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了北疆的发展，虽然这个发展速度非常缓慢，但贵在持久，可以让北疆武力得到稳步的增长。
宝鼎首要调整的镇戍策略就是全面防御。
现在北军在长城防线肯定是转入全面的防御，而全面防御的重点就是武力储备，也就是保证边郡有一定数量的可以随时投入到战场上的预备役力量，所以对边郡适龄男子的徭役征发要控制，一方面要绝对保证北疆农耕畜牧的需要，一方面要保证他们的战斗力，必须保持一定的训练时间，如此一来就必然要减少诸如一些筑城修路等劳役的征发，否则边郡的男丁不堪重负，后果严重。
为此宝鼎反复告诫北疆的军政官长们，要体恤民情，要善待边民，要让这些边民在改善生活的同时逐步认同大秦，切身体会到中土统一带来的好处，并慢慢建立起对大秦的忠诚。
其次就是全面实施“以夷制夷”的防御策略。
与匈奴人停战议和之后，大秦若想确保未来几年北疆无战事，就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挑起大月氏、东胡和匈奴人之间的战争，甚至挑起单于庭内部的分裂和战乱，把匈奴人拖进战争的泥潭，再也没有力量入侵中土。
从这一目标出发，北军的西行辕就要承担起暗中支援大月氏的重任，而东行辕要利用辽东、辽西的东夷诸族，主动与长城外的东胡诸族建立联系，给予其必要的援助，鼓动和唆使东胡诸族联合起来“反击”匈奴。
北行辕则利用楼烦、林胡等诸族联系依附于匈奴人的本族部落和澹林等其他种族，以重利诱使他们叛离匈奴，激化匈奴人的内部矛盾，给单于庭制造内部危机。
司马尚等人本来对宝鼎与匈奴人议和非常不满，认为凭借今日的北军武力，根本不需要与匈奴人议和，只待中央财政摆脱危机，大军就可以出塞北伐，把匈奴人赶到阴山以北。现在听到宝鼎的计策，才知道宝鼎与匈奴人议和的本意，不仅是要让自身得到休养生息的时间，还要让匈奴人陷入战争的深渊持续消耗。几年后，双方的实力此消彼长，匈奴人更不是北军的对手，如果运气好的话，匈奴人和大月氏、东胡打得两败俱伤，北军“渔翁得利”，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攻占河套地区，建下北伐伟业。
秦人和匈奴人的接触早在河西大月氏的关注之中，当“停战开市”的消息传到河西之后，大月氏人坐不住了，大月氏王紫苏派出使者赶赴离石，邀请武烈王公子宝鼎在时机合适的时候与其会晤于大河。
紫苏担心武烈王拒绝，又派使者请出公孙豹相助。公孙豹知道宝鼎决心夺取河西之后，以年事已高为由，避居于岐山，不再过问河西的事情，但碍于昔日诺言，公孙豹还是给儿子公孙贤写了封信，请他斟酌是否进言武烈王。
公孙贤自解禁之后，一直镇戍北地。宝鼎入主北疆，遂召其至麾下任用，今已官拜王府、太傅府和上将军府三府司马，深得宝鼎的信任。
宝鼎并没有马上答复大月氏使者，不是他不想与紫塞会晤，而是从咸阳传来的新消息让他心神不安。
太子东巡，由中原至河北，再东进至山东，接着辗转南下两淮。太子在山东和两淮数次与关东名士探讨诸子学术，其中核心议题就是两个，一个是行礼治施仁政，一个是诸子百家要百花齐放。第一个议题牵涉到帝国的基本国策，第二个议题则牵涉到帝国的官学、教育和选官等一系列相关制度。
关东士人盛赞大秦实施“与民休养、轻赋薄徭”之策，但他们认为大秦若想赢得天下万民之心，尚需“师古”从周礼，裂土封侯，屏卫国祚。关东士人普遍的看法是，中央集权制适合诸侯国，却不适合统一后的庞大帝国。
从礼治和仁政出发，关东士人还认为帝国应该废弃和修改一些残酷律法，比如连坐制。律法宽松了，对普通的“民”固然有利，但对贵族阶层的“民”更是有利，这无疑会大大助长贵族阶层对帝国权力和财富的疯狂掠夺。
士人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饭碗，也就是诸子百家的学术继承和发展。
