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可以在此时拨开云雾而见青天了。
2、原作写元成宗已经是好色的昏君，应该再让他昏乱下去，到万不得巳时自己认罪。他在逼迫孟丽君为妃之后，惩于前次皇甫敬夫人尹良贞入宫，串通了皇后和皇太后，对他的私愿设下了很大的障碍，他这一次应该把宫内外的消息严密地隔绝起来，不让尹良贞再次入宫，也不让皇甫长华有获得宫外消息的机会。但他，在书中规定，是金童下凡。为了照顾到这一点，也不好写得过分暴戾。由于孟丽君之死，皇甫少华应该有一次轰轰烈烈的在朝廷上的抗议，使得元成宗恼羞成怒，把他丢进天牢。元成宗追求孟丽君时的荒谬言辞，苏映雪是听到的，也尽可以让她在朝廷上暴露，由她来实现尹良贞所说过的话：“拚将万剐与千刀，搅海翻江闹闹朝，那怕君王规矩重，且骂顿糊涂天于赴阴曹”。这样便可以把苏映雪的声色恢复转来，不然这个人物的后半写得太平淡了。苏映雪可以和皇甫少华一同被丢进天牢，在牢中要让她有向皇甫少华诉说心事的机会。
3、正当元成宗闹得昏天黑地的时候，熊浩、卫勇娥、卫勇彪等请假回南方祭祖去了。——我看这是作者所安的重要伏笔。他们已定于七月初回京，而在京里所发生的事情是在五、六月。等他们如期或者提前回来，看见了个天翻地覆的局面，他们激于义愤，会被逼诉诸武力。卫勇彪因东征有功，被封为“京营都总兵，掌管二标兵马”，是有兵权在手的人，而且那些人马也都会是征东将士和吹台义民，他们看到皇甫少华丢监，看到昏君无道，也必然会义愤填胸的。这样用武装起义来胁迫元成宗，使他无法下台。最后只好请出皇甫长华来收场，把皇甫少华和苏映雪释放出狱。
4、依据书中的伏线，当皇甫少华离别黄鹤仙人时，那仙人对他说过：“尔须不忘真面目，到后来急流勇退好归神”；皇甫少华自己也说过：“我若功成名遂日，必定要急流勇退听师言。”（同见第六卷）。因此，皇甫少华出狱后，必须让他挂冠辞朝，飘然远举。再者，黄鹤仙人对皇甫少华也还说过这样的话：“日后夫荣妻贵日，自然有真僧向尔说因原”。因此，还有必要让一位“真僧”出场，向皇甫少华点破前因。这位真僧让他同皇甫少华与苏映雪在监里相遇，是最合适的。苏映雪可以同皇甫少华一道隐退，刘燕玉则留在家中代奉双亲。
5、照书中开卷处的伏线，皇甫少华是东斗星下凡，孟丽君是执拂姬，苏映雪是焚香女，刘燕玉是捧圭仙女，元成宗是金童，皇甫长华是玉女，故他们在天上还会相见。尽管在人间的结局是悲剧，而在天上还是大团圆。这样，皇甫少华、孟丽君、苏映雪、刘燕玉四人，名虽是夫妇，而实则未曾同席。这就做到了作者所悬想的“一尘不染归仙界”（第一卷卷头语）了。
我相信作者所拟订的后事大体上会是这样。但这样的想法，处在封建时代，尤其是处在丈夫充军、亲友忌避的境遇上，作者是不敢把它写出来的。所以她的书写到第十七卷便写不下去了。又或者她是写出来了，而不敢公诸于世。不仅她自己不敢，她的家里人也不敢。这样的可能性也很大。如果是这样，那就实际上做到了她自己所说的“不愿付刊经俗眼，惟怜存稿见闺仪”（第三卷卷头语）了。然而“存稿”即使有，想来是无法再见的，应该说是一件很可惜的事。
因此，我主张把《再生缘》重新印行，但只保留陈端生的原著前十七卷，而割去梁楚生和其他作者们所续的尾巴。
五
陈端生的确是一位天才作家，她的《再生缘》比《天雨花》好。如果要和《红楼梦》相比，与其说“南花北梦”，倒不如说“南缘北梦”。她的年代略后于曹雪芹（1715？—1763），当曹雪芹死时，她只有十二岁，她是否看见过《红楼梦》不得而知，从《再生缘》的结构与文词中看不出什么痕迹。假使她是看过，但她却没有受到《红楼梦》的影响，她的创作是发挥了她的独创性的。《红楼梦》是现实主义比重较大的长篇小说，而《再生缘》却是浪漫主义非常浓厚的长篇叙事诗，两者的风格判然不同，但两者都善于描写人物，都具有反封建的精神。而同样令人遗憾的，是两者都是未定稿。这种偶然的一致，正表明封建社会对于天才作家的摧残。这是我们生在二百年后的现代人所不能不惋惜的。
