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职称定级、研究经费和奖学金的使用。以往我在加拿大研究机构工作时，科学家所获得的研究基金都是由使用者支配，但香港大学的科研经费则握在系主任手中。系主任大权独揽的结果是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系里两位曾在美国工作过的同事，是员工里最具民主意识的“西方派”代表，并都是科研的带头人。由于这二位反对系主任的封建家长制，被系主任以“破坏工作的捣乱份子”罪名炒掉了他们。由此反映出香港大学长官意志体制的弊端在于，不支持独立思考、不支持个人创造性及不能容忍不同的意见。系里还有七位工作了几十年资格最老的教师，他们虽然无任何科研成果，但这些年一直都在勤勤恳恳地任教。系主任想打发他们走人，为此系主任采取了两面派的手段。他先找到校长汇报说：“我们系里开会研究过了，这七个老人应该被精简掉。”事实上系里根本没开过任何会议。校长听了系主任的陈述后表示：“既然你们系里已经集体讨论做出公决了，那就尊重你们的决定吧。”主任回来后召开全系职工大会，表情沉痛地向大家宣布说：“很遗憾，对不起各位，校方高层逼迫我精简机构裁员。无奈我只得奉命行事，这全是校领导的旨意。”七君子离去后，大家立即意识到他们尽管不是科研人材，但他们任教的学生占系里学生总数的50，而系里的财政收入与学生数量的多寡密切相关。因系主任的个人意志从而导致系里的收入大幅减少，结果是系里雇不起交流学者、访问学者，以致于教师的工作量及科研课题都受到致命的影响。可悲的是系主任始终没有承认自己过失的胸襟和气量。
最近由于香港经济形势困难，政府消减了大学的财政资助，校方的新政策是两、三年之内各系要裁员20，实际上我们裁掉了七位教师后已达到了校方的“瘦身”指标，但校方表示你们在新政策出台前自行辞退的冗员不算数，这次还得重新裁减20的员工，大家都怨声载道。我们的系主任仍旧拒绝检讨他的过失，仍旧稳坐在系里的第一把交椅上。中国没有一个宽容国民认错的社会环境，而欧洲人的观念是，若一个人犯了错误，你知错、认错并不意味着丢人现眼。但中国人认为认错就是丢了脸，这种面子文化不仅影响中国人的反思检讨，甚至影响一个人不断完善其人格，更阻碍一个人、一个社会的进步。
4沉默是金
我曾倡议系里员工每星期五搞一次早餐聚会，大家聚在一起交流各自教学、科研的心得。第一个周五早茶会上，我汇报了自己的科研现状；第二个星期五一位美国同事做了报告；第三个周五一位中国大陆来的访问学者发了言。到了第四个周五早晨，我们这几个外来人员都已表述过了，该轮到香港本地同事汇报了。可惜的是那个早茶会上香港同事个个沉默不语，无人愿意谈出自己的工作心得，早茶会最后就这样无疾而终。与聚会上沉默寡言情形相反的是，私底下传播同事的飞短流长却异常活跃，人与人之间都紧张地相互提防着。同事总喜欢抱怨其他人的工作条件、待遇比自己好，若我询问怎么个好法，他们的回答是：“那还用说，很明显就是好。”我又追问有什么具体的例子，他们表示：“具体情况就不便讲出来了，但可以感觉出来。”我与系里的美国、法国甚至大陆来的同事，聚在一起揣测香港人的这种“感觉”，始终未能破解。由于人人宁愿天天去“很明显地感觉”同事，于是到了全系员工大会上，要大家发言谈谈各自的意见、想法时，会场里始终鸦雀无声，个个表情冷漠，好像都还在沉思、“感觉”着，但就是拒绝道明自己肚子里那些“很明显的感觉”。
