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是她的忠实歌迷，我感觉像一个孩子第一次见到了圣诞老人。当我和妈妈一起在约翰刘易斯幻想有人在问我要签名时，谁会想到有一天麦当娜居然会知道维多利亚·亚当斯是谁，那个来自戈夫橡树、脸上长粉刺的十几岁的姑娘。在学校里谁都不愿意和我讲话，更别提麦当娜了。
她给我介绍的第一个人是迈克尔·乔丹，一个巨人。我们握了手，那是一双世界上最大的手，有西餐盘那么大。我看看大卫，他简直就是呆住了，充满了敬畏。而我好像在说，大卫，不要让我尴尬，把嘴巴合上，把舌头从地上捡起来。
接着她让每个人看我的婚戒，显得那样自然，一点也不做作。
在场的还有一个家伙，但是我们由于看到迈克尔·乔丹太过惊讶了，因而我没听到他的名字。后来我们意识到那是瑞奇·马丁，客气点说，他本人比电视上显得略胖一点。
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让你最感孤独的地方是时装模特走的t型台。现在回想起来，我答应在2月份伦敦时装周上参加玛丽亚·格拉茨沃格（著名时装设计师）的时装秀，不是疯了，就是个十足的受虐狂。但这是我欠下的一笔债，如果你不反对我这么说的话。
回过来再说1997年的全英音乐奖颁奖典礼，玛丽亚借给我一件迷人的连衣裙，让我穿去领奖。这是一件非常漂亮的裙子，蛛网式的上衣，雪纺绸的裙子，开着高高的叉。买下它得花两万英磅。她很担心我会撕破裙子，因为它实在是太精致了——说实话，我也很担心。但我保证我会相当小心的——只在颁奖典礼上穿，我甚至不会穿着它去参加后来的派对。就在我们上台之前，我正说着它是如何的容易坏，卡罗琳·阿荷尼，那时以一曲《莫顿夫人》非常受欢迎，正在听我说话——她就在我们后面，因为她要颁发下一个奖项——当我走上台去领奖时，她踩住了我的裙子。我确信那绝对是个意外。幸运的是裙子没有被扯破。
玛丽亚为我妈妈做了在我的婚礼上穿的精美的礼服，因此当她问我能否参加她们的时装秀时，我真的觉得欠她一个人情。她第一次邀请我是在几年前，但当时我没有时间。现在我又有了另一个问题，因为大家都在说我太瘦了，所以我最不想做的就是在伦敦时装周上让自己站到那个该死的t型台上。
我并不需要什么宣传，恰恰相反。我们每到一个地方，每做一件事，必有摄影记者跟随。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每天我们都会出现在报纸上。似乎国人患上了不健康的“‘高贵’和‘小贝’”强迫症。但那些记者们和摄影师们如何得知我们会去哪儿，倒是让我们百思不得其解。这一次我们担心的不是谎言，而是好多事情他们掌握得都是如此精确无误。无论何时当我们坐下来，仔细考虑这个问题时，除了我们的家人，总会有某一个人知道：司机、旅行社的职员等，或可能把消息传出去的某个人。我们的结论是每个人都可能被收买。
甚至连新闻界都觉得有些奇怪，认为是有人泄密了。
《镜报》的马修·赖特声称那个人是露易丝，她向《泰晤士报》透露了消息，看在上帝的分上，他们这样引述，说她是“一家人的朋友”。可怜的露易丝，这太伤害人了。但肯定有那么一个人，一个与我们很近的人。我开始注意我们周围的每一个人，观察他们的眼睛，脑子里在想，是你吗？这真是一种可怕的感觉。
不，我需要公开露面，就像英国需要下雨一样。这将对玛丽亚·格拉茨沃格有帮助。这又不是整个时装界都在参加亚力山大·麦克奎恩（目前为巴黎名牌服装纪梵希的首席设计师，此外，他还拥有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品牌）的时装秀。玛丽亚是个年轻的设计师，她做得非常出色，但当时她还是个新手，甚至没有人知道她。我事先声明，只有在预先不告诉任何人的情况下我才会参加表演。我不是天生的衣服架子，不是那种穿什么衣服都好看的人。因此我想参与设计过程，玛丽亚对此非常高兴。
