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帝国的衰落》
美国已经变成一个问题
对于世界而言，美国正变成一个问题。但在过去，我们常在它那里寻求的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半个世纪以来，美国一直是政治自由和经济秩序的捍卫者，今天却似乎成了国际上的一个不稳定因素，到处兴风作浪，挑起冲突。它要求全世界认可自己的想法，将另外一些国家归入所谓的“邪恶轴心”，并加以摧毁：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令人厌恶，但其军事实力微不足道。另一个让美国寝食难安的目标是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的伊朗。尽管伊朗的内外政策都在趋于缓和，美国依然斥之为邪恶轴心的正式成员。科索沃战争期间，美国因炸馆事件惹恼了中国。虽然两国首脑三次互访并热烈拥抱，还签订了两个裁减核武器条约，美国人仍不断对俄国人进行挑衅：操控自由欧洲电台播出车臣语节目，向格鲁吉亚派遣军事顾问，在中亚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建立永久性军事基地与俄国军队对峙。使美国的这种军国主义狂热达到极点的事件是：五角大楼有意流传到外界的一些文件表明，美国曾考虑对部分无核国家进行核打击。华盛顿政府采用的是一种经典的，但并不适合于一个泱泱大国的战略模式：“疯子战略”。这种战略旨在告诫所有潜在的对手自己是不负责任的，以更好地吓阻对方。至于美国拟建的太空盾牌，它将破坏现有的核平衡，使得美国可以凭借恐怖统治全球，并把人类强行带入一个类似科幻电影的世界中。对于那些过去怀抱着一个坚定的信念——惟一的超级大国首先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并在此基础上制定本国对外政策的国家来说，它们对美国的态度变得警惕、担忧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使美国的传统盟友和客户变得焦虑不安的另一个因素是这些国家离美国所划定的“敏感地带”近在咫尺。韩国利用一切机会表示它并没有感到北方旧式共产主义邻国的威胁。科威特宣称自己与伊拉克已无矛盾。俄罗斯、中国和伊朗均以发展经济为优先目标，在战略上只有一个考虑：对美国的挑衅忍字当头，韬光养晦，努力维护世界的稳定和秩序——这种颠倒的局面在十年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美国的主要盟国感到越来越困惑，越来越茫然。在欧洲，过去只有法国人闹独立，现在，令人意外的是德国人也被美国人激怒了，甚至英国人，忠臣中的忠臣，也表现得非常焦虑。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日本人的沉默说明他们的不安与日俱增，对美国也不再是过去那种无条件的服从了。欧洲人不明白为什么美国拒绝解决巴以问题，尽管在这个问题上它完全可以说了算。他们甚至开始怀疑美国人在内心深处希望中东的这个热点地区永远如是，希望阿拉伯民族对西方世界的仇恨不断加深。基地组织，一个疯狂的却又神奇的恐怖帮派，崛起于地球上一个特定的区域——沙特阿拉伯，尽管本·拉登和他的部下招募了一些埃及的倒戈士兵和少数来自西欧城市郊区的贫民。美国却努力地要把它变成一支稳定、邪恶的力量，一种无所不在的“恐怖主义”：从波斯尼亚到菲律宾，从车臣到巴基斯坦，从黎巴嫩到也门，这样美国就有了一件合法的外衣，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进行任何形式的惩戒行动。将恐怖主义提升为全球性力量，使全世界进入了一种持续的战争状态：在一些美国学者看来，这是第四次世界大战（这些脸皮超厚，不怕出丑的人视冷战为第三次世界大战,norn podhoretz,“how to world wr iv”, ntry, février 2002, ～28。）所有的事情似乎都表明，出于一些阴暗的目的，美国愿意在国际上制造某种紧张气氛，一种范围有限但为害甚虐的战争状态。 “9·11”事件刚刚过去一年，对美国的这种看法似乎有些不合情理。世界贸易中心遭袭之后，我们却领略到了美国霸权隐藏最深、但也是最动人的一面：这是一种为全世界所公认的权力，这个世界的绝大多数国家承认经济生活的资本主义组织方式和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是惟一合理的和可行的选择。当时我们清楚地看到，美国的主要力量是它的正统地位。世界各国的同情和慰问迅即传来，并同声谴责这一恐怖袭击。欧洲盟友同仇敌忾，表现为北约的强硬表态。俄罗斯利用这个机会表明其压倒一切的目标是与西方国家保持良好关系。正是俄罗斯为阿富汗北方联盟提供了所需武器，它还向美国军队开放了中亚的战略要地。没有俄罗斯的积极参与，美国在阿富汗的进攻是不可能展开的。“9·11”袭击使精神科医生着迷：美国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脆弱性在各处不仅使成|人，还使他们的孩子感到震惊。这是一场真正的心理危机，它摧毁了全世界的精神大厦，而美国作为惟一的、正统的超级大国，是这座大厦的拱顶石。无论是反美人士还是亲美人士都感到茫然失措，就像孩子突然少了管教他们的人，无论他们从前是听话的乖孩子还是不服管教的捣蛋鬼。简言之，“9·11”袭击表明，我们臣服美国是心甘情愿的。