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最惨烈的时候，一天就有三、四个连队全部牺牲在阵地上。营连一级的建制很快就打散了架，只好以团级单位进行防守。打了不到半个月，五十军就已伤亡过半，全军勉强能成建制投入战斗的只有四个营又四个连部队。因伤亡过大，很多阵地丢失了。曾泽生只好收缩兵力，固守要点，尽力迟滞敌军的北进。一直打到一九五一年二月初，因汉江面临解冻，五十军不得不放弃阵地，撤至汉江北岸。在这里，五十军继续阻击攻势不减的联合，为稳定整个战线苦苦支撑。在五十多天的汉江两岸防御作战中，五十军统计毙伤俘敌一万一千余人，击毁坦克装甲车七十余辆，击落击伤敌机十五架，缴获各种枪支一千八百余支、汽车十七辆、火炮三十四门。
若干年后，有人问起曾泽生对自己打过的哪一仗印象最深刻，他回答：“汉江南岸防御作战。“作为一名起义将领，在一生中打过这样的仗，曾泽生可以骄傲了。
一九于五一年三月十五日，曾泽生率五十军回国休整。同年七月，曾泽生率五十军第二次开赴朝鲜，担负西海岸防御以及抢修机场等任务。十月至十一月，曾泽生率五十军奉命执行渡海攻岛任务，在空军和炮兵支援下，先后攻占南韩军盘踞的极岛、炭岛、大和岛、小和岛和艾岛。此后，五十军一直作为西海岸守备部队。一九五一年底，因病回国休养。一九五三年一月，又入朝回到五十军。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九日率领五十军回国驻防丹东。
曾泽生将军在长春起义前，虽在旧军队里做事，但他是一个富于爱国心，有正义感，能洁身自好的军人；当抗战爆发、国难当头之际，他主动请缨出滇抗战，率部与敌浴血苦战数十次，为保卫祖国、民族尽了军人的天职。他虽曾追随蒋介石打内战，做了蒋介石的内战工具，但他最终却以起义来反对蒋介石的内战。起义后，率部参加了解放战争，特别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创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综观其一生，曾泽生是一位追求进步、追求光明、爱国爱民的将军。
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政委的肖华曾指出：“长春起义对于进一步瓦解敌军，解放沈阳，夺取辽沈战役的胜利，进而加速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进程，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曾泽生将军在长春被围五个月之久、城中弹尽粮绝饿殍遍地之情况下，仍然瞻前顾后、犹豫不决计较个人得失，未能尽早起义救万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应为由此造成之十数万饥民死亡负责。
长春起义后没几天，致电东北局和东北军区：根据曾泽生最近数日各种表现较吴化文要好，你们应对他其所部采取欢迎帮助的态度，云南军队被迫来东北作战，又在长春受了苦楚，可能改造成为较好的部队。改造是必须坚持的方针，但不应操之过急，应依据情况逐渐进行之，首先注意取得曾泽生及其较好干部对的信用，以利协同进行部队的教育工作。
原国民党第六十军一八四师少将师长潘朔端于一九四六年五月在辽宁海城率部起义后，于当年底率部进驻黑龙江兴隆镇，随后，部队开展了以诉苦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整训。据潘朔端身边的副官赵霖芝回忆，当时，潘朔端经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也下去听听战士诉苦，这样对提高思想觉悟是会有启发的。”曾泽生就没有潘朔端那般洒脱了。
