茫茫前途。陈寅恪先生首先把《再生缘》从失语的女性弹词文学中挖掘出来是值得感谢的。他和郭沫若先生的高度评价奠定了《再生缘》在文学史中的应有地位。弹词文学作为明清讲唱文学的一种主要形式，在民间特别是江浙一带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然而，首先因它是俗文学而被忽视；其次，又因它为女性文学而倍受歧视，特别是后者。男性出于一种无意识的戒备和敌意，表现出对女性文学的一种本能的漠视。然而遗憾的是，一些女性理论本身，同样表现出漠视自己，苛求自己的一面；针对同一篇论文，她们会因作者性别的不同而做出截然不同的评价，（注：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84页。）这是缺乏生活底色的纯粹理论的可悲。女性的解放，说到底是一种思想的解放。当我们放弃了以现实生活为底色的表演理论——影视，而只靠少数女性主义领袖的抽象论文和著作，周旋于知识分子中间而漠视社会的主流意识，陈端生的那个梦想将永远只能在企盼中停驻于“再生”的希望。因而《再生缘》能够横空出世，实乃万幸。
陈寅恪先生对《再生缘》的推崇主要发自他对民主精神的向往：“《再生缘》一书，在弹词文学中所以独胜者，实由于端生之自由活泼思想”；（注：陈寅恪《论〈再生缘〉》，载《中华文史论丛》第8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10月出版。）而郭沫若先生对《再生缘》的青睐则更多地带有一种反封建的眼光：“她是挟封建道德以反封建秩序，挟爵禄名位以反男尊女卑，挟君威而不认父母，挟师道而不认丈夫，挟贞操节烈而违抗朝廷”，（注：郭沫若《〈再生缘〉前十七卷和它的作者陈端生》，载《光明日报》1961年5月4日。）他们不是女权主义者，没有从女性这一角度对它进行深入的分析，并且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视角，但他们的评论无疑促进了人们对《再生缘》的认识。这种现象或许也说明了女性的独立是与民主政治紧密相关的，女性的自由离不开人类的进步。
五、权势的侵蚀
或许陈端生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尝到权势甜头的孟丽君已悄然地完成了她的蜕变。文本是作者构造的，但又是独立于作者之外的。陈端生只想着为实现女性的梦而给孟丽君以足够的权力，可以说权势是孟丽君实现独立的强有力的工具。然而，陈端生从来没有想到过权势会腐蚀我们的女主人公，就象18、19世纪的人们不会怀疑理性和科学一样。但文本中孟丽君还是偷偷地变了，并且不管自己是否意识到这种异化，从她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