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岁，故她在所续《再生缘》第二十卷中说：“嗟我年将近花甲，二十年来未抱孙。”五十晋一，说为“将近花甲”也并不矛盾。再者，三益堂刊本的删改既不是侯芝所为，那么删改者应该别有其人。我看应该是梁楚生。她把全书续完之后，对于前十七卷自会有所增损的。只是增损得很谨慎，不像侯芝的《金闺杰》那样，大刀阔斧地斫削。
侯芝所改编的《金闺杰》实在是改得面目全非，而言词更为陋劣。她给梁续的评语，“既增丽君之羞，更辱前人之笔”，倒可以移来给她自己了。侯芝还另外写了一部《再造天》，主要写的是《再生缘》的下一代人。书前有她的女弟子吴门宋淑吉的序，署“道光六年丙戌（1826年）”。这书显然是在改编《金闺杰》之后的续作，但也同样很不高明。两书体例相同，书前都有七言排律的题词。《金闺杰》题词长达一百句，《再造天》题词五十六句。做旧诗的功力是相当高的，而所编改的弹词，却不怎么当行。《再造天》题词的最后两句是：“无才是德为前训，寄语闺人力淑贤”，这就是她编改弹词的宗旨了。
关于侯芝的身世，谭正璧在《中国女性文学史》中说“不能详细研考”。据我看《金闺杰》题词，在查考侯芝的身世上倒是很好的资料。她也是官宦人家的女子（“椿庭五马称名宦”），小时就受过父兄的教育（“幼趋庭训”，“依兄问字”）。她父亲到广东去做官，她是跟随着的。不幸她的父母同死在任上（“宦游东粤父娘离”）。后来嫁了人，家庭贫困，做过里塾的女教师。她是丈夫是秀才，大儿子在她写词时已经三十岁了（“一第良人犹负米，三旬伯子尚衣缁”）。从这里可以推算出她的年龄，她当时大约已有五十岁。由道光二年（1822）逆数上去，她应该生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左右，谭正璧在《中国女性文学史》中推定在乾隆三十一年（1766）左右，看来是早了一点。她在编改弹词时，她的婆婆还在世，她为的是“堂前承色笑”而写作，但没有想到大受欢迎，而致洛阳纸贵了。她的女弟子宋淑吉的籍贯是吴门（苏州），可能侯芝也诞生于苏州，至少她的夫家是在苏州。
根据这些线索，关于侯芝的身世是可以作进一步查考的，但我在这里不想再多走岔路。
二
关于《再生缘》前十七卷的作者陈端生，在蒋瑞藻《小说考证续编》、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和谭正璧《中国女性文学史》中，都有所论列。近年，陈寅恪有《论再生缘》一文，考证得更为详细，我基本上同意他的一些见解。现在我想扼要地把陈端生的身世撮述如下。
陈端生是杭州人，生于乾隆十六年辛未（1751年），是当时大名人陈句山（1701—1771）的长孙女。她在《再生缘》之外，著有《绘影阁诗集》，可惜失传了。她的妹子陈长生也长于诗，是袁子才所称赏的女诗人之一。袁子才的《随园诗话》中提到长生，而却未提到端生，可能是由于忌避。
陈句山的族孙陈文述（字云伯），在所著《西泠闺咏》中，有咏陈端生一诗。序说里面提到陈端生撰述《再生缘》的来历。
绘声阁咏家□□
□□名□□，句山太仆女孙也。适范氏，婿诸生，以科场事为人牵累谪戍。因屏谢膏沐，撰《再生缘》南词，托名女子郦明堂，男装应试及第，为宰相，与夫同朝而不合并，以寄别凤离鸾之感。曰，婿不归，此书无完全之日也。婿遇赦归，未至家，而□□死。
许周生、梁楚生夫妇为足成之，称全璧焉。“南花北梦，江西九种”，梁溪杨蓉裳农部语也。“南花”谓《天雨花》，“北梦”谓《红楼梦》，谓二书可与蒋青容九种曲并传。《天雨花》亦南词也，相传亦女子所作，与《再生缘》并称，闺阁中咸喜观之。
红墙一抹水西流，别绪年年怅女牛。