甚至到现在，她还为我做许多衣服，尤其是我出席大场面需要一些特别服装时。我喜欢她设计的服装，因为它们非常女性化。她喜欢让女人看起来像女人，她的服装非常性感，但是非常时髦。
除了我的家人，我谁也没告诉，甚至没告诉那几个“辣妹”。这将是我独自做的第一件事，如果我跌倒了（从字面上看有可能），我可不想让全世界的媒体在那儿拍照，然后大书特书。
因此，当我坐车前往演出地——自然历史博物馆时，我听到首都电台的广播：“高贵辣妹‘不久将莅临伦敦时装周，参加时装秀。”
立刻，我感到腹部疼痛，当我们到那儿时，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冲进卫生间。发生什么了？我谁都没告诉呀。天知道我在里面呆了多久。我只记得坐在博物馆后面院子里的那个简易卫生间里，露易丝在外面砰砰敲门，催我快点儿。
我则像个石头人一样呆坐着。这件事本应该绝对低调的。我没有去排练，什么也没做，我甚至都没有试穿一下那些服装。
我是说，我以前从未做过这样的事。
因此，我走进帐篷，天非常冷。我是那儿惟一长着粉刺、|乳|房很小的模特。事实上，我一生中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个侏儒，连五英尺八都不到，更别说五英尺十一英寸了。因此，我说了声“你们好”，但是我倒像是在跟一排圣诞树说话，她们谁也没理我。我想时装真是个该死的产业。也许她们害羞，可我不这么认为。
玛丽亚为我圈起了一小块地方。我的第一身服装是紧身短裤和短上衣。我记得我站在舞台边，感到很脆弱。我没有安排好的动作，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该上台、该做些什么。我能想到的就是海盗们走在甲板上的样子。玛丽亚说她会推我一把。太好了。
音乐响起来了，我辨别不出是什么音乐，有点像摩洛哥人的音乐。因而我站在那儿，想像着这就像你预备跳伞等候在敞开的机舱门边上的样子。我在想那会有多难？这个叫做“走路”的玩意儿我已经训练了25年了，那么现在我总该会走路了吧。
“好了，走。”玛丽亚推了我一把，我走上舞台。
真是该死。我穿着4英寸高的高跟鞋和紧身短裤走在舞台上，灯光不停地变化、闪烁，过了一两秒钟我才弄明白那不是灯光烟火技术的作用，而是摄影记者们的闪光灯。
噢，真是太好了，他们等的就是这个。我的短裤缩到了胯上，但是全世界的新闻界都看着你，你想往下拉一拉都不行。
这张照片登在了每一份报纸的头版，包括《独立报》和《泰晤士报》。它甚至上了《纽约时代周刊》的封面。真是令人惊讶。是的，很多都是关于我的样子。但事实上大多数评论是肯定的。有些人说，是的，她看起来太瘦了；还有些人说我肯定每天都去健身房（而我没有），我的双腿相当有力。
其中有一张极好的照片，是我一直最喜欢的照片之一，我会把它放大，挂在我的新房子里的。这并不能算是我的照片，照片上，所有的摄影记者都在大喊，而我只有一个黯淡的轮廓对着他们。你能看到的只是那些摄影记者以及我的屁股，我的双手搭在髋骨上——还有我的妈妈、爸爸和妹妹坐在前排在鼓掌。
第二天早晨，玛丽亚收到英国两家高级百货公司——哈罗兹和夏菲尼尔打来的电话，说要购进她的服装。瞧，这场时装秀有效果了。
“维多利亚的秘密”节目中我的另一位客人是迈克尔·帕金森。我，一个绝对的新手，来采访访谈者中的顶尖高手。
现实生活中的他和电视上一样的迷人，尽管我为这件事伤透了脑筋，事实上我们进行得非常好，以至于他问我是否愿意上他的节目。
