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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庆 刘晓庆的特殊贡献（上）（图）
应朋友之邀再写一篇关于刘晓庆的文章，我想，现在可以对刘晓庆其人做一番总结了。 从刘晓庆出道、成名到今天的10多年，正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农业文明／计划经济向现代工业文明／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大约是“身在庐山”的缘故，我们很多人感受不到这个转型期在中国社会变革史上意味着什么，但也许过不了多久，当这个转变基本完成的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自己走过的道路，看看我们曾经以极大的热情和兴趣关注过的那些人、那些事，我们就会更加清楚地发现，这个转型是怎样完成的，那些引起我们关注的人和事，在其中起到了怎样的一种不可低估的作用。 刘晓庆，这个10多年来盛名不衰的电影明星，就是这样一个不可忽略、不可低估的人物，她用自己非同一般的天赋和创造，为我们这个需要转型而且也发生了转型的时代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每个人一生的轨迹几乎从一开始就是被注定了的，即便以后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也往往是被人赏识、被人提拔的结果，因此自己的命运还是被掌握在他人的手中，被牢牢地限制在体制之内。刘晓庆显然不满足于这种按部就班的生存方式，她既善于利用传统体制的每一个可以利用的因素——在工厂、部队、电影制片厂旧有的文艺演出系统中迅速成长，用电影明星的面子从地方官员手中轻而易举地批到土地来经营房地产（即她自己所称的“房宅功”），等等——作为自己事业发展的跳板，也善于抓住每一个机会进行自我推销、自我炒作，从而自觉地将自己作为一件商品逐步推向市场。 当刘晓庆成名之初就出版自传《我的路》时，很多中国人还不理解，视之为幼稚、轻狂，其实这恰恰说明她很早就培养起了自觉的市场经济意识。今天我们看到演艺界、影视界的名人大腕们一个接一个抽风似的写自传，连刚刚在电视上混了个脸熟没几天、奶腔奶调的童声尚未完全褪掉的小男孩主持人也急火火地把自传摆到了地铁的书摊上，反倒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了。这也难怪他们，谁让他们只会跟在人家刘晓庆屁股后面邯郸学步呢。 刘晓庆如今号称“亿万富姐”，再也不是某个单位的职工，不是某个文工团、某家电影制片厂的演员。她已经在传统体制的“蛋糕”之外为自己制作了另一块很大的“蛋糕”，除了法律，没有人能对她指手划脚，除了她本人，没有谁能主宰她的命运。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儿，刘晓庆的引人注目的个人奋斗经历，为人们展示了一个市场经济先行者的独有的方式，这是她对中国社会的第一个特殊贡献。  
刘晓庆 刘晓庆的特殊贡献（下）
刘晓庆是一个个性鲜明、敢作敢为的演员，她给人最突出的印象、同时也是最令一些人反感的就是一个字：狂。从她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声称自己是“中国最好的女演员”，到在第四届全国十佳电视演员颁奖活动前的口出狂言（如果没有把她排在“十佳”第一名的位置上，她要“当场拔腿就走”），到直接跳上前台为自己导演的乏善可陈的电视剧《火烧阿房宫》、《逃之恋》呐喊助威，等等，里里外外都透出一股“不畏天命，不畏大人，不畏圣人之言”的狂劲儿来。中国人一向讲究温良恭俭让，对“枪打出头鸟”之道无师自通，突然间看到一个本应该“令仪令色，小心翼翼”的女子竟然如此这般毫无遮拦，不加收敛，不知天高地厚，当然要始而不习惯，继而群起而攻之，恨不得你一拳头我一巴掌结结实实地教训她一番了。 