曾泽生率部起义后，部队即开赴九台县，接受领导的政治整训。政治整训内容包括三个运动和三个教育，核心是发动起义官兵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军队。那是一场哭天喊地震动寰宇的苦难控诉，是涕泗滂沱泪水涟涟的灵魂洗礼，更是起义官兵洗心革面脱胎换骨彻底的思想改造。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首任政治部主任王振乾著文回忆：“在整编改造中，困难最大、工作最难做的还是一些上层人物。”中、下级起义军官的思想改造好办，他们在部队、在东北军政大学直接参加了震撼心灵的“泪血大控诉”。对上层将领则不同，既要“彻底摧毁、改造旧军队反人民的立场观点和思想作风以及旧军队的各种制度”，又要“多做疏通引导工作，务使大家心情舒畅”。
干部期望曾泽生等起义将领能主动反思自己的历史罪恶，否定旧我，重铸新我，可人家死要面子，历史罪恶讲得少，历史功绩讲得多，什么护国讨袁啦，什么台儿庄大战啦，什么长春起义啦，还有保护小丰满电站等等，反反复复，讲个没完。也难怪，旧军队压根就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一说！改造起义的高级将领，一个天大的难题！
要坚持彻底改造方针，就不能不无情揭露旧军队中诸如贪污腐化、打骂士兵、虐杀俘虏、祸害百姓等等不人道的一切罪恶，其间，不可能不涉及起义将领们的过去。更何况，鼓励起义官兵揭发他们往日顶礼膜拜唯命是从的将领的历史罪恶，有助于割断他们之间的封建关系，有助于实现他们脱胎换骨的灵魂裂变，有助于重建他们的人格尊严、价值观念、是非标准，有助于为彻底改造起义部队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潜心学海泛舟
对于曾泽生在控诉运动中的态度，参加改造起义部队的解放军干部是有意见的，虽然，徐文烈政委等军领导一再劝说大家要有耐心，相信曾泽生军长会提高觉悟，但是，一些相当难听的指责还是随之流露了出来。尽管，士兵和中、下级军官与起义将领“背靠背”控诉，尽管，对揭发出来起义将领的历史罪恶，干部闭口不谈，更不予以追究，但曾泽生还是风闻到一些只言片语的情况。如此，他“心情舒畅”得了吗？
曾泽生“于沉闷中”留下的一篇日记，颇能说明他当时的心境：我自己因参加国民党军队，有过压迫人民等种种罪恶，对于有些过失，曾经作过思想斗争，从严要求自己，多作自我批评和反省检讨，向真理低头，唯求宽大谅解，使我参加革命。但是，除上级领导以及党的政策本身实属宽大外，下面一般执行者往往老以反革命的皮给我披上。……其实，以往我们之所以当过反革命封建小头目，那是由于当时思想糊涂，误为人家作工具，本身尚不是反动的封建头子，说不上积重难返。（陇师长也遭同样看待，他愿意离开一下，也好最低限度使部队改造不受障碍）。
赶上时代思想潮流的机会是曾泽生自己安排的。部队的控诉运动进入后，他提出：鉴于风湿性关节炎严重发作，希望组织能批准自己赴辽宁五龙背做温泉疗养。一个皆大欢喜的请求。如此，曾泽生不仅可以免除面对控诉的尴尬，还有了闭门读书，静心反省的安谧条件。
从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七日到八月四日疗养期间，曾泽生如饥似渴地读了几十本书，有经典、深奥的马、恩、列、斯著作，有深入浅出的延安整风文献，有面向大众的社会主义普及读物，曾泽生逐一拜读，并写下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和日记。曾泽生用手中的笔，为后人留下了他思想转变的轨迹：四月二十五日，曾泽生“于沉闷中”开始认真地思索自己的人生轨迹，探寻今后的人生道路。五天后，他详细拟订了自己“休养期间的读书计划”。又过了五天，他写道：我在这里每天洗两次，洗是治病，洗身、洗面、洗心。洗身后又对照书本来洗心，看洗去了多少污浊，还剩多少，再去洗面。每天都不断洗照，决心把罪过洗去，换上一些新的思想，确定革命的观点和立场，能否如愿以偿，现在仍无把握，不敢断定，只是努力坚持，以洗和照，照和洗，从主观上来要求自己。
如此洗法，仅仅洗了七天，茅塞顿开的曾泽生便有了“过河登山”的雅兴，欣赏起了“花草树木枝繁叶茂，原野碧绿朝气蓬勃”的盎然春意。五月二十六日，当部队即将南下参加解放战争时，回部队为连以上干部讲话的曾泽生军长，已有满腹的“经纶”可以“讲经说法”，慷慨陈词，滔滔不绝了。
第五卷 第六百六十八章 （混混章 节）
第六百六十八章（混混章节）