大秦“法治”的理论基础是法家的学术思想，这一思想在咸阳稳定整个中土后，必然要开始巩固和加强，也就是要在整个帝国境内推而广之。帝国的官学肯定是法家学术，而帝国的选官制度首重法家弟子，这导致帝国以研习除法家之外的其他诸子学术的私学遭到遏制和打击，这等于打碎了他们赖以生存的饭碗，所以关东士人同声谏言，要求帝国进一步支持私学，推行百家争鸣的学术发展策略，并修改选官制度以便把这一策略落到实处。
私学的过度发展，固然可以推进中土学术文化的发展，但无助于推进中土文化的统一，更重要的是，私学发展了，其弟子门生多了，必然会推进地方势力的发展，尤其是选官制度的变革假如向私学倾斜，不但会阻碍中央集权制的推行，损害到尊奉法家学术的官僚也就是大秦官僚集团的利益，同时还会进一步壮大地方势力。
如此关系到帝国存亡的核心问题，太子扶苏不但参与了讨论，竟然还发出了有倾向性的言论。
太子扶苏支持“仁政”理念，认为大秦的刑律的确过于严酷，应该修改，应该适当参考关东诸国的刑律，以便让关东人尽快适应和接受大秦的刑律。太子扶苏也坚持“百家争鸣”的学术发展策略，认为关东地区的私学应该进一步发展，而大秦的选官制度也要考虑到中土的实际情况，不能单纯的以法家学术做为选官的基本条件，应该不拘一格降人才，广募天下贤良。
太子这种有倾向性的言论当然会第一时间传到咸阳宫，而关东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也把太子的这种言论迅速传播开来。很快，太子扶苏便把自己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太子是成年人了，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行事风格，也有自己的势力，在某个适当的时机发表一些自己的见解，也是合情合理的事，但他在东巡过程中，在关东那个地方势力极其强大之处，发表一些与中央政策相冲突的言论，就极度不合适了。
太子是中了某些人的j计，还是故意而为之？
宝鼎苦叹无语。他在京的时候考虑到自己的敏感身份，与扶苏见面的机会并不多，更不要说像过去那样促膝而谈了，但只要有见面的机会，他还是嘱咐扶苏要“低调”，要忍耐，要保持与始皇帝的密切关系，在国事上更要与始皇帝保持一致，然而，扶苏终究是长大了，不再是当初那个懵懂少年了，对他的嘱咐也是置若罔闻了。
太子与皇帝发生矛盾，对帝国政局的影响可想而知，这是宝鼎一直试图避免的事，以便让帝国平稳度过这几年的恢复时间。如果始皇帝的命运没有发生改变，他就剩下七年的寿命了。七年后，太子登基，不出意外的话，国内局势要发生剧烈动荡，所以，帝国能否在这短短七年内积累一定的财富，帝国中央财政能否摆脱危机，直接关系到帝国能否在七年后稳固大秦本土，继而以雷霆之力戡定叛乱，稳定中土局势。
可惜，宝鼎的梦想破灭了。
他低估了关东地方势力抗衡中央的决心和勇气，也错误地估计了太子扶苏在当前急剧发展的政局中可能会发挥的作用。他想当然地认为，只要扶苏低调做太子，小心翼翼的侍奉始皇帝，耐心的熬过这短暂的几年，那么自己就能掌控中土局势的发展，就能在帝国最危机的关头力挽狂澜。
“集权”和“分封”这对矛盾深入到帝国的血液和骨髓，做为帝国储君的扶苏，怎么可能会逃脱这对矛盾的“追杀”？
宝鼎不知道接下来的政局如何发展，所以他不敢离开北军大行辕，他必须待在离石，时刻关注咸阳的动静，随时拿出对策来平息可能出现的政治风暴。
历史上扶苏深陷于“焚书”和“坑儒”两大重案，与始皇帝发生了尖锐矛盾，最终被赶出了咸阳，也影响到了帝国的命运。
难道历史要重演？难道即便把扶苏推上太子之位，也无法阻止父子之间的冲突，最终扶苏还是被赶出了咸阳？难道我所做的一切努力最终都是徒劳，甚至还激化了矛盾，加快了帝国的崩溃？