系里有些教师去外面讲学捞了些外块，系主任在全系大会上宣读了一个通知，要求挣了外块者上缴一部分所得给系里。我当即提出这种私法不妥，等于是变相征收所得税，无论是系里还是你主任都无权修改政府的个人所得税法律，任何机构和个人私自加税都是违法行为。系主任愣了半晌后表示：“你提醒的对，这个我忽略了，我们得尊重法律。所以我改为要大家以自动捐赠的名义缴纳30的校外兼课收入，我马上起草一份自愿捐赠书，每位员工都要在上面签字，这样在法律上就万无一失了。看来我们还得建立起一个监督机制，让大家互相检举不上缴外块的员工。”我听了主任的这番高论惊得瞠目结舌。在场的员工则无人提出异议，我纳闷中国人怎么不懂或者不敢挺身维护自己的权益呢，这是多么的可怜可悲及奴性十足。让同事之间互相监视和鼓励暗地里打小报告，这也太恐怖了吧。
与香港人一起开会都堪称是“闷头会”、“哑巴会”，奇怪的是，中国人私底下交头接耳时个个都挺能高谈阔论的，一旦到了正式会议上领导征询大家意见、看法时，他们的舌头都好像被割掉了似的一片死寂。校方曾抛出来一个评定教师工作成绩的草案，按百分比将教师划分成三六九等。草案规定一个系要评选出5的教师为突出成就的拔尖者；再评选出5的优秀教师；还少不了评选出工作表现最差的5者；其余都为一般中不溜工作水准的教师。这个闷在办公室里杜撰的、不切实际的百分点草案，一经公布立即炸了锅，毫无疑问这太荒唐透顶了。这就意味着一个系尽管实际上每位教师都很优秀，但不得不一刀切地按照校方定出来的百分比，只能报出5工作有成就的教师，另外尽管系里也许不存在“南郭处士”，但都必须揪出5个混饭者来达标。学校召开职员大会讨论此草案时，中国员工皆如常一样一片沉默是金，个个明哲保身。大会上，站出来表态提意见的全是外籍职员，外国人于是成为离经叛道、故意挑刺的麻烦制造者。会后我询问中国同事，你们明明满肚子牢马蚤、不满，有了表达的机会时为何却一言不发呢？他们回答：“干吗我要出那个头，又不是我个人的私事，中国有句古语‘枪打出头鸟’。”
5牺牲“小我”去完成“大我”/
去年政府的一个督察委员会要来大学考察我们教学、科研成果，为了准备过关，那些天全系教职员工的中心工作不是教学和科研，而是由系主任带头部署如何迎接政府官员。周六清早全系员工都停止放假集中到一间五星酒店，全封闭地开两天学习会。这种弄虚作假的情形其过分程度，连我在前苏联时期的科研机构工作时都闻所未闻。我们准备应考督察委员的项目包括，本系历史上的科研及教学成果，及系里未来工作的宏观计划。当然我相信全世界的大学应付政府的工作检查时，都会尽可能地夸张自己的成就，这是可以理解的常理。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系主任为了统一大家的口径担心有人说错话，他向每位分发了一份迎接检查的提纲，要求大家周末呆在酒店里背诵下来。看来我们系以往的历史是“不可以预测的”，此感叹源自前苏联的一则政治段子：“苏联，不仅未来是不可以预测的，更重要的是苏联过往的历史‘绝不可以预测’。”此言怎讲？因为前苏联的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时代、勃涅日聂夫时代，每个时期所公布的苏联历史都是不一样的版本。红场阅兵式上苏共中央领导人的合影，今天并排着8位，天知道几天后同一张照片上可能仅幸存7位甚至6位了。
为了本系历史成就“新版本”的万无一失，系主任亲自挑选了五位精英人物，重点培训他们如何应对督察委员的提问。在酒店大堂的全系大会上，系主任慷慨激昂地发言说，他撰写的提纲是系里工作的路线方针，每个员工都得认真领会其精神，尤其是回答督察委员的问题时，不能偏离提纲上的中心思想。末了系主任表示：“当然我知道你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看法，但这个周末大家必须统一认识，都要下功夫牢记提纲里的统一答案。”周六大家闷头牢记系主任语录一天后，周日按计划本该是全系员工讨论工作、大家自由发言的时间。