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军委参谋部部长。军委参谋部下设作战、情报、通信、管理四个局，聂鹤亭带领各局的同志们承担起繁重的日常工作，包括主力红军整编为八路军，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及与友军联合作战等具体业务。这期间，聂鹤亭几乎天天向中央军委主席等领导人请示、汇报，他有意识地向他们学习，在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方面都颇有收获。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新四军军部在武汉组建。军长叶挺是聂鹤亭的老上级，副参谋长周子昆北伐战争时期当过聂鹤亭的营长、党小组长。新四军初建，正急需干部，叶挺等便向党中央提出：希望调聂鹤亭到新四军工作。当面征求了聂鹤亭的意见，聂鹤亭见老上级相邀，马上表示愿意去新四军。批准了。但看到爱将即将离开，毛也感到心中不舍，于是提出让聂鹤亭动身之前再到自己那里去一趟，他要为聂鹤亭饯行。聂鹤亭想到要去新四军，心里太高兴了，虽注意到了的一脸不舍，却误读了这个表情。以当时的威望，聂鹤亭生怕在饯行时，毛再出言挽留，那就走不了了。于是他耍了一个“小聪明”，反正同意了，他简单地收拾完东西，向的窑洞方向不舍地望了一眼，未赴之邀，便匆匆地离开了延安。这本是一个误会，但却形成了不良的影响。事后，聂鹤亭解释说：当时自己实在太想去新四军了，生怕变卦，不放他去新四军，所以才……聂鹤亭已意识到在这件事上自己的做法的确欠妥。他到武汉后，被中央长江局留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开展对国民党军的统战工作，未能如愿去新四军。
五个月后聂鹤亭奉调再次回到延安。对上次未赴之邀一事，他本想找当面解释一下，但却因为种种原因终于没有成行。此事成为他一生中的一件憾事。
抗日战争胜利后，聂鹤亭随、萧劲光前往东北，先后任松江军区司令员兼哈尔滨卫戍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辽吉军区司令员，辽北军区司令员。辽北军区是由辽吉军区和辽宁军区合并而成，辖区包括今辽宁省和吉林省的大部、内蒙古自治区一部，是东北较大的二级军区，所属部队有六个独立师、一个骑兵师、三个军分区及一个军事部，总兵力接近十万。
辽沈战役是扭转全国战局的关键一仗，战役打响前，聂鹤亭经过深思熟虑，向提出：东北野战军主力似可南下攻打锦州，只要攻克锦州，东北战局就会大大改观。但有自己的想法，没有采纳聂鹤亭的建议。后中央军委几次发来的电报，也要求东北野战军南下打锦州。聂鹤亭的建议与中央军委的决策吻合，当然也记住了这个在第五纵队时的同事。
蒋介石为挽回东北战场的败局，增兵葫芦岛以救援锦州，原在长春外围参加围困战的第六纵队十八师和十二纵队南下对付锦州救兵，围困长春的任务交给各独立师承担。聂鹤亭奉东北野战军首长紧急命令，率辽北军区所属的三个独立师开赴长春作战。长春国民党守军几次试图突围，均被击退。
锦州被攻克后，陷入绝境的长春国民党守军或起义或投诚，长春和平解放。长春和平解放的第三天，、罗荣桓即电令聂鹤亭率辽北军区所属的六个独立师和一个骑兵师南下解放沈阳。进军沈阳的部队还有第一纵队、第二纵队、第十二纵队，、罗荣桓指定聂鹤亭统一指挥解放沈阳作战。聂鹤亭部署：辽北军区部队从东北方向进攻沈阳；第一、第二纵队由西北方向进攻；第十二纵队由南向北攻击。总攻发起前，国民党新一军暂编五十三师师长许赓扬派人出城，与辽北军区独立第一师联系起义事宜。聂鹤亭考虑：暂编五十三师虽在解放军兵临城下之际才提出起义，但他们的行动可以使东北最大的工业城市少遭破坏，还是应该欢迎。他未向东北野战军首长请示，便在接见暂编五十三师代表时同意他们起义。
十月三十一日夜，暂编五十三师如约让开了通路，聂鹤亭下令各部队开始行动，于十一月一日凌晨攻入沈阳市区。国民党青年军二o七师负隅顽抗，被辽北军区部队歼灭。指挥沈阳城防的国民党军第八兵团司令官周福成，率三百余名军官、卫队向辽北军区部队投诚。
十一月二日，沈阳全城解放。但在接受暂编五十三师起义一事上，、罗荣桓因聂鹤亭事前没有请示而给予了批评。认为：暂编五十三师不应算做起义，而应以投诚对待。聂鹤亭起初想不通，后经罗荣桓做工作，聂鹤亭做了自我批评。
