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黑格尔(ichel doyle,《knt, liberl legcies nd foreign policy》, philophy nd public ffirs, 1983年第1、2期，205～235页和323～353页。)。道伊是我们碰到的第二个盎格鲁—撒克逊式经验主义范例，表面上幼稚，但在实践中非常有效。民主国家间没有战争的论断是经过验证的：对具体史实的分析表明，尽管民主国家很难避免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开战，他们相互间从不动武。 现代民主国家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倾向和平。我们不能指责1933至1939年间的实行民主制度的法国与英国好战；我们只能遗憾地看着同样民主的美国直到珍珠港事件以前一直奉行孤立主义。不能否认，1914年以前，法国和英国也有一小撮民族主义者，但必须承认，是政府不对议会负责的奥匈帝国和德国使得欧洲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常识告诉我们，在一个人民受过良好教育、生活水平较高的国家，议会中很难出现一个能够把国家带入全面战争状态的多数派执政党。两个制度相似的民族总能找到解决分歧的和平方案。但是，从本质上讲，一个不受约束的小集团领导下的非民主、非自由体制在挑起战祸方面拥有更大的行动自由，哪怕大部分普通百姓都心向和平。如果自由民主真的实现了世界化（福山），再加上“民主国家间没有战争”（道伊），那么世界将会进入永久的和平了。秉承欧洲传统观念的犬儒主义者将要发笑了，他们认为人类永远不变的本性是作恶与开战。先不必理会，继续我们的思路，探寻这一理论模型对美国的影响。在历史的作用下，美国的全球使命是捍卫受到威胁的民主制度，这些威胁曾来自德国纳粹、日本军国主义以及俄国、中国的共产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使得美国的这一历史使命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机制化。但是，随着民主制度在全球的胜利，我们最终会面对一个尴尬的局面；作为军事强国的美国变得毫无用处，而它必须接受这一事实，成为众多民主国家中普通的一员。最使华盛顿焦虑不安的两个根本原因之一就是美国作用的丧失，这也是我们理解美国外交政策的要害之一。美国的外交领袖们常常流露出这种焦虑的情绪，但其表述方式往往截然相反：1998年2月，克林顿政府的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在不得不解释美国为什么要向伊拉克发射导弹时将美国定性为“不可缺少的国家”“我们之所以需要使用武力，那是因为我们是美国。我们是不可缺少的国家。我们站得高。我们放眼未来。”。沙夏·居特里也注意到了这一点，真理的反面已经很接近真理了：之所以会在官方场合强调美国“不可缺少”，那正是因为它在世界上的作用已经开始受到质疑。国家领导人的口误传达的却是战略分析家们的焦虑心情。外强中干的奥尔布赖特从反面阐述了布热津斯基的理论，后者认识到了美国的偏僻与孤独，远离欧亚大陆，而和平时代的世界历史必将由人口众多、工业发达的欧亚大陆集中谱写。 布热津斯基在内心深处接受了福山悖论的潜在威胁，并提出在外交和军事上保持美国对“旧大陆”的控制。亨廷顿则显得有些笨拙：他没有接受福山模型善意的普世思想，拒绝承认民主自由观念有可能遍及全球。他顽固地认为各国人民之间宗教和种族的差别鲜明，并认为大部分民族从民族特性上讲并不适合采纳“西方的”观念。思考到这一阶段，我们不再需要在各种历史假设之间作出选择：自由民主能够全面推广吗？如果能，它能带来和平吗？但是，我们必须理解，布热津斯基和亨廷顿对福山作出了回答。尤为矛盾的是，尽管全世界都在担忧美国无所不在的攻势，这个国家却很可能会被边缘化，而这正是美国精英们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美国人绝不愿意回到过去的闭门状态，他们害怕孤立，害怕在一个不再需要他们的世界中形单影只。可是，今天的美国人为什么这样害怕这段距离呢？要知道，从1776年发表《独立宣言》到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与“旧大陆”的这段距离曾经是他们的生存之本啊！  
不依赖别人，美国人休想过好日子
害怕丧失作用，并由此而被孤立——对于美国来说，这绝不仅是一个新现象，而意味着它的历史地位的彻底颠倒。美国的立国理想之一，或许是其中最关键的一条，就是要与那腐败的“旧大陆”分离，自由、富裕、道德高尚的土地——美利坚合众国选择了独立于欧洲之外发展，绝不插手“旧大陆”堕落国家间的无耻争斗。美国在19世纪只是保持外交和军事上的孤立，因为它发展经济离不开来自欧洲的两个重要因素：资金和人力。来自欧洲的投资和文化素质较高的劳动力是美国经济的真正动力。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那时，美国经济不仅是世界上最发达的，而且是最能自给自足的：能够大量生产原材料，在国际贸易方面出超巨大。20世纪初，美国不再需要世界。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它的实力就会发现，美国最初的对外干涉（亚洲和拉美）其实规模有限。