金镜月昏鸾掩夜，玉关天远雁横秋。
苦将夏簟冬釭怨，细写南花北梦愁。
从古才人易沦谪，悔教夫婿觅封侯。
陈文述把端生的名字掩下去了，其原因即由于她的丈夫犯罪充军，怕犯忌讳。但揭出了“句山太仆女孙，适范氏”，则所咏的自是端生。蒋瑞藻《小说考证续编》卷一引《闺媛丛谈》，亦叙及此事，行文与《西泠闺咏》大同小异，已明明点出了陈端生的名字。（《闺媛丛谈》一书未见。陈寅恪疑即“王韬《松隐漫录》十七卷附录《闺媛丛录》一卷”，然余所见《松隐漫录》共十二卷，并无十七卷，且亦无附录。待考。）
陈文述保留下这一段掌故，使《再生缘》作者的姓名不致完全失传，是有功于文史的。但他事实上并没有看过《再生缘》，他所说的“以寄别凤离鸾之感”，完全是捕风捉影之谈。
《再生缘》的写法，凡在每一卷的开始和煞尾，作者都写出了自己的身边情况和时令物候，因而明确地保留下了作者写作的年月。她是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的秋天开始写的，写到第二年的二月初五（农历，下同），完成了前三卷。那时她才满十八岁，写作地点是在北京。第二年二月初七日又开始写，写到五月二十七日，又在北京完成了四、五、六、七、八共五卷。不久她父亲玉敦（陈句山次子）由北京去山东，赴登州同知任，她跟随着到了登州。中秋以后又在登州执笔，写到快过新年又完成了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共六卷。那是乾隆三十四年（1769—1770，阴历要跨年度），她年满十九岁。在乾隆三十五年（1770）初头，她又继续写，写了两个月的光景，又完成了十五、十六共两卷。每卷的字数约略相等，约有四万字，十六卷合共六十万字左右。这样的长篇叙事诗，只写了一年半光景，写作的速度是相当快的。但到这时在作者的生活中来了一个大挫折，那就是对于作者写《再生缘》发挥了很大推动作用的，她的母亲生病，到秋初更不幸去世了。第十七卷的卷首说：
慈母解颐频指教，痴儿说梦更缠绵。
自从憔悴萱堂后，遂使芸缃彩笔捐。
作者的母亲姓汪，这位汪氏夫人之死，对陈端生是一件大不幸事，对《再生缘》也是一件大不幸事。
翌年乾隆三十六年（1772）正月，作者的祖父陈句山又相继去世。她的父亲丁忧，不能不解职还乡。作者要服母丧三年，旧制丧服期一年只以九个月算，三年只算二十七个月，须至乾隆三十七年十月始除服。她的父亲要服父丧三年，须至乾隆三十八年闰三月末始除服。旧时大户人家在丧服期间是不能婚嫁的，因此陈端生嫁到范家可能是在乾隆三十八年夏季或至迟冬季，那时她已经满二十三岁，婚期在旧时代是已经相当晚了。
据此可知，《再生缘》前十六卷是作者在c女时代所写的，怎么也说不上“以寄别凤离鸾之感”。
陈端生嫁后，不久便生了一个女孩子（第十七卷“明珠早问掌中悬”）。后来又有一次生育，但不知是男是女（同卷“强抚双儿志自坚”）。大概是在两次生育之间，她的丈夫范某“以科场事牵累而谪戍”伊犁。这一连串事件，把作者c女时代蓬勃发展起来的创作欲，严重地打断了。她的写作一直停顿了十四个年头，到乾隆四十九年（1784）又才动手写第十七卷，这时候她已经三十四岁了。她从“春二月”起写到“白雪菲菲将送腊，红梅灼灼欲迎春”，差不多费了一年。由此可见，她不是像年青时代那样，一气呵成，而是断断续续地在写。
陈端生死于何时，是一个问题。据《清高宗实录》，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九月因科场舞弊事，发往伊犁充军的人犯中有范菼一名。陈寅恪认为此人当即陈端生之夫范某，这是无可置疑的。但他颇疑这个范菼是浙江秀水人范璨（1680—1766）的次子，则不可信。范璨做过湖北巡抚，陈句山称他为“前辈”。范璨的年龄和辈数既比陈句山大，而他的次子虽同名菼，却死得比父亲还要早，即死于1766年前。1766年陈端生才十六岁，怎么会与这一个范菼成为夫妇呢？因此，这一范菼断非那一范菼，二人仅同姓同名而已。