然而刘晓庆毕竟是刘晓庆，她不但不担心他人的忌恨、批评和攻击，而且似乎更乐意于成为他人忌恨、批评和攻击的对象。正如她自己所形容的，“就好像过去村里只有我一个地主，于是每过一段就要揪出来斗一斗”，因为这正好证明她已经在公众中树立起了至少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谁也无法忽视和取代的地位。所以，她的所谓“狂”，绝不是出于无知、无畏、无所顾忌而产生的狂妄，也不是因为某种仇恨心理和绝望情绪而生发出的疯狂，而是更多地表现出了一种由于自身实力强大、“万物皆备于我”而形成的坚定的、无需质疑的自信心。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以中国之大，功成名就、身价高昂的演员并不罕见，财大气粗、桀骜不驯的名流也大有在，但在所谓“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的娱乐圈中，真正能够永远保持一种饱满的志在必得的精神状态，既在内心深处“粪土当今万户侯”，又在行动上咄咄逼人当仁不让的“鸟”，我却只发现了刘晓庆这一只。中国素来有鄙视倡优（擅长乐舞、谐戏的艺人）的传统，今天的演艺界人士虽然不再等同于古代的倡优，但他们不少人表面上装得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其实潜意识里正是为了掩饰自己的某种虚弱。 在男明星中数一数二的姜文，当有记者问及陈国军《我和刘晓庆》一书中关于刘晓庆与“姜某”的话题时，他说：“敬爱的伟大领袖xxx尚且有一个xxx，何况我等？”（经记者查实，xxx是一本被查禁的政治图书中的人物。）其言下之意是，“伟大领袖”能有一个xxx，我姜某人就不能有一个□□□么？同样，在女明星中数一数二的韦唯，也曾向记者发感慨说：“政治名人也好、歌手名人也好，随着名气的到来，用你这个名做什么文章的都有。克林顿做到总统，都有人做这样那样的文章，你还想怎么样？这样一想心里就想开一点……” 姜文、韦唯的这种心态，在演艺界人士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实在是颇为耐人寻味的。在他们看来，别看自己现在像模像样“混得跟个人似的”，其实和人家领导同志相比差远了。所以他们都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置于“领袖”、政治名人之后，或者认为既然连“领袖”都不拘小节，我就没必要太亏待自己，或者觉得既然连政治名人都会有麻烦，我闹点风波根本就不足为怪，总之都显示出了对领导同志的无比钦羡之情。 这不能怪姜文、韦唯他们太自卑，而是中国的国情使然。明星、名人的成长离不开传播媒介，但你看看每天报纸、电视上的重要新闻，不是某某领导前呼后拥视察某地并发表重要讲话，就是某某单位大张旗鼓召开会议学习某某领导的重要指示，姜文、韦唯等明星、名人何曾享有过这等荣耀？他们中不少人固然光彩夺目，名扬千里，所到之处引得万人空巷，但有几人能上得了主流报纸的头版和电视新闻的头条，有几人能自己不花一分钱就住进五星级宾馆的总统套间？ 可贵的是，刘晓庆没有这种自卑心理，她非常清醒地意识到，如果凡事都要向政治人物看齐，那还是停留在传统农业社会“官本位”的认知水准上。她是共和国的一个公民，有自己的私有财产，有一定的影响力、号召力，有非凡的勇气和创造能力，因此她完全有理由并且有足够的自信去平视那些被人们仰视、神化的政治人物。从这个意义上讲，一部刘晓庆的奋斗史，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体制外社会力量的发展史；刘晓庆今天的存在和心态，就是中国市场经济构建过程中非公有经济逐渐积累、成熟的一个象征。这是刘晓庆对中国社会的第二个特殊贡献。 当然，正如“领导也是人”，明星、名人也是人，刘晓庆身上也有不少缺点，有的甚至还是致命的毛病，比如言行不够谨慎，自我控制能力差，对普通人缺乏同情心，等等，而多半正是这类不检点影响了她在公众中的声誉。但是，我们评价一个公众人物，不应当过分拘泥于其“一时之誉”，而应当看他／她是否能对社会“为利于无穷”。