陈端生的诗才有家学渊源。她的祖父陈句山以诗文名于时，有《紫竹山房文集》传世。陈句山是主张女子有才兼有德的人，他有《才女说》一文（见《紫竹山房文集》卷七），表达了这种主张：
世之论者每云“女子不可以才名，凡有才名者往往福薄”。余独谓不然。……诚能于妇职余闲，流览坟索，讽习篇章，因以多识故典，大启性灵，则于治家相夫教子，皆非无助。以视村姑野媪于盲子弹词、乞儿说谎、为之啼笑者，譬如一龙一猪，岂可以同日语哉？又《经解》云温柔敦厚，诗教也。……由此思之，则女教莫诗为近。才也而德即寓焉矣。
可见陈端生小时在家庭中受过诗教。她的才华的确惊人，六十万宇的叙事诗，是用七言排律的体裁写成的。除掉有时用三字句的衬词或用两个三字句来代替七言句外，基本上是一部长篇的七言排律。通篇的平仄和规律都很严（正因为这样，所以有素养的人容易发现书中有错落字句），转韵很自然，对仗很工整，只是韵脚每每是用杭州方言押韵而已。中间间插的一些叙述文字和说白也很简洁，雅俗共赏。别的弹词作家，很少见到具有她这样的功力。例如梁楚生所续的《再生缘》后三卷，诗体便迥然不同。她是用古风写的，平仄不拘，规律散漫；而叙述文则有时繁冗得惊人。像孟丽君最后上元成宗的陈情表，她用骈文写了一长篇，吃力而并不讨好。
陈句山的诗教是传统的“温柔敦厚”，而受了诗教结果的陈端生却是奔放激烈。最有趣的是，陈句山在骂“盲子弹词、乞儿谎语”，而陈端生却背着他写了六十万字的弹词。上面已经说过，陈端生开始写《再生缘》是在乾隆三十三年秋冬之交，第二年正月陈句山请假出京，回杭州扫墓；到三十五年五月才假满返京。但在三十四年八月陈端生已经跟着她父亲陈玉敦到山东登州去了。这样她就离开了她的祖父直到三十六年正月她的祖父去世。作者曾作过这样的自白：“朝朝敷演兴亡事，日日追求幻化情”（第四卷卷末），“翻云覆雨朝朝是，散锦飞霞日日然”（第十三卷卷首）。看来陈端生的确是在以全力来写《再生缘》。尽管她的祖父在骂“盲子弹词”，而她却当作耳边风。这也表明了陈端生的叛逆性格。
弹词是背着陈句山写的，在学写之前有读的阶段，当然也会是背着老祖父读的。《再生缘》的续《玉钏缘》而作，陈端生必读过《玉钏缘》，是毫无疑问的事。我们从《再生缘》中还可以看出，陈端生母亲汪氏夫人是喜欢弹词的人。前引“慈母解颐烦指教，痴儿说梦更缠绵”（第十七卷卷首），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又如第三卷的开头说：“已废女工徒岁月，因随母性学痴愚”；而末尾又说：“原知此事终无益，也不过暂慰慈亲笑口开”；这所谓“痴儿说梦”，所谓“痴愚”，所谓“无益”，其实也就是陈句山所说的“惑溺于盲子弹词”的“村姑野媪”行径，而比之于“猪”的了。时代转变，猪化成龙，龙反不如猪，这倒是一个很有趣的辩证逻辑。
当然，《再生缘》前十七卷也并不是毫无缺点。如果要认真加以指摘，它的缺点很多。脱不了神道佛法、仙行妖术等的非现实的成份，可无用说。作者对于历史的真实性是完全置诸度外的。故事被拟订在元成宗时代，元成宗铁木耳生于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年（1264），是世祖的孙子，即位于至元三十一年（1294），其时已经三十岁，而书中却说他是“少年天子”。
元代，汉人的地位很卑下。民分四等，蒙古人为第一等，色目人为第二等，黄河流域的居民是第三等，长江流域和以南的是第四等。在《再生缘》中，元帝竟接连以汉人为后，且在朝廷中担任王侯将相的都是汉人，而且都是南方的汉人，此外却看不见有什么显赫的蒙古人。这是完全违背史实的。