又据《清实录》，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清高宗八十大寿时曾经大赦：“其在配军流人犯，已过十年，安分守法，别无过犯者”可以赦免。算来那位充军伊犁的范菼，到这一年刚好满了十年。他可能在这一年或下一年获赦而归。未至家而陈端生死去，那么陈端生必死于乾隆五十五年或下一年，享年四十岁或四十一岁。
《再生缘》第十七卷是陈端生三十四岁时被人催促出来的，她在煞尾处曾经有所交待：“知音爱我休催促，在下闲时定续成”。可见她受着催促，是有意把书写完。但尽管她此后还活了六七年，而她却终于没有把全书写完。这是什么原故呢？我不相信她就一点“闲时”也没有。陈文述说她自己说过，“婿不归，此书无完全之日也”，也不外是想当然耳的臆测。陈文述这个人是没有品格的，他惯爱摹仿袁子才，乱认人为女弟子，卖弄风马蚤，有些行为很足令人齿冷。但在这里且不必说他。问题倒是陈端生为什么没有把《再生缘》写完？
要解决这个问题，须得把《再生缘》故事的主要线索简单地叙述一下。
四
以上是陈端生原著《再生缘》前十七卷的一个简略的梗概。作家把这样的梗概，敷演成六十万字的长篇叙事诗。她善于作心理描写，人物相当繁多而各有个性，因而，写得十分生动。有时候连她自己也在自鸣得意。例如第十二卷卷首说：“佳时莫赘升平象，妙笔仍翻巧幻文。七字包含多少事，一篇周折万千情。才如弄月吟香态，又转兴风作浪声。好似琵琶传曲调，真同琴瑟鼓和鸣。慢来薄雾飘银汉，急处飞流下翠岑。闲绪闲心都写入，自观自得遂编成。”你看她自己说得多么如意。不过这样的话倒也不是虚夸，读起来真有这样的感觉。全书波浪层出，云烟缭绕，神龙游戏，夭矫不群。然而这条神龙真是见首不见尾，成为了一条无尾的神龙。
我还要重复提起这个问题：为什么陈端生终于没有把《再生缘》写完？如果让她自己来写完，她究竟会写成怎样的结束？
照她的故事的发展上看来，依着孟丽君的性格，同时也依着作者的思想，是只好写成悲剧的。
作者的思想富于叛逆性。她的胆子相当大。她假想了一个孟丽君，女扮男装，中状元，做宰相；但也假想了一个卫勇娥，上山寨，做寨王。卫勇娥在做寨王的时候，她说过像下面的一些话：
“既在山林为好汉，少不得替天行道正纲常。”
“逃到山中为寨主，意思要替天行道立根基。”
“部前将士心钦服，都说道定要真龙夺假龙。”
这些话说得相当勇敢。连皇甫夫人尹良贞也看中了她，竟心下怀疑：“莫非元运应该绝，又出兴王定霸人？”
卫勇娥后来虽然受了招安，东征有功封为伯爵，改还了女妆，与封为侯爵的熊浩成了夫妇。这两人的地位，仅次于孟丽君与皇甫少华。但关于他们的故事，在书中还没有结束。下文如何？这也是值得提出的一个问题。我且留在下边再讲。
作者写孟丽君的显达，虽然不脱封建时代的俗套，但也不失为是一种叛逆的想法。在男性中心的封建社会，女性的才能得不到发展，故往往生出这些要与男子并驾齐驱的幻想。不过作者的叛逆性却更进了一步，她使她的主要人物发展到了目无丈夫，目无兄长，目无父母，目无君上的地步。特别是她揭露元成宗的好色心理是相当痛快淋漓的，在作品中揭穿了封建帝王的虚伪和胡作非为，这在旧时代是难能可贵的事。同是女作家的侯芝，在《金闺杰》的题词中，对于《再生缘》的女主人公便作了相当严厉的批评：
齿唇直逞明枪利，骨肉看同蔽屣遗。
僭位居然翁叩首，裂眦不惜父低眉。
倒将冠履愆还小，灭尽伦常罪莫疑。