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开始需要美国。美国的反应相当踊跃，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917年。之后，美国再次选择了孤立政 策，拒绝签署凡尔赛和约。直到珍珠港事件和德国对美宣战，美国才下决心在世界上取得与 其经济实力相称的地位，不恰当地说，这是日本和德国推动的结果。 1945年，美国的国民产值占全球的一半以上，其对全球的巨大影响力毋庸置疑。当然， 1950年起，从东德一直到北朝鲜，共产主义占据了欧亚大陆的心脏部位。但在众多盟友（这 些国家的优先目标是与苏维埃体系作斗争）的一片颂扬声中，美国凭借海、空军势力控制着世界的其他地方。其霸权的建立取得了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赞同，尽管到处都有不少知识分子、工人和农民支持共产主义。为了更好地理解事情的后续发展，我们必须承认在过去几十年中是有益的。不承认美国在1950至1990年间统治地位在总体上具有正面作用，我们就无法把握美国从“有用”到“无用”这一变化的重要性，也无法理解这一“颠倒”给美国，给我们大家带来的诸多难题。 1950至1990年间，凭借其在世界的非共产主义部分的霸权地位，美国称得上是一个帝国。一段时间内，美国所拥有的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资源使其无论在哪个领域都堪称世界强大帝国。在这个政治上、军事上为华盛顿控制的圈子里，自由经济的原则居于突出位置——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全球化。美帝国还在一段时间内深刻地影响了属国的内部结构，使其经济削弱，使其社会扭曲。起初，这是个缓慢、渐进的过程。在人们还没有注意到的时候，美国与其势力范围内属国的依附关系已经建立起来了。从70年代初起，美国的贸易赤字是世界经济的结构性要素。共产主义的解体使得这种依附关系的建立大大提速。1990至2000年，美国的贸易赤字从1000亿美元提高到了4500亿美元。为了平衡其外汇账户，美国需要等额的外来投资。新千年伊始，美国不再能自给自足。因为教育的发展、人口质量的提高和民主制度的推广，世界开始觉得可以不再需要美国了，可就在这样一个时刻，美国发觉它已离不开世界。 围绕“世界化”这一概念的论战与现实情况有所脱节，因为人们大都接受了一种正统的表述：贸易和金融交易是对称的、均匀的，没有任何国家能在其中占据特殊地位。劳务、贸易、资本的自由流通等抽象概念中缺少了一个关键因素：在世界经济新秩序中那个最强大的国家所扮演的特殊角色。如果说在相对经济实力的对比中，美国的地位下降，但它从世界经济中抽头的能力却大大增强了：美国在客观上成了一种捕食性动物。这种情况究竟说明美国是更强大了呢，还是衰弱了？有一点是肯定的，从今以后，美国必须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努力维护自己的霸权地位，否则无以保持其生活水准。经济依附关系的颠倒，加上前文所述民主国家的增多，是诠释当今世界奇特形势、美国古怪行为和地球上混乱局面的两大关键性因素。怎样应对一个经济上依附于人、政治上毫无用处的超级大国呢？对这个令人焦虑的理论模型的阐述到此为止，无论如何，我们总还可以放心地告诉自己，美国依然是个民主国家，而民主国家之间是不会有战争的，所以美国不会对世界构成威胁，不会攻击他人，不会挑动战争。经过多次尝试和失败之后，华盛顿政府一定会找到能够适应这个新世界的经济与政治道路。难道不是吗？可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发达国家的民主危机越来越明显，情况越来越让人担心，特别是在美国，因此，我们不能再将美国看成一个本质上和平的国家。 历史是不会停滞的：民主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大行其道，但我们不应忽视，几个最老牌的民主国家，尤其是美国、英国和法国，仍然在变化。一切征兆都表明，它们正演变成寡头政治国家。“颠倒”一词可以用来界定美国与世界的经济关系，也同样可以用来分析世界上的民主动向。民主制度在它过去影响薄弱的地方取得了进展，但那些有着悠久民主传统的国家却在退步。  
美国民主制度的蜕变及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
福山的长处是很快就认定非西方国家正在进入平稳发展的时期。但前文说过，他对社会的认识受到了经济学派的影响；他不把教育因素当作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对人口学毫无兴趣。他不认为全民性的扫盲运动是他所观察到的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潮流的一个“独立的、解释性的变量”。这就造成了他的一个主要错误：从民主制度的普及推理出历史的终结。这一结论的前提是民主本身是完美的，至少是稳定的，一旦得到普遍实行则历史终结。但是，如果民主只是人类文化在初级教育阶段的政治上层结构，那么教育事业的继续推进（中级和高级教育的发展）将在民主的发源地动摇民主，而与此同时，在那些刚刚实现大规模扫盲(详细情况请参考拙著《经济幻象》，gllird出版社1998年出版，“folio”新版本，第5章。)的国家，民主制度刚刚扎根。