我并不是说刘晓庆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立下了多么了不起的汗马功劳，能够在中国历史上写下多么光彩的一笔——我真要这样说，即便没有人怀疑我拿了刘晓庆的“卢布”，我自己也会脸红。我只是觉得，“刘晓庆现象”有助于我们更加真切地认识中国市场经济在逐步消解传统体制的同时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一种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的过程，刘晓庆实在功莫大焉。 国外曾有像美国的里根、斯瓦辛格那样的演艺界人士问鼎政治高位的先例，假如有朝一日，刘晓庆也要竞选中国政坛的要职，我会不会投她一票？ 让我考虑考虑。  
刘 威 “戏子”与政治正确（上）（图）
我等了很长时间，也没听到演员刘威对歌手雪村大打出手的消息。 先是雪村在其新专辑发布会上说，演员都是戏子，应该什么角色都能演。刘威在电视上闻听此言，“无法忍受自己和其他演员被人用这种封建社会的词来形容”，于是在报纸上发表公开信，喝令雪村闭嘴，并称若与雪村狭路相逢，绝不会轻饶了他，甚至不惜以武力解决。原本很简单的一件事，由于刘威的冲动和媒体的渲染，竟闹得沸沸扬扬。 雪村称演员为戏子，是一种调侃，态度不够严肃，但算不上什么大错。而刘威对此忍无可忍，恼羞成怒，则未免有些神经过敏，有点儿对号入座的味道。 有作者分析得好，称演员为戏子，并非十足的贬义，“在旧社会，也有称戏子为先生或者老板的，那都是大腕，比如梅兰芳、马连良、程砚秋”，而且“并不是‘戏子’都是低贱的，有的戏子表现出的气节，连‘士’们都很敬佩……梅兰芳在日本鬼子占领北京以后，蓄须明志，隐居不出，绝不唱戏；程砚秋与日本鬼子狭路相逢，给了日本鬼子几记老拳，脱去歌衫，在京郊挑粪种菜，也绝不用自己的歌声，装点法西斯践踏出来的‘乐土’。”反观今天某些头戴“歌唱家”、“表演艺术家”桂冠的演员，有的假唱完了偷税漏税，有的泡妞完了打架斗殴，有的把古代专制王朝的流氓皇帝美化成|人民公仆，有的把革命歌曲唱到走私大亨的床上，总之是干尽了涂脂抹粉丢人现眼的缺德事，这样的人，该叫他什么才合适呢？  
刘 威 “戏子”与政治正确（下）
俗语云，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在演员这一行当中，既有像梅兰芳、马连良、赵丹、赵丽蓉、马三立那样德艺双馨的艺术家，也有那种无原则、无立场、无操守的下三滥儿。是真名士自风流，梅兰芳也许不会拒绝“戏子”的称谓，而下三滥儿即便被权势者封为“大师”，别人也还是清楚他下三滥儿的底细。不独演员如此，其他行当也是如此。从政的，既有政治家，也有政客，还有祸国殃民的乱臣贼子；经商的，既有负重致远心怀天下的大企业家，也有惟利是图坑蒙拐骗的小j商；行医的，既有悬壶济世慈悲为怀的白衣战士，也有吃拿卡要麻木不仁的庸医、恶医；治学的，既有道德文章均堪称楷模的大学问家，也有投机取巧欺世盗名的“学界三魂”；做记者的，既有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无冕之王，也有专门搞有偿新闻的“红包记者”、专门拨弄娱乐圈是非的“狗仔队”；教书育人的，既有不愧于“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光荣称号的优秀教师，也有勤勤恳恳地照本宣科的普通教师，还有那种干出猥亵、强jian未成年女生的罪恶勾当的“禽兽教师”……正如并非每个演员都是“表演艺术家”，也并非每个作家都是鲁迅和巴金、每个教师都称得上“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那么，把作家戏称为“码字师傅”，把教师戏称为“教书匠”，正如把演员戏称为“戏子”，应该都不是什么大逆不道的事，尽管有一些格外敏感的作家和教师，对此肯定要像刘威那样暴跳如雷的。 心理学家说，越自尊的人越自卑，越敏感的人越脆弱。而有时一个人的自尊与敏感，还代表着一个群体的自卑与脆弱。据说有人很讨厌鲁迅，因为他的杂文不是说“中国人……”如何，就是说“在中国……”怎样，相当于把中国和中国人一棍子打死，违背了“绝大多数官员（企业家、医生、学者等等）都是好的，腐败分子只是极少数”的所谓“政治正确性”。