但是清早系主任检查五位精英背诵提纲的成绩后大为光火，斥责他们背诵的还不够流利、精确。为了达到“一丝不苟地不走样”，系主任责令五君子回房间继续面壁用功，所谓的自由畅所欲言大会连一分钟的讨论、发言机会也没有，一个小时的聚会里彻头彻尾的全是系主任一言堂。他不厌其烦地谆谆叮嘱大家，背诵他的语录是如何的重要，及应该从系里的大局利益出发“千万不能说错话”，不要随意发表“不负责任的议论”，更不能出风头谈什么自己的看法，只要照着统一答案去开口就万事大吉了。前苏联时代我们有一则民间段子：“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紧跟党中央的方针路线，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若原地踏步那是对党的不忠诚，若冒进跳跃同样是反动派。”
我们被释放后的周一晚上，我和几位从西方留学回来的年青同事，与校外一位朋友聚会。谈起备考政府检查的事，校外的朋友说媒体一定感兴趣这件新闻。我当即表示愿意与媒体合作揭露这个黑色幽默，但在座的其他同事都噤若寒蝉，纷纷劝我千万不能捅这个马蜂窝，事情闹大了对大家都不利。我气愤地表示系主任导演的这出荒诞戏，是对我们独立人格的侮辱，别说自由表达意见，甚至连提问的权利都被剥夺了，这还算什么民主社会。几天后，系主任听闻我私下里散布不满言论，他找到我个别谈话。我先开门见山地询问是否有权提问，接着我提到在西方社会甚至变天后的俄罗斯，都未曾见识过本系种种不开明的气氛。系主任摆出中国人面对西方人指责时的惯常姿态说：“这里不是西方，我们有自己的国情，西方那套散漫的民主不适合中国人。中国人最重要的是团队精神，讲究牺牲小我，去完成大我。”最后系主任警告我说：“你经常与一些喜欢滋事的不良份子来往，这样不好，你会‘近墨者黑’，最好的办法是多接触那些勤恳工作、尊重上司的好员工。还有你今后最好还是别乱开口发议论，中国古语的忠告是祸从口出，你不了解香港的国情，在这里少说话为上策。当然你有自己的看法，但既然是个人内心的意见，那就让其留在心里就是了。系里决定了要大家统一口径、统一认识，每个员工都有责任去照办。”
6没有“大我”只有“小我”
我不耻下问香港同事关于“小我、大我”的东方哲学，因为所谓的“小我和大我”，在我看来都是一个“我”字，这本身就是概念混淆。香港人解释说：“此地的特点是，每个人都很自私，这种极端个人主义至上的态度，使得中国人总是一盘散沙。整治中国人缺乏集体主义精神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领袖要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这样才能把众人统一起来、凝聚起来。”我听后悲哀地感叹，这种言论体现了殖民地和封建帝国的双重心态。
在我看来，中国人“小我、大我”的观念体现在日常生活里也充满了混淆，确切地说就是没有“大我”只有“小我”，即缺乏公德心。在香港街道上常能观赏到着条纹睡衣、睡裤者，简直是将大街当成自家的卧室了。在欧美，睡衣是绝对不能够穿出家门的，即使是在自家门里也不能着睡衣会见客人，否则都是不文明的行为。健身房里港人只顾“小我”的表现就更明显了，比如说那些健身器械，港人用完后便随地乱丢而不愿意归还原位，表现出无公德心和无秩序的民风。还有些人干脆坐在器械上歇息，霸占着位置为的是不想让别人用，以便自己休息后可以马上继续锻练。健身后冲凉时，墙壁上的挂钩理应一人用一个，但常常看到一个港人将三、四个挂钩全部都占上，一个挂上衣、一个挂裤子、还有一个挂背包，根本不考虑后来者的利益。每次我都不得不耐心地趋前询问：“请问你用完了吗？能不能让别人用一下？”这情景使我感觉港人不在乎自己的公众形象。大概所谓“大我”的概念，意味着中国人献身于与己直接相关的团体，这个团体“大我”包括家族、同事、邻居等亲友。当他们离开这个与自己密切相关的团体“大我”后，其肩上的责任、义务便就随之卸掉了，陌生路人显然不是与己相关“大我”中的一员，因此也就没有义务去殷勤体贴这些“与己不相干者”，反正没有在自己熟人面前丢面子，这就足够了。