约瑟夫·奈的“软力量”理论得到了极好的印证：美国主要不是靠武力来统治，而是靠它的价值观、制度和文化。 三个月之后，世界似乎又恢复了正常的平衡。通过几次轰炸，美国获胜，恢复了它无所不能的地位。附庸们认为可以各归本位，专心处理经济和内政。反对派们也准备重新恢复他们一度中断的对美帝国的无休止的抨击和诅咒。不过，人们倒是期待这次伤害（同战争给欧洲、俄罗斯、日本、中国或巴勒斯坦人造成的损失相比，美国人受到的伤害其实有限）能让美国关注人类共同的命运，关心穷人和弱者。全世界都在做一个梦：所有国家，或者说差不多所有国家，都承认美国权力的正统性这一事实能够催生一个真正的善良帝国；世界各地的被统治者接受权力中央的领导，而身处中央的美国人则效力于正义。 就在此时，美国在国际上的举动开始改变人们的看法。我们在整个2002年中看到的是单边主义的抬头，这种趋势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下半叶已经出现了：华盛顿于1997年12月拒绝签署旨在禁止杀伤人员地雷的渥太华公约，1998年7月反对成立国际刑事法庭。历史似乎在重演：美国人拒绝了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如果美国人能够低调处理、谨慎行事的话，对基地组织的斗争本可以成为巩固美国正统地位的一次好机会，结果却恰恰相反，美国人任性和冲动得到了充分的暴露。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一个自恋、马蚤动和咄咄逼人的美国取代了以往它在人们心目中那受伤的、善良的、对维持全球平衡至关重要的形象。情况就是这样。 目前最让人不安的是缺乏一个能够解释美国行为的理论模型。本来，按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形成的传统，美国的形象应该是温和、理性的，为什么这个“孤独的超级大国”如今性子大变，上窜下跳，到处制造不和呢？是因为它的绝对强大呢，还是正好相反，因为它感到一个新生的世界正在脱离自己的控制？
回到“美国衰落”的命题上来
那些根深蒂固的反美人士又抛出了他们通常的答案：美国具有邪恶的本质，是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化身。对于这些永远反美的人士而言，现在是一次大好时机，无论这些人是否赞赏菲德尔·卡斯特罗，是否懂得统制经济的失败是无可挽回的。因为他们终于可以一脸严肃地指出美国对全球平衡和人类福祉所发挥的负面作用了。别搞错，这些顽固的反美人士对现实以及时代的认识就像那停摆的钟，一天中居然还有两次是准的。他们当中最典型的是诺姆·乔姆斯基。他根本意识不到世界在变化，在他眼中，美国在苏联解体前后没有区别，迷信武力、咄咄逼人、伪装自由，今天的伊拉克就如同四分之一个世纪前的越南（例：no chosky, rogue sttes the rule of force world ffirs, pto press, londres, 2000。）但在乔姆斯基看来，美国并不仅是邪恶，它还绝对强大。本杰明·巴伯的《圣战对麦当劳世界》一书则更具文化性和现代性，书中为我们描绘了一幅饱受蹂躏的世界图景，那是令人厌恶的美国次文化与同样让人难以忍受的残存部族文化（benj r brber, jihd vs c world how globlis nd triblis re reshpg the world, bllnte s, new york, 1995）间尖锐冲突的结果。书中的结局是美国获胜和世界的美国化，这说明本杰明·巴伯尽管摆出一副抨击的架势，但潜意识中仍是一个美利坚民族主义者。他同样高估了本国的实力。对美国估计过高的还有所谓 “特级大国”的概念。尽管于贝尔·维德里纳担任法国外长期间在对外政策方面的表现令人心生敬意，但我们必须承认，他所推崇的这个概念对分析家们更多的是误导而非启迪。 上述论述无助于我们对形势的理解。他们都对美国进行了夸大，有时夸大了它的邪恶，共同点是夸大了它的国力。这使得我们无法探寻美国外交政策的神秘内幕：应当到美国的弱点里去找寻答案而不是盯着它的强大。 要想对“孤独的超级大国”那飘忽不定、咄咄逼人的战略轨迹，或者说醉汉般的步伐做出合理的诠释，我们就必须彻底搞清楚那些尚未解决或无法解决的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不足和畏惧心理。 阅读美国体制学派的论文可以给我们更多的启迪。尽管他们相互间差异巨大，但保罗·肯尼迪、萨缪尔·亨廷顿、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亨利·基辛格或罗伯特·吉尔平等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审慎地看待美国。在他们看来，美国绝非不可战胜，“在这个人口越来越多，越来越发达的世界上，它应当正确面对一个事实：自身的相对实力在无可挽回地下降”。对美国国力的分析是多层次的：肯尼迪和吉尔平侧重经济，亨廷顿偏重文化与宗教，布热津斯基和基辛格研究外交与军事。但我们从中看到的都是对美国国力的担忧：美国在世界上的权力日趋脆弱并受到威胁。基辛格忠实于战略现实主义的原则，对自己的智慧亦十分自负，但最近一段时间，他显得缺乏全局观念。他的新书《美国需要外交政策吗？》只不过对地区热点进行了一番罗列（henry kissr, does ric need foreign policy? towrd diplocy for the 21st century, sion nd schter, new york, 2001）。