从地理上来说，她同样不顾实际。元时，北京只是陪都，而她把它写成了清代的北京。由云贵到北京，可以一直走水路。由云贵或荆襄到北京，要经过浙江的温州。再加上海船上可以骑马作战，朝廷上可以赐坐花墩，服装是舞台上的服装，制度是清时代的制度，这些都不能说不是缺点。
陈端生应该说是一位顽强的女性，但她毕竟是女性。因此，在书中的眼泪真是太多。凡她所写的人物，无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强的弱的，贵的贱的，好的坏的，差不多动辄就是“痛泪淋”或“双泪垂”之类。哭的机会未免太频繁了。
然而以上所述的一些缺点，倒不限于陈端生一人，所有写弹词的女作家大抵都犯有同样的毛病。尤其违背历史地理的真实，那更差不多是旧时代小说家的通病。像《再生缘》这样浪漫主义的作品，出现在两百年前，而前十六卷还是出于一位十八九岁的少女之手，我们是可以不必过分苛求的。
尽管有这些缺点，但终归是瑕不掩瑜。《再生缘》前十七卷的确是部杰出的作品。陈寅恪很欣赏它，在他看来，陈端生的成就竟在杜甫之上。唐代元慎（微之）是赞美杜甫的，他认为李白不如杜甫。他说“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李白勉强可以和杜甫相比：“至如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白远远不如杜甫。（见《长庆集》卷五十六《唐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这种抑李扬杜之论，如使杜甫再生恐怕会感到一些意外。但陈寅恪却在这个基础上，更使陈端生远远超过杜甫。他在这样说：
弹词之作品颇多，鄙意《再生缘》之文最佳。微之所谓“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属对律切”，实足当之无愧。而文词累数十百万言，则较“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者，更不可同年而语矣。
这话说得相当大胆。陈寅恪说，他是“噤不敢发，荏苒数十年，迟至暮齿，始为之一吐”；他是“不顾当世及后来通人之讪笑”的。我不是所谓“通人”，因此我不仅不“讪笑”他，反而要为他的敢于说话而拍掌。的确，我们是有点厚远薄近、厚雅薄俗、厚男薄女、厚外薄中的。对唐宋的旧诗人我们每每奉之为圣哲，而把明清的弹词女作者则一概屏弃于俗流。我们能够欣赏《孔雀东南飞》，但很少人能回顾一下这条无尾的神龙《再生缘》。我们能够歌颂希腊的荷默，意大利的但丁，英国的莎士比亚，德国的歌德，俄国的普希金，因为他们有长篇叙事诗或诗剧，然而知道陈端生这个名字的人，恐怕就没有好几位。因此，我也“不顾当世及后来通人之讪笑”，把《再生缘》前十七部仔细核校了，并主张把它铅印出来。我要请求爱好诗歌、爱好文学的朋友们能够阅读它一遍，然后再给与正确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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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纪中国女作家陈端生和她对女性的看法
陈端生（1751——1796）出身书香名门，她的祖父陈兆仑是雍正进士。当时被奉为一代文章宗师，是著名的《紫竹山房文集》的作者；她的父亲陈玉敦也是举人，曾任山东沿海地区登州府的地方官。母亲汪氏，是在云南为官多年的汪上堉的女儿。这些都使陈端生自幼受到很高的学术熏陶，并比一般女性有更开阔的眼界和更广泛的知识。