不久东北野战军改编为第四野战军，聂鹤亭被任命为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第四野战军参谋长由华北军区调来的萧克担任，罗荣桓在萧克履任时特意嘱咐萧克说：四野的两位副参谋长陈光、聂鹤亭，都是资格较老的同志，你到四野来，能团结他们一道工作才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聂鹤亭被中央军委调至北京，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副司令。进了北京的聂鹤亭仍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过着简朴的生活。但他对牺牲的战友、烈士的亲属却十分慷慨。
建国初期，他与一位参加过吴山庙暴动的烈士亲属取得了联系。尽管那位烈士的亲属没有提出什么困难，聂鹤亭还是从此定期寄钱补助他家的生活。上世纪五十年代，聂鹤亭曾在出差时顺路去过一次安徽老家。他在阜阳辗转找到参加广州起义牺牲的张子珍烈士家，张子珍的父母、妻儿难抑悲伤，全家人一起痛哭。聂鹤亭忍住热泪，解开自己的衣服，露出在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中负伤留下的伤疤，动情地说：“干革命是有牺牲的，我也是九死一生。子珍虽然牺牲，但他是你们全家的光荣。”
也是这一次，聂鹤亭在阜南找到了周传业、周传鼎烈士的亲属。周传业、周传鼎是兄弟俩，一九二八年聂鹤亭曾与他们一道重组安徽阜阳临时县委，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后来，周氏兄弟被国民党逮捕，英勇就义于安庆。聂鹤亭来到周家，深切地慰问了两位烈士的亲人。回到北京后，聂鹤亭多次将自己的薪金寄给烈士们的亲属，聂鹤亭当时的月薪，也不过三百多元。
除经济上的资助以外，聂鹤亭还在思想上关心。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抽空给他们写信。一九五一年七月九日，他在给张子珍烈士子女的信中写道：“我在信上看到你们的进步，这样你们就不愧为一个烈士子女的光荣称号……党对任何一个革命后代特别是烈属子女都是很关心他们的发展与进步的。但主要的还是靠他们的主观努力，与他们的革命性与进取心，因此我是十分热望你们能够做一个真正革命的儿女。”
一九七一年三月，聂鹤亭在“特殊时期”的动乱中逝世。多年以后，得到过他关照的烈士亲属们仍然深深地怀念着这位老将军。
“这个时候你派聂鹤亭过去，我觉得有点儿不太妥当吧，毕竟，现在哈尔滨的事情也很多，你现在把聂鹤亭派过去，哈尔滨的事情怎么办呢。”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张心居然对自己的安排提出了异议了。
“那张司令员你的意思是，派谁过去啊，”听了张心的话之后，觉得也有道理啊，所以，马上的就向张心问到。
“让苏静同志过去，他比较合适。”张心这个时候一锤定音的说道。
苏静曾用名苏孝顺。福建省海澄（今龙海县）县人。中国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的政治工作者，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早年赴缅甸谋生，一九三二年回国参加海澄县红军游击队，同年转入中央红军第一军团，一九三六年加入中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一军团总指挥部参谋、科长等，参加了中央苏区第四、第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中率侦察部队前出收集情报，为长征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东进支队司令部秘书长兼军法处处长、师司令部科长、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兼敌工部部长、战时工作委员会公安处副处长、山东军区政治部秘书长等职，参加了平型关等战役和开辟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斗争。