保罗·肯尼迪出版于1988年的一部旧作《大国的兴衰》，对我们理解处于“帝国式拓展”威胁下的美国体系很有帮助：一国外交和军事的过度拓展往往源于其相对经济实力的下跌（pul kennedy, the rise nd fll of gret powers enoic chn nd ilitry nflict fro 1500 to 2000, fontn press, londres, 1989; 1988第1版。）。萨缪尔·亨廷顿于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再造》一书是对他1993年发表在《外交》季刊上的一篇论文的发挥，书中的调门着实令人泄气（suel p huntgton, the clsh of civiliztions nd the rekg of world order, touchstone s, londres, 1998; 1996年美国第1版。）。阅读此书时让人感觉像是在阅读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的战略学版本。亨廷顿甚至对英语的世界性都表示异议，建议美国收缩战线，将其盟友局限在西欧国家，即天主教—新教集团，抛弃东欧的东正教国家，也放弃美国战略体系中的另外两个支柱——日本与以色列，任其自生自灭，理由是其迥异于美国的文化属性。 罗伯特·吉尔平将经济与文化结合起来研究，有很浓的大学学术气息，立论谨慎，论述精辟。坚信民族国家将长期存在的吉尔平在他的《全球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指出了在全球不断“区域化”背景下，美国经济及金融体系中潜在的弱点：如果说欧洲和日本各自划定了势力范围的话，美国作为世界中心就显得毫无意义了，在这一背景下，对美国经济角色的重新定位将困难重重（robert gilp, globl politicl enoy, understndg the terntionl enoic order, pr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布热津斯基在1997年出版的《大棋局》一书中显得更为明智，尽管他对经济问题并无兴趣（zbigniew brzezski, the grnd chessbord ri pricy nd its ostrtegic ipertives, bsic s, new york, 1997。要想更好地理解他的分析，必须在眼前摆放一个地球仪，看清楚上面美国与世隔绝的特殊地理位置。人们常指责布热津斯基是个头脑简单的帝国主义者，傲慢而且粗鲁。布热津斯基提出的战略建议常惹人发笑，例如，他甚至提出将乌克兰和乌兹别克斯坦两国作为美国关注的重点。但是，他对欧亚大陆的居民和经济的分析至关重要——这块因共产制度崩溃而重新聚合的大陆开始忘记那独处新大陆的美国——布热津斯基凭借灵光一现的天赋揭示了美国体系所面临的真正威胁。  
福山悖论：美国从凯歌高奏走向徒劳无功
要想理解美国体系所面临的危急局面，我们还必须认真思考一下，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命题对美国人自己在战略上究竟意味着什么。1989至1992年间提出的这一理论使巴黎的学者们很感兴趣，令人惊异的是作者对黑格尔的思想作了简单化的但很容易让人接受的处理(frncis fukuy, the end of history nd the lst n, pengu s, 伦敦, 1992 ,法语译本由flrion于1992年出版）。。历史的发展是有方向的，其终点是自由民主的世界化。共产制度的崩溃只不过是人类争取自由过程中的一步，之前的重要步骤还有：南欧国家专制制度的崩溃：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土耳其民主运动的发展和民主制度的建立；还有拉美国家民主制度的巩固。人类历史的这一理论模型是在苏联体系崩溃的时期提出来的，当时大多数法国人将之视为美国人天真、乐观的典型例子。历史上的黑格尔臣服于普鲁士王朝、服从路德教派的专制、效忠国家，把他作为信奉个人自由的民主主义者只能使那些了解黑格尔的人感到好笑。福山笔下的黑格尔是经过迪斯尼式加工的黑格尔。此外，黑格尔对历史进程中人类精神的发展非常关注，可当福山谈论教育的时候，他总把经济因素放在优先位置，这一点更像马克思——另一位宣称历史终结的人，只不过“终结”的含义完全不同罢了前引文，第116页：教育似乎是工业社会的一个结果。。福山在其理论模型中把教育与文化的发展放在了次要位置，这使得他成了一个另类的黑格尔门徒，毫无疑问，他是沾染了美国知识界妄论经济的习气。 话又说回来，我们还是应当承认福山通过对历史经验的精辟总结，对历史的形成有着独到的看法。他早在1989年就注意到自由民主制度的世界化成为可能并应当加以研究，这本身就很了不起。欧洲的知识分子对历史前进的步伐不那么敏感，当时他们正集中精力研究如何清算共产主义，也就是说，他们所研究的是过去。福山的贡献是能够关注未来：这样做难度更大但更有意义。在我看来，福山的观点中确有许多真知灼见，但他没能从教育和人口的角度充分认识世界的稳定性。先将福山针对世界民主化所提出来的假设放在一边，集中精力分析一下他的理论对美国可能产生的中期效应。福山将迈克尔·道伊80年代初提出的“民主国家间没有战争”的理论纳入了自己的理论模型，而道伊的理论主要是受康德的影响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