刘威不聋不瞎，当然知道演员中下三滥儿者大有人在，叫一声“戏子”都抬举了他们，但他认为雪村所说的“戏子”包括了整个演艺界，也包括他刘威先生，因此既是对演艺界的侮辱，也是对他刘威的侮辱。好在雪村对这方面的国情了如指掌，赶紧声明“戏子”只是说他雪村自己。他其实可以再幽默一点儿，像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把“国会中有的议员是混蛋”改成“国会中有的议员不是混蛋”那样，郑重其事地加上一句——“演员都是戏子，包括我自己，但刘威先生如果不同意，可以除外”，只是这样做也可能给刘威火上浇油，使武力解决的风险有增无减。 演员中与闻雪村“戏子论”者想必不止刘威一人，至今没听说有第二个演员跳出来声讨雪村（有“著名导演林兆华得知此事后也感到十分震惊”），也没见有哪个演员公开支持刘威的声讨。这大约足以表明，刘威有着超乎常人的自尊与敏感。差不多一年前，刘威戴着一副墨镜到北京某商厦购物，一名售货员随便说了句“还戴墨镜，也没人找你签名啊”，结果被他投诉到服务台，受到了商厦领导的教育和处罚。对一个售货员的一句无伤大雅的微词也不放过，对雪村“不懂装懂害己害人”的“戏子论”，他自然更是怒不可遏，不可轻饶了。 然而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刘威终究没有诉诸武力。不知是他没找着与雪村狭路相逢的机会呢，还是他对雪村的“戏子论”多少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王志文 王志文的品德有问题吗（上）（图）
由于自己对剧本的修改意见未能得到编剧和导演的采纳，以及情绪临时受到影响，在电影《芬妮的微笑》新闻发布会上，演员王志文公开表达了对自己主演的这部影片的不满，称该片在莫斯科获奖是莫斯科人瞎了眼睛。此举被圈内一些人视为违反了“行规”，被《芬妮》编剧兼制片人判定为“会对观众产生误导”，“是对国际电影节评委的不尊重，是对所有参与创作这部电影的中（国）奥（地利）艺术家的不尊重”，王志文因此被投资方告上法庭。 这场官司打了有一段时间了，直到《南方周末》新近刊出对王志文的长篇专访，读者和观众才听到了被告王志文的声音。此前，也许是王志文“不屑于”公开辩解，媒体上几乎都是原告对被告的讨伐之声。 拍电影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不但需要大规模的资金投入，还需要编剧、导演、演员、摄影、后期制作、宣传发行以及其他方方面面的通力合作，任何一个环节出了纰漏，都可能给全局带来一定程度的损失。按照某种“行规”，既然大家组成了一个拍电影的团体，就应该紧密团结在制片人周围，尽可能把电影拍好、卖好，既争取团体利益的最大化，也保证所有参与者都有一个好的回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你王志文作为主演，无论你与编剧的矛盾有多深，对《芬妮》的意见有多大，也必须识大体，顾大局，严防家丑外扬，否则就可能暴露团体的不团结，“对观众产生误导”，对市场和效益产生伤害。 王志文与投资方签定的合同中，大约并没有禁止他发表自己对《芬妮》的看法的条款，据说也没有规定他必须无条件地出席每一次宣传活动的条款，所以，法院如果公正判决，原告胜诉的可能性我看并不大。不过原告即便败诉，他们也可能摆出一副很受伤的模样，在各种场合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对王志文进行道德控诉——比如骂他“不地道”、“极端个人主义”、“缺乏职业道德”。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的国情和语境中，这种道德控诉很容易博得人们的理解与同情。  
王志文 王志文的品德有问题吗（下）
一个人参与到一个活动或一项事业当中，如果他对该项活动或事业的计划、目标、运作或结果有比较大的不同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