宝鼎日夜苦思，内心饱受煎熬，身体更是疲惫不堪。
公孙贤向宝鼎进言，请他慎重考虑大月氏王紫苏的邀请。
“近期内，我肯定不能离开大行辕。”宝鼎沉思良久后说道，“你代我跑一趟河西，面见大月氏王，据实相告。未来五年，我会竭尽所能给他以帮助，让他拖住匈奴人，消耗匈奴人。五年后，我出塞攻击，给匈奴人以重创，彻底解决匈奴之祸。”
公孙贤迟疑了片刻，问道，“如果大月氏王一定要见你，一定要亲耳听到你的承诺呢？”
“今冬明初，我或许有时间赶赴陇西。”宝鼎犹豫了很久，还是给了一个含糊不清的答复。
第一卷 崛起 第453章 关东士人的愤怒
第453章 关东士人的愤怒
初秋，太子扶苏回京，东巡结束。
太子扶苏在廷议上向始皇帝和中枢大臣们详细禀奏了东巡经过，述说了关东局势以及关东士人对大秦国策所提出来的变革意见，具体阐述了“仁政”理念和学术上“百家争鸣”的诸多关系到中土文化统一和由此延伸出来的相关利益等一揽子建议。
“仁政”的本质是“法治”和“礼治”的冲突，是“以法治国”和“以礼治国”这两种治国理念的冲突，表面上它牵涉到大秦“严刑峻法”这一基本国策的变革，但实际上它直接关系到了社会各阶层对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最终还要归结到“集权”和“分封”这一本源矛盾上。
诸子百家要“百花齐放”，但中土文化又必须统一，而百家争鸣的学术发展策略显然与中土文化统一是相矛盾的，所以这一学术发展策略实质上是中土两种治国理念的激烈冲突的延伸。
“礼”、“法”之间的融合是表像，代表这两种政治理念和政治利益的贵族集团肯定要有一番殊死搏斗，互相妥协互相融合的条件目前并不具备。关东士人提出来的这一学术发展策略的目的实际上是想借助“文化统一“这杆“大旗”来包围和吞噬法家的学术思想。
始皇帝保持沉默。
中枢大臣们也保持沉默。
接下来政局如何变化，国策如何变革，谁也看不清。
太子在东巡过程中亲眼目睹到关东局势所面临的危机，亲耳聆听到关东人对这一危机的分析和建议，所以他的治国策略发生某些改变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但这些改变无一不触及到了帝国国策的根本，由此导致始皇帝和太子之间必然会发生矛盾和冲突，而矛盾和冲突会导致政局动荡，这对帝国的稳定和发展非常不利。
淳于越、伏生、叔孙通等关东博士却不甘沉默，他们联合上奏，旗帜鲜明地支持太子的奏议，恳请始皇帝和中枢加快变革的步伐，以便推动中土的稳定和发展。
始皇帝不能再保持沉默了。
始皇帝下诏，印制《韩非子》，把大秦的“法治”、“大一统”和“中央集权”的政治理念传播于天下。
左丞相李斯主持此事，奉常、少府协助。
按照始皇帝的要求，《韩非子》一书要普及到所有的郡县乡亭，凡大小学府一律研习《韩非子》，凡中土士子入仕必须精通法家学术，以《韩非子》做为最基本的考核内容。
这是一项史无前例的浩大工程，集政治理念、学术思想、文化统一、文字统一、新技术等等于一身，对帝国的未来将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因为造纸和活字印刷技术的不成熟，赵高和大秦的能工巧匠们虽然使出了浑身解数，但第一批印制出来的书籍还是远远达不到传播的要求，不过做为一种新生事务，它还是在咸阳引起了轰动。文武百官们对这种完全颠覆了他们认知的制书方式充满了好奇，兴趣非常浓厚，反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韩非子》这部书本身所蕴涵的重大意义。
始皇帝当然不会仅仅满足于《韩非子》在京城的传播，所以他在征询了李斯、赵高等大臣的意见后，断然决定放弃印刷纸制书籍，转而把已经印刷出来的《韩非子》送达天下郡国，由这些郡国组织人力日夜刻制竹简，然后送达所属诸县，再由诸县刻制竹简送达乡亭。