曾泽生的思想改造，没有经历中、下级军官体验过的那种短时巨痛，但处于社会变革大潮的新型人民军队里，他还是因为价值观念上的差距，于从“主子”到人民勤务员的社会角色转换中，不断地感受到了一些并非恶意的难堪。
第五十军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驾驶员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九五一年，曾泽生因车祸负伤回国治疗，夫人李律声前来探望。一天，李律声因私事外出，向管理部门要了一辆小车送行，回到住地，李律声一下车，随手从坤包里掏出钱来，一边客客气气地道谢，一边面带笑容地把小费塞给驾驶员。在旧军队，有一个约定俗成的习惯，长官坐车，于公于私都有天经地义的资格，不需要给任何小费。家眷就不同了，家眷因私乘车一般要给小费，尤其坐“外人”的车，必须给小费。付小费，在一定程度上，是太太们在“外人”面前为当官的老公绷面子。李律声以贤内助着称，平时处处注意维护丈夫的面子，对待丈夫手下的人也比较和蔼，她初次付小费，本以为驾驶员能为自己出手大方而笑纳，不料，面有难色的驾驶员说什么也不要。按以往的经验，拒绝接受小费通常是嫌钱少，而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即便不在大庭广众之下，也相当扫面子丢脸。李律声立刻收敛了笑容，脸一下子涨得通红，她一声不吭，打开随身的小坤包，又掏出一把钱，数都没数，“哗”地一下，撒到车上，扭头就走了。驾驶员望着车上东一张西一张花花绿绿的钞票，不知所云，手足无措，像木头一样戳在小车旁，呆了！
管车的干部发现军长夫人动了气，三步并作两步上前就要训斥驾驶员，没等开口，驾驶员两串眼泪“噗嗒噗嗒”地掉了下来，只好先和言细语地问问：“怎么回事？”一问才知道，军长夫人是为驾驶员拒收小费怄气，而满腹委屈的驾驶员又另有一番道理：“你们领导上课不是讲过了嘛，职务大小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的津贴是国家发，再收他们的小费，不就又成他家的佣人了吗？”管车的干部哑口无言，只好把钱一张一张地捡起来，数一数，上交领导。
据说，有关领导为还钱的事煞费苦心：既要还钱，又不能伤军长的面子，还要讲清道理。李律声和驾驶员各自的委屈，均有各自的“道理”，区别在于新旧道德之间的巨大差距。在曾泽生身边当了八年侍从副官的乔景轩，曾写了一篇《回忆曾泽生军长》的文章，其中，评价曾泽生在旧军队时“很讲旧道德”。当这篇被普遍认为相当客观的文章编入某书时，编辑将“很讲旧道德”一句中的“旧”字漏掉了。一字之漏，将往日效劳于阶级压迫制度的曾泽生抬上仙境，也将晚辈对历史人物的认识导入迷途。
一九五一年，曾泽生从抗美援朝前线回北京，受到主席的召见。曾泽生又遇到一次尴尬。这次尴尬，比士兵拒绝接受他夫人的小费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本来，在旧军队，别说晋见最高统帅，就是见了云南王龙云、卢汉，曾泽生都要毕恭毕敬，唯唯诺诺。这不仅仅是习惯。旧社会、旧军队通行的是一种等级森严的阶级压迫制度，要在这种不平等的社会秩序中生存，就不能不在“主子”和“奴才”面前经常变换自己的社会角色。
人民军队则不同，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的人格是平等的，建国初期的人民军队又没有那么多的繁缛礼节，所以，曾泽生虽然早已转换了社会角色，成了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但在那里，他长期养成的旧军人习惯却很自然地成了尴尬。见曾泽生局促不安，有意识地向他询问起汉江五十昼夜阻击战的情况。这是第五十军建军以来最辉煌的战史，也是曾泽生生平最得意的经历。
从战役最初阶段该军坚守的前沿阵地修理山、帽落山、白云山、文衡山，问到内飞山、鹰峰、国主峰等要点构成的第二道防御地带；从美军一月十五日发起的“磁性攻势”作战，问到一月二十五日发起的“闪击作战”攻势、三月七日发起的“撕裂者行动”攻势；从军、师的作战部署，一直问到团的布防、营的作战经过。