说孟丽君“灭尽伦常”，自然也就是说陈端生的想法“灭尽伦常”。所以接下去又说：“抹倒须眉无过甚，表扬巾帼太淋漓”，那就直接在批评陈端生了。以女人来批评女人，这就更鲜明地显示出了陈端生与侯芝的优劣。侯芝的封建性是十足的，她所删改成的《金闺杰》，把《再生缘》中有些骨气的话通通删掉了，而她还在自鸣得意。她在指责《再生缘》的第十则中说：
长华云：“当时一晓这情端，坐上金銮大殿间。撞起钟来擂起鼓，会齐文武众官员。谈道德，讲公言，论论君王然不然。”如是恶劣，何异江北书？予改云“皇上必要丽君，臣亦何敢云？惟虑负太后慈训，累皇上圣德”，始不失讽谏之意耳。
这正是服膺“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女性所怀抱的十足柔顺的封建意识。不仅侯芝是这样，另一位女作家邱心如（1805？—1873？），她写了一百多万字的弹词《笔生花》，在该书第一回里对于《再生缘》也有同样的批评：
新刻《再生缘》一部，当时好者竞争传。
文情婉约原非俗，翰藻风流最可观。
评遍弹词推冠首，只嫌立意负微愆。
刘燕玉终身私定三从失，怎加封节孝夫人褒美焉？
《女则》云一行有亏行百失，何况这无媒而嫁岂称贤？
郦保和才容节操皆完备，政事文章尽擅兼。
但摘其疵何不孝，竟将那劬劳天性一时捐！
阅当金殿辞朝际，辱父欺君太觉偏。
实乃美中之不足，从来说人间百事孝为先。
因翻其意为新调，窃笑无知姑妄言。
这些见解，出诸封建时代女性的笔下，倒是并不希奇的。然而，两两比较起来，陈端生的思想，毕竟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她的时代，这倒是一件希奇的现象。陈端生在她年青时代是非常自负的，通过她所创造的人物孟丽君的口里便说过：“吾为当世奇女子，岂作无羞这等人？”“既然要做聪明者，须做聪明绝顶人！”“如此闺娃天下少，我竟是春风独占上林枝！”这些等于是她的自白。
其实作者的反封建是有条件的。她是挟封建道德以反封建秩序，挟爵禄名位以反男尊女卑，挟君威而不认父母，挟师道而不认丈夫，挟贞操节烈而违抗朝廷，挟孝悌力行而犯上作乱。她的以封建而反封建，正如她自己所说“定要真龙夺假龙”。事实上她还是在那儿鼓吹忠孝节义。不然她的书便成为大逆不道，而被投进火里去了。然而就是这样，也已经遭受到“灭绝伦常”的批评。封建秩序在旧时代的确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陈端生以十八、九岁的女子公然敢于犯了它，她的性格和才能，在旧时代总应算得是出人一头地的了。
所以根据作者的性格和作品发展的逻辑，《再生缘》的结束只能是悲剧的结束。
我相信在作者的意识中是回旋过这样的想法的：
1、丽君在吐血中死去。她的口吐鲜血，在最后被元成宗威逼的时候，已经是“喷出朱唇似涌潮”了。这不是什么“血不归经”，而是急性肺结核或十二指肠出血等很危险的症侯，在旧时代是没有办法挽救生命的危险的。我们可以联想到历史上的一个故事，左良玉吐血一斗、一夕而亡。因此，孟丽君可以在三天之中任何一天死去。她的干脆的死去，是最好的结束，因为作者所创造的这个人物已经接近完成了。当然，在她死去之前应该让她有一次表白的机会。她应该写出表文，由梁鉴转奏，承认自己是孟丽君，而严厉批斥元成宗的荒谬要求。还要让她说出自己在政治上的抱负，想再有所作为，故不愿及早卸却男装，并非留恋名位。书中对于孟丽君没有写出她有多么高尚的政治抱负，是一个缺点。这样就可以得到补偿。在孟丽君死去之前，自应让她同自己的父母和皇甫少华见面。同时苏映雪的身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