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山东军区参谋处副处长兼情报处处长、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情报处处长、东北野战军司令部作战处处长兼教育处处长等职，参加了开辟东北根据地的斗争和辽沈、平津、渡江等战役。在平津战役中，作为我军代表进入北平同傅作义的代表及傅本人进行谈判，为和平解放北平做出了特殊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南军区副参谋长，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务部部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在任总参军务部部长期间，为加强军队正规化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特殊时期”期间调到铁道部、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做领导工作。苏静同志是中国第九、第十、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代表，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一九五五年授予中将军衔。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聂荣臻元帅在回忆录中这样评价苏静：“红军过草地，苏静同志在前面开路是有功的。”红一方面军长征时，红一军团奉命为开路先锋。当时的军团长为，政委是聂荣臻，苏静虽是军团的一个小小侦察参谋，却是先锋中的先锋。
红军进行史无前例的战略转移，情报侦察至关重要，一着不慎，就会有全盘皆输之虞。红军爬雪山，过草地，都是人迹罕至之处，再加上张国焘拥兵自重，率红四方面军闹分裂，更使党中央所在的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雪上加霜。中央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后，减员严重，只有八千多人，又多是老弱病残之辈，饥饿、疾病、疲劳使他们的体力已经达到了极限，每多走一两天路程，都有可能造成可怕的非战斗减员。未来的路上仍然军情、民情、地形三不熟，危机四伏。因此能否在情报上达到知己知彼，尽可能地少走弯路，避开优势敌军，是红军最终到达目的地的保证。
为确保长征的胜利，亲自到一军团指挥部队北上。侦察参谋苏静的工作压力可想而知。每天晚上，他把侦察员们搜集来的情报分析汇总，根据新的情报连夜绘制新的行军路线图。第二天天没亮，苏静就会带上最新的行军路线图向报告当天的行军路线，为红军尽快到达目的地做出了重要贡献。长征途中，苏静为中央红军绘制的路线图达数百张之多，现在仍有数张完好无损地保存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这都是见证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踏遍大江南北，历经千辛万苦的珍贵史料。
一九年秋，红军到达陕北后，曾经力图向北发展，一军团主要将领、左权带领苏静到瓦窑堡以北地区进行实地勘察，不料陷入沙漠，迷失方向。眼看夜幕将至，、左权等人心急如焚，但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去。大家想来想去，最终都把目光集中在骑着一匹老马悠哉悠哉的苏静身上。左权将军心直口快，对苏静说：“大家都说你点子多，就快想想办法吧。”苏静自幼饱读诗书，博闻强记，当然知道“老马识途”的典故，心中早有了答案。他没有直接回答左权，而是不慌不忙地下了马，放开僵绳。正如苏静所料，老马很快就带着他们踏上归途。从此，苏静成为手下的小诸葛，得到的赏识。抗战爆发后，红一军团改编成一一五师，许多将领都要降一、两级以上使用，苏静却被提升为侦察科科长。