与此同时，始皇帝下诏，向天下郡县派出御史，全程监督，凡在规定期限内未能完成任务者，就地革职，如有故意拖延或抗令者，严惩不贷。
始皇帝的态度非常明确，坚持“法治”，坚持“大一统”基础上的“中央集权”。
始皇帝下诏推广的不过是一本代表法家学术思想的着作而已，但它的影响力太大了。
法家学术做为官学得到了天下士人的承认，但它现在竟然成了天下士人入仕的基本条件，那就等于严重打击了私学，打击了除法家学术之外的其他诸子学术，断绝了研习其他诸子学术的士人主要是关东地区士人的“饭碗”，更严重的是，它将断绝其他诸子学术的传承。
关东士人的入仕之路没有了，他们世代传承的学术要衰败乃至灭绝，他们必然要反抗。
始皇帝的这一策略也可以说是统一中土文化的一种办法，这种办法简单快捷，虽然是以灭绝其他诸子学术做为代价，但相比用保存和融合其他诸子学术的办法来逐步实现文化的统一，它具有时间上的优势。
此策实际上也是对“分封”贵族集团的一种打击，如果此策得以顺利实施并取得成功的话，“分封”贵族集团也就失去了“分封诸侯”的学术思想上的支持。可以想像，随着时间的流逝，等到中土官僚集团都是法家子弟，帝国的整个官僚集团都信奉“大一统”和“中央集权”，那“分封”贵族集团还能实现自己“裂土封侯”的梦想吗？
“分封”贵族集团首先是大秦的官僚集团。从这个集团的利益出发，他们当然反对关东士人加入到帝国权力和财富的分配之中。但“分封”贵族集团又妄图分封诸侯，妄图在帝国的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获得最大的一块利益，所以他们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们逐渐把自己从大秦的以坚持“法治”思想为主的官僚集团中分裂了出来，他们试图借助关东博士集团和关东本土地方势力来抗衡中央。
从有利于推进“分封”的目的出发，以右丞相隗状为首的在京豪门权贵和以吴王公子高、齐王公子骧为首的地方势力纷纷上奏，他们虽然没有明确支持太子，支持关东博士集团，但也建议始皇帝和中枢考虑到当前的局势和关东地区的实际情况，行“仁义”之举修改严酷刑律，拓宽选才渠道以保全私学，延续除法家之外的诸子学术的传承。
始皇帝三十一年深秋，大秦迎来了实施休养生息之策的第二个丰收年。
“上计”开始，各郡国使者赶赴咸阳。经过初步统计，因为全国连续两年大丰收，而北疆镇戍今年的支出大幅削减，中央财政以最快的速度“触底反弹”。乐观估计的话，只要下一年度风调雨顺再获丰收，中央财政就能摆脱危机，迅速增长。
风调雨顺固然重要，而国内外局势的稳定则更是至关重要。
始皇帝书告武烈王公子宝鼎，授权他与匈奴人展开进一步的议和谈判。虽然双方结盟的阻力太大，但始皇帝认为，宝鼎可以在其职权范围内，以北军统率部的名义，与匈奴人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官方贸易，一方面赢得更长久的边境和平，一方面尽快挑起匈奴人和大月氏、东胡之间的战争，另外也可以利用这种贸易获得更多的战马，增强北军远征的能力，为几年后的北伐做好准备。
因为中央财政状况得到改善，未来一年的预期也非常乐观，所以中枢不少大臣建议重新开始直道的修筑，同时考虑到咸阳宫太小，更多的大臣建议在渭南上林苑中修建一座宏伟的新皇宫。还有就是始皇帝的骊山寝陵已经停修数年，也应该继续修筑了。
始皇帝有所心动，征询宝鼎的意见。
宝鼎毫不犹豫，断然阻谏，而且言辞非常犀利。
直道的主要工程量集中在子午岭和白于山，削山填谷，耗费惊人。前期在子午岭段的修筑之所以缓慢，就是因为其工程量超过了原先的估算。新皇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