越问，曾泽生越惊叹：身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数百万大军的统帅，日理万机，竟然连我们五十军作战分队的情况也要细细过问，了如指掌！越问，曾泽生越紧张：他老人家再这样问下去，我这个一军之长要是被问住了，答不上来，那多丢脸！果然，当问到第二线部队某营驻地时，曾泽生被问住了。若仅仅是一问，还好受些，偏偏他老人家记忆超群，突然想起了一个地点，问曾泽生是不是？曾泽生顿时窘得面红耳赤，汗颜无地，羞愧难当。见状，不再发问，急忙宽慰曾泽生：“我只是随便问问，你们五十军在朝鲜战场打得还是蛮不错嘛！”
回到家里，无地自容的曾泽生告诉对自己体贴入微的夫人：“北京，我一天也不呆了，马上回朝鲜，下基层，上阵地！”曾泽生读过的著作，对人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工作作风已有了解，对人民军队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官兵同甘共苦的战斗作风也多有感受。返回朝鲜前线，曾泽生立刻深入基层分队，他再也不愿像在旧军队时那样高高在上了。
一九五四年五月，第五十军由朝鲜凯旋回国，又一次接见了曾泽生。
这一次，他十分谨慎却又十二分郑重地向领袖提出了一个深思熟虑已久的真诚请求：“主席，我想申请入党，不知行不行？”微笑着点了点头，“曾军长能要求入党，说明你已经有了的觉悟。”但接下来却道出了一个表转折意味的连词：“不过……”本来就忐忑不安曾泽生，心一下子收紧了：难道难容我的过去？难道还要交代历史？难道读书太少？难道深入群众不够？难道……
没等曾泽生高速运转的思维将更多的“难道”从脑海深处搜索出来，在“不过”之后，接出了一句令曾泽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幽默：“你那个党，可是个大党呦！”如堕五里雾中的曾泽生，瞪着大眼又开动了高速运转的思维机器：我那个党？国民党？长春起义后我已经声明退出来啦！不但退出来了，退出后，国民党又把我“开除”了一次。再说，人心丧尽众叛亲离的国民党，蜗居台湾后，哪还算得上什么大党呀？
谈笑风生的笑得更厉害了，边笑边在半空中打着手势，“你看，无党派的各界人士全国有多少？同比，不是个很大的党吗？”曾泽生也乐了：原来领袖和我开了个玩笑！收住了笑容，像游龙戏水，将刚才的玩笑自如地导入一个很严肃的话题：“你的志愿是好的，但就目前情况看，你不入党比入党作用还要大。为了统一祖国这个大局，曾军长，你看是否可以再等一段时间？”指破迷团，恍然大悟。曾泽生欣然同意。
从那以后，曾泽生经常向亲友念叨：“主席向我说了……”从那以后，曾泽生坚定地信守一个责任：“不入党比入党作用还要大！”从那以后，曾泽生望眼欲穿地期待着祖国的统一，期待那一天能光荣地加入中国。
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曾泽生将军因病逝世，享年七十一岁。叶剑英、胡耀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了隆重的追悼会。国防部副部长肖劲光将军代表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致悼词，给曾泽生将军以很高的评价。曾泽生将军终生遗憾：他的骨灰盒上没有覆盖中国党旗。
“张司令员，我没有听错吧，这个时候，你又惦记上别人了啊，怎么，这个时候你怎么不想说去直接的策反你的老同学郑洞国，而是想要策反曾泽生呢。”一听张心的话，就知道了张心的意思了，看来，自己的这位搭档，脑子里面想的确实是和别人不一样啊。
“策反郑洞国，说实话，我还想直接的策反何应钦呢，但是，这个问题现实么，人家郑洞国现在在国民党那边过的是什么日子啊，位高权重，上面有老头子，卫立煌的支持，中间有杜聿明这样的铁杆，下面还有自己不少的部队。那日子不能说是惬意吧，最起码是衣食无忧了，你说你这个时候让人家郑洞国过来我们这里，你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骂呢么，所以，咱们还是退而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