1台湾与大陆的同与不同
在北京乘出租车去机场，正逢庆祝香港回归。司机打听到我是英国人后，马上关切地询问：“香港回归中国，你们英国人特别难过吧。”我说：“我与香港完全没关系，对于香港回归中国有什么可难过的呢。”这位司机与那些天无数问过我同样问题的中国人一样，显露出不理解的神情来。追问道：“不难过？你们大英帝国的殖民地盘又少了一块，做为英国臣民，你难道对自己的祖国‘丧失领土’没有爱国意识。”
从香港转机来到台北，大陆的出租车到了台湾就变得叫计程车了。计程车内恰好扬出电台播放的香港回归新闻，我琢磨着台北的计程车司机是否也感兴趣我的“英国心”，但半个小时后车子进入市中心，司机也没测试我的“爱国立场”。一路上，他忙着向我打听的是：“大陆的女孩子漂不漂亮”，“北京烤鸭好不好吃”。
2大陆普通话vs台湾国语
台湾人与大陆人一样喜欢称洋人为老外。不像香港人贬称西方女人为“鬼妹”，西方男人为“鬼佬”，令西方人抱怨受到了种族歧视。大陆的普通话台湾人叫做“国语”，两岸半个世纪的隔离，使得原本同根的中华民族间的语言已发生了一些地域性差别。刚到台北当晚，进餐厅要了土豆端过来的却是花生米，原来台湾的土豆就是花生，而大陆的土豆(马铃薯)在台湾称其为洋芋。大陆人口中的“不知道”，台湾人说出来就变成为“不晓得”。大陆人的秋裤移到台湾居然摇身成卫生裤，大陆人穿秋裤顾名思义秋天来了，不知台湾人穿上卫生裤是否意味着清洁身体。
翻开台湾《中央日报》头版横幅的标题是：“国民党、行政院开会检讨。”我起初惊异国民党、行政院犯了什么重大失误，以致于公开向人民谢罪。因为在北京学汉语时，所谓检讨的涵义，是反省和认错自己所犯的错误。后来请教台湾朋友才明白，台湾“检讨”的用意相当于大陆的“总结”。去中国之前，外国人必须先操练好几句中文关键词，首当其冲的是得学会说“厕所在哪里？”。走上台北街头，厕所演变为“化妆室”，有“男化妆室”和“女化妆室”。在大陆化妆室那是剧场后台演员涂脂抹粉之处。台北一间酒楼里，男化妆间门外形象地标着“观瀑楼”，女化妆间则被创意为“听雨轩”。
大陆的“单位”极具其社会形态特色，单位的涵义广泛行同于一个小小的独立社会。一个职工他不仅仅在所属的单位里工作，单位还负责其住房、孩子入托等等私事，一个人一旦被划归进一个单位，这位的日常生活乃至前途命运，就都与自己的单位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了。当来大陆观光的台湾人，听到大陆领导训斥下属时问：“你眼里还有单位吗？”台湾人误以为对方是个度量衡盲，有眼不识公斤、公里计量单位。台湾人寒暄打招呼的客套是：“您在哪里高就呀？”台湾人没有单位，无论是扫大街亦或大学教授都是“高就”。在大陆常听见赞赏一个人“道德品质优良”。然而台湾人评论人时不论“品质”而是论“质量”，比如“这个人修养质量太差”。质量在大陆是评价货物时才用的词汇，常说这件电器质量太差了，等等。对于大陆人来说，一个人何以能质量差呢？驴唇不对马嘴嘛。不过当我照着大陆的用法对台湾人抱怨：“这件外套质量太差”时，台湾人就犯晕了，“一件衣服岂会缺少道德？”
大陆人动辄就说的“搞”字，搞运动、搞卫生、搞对象等等，到了台湾便万万不可乱讲“搞”字，因这是个贬义词，意思是“搞女人”或者“乱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