一九三八年，八路军一一五师进驻晋西孝义地区，国民党方面派了一个蒋干式的高参到一一五师进行“联络”事宜。那个高参到八路军后，极为活跃，频繁拉拢、收买师部机要人员。很快，一名师部译电员被拉下了水。
当然这一切都逃脱不了苏静的那一双鹰眼。几天后，苏静不动声色地处理了那名译电员，然后连续数日大鱼大肉宴请国民党高参。这位高参欣喜若狂，欣然赴宴。宴席中，苏静代表八路军殷勤劝酒，高参及其随员们也心怀鬼胎地频繁回敬。很快，苏静不胜酒力，开始胡言乱语，将八路军一些机密“情报”也说了出来。每到三更半夜，那位高参便会将他收集到的情报发给上司，屋里电台“嘀嘀嗒嗒”，苏静则在隔壁房间的被窝里将高参发出的电码原原本本记在本上。通过对故意泄密内容和国民党电码的反复对照，苏静轻而易举地将国民党的电报密码弄到了手。对于上述功绩，如果不是当时的老领导主动说出来，苏静是绝对不会向任何人提起的。
长期作为苏静的老上司，比谁都更有对苏静的发言权。一九四六年初，东北战场很不明朗，统率下的东北民主联军主力从山海关一直退到松花江以北，处境极为艰难，很需要打一个大胜仗以鼓舞士气。然而部队装备奇缺，驻地分散，群众也没有充分发动起来，想打大胜仗非常困难。把希望寄托在前方总指挥部情报处处长苏静身上。知道，老部下苏静在关键时刻总会给他惊喜。
事实也正如所料。苏静和他手下的一百多名情报人员迅速活跃在广袤的黑水白山间，冒着严寒收集敌情。二月十一日，苏静获悉敌八十九师近两个团脱离其主力到达秀水河子，离主力有三天的路程，很快上报。当机立断，迅速就近调集七个团的优势兵力一举将其全歼。这是率部进军东北以来打的第一个漂亮的歼灭战。四月十五日，在苏静准确的情报保障下，指挥部队又在大洼一举歼灭敌八十七师四千四百人。当时，敌八十七师和八十九师两个师均属黄埔悍将陈明仁的七十一军，战斗力极为强悍，在东北战场多次给部队造成重大伤亡。能够连续重创七十一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苏静的情报保障得力，做到了知己知彼。大洼战斗结束后，高兴地对秘书季宗权说：“一个苏静等于十万兵。”正是由于有苏静作后盾，此后作战经常通过电台直接指挥师、团一级作战，作战效率大大提高。
第五卷 第六百六十五章 （混混章 节）
第六百六十五章（混混章节）
一九四八年秋，国共两党为争夺东北举行辽沈决战。电影《辽沈战役》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和之间在战略上的分歧。分歧原因在于对攻占锦州信心不足。红军时期，就擅长运动战，不喜欢攻坚。四平之战前，多次运用围城打援的战术得心应手地消灭大量敌军于运动之中。但是一九四七年六月，率领重兵围攻四平，结果遭到国民党悍将陈明仁的重创，从此，再也不回四平。对于攻坚，确实存在一定的畏难情绪，即使东北解放军已在东北战场取得了决定性优势，也是如此。
在的一再要求下，最终定下攻锦决心，率领数十万大军南下攻锦。锦州之战成为决定国共两党两军在东北命运的关键。解放军重兵围困锦州后，守敌在范汉杰的指挥下作困兽斗，国民党又调集十万大军向锦西葫芦岛方向增援。当时锦州与锦西之间只有四十公里，其间虽有塔山，实为坡山，无险可守；周围制高点均为敌军占领，又东临渤海，极易遭到国民党海军的炮火攻击。敌守城司令范汉杰又是黄埔军校一期出身，曾在日本、德国考察学习过西方军事，在中堪称“能战之将”。锦州开战之初，蒋介石没有把握，要他突围，他却力主死守。在范汉杰的怂恿下，蒋介石亲自在葫芦岛海面军舰上督战，大有一举歼灭解放军于锦州城下之势。
由于东北野战军缺乏攻坚经验，攻城部队伤亡在一天天的增加。当时东北野战军南下攻锦，燃料只够单程使用，如果就此撤围北上，不仅和党中央不满意，东北野战军花费多年心血才建立的重炮、坦克、装甲车等重装备也要扔在锦州城下。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咬紧牙关背水一战，一面攻坚，一面打援。为了对付国民党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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