《再生缘》是陈端生少女时代的作品，前十六卷写于十八、九岁，也就是1768年至1770年间，其中第一至九卷写于北京外廊营救旧宅，第九卷至第十六卷写于山东登州父亲官邸。1770年陈端生母亲病逝，1771年其祖父亦病亡，陈端生全家从登州回到原籍杭州。按当时礼制，陈端生应守母丧及祖父丧各三年。因此在1770年至1772年间不能谈嫁娶，端生结婚时已是二十三岁，较之一般妇女多在二十岁以前结婚，实为晚嫁。据陈寅恪先生考证端生丈夫名范菼，也是世家子弟，他在1780年的一次科举考试中，据说因作弊严惩，判往新疆伊犁，与边疆士兵为奴。十五年后，遇赦回，在回归途中时，陈端生病故，未及相见。据郭沫若考证，范菼是十年后遇赦，当为1770年，而端生亦于同年去世。从陈端生在《再生缘》第十七卷六十五回首节的自序来看，她的婚姻生活是愉快的：“幸赖翁姑怜弱质，更忻夫婿是儒冠。挑灯伴读茶声沸，刻烛催诗笑语联。”范菼的突然被发配边疆，对陈端生是沉重的打击，以至“从此心伤魂杳渺，年来肠断意尤煎”、“日坐愁城凝血泪，神飞万里阻风烟。”这些人生遭际使陈端生停笔十二年，直至1784年，才又续写《再生缘》，这时她已是历尽沧桑的中年女性，过去不到三年写了十六卷，如今一卷写了整一年，正如她自己所说，早已不是“拈毫弄墨旧时心”了。
《再生缘》是一部女人写给女人看的关于女人的作品，是当时勃发的众多女作家所写的许多长篇弹词中的一部。弹词是一种讲唱文学，导源于唐代“变文”，“变文”多以说唱相兼、散韵结合的形式讲述宗教故事，以七字句为主。弹词在变文的基础上吸收了南方地区流行曲调，演唱时以三弦、琶琵、月琴等弦索乐器伴奏，有讲有唱。讲词为口语散文，唱词则多为七字句韵文，也有十字句，或加三言衬字的。内容则多为细腻繁富的言情故事，也有一部分写历史，如明代杨慎所写的《二十一史弹词》。明代弹词已相当盛行，如明代文人田汝成所著《西湖游览志余》所载：“其时，优人百戏，击球、关扑、鱼鼓、弹词、声音鼎沸。”到了清代，弹词则更是蓬勃发展，大大超过了其他说唱文体。最令人感兴趣的是清初出现了一批女作家所写的弹词长篇巨制，少则数十万字，多则百余万字。影响较大的，如明末清初由佚名的母女二人所写的《玉钏缘》三十二卷；陶贞怀的《天雨花》三十卷（成书于1651年）；陈端生的《再生缘》十七卷（主要部分完成于1770年）；朱素仙的《玉连环》三十八卷（成书于1805年前）；郑澹若的《梦影录》四十八卷（成书于1843年前后）；邱心如的《笔生花》三十二回（完稿于1857年左右）；程蕙英的《凤双飞》五十二回（成书于1899年前后）。
明末清初，弹词已非常流行，陶贞怀在她的《天雨花》曲词中说：“弹词万本将充栋，此卷新词回出尘”，清初已有“弹词万本”，可见盛况之一斑。至于弹词兴盛的原因，陶贞怀有一段分析，他在《自序》中说：
盖礼之不足防而感以乐，乐之不足感而演为院本，广院本所不及而弹词兴。夫独弦之歌，易于八音：密座之听，易于广筵；亭榭之流连，不如闺闱之劝谕。又使茶熟香温，风微月小，良朋宴座，促膝支颐，其为感发惩创多矣。
陶贞怀认为弹词之流行正是因为这种体裁最适合在闺阁之间，亦即女性之间畅叙抒怀，它只用三弦、月琴伴奏，比复杂的音乐演奏简单易行，又不须像戏曲那样在大庭广众中演出，而更像在家庭密友间促膝谈心，还可以一边听故事，一边谈感想，互相修改启发，成为被囚禁在家庭之中的妇女极为难得的相互倾诉和沟通的重要途径。因此，弹词多产生于南方，特别是江浙一带，又特别是苏州、杭州等文化发达、才人辈出，女性有较高文化程度和知识水平的城市，而弹词绝大部分写的是女人的幻想和感受。是女人在女人中寻求知音的一种媒介。
十八岁的陈端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创作《再生缘》的，她还有一本《绘影阁诗集》已失传不可考。陈端生的时代比曹雪芹稍晚，与西方第一位女小说家奥斯丁（janeaten1775——1817）大体同时。《再生缘》比奥斯丁二十岁时开?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