对所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因此他只说，早上好，维多利亚，夏天快结束了，你不这么认为吗？等等，等等。他接着又说：
“噢，我给你带来了报纸。”
我知道我该把它们扔进垃圾筒。但我没有那样做。首先，它出现在《太阳报》的头版——一张我和大卫的照片——我们微笑着，显得很高兴，还有那个女孩，染成条纹状的烫发，看上去很让人讨厌。接着，里面有两版的详细报道以及这个粗俗的女人和她双胞胎妹妹的照片。报道都是关于他如何捏她的屁股、吻她。而其时我在美国怀着大卫的孩子，呕吐得内脏都要出来了。他怎么能这么对我？
“那么，你要去看比赛吗，维多利亚？”
我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