“帕金森”这档节目一般在播出前几天录制，因此它仍有新闻价值，但他们可以剪掉一些令人乏味的片断，也可以插入一些宣传片。
在开始前大约一个小时，他来到我的化妆间，我们聊了一会儿。他问我是否有什么想谈或不想谈的，我说没有。就我个人而言，我不喜欢预先知道他们会问我些什么，因为我认为现场自发的东西会更好些。我也从来不喜欢强调我不想谈什么，因为你知道他们首先就会问那样的问题。
参加“帕金森”节目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当我坐在化妆间里，面对着他们给你的一大盆水果时，我当时的感觉是，哦，我的上帝，迈克尔·帕金森。但我一直喜欢看这一档节目——让我喜欢的是他们有一支现场演奏的乐队——上“帕金森”节目实在是一种荣耀。
人们总是对我说我在镜头前多么放松。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我一直都很怯场——跳舞的时候，有时我的脑子会一片空白。但是坐在沙发上面对演播室的观众那情形同样让我紧张。
更让我伤脑筋的是，当我走进演播室，我发现我旁边坐着主持烹调节目的两胖嫂之一，克拉莉莎·迪金森·赖特。我就知道会有关于我体重以及我吃什么的问题——甚至在这些问题还没有开始之前，光是坐在她旁边就够让我尴尬的了。我一看到她，我就知道提问将如何进行了。
“啊，维多利亚，”迈克尔·帕金森微笑着开始了，像个慈祥的叔叔那样拍了拍我的膝盖，“有三个问题大家都想了解。”
问题开始了：1，2，3大卫还穿你的内裤吗？你做过隆胸手术吗？你有厌食症吗？
起先我只是处于守势。尽管效果相当不错，但这采访确实不是那么容易应付。我从未独自一人做这样的事——没有其他几个姑娘做伴——在采访过程中，我面对如此直率的问题感到十分震惊。内裤的问题好办。说到隆胸，我说，如果我做了，我会给自己买一个比b杯大点儿的东西。不，我没有厌食症。
这时，克拉莉莎·迪金森·赖特转向我，追问了一句，那么除了莴苣叶你还吃点别的什么吗？所有人都大笑起来。我要为自己辩护，而又不失体面。如果我转过头对她说，那你除了薯条和比萨饼以外还吃点别的什么吗，那会怎样呢？想像一下大家的嘘声吧。你可以拿瘦人开玩笑。但是你却不能说胖人什么。她其实是个很好的女人——天生的喜剧演员。
因此我对她的话没有认真回应。但要为自己辩护是很难的。
不过，总体来看，访谈进行得很好。迈克尔·帕金森是个真正的绅士。他不会竭力去挑你的毛病，像一些年轻的访谈者所认为的那样——贬低你会让他们看上去很了不起。他想做的只是把你最好的东西挖掘出来——同样这个节目受到了广泛的好评。但我仍然难以相信，只有我一个人时居然也有人对这个节目感兴趣。
在最近的几个月里，对我、大卫和布鲁克林的恐吓在逐步升级。绑架的恐吓和死亡的恐吓。这些恐吓通常是寄过来，里面有一些剪碎的照片和图画，通常有绳套和脖颈，或者是子弹把血从我们的脑袋里打得喷出来。我是说，你可以想像一下。想像一下那是种什么感觉。想像一下有人如此恨你，一个你甚至见都没见过的人。但也许这个人你见过。
我最害怕的事情之一是我会被射杀在舞台上。那么多人尖叫着，音乐声又很大，你甚至都听不到枪声。
3月1日，全英音乐奖颁奖典礼前两天，一封信寄到了我妈妈、爸爸的家，那笔迹看上去像出自一个孩子之手。但写信的绝对不是个孩子。此人以前寄过东西给我。
维多利亚，你这只母狗。我恨你，你去死吧。3月3日在伦敦的伯爵庭院举行的全英音乐奖颁奖典礼上见。
第二十一章 卑鄙的家伙
四年前，我们作为维京的客人第一次出席全英音乐奖颁奖典礼，四年后，“辣妹”演唱组被授予终身成就奖，还将在典礼中演唱。
我打开信的第一反应是给警察打电话。但马克说别打。
“你疯了吗？”当我告诉我爸爸时，他说，“你必须告诉警察。我是说，万一发生什么事，而我们又没有告诉他们，那怎么办？”
“但马克说绑架的消息可能就是从警察局泄露出来的。”
（这段故事后来在报纸上有更多的报道。）
“我才不管马克说的什么玩意儿呢。”我爸爸真的生气了，因为他从来没有骂过人。“那样的事你绝对不能瞒着警察。他们知道该怎么做，派个保镖或其他什么。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我要告诉警察。”
不超过一小时警察到了。我给了他们理查德·琼斯的联系号码。我想我们的巡演主管是联系警察和伯爵庭院方面的最佳人选。我也告诉了其他姑娘们，她们真的很关心我。
我的状态很糟糕。前一夜我几乎没睡：伯爵庭院是个很大很古老的地方——很难保你绝对安全。但我能做些什么呢？说我患了感冒？
为了让马克能专注于安全方面的事务，那天我换了个司机，叫约翰，来自曼彻斯特。当我们出现在伯爵庭院时，我抖得像只果冻。约翰让我和他呆在一起，马克也这么说。我不知道该信谁。我也不知道还能相信谁。
我一到伯爵庭院就直奔化妆间。在那儿警察对我详细讲了可能发生的事。他们说整幢大楼里里外外都检查过了。
全天都会有一些警察暗中保护我，无论我到哪儿。演出时他们也会在场。
我真要感谢上帝没有听马克的话，告诉警察是对的。我在想：我究竟做了什么，受到这样的优待？离开家时，我吻了布鲁克林；汽车出门时，我回头看到我妈妈正抱着他站在门边，他挥舞着胖胖的小手，我想：再也见不到你们了。我的双眼霎时充满了泪水。我差点就不去参加这个典礼了。但我爸爸说那正是这些人期望的。他们希望你不要出现。他们想把你的生活搞得一团糟。你决不能让这些人控制你的生活，中午时，我和姑娘们共进午餐，如果你能把一包炸薯条和一只桃子称作午餐的话。我无法咀嚼，嘴里没有足够的唾液。我向她们详细解释了发生的事。我不想让她们觉得我太夸张了，现场惟一的一个走来走去保镖都如影随形的流行歌星。但这一切现在听起来很理智，纯粹就事论事。但当时我并没有这种感觉，那感觉就像是幻觉，那种你连着几天睡不了觉以后就会有的感觉。
化妆间只是一个用薄板隔开的小间，是为演出准备的。
地板上铺了地毯，角落里有一束花，让你感觉自己很重要，一台小小的暖风机，因为天气真的很冷。我们得等一会儿。
因为这是全英音乐奖颁奖典礼，如果你误了彩排或迟到的话，你会被罚款。
“‘辣妹’上场。”扩音器的声音在整个伯爵庭院回荡，而我却开始颤抖。沿着巨大的坡道走四五分钟，然后向右急转走上舞台。马克像胶水一样黏在我身后。在那儿我们与伴舞和乐队汇合了，因为我们要现场演唱。
一切都很顺利。但我似乎只有一半心思在上面。因为只是彩排，灯光没有演出时那么明亮。在阴影里，我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感觉，觉得有什么东西在礼堂里移动着，而有些人本不该出现在那儿的。
接着我们返回化妆间，那儿的发型师和化妆师已经准备好了，因此我只是沿着坡道往回走，正在这时，不知怎么的，我低下头，看见胸前闪着一束红光，我想都没想，就沿着光束看过去，一直看到伯爵庭院顶部悬挂舞台灯具的钢架，我能看到这束红光就是从那儿照过来的。
我看看马克，但他正看着别的地方。一切都好像持续了很长时间。那绝对像是电影《保镖》中的场面。我在想：我有警察保护，马克就在我身边，却没有人看见这个玩意儿在我胸前闪着。就这么完了。
我浑身发凉，从头凉到了脚，僵住了。我转向马克，我的感觉就像在做慢动作，我指指这个红点，他抓住我，把我一推，一下子把我推下了坡道，坡道的尽头正是化妆间的门。
我坐在化妆台前，直打哆嗦，我盯着镜子，这部恐怖片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