在发达社会，中等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发展使得人们的精神世界和价值观念中重现不平等概念。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和愧疚之后，认定自己真的高人一等。在发达国家中出现了一个新阶级，概括地说，他们在人口数量上大约占全社会的20，在金融实力上占50。这个新阶级越来越难以忍受全民普选制度对他们的制约。扫盲运动的进展使我们进入了托克维尔的世界，在他看来民主的进步是某种“天意”，是上帝的旨意。高等教育的发展使我们领略到了另一种“天意”，不过是灾难性的：走向寡头政治。令人吃惊的是这实际上回归了亚里士多德的世界，在那里寡头政治将取代民主。 就在民主开始扎根欧亚大陆的时候，它却在自己的发源地褪色了：美国社会从根子上变成了 一个不平等的压迫社会，迈克尔·林德在《下一个美国国家》ichel ld, the next ri ntion the new ntionlis nd the fourth ri revotion, the free press, new york, 1995一书中对此有很好的概括。该书中首次对美国在后民主时代的新兴领导阶级，所谓的“超阶级”，进行了系统的描述。别嫉妒，法国在这方面不比美国人差。在这些奇怪的“民主国家”中，政治舞台上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激烈争斗，普选制仍在实行，可左右两派的政治精英们似乎已经达成一致，禁止对经济政策的方向作任何调整以缩减社会差距。这是个越来越荒诞的世界，经过一番规模庞大的媒体对抗之后，选战的最后结果总是维持现状。精英们之间的这种良好默契表明确实有某种“最高信条”存在，从而阻止了现行政治体制的解体，即便普选的结果已经显示出某种危机的征兆：布什是通过一种不透明的程序当选总统的，人们甚至不知道他是否真的获得了算术意义上的多数选票。紧接着，在另一个“有民主传统的” 伟大共和国——法国，出现了完全相反的情况，有一位候选人以82的得票率当选总统，这与沙夏·居特里的逻辑倒非常接近。之所以出现这种几乎全民一致的选举结果，原因是在法国存在另一种社会及政治封锁机制：处于社会底层的20的人的心声被上层的20所压制，后者同时还在价值观念上控制着其余60的人。结果是一样的：选举过程几乎丧失了实际意义；弃权的比例日益上升。 在英国，这种文化上的社会分层现象同样在进行。迈克尔·杨早在《知识精英的崛起》ichel young, the rise of the ritocrcy, pengu, hrondsworth, 1961; 1958年第1版。一书中已经分析过了：这篇短文确实有预言性，因为它发表于1958年。但是，英国的民主阶段来得较晚且不够彻底：贵族传统根深蒂固，那咬字清晰的贵族语音得以保留至今就是很好的例子，因此，英国向西方寡头政治的渐变过程会更容易一些。美国的新兴阶层对此非常嫉妒，他们在姿态上极力模仿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贵族，尽管那段历史根本与他们无关ichel ld：前引文，第145页。。因此，把民主危机仅局限在美国是不正确、不公平的。英国和法国这两个古老的自由国家在历史上与美国的民主制度联系紧密，现在又与后者同时走上了通向寡头政治的衰亡之路。但在全球化的世界政治和经济体系中，这两个国家都是被统治者。它们必须考虑自己的外贸平衡问题。到了某一阶段，它们的社会发展轨迹必须与美国分离。我不认为将来人们会像从前谈论“西方民主政治”那样谈论“西方寡头政治”。但是，这正是解释美国与世界的困难关系的第二个大“颠倒”。民主在全球的进展掩盖了它在自己出生地的衰弱。这一颠倒很难为全球游戏的参与者们所认识。美国继续高谈自由和平等主要是出于习惯而不是因为脸皮厚。当然，世界的民主化进程还远未结束。可是，如果说美国将进入一个寡头政治的新阶段，那么道伊法则（认为自由民主的必然结果是和平）就不适用于美国了。我们可以设想，一个几乎不受约束的领导阶层会做出一些攻击性的举动，制定更为冒险的军事政策。事实上，如果说美国的寡头化使得我们可以缩减道伊法则的适用范围的话，它其实更可以让我们接受一个经验性的事实：美国具有攻击性。我们甚至不能排除美国进攻其他民主国家（无论其是新是旧）的战略假设。通过这样的分析，说句玩笑话，我们倒是把所谓“理想主义”和同属盎格鲁—撒克逊文化背景的“现实主义”流派的理论观点融合到了一起（前者认为自由民主可以结束军事冲突，后者认为国际关系是一个各国争斗不休的混乱空间）。如果说自由民主可以产生和平，那就意味着民主的衰弱将导致战争。即便道伊法则是正确的，那也不会有康德所说的永久和平。  
“美国模型”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本文中我将建立起一个表面矛盾的诠释模型，但其核心内容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就在全世界尝试民主并企图从政治上摆脱美国的时候，后者却在丧失它的民主特征，同时发现自己在经济上已经无法离开世界。我们这个星球正面临两大“颠倒”：世界与美国经济依附关系的颠倒；民主态度上的颠倒——欧亚国家态度积极，美国消极。上述社会历史进程影响巨大，凭此我们可以理解美国的一些外在的怪异行为。美国的目标不再是维护自由民主的经济秩序，其实后者在美国已经慢慢变了质。各类商品和资金的供给是首位的：美国今后的根本战略目标是对世界资源的政治控制。然而，美国日趋下降的经济、军事实力以及意识形态优势使得它无法再对一个过于广阔、人口过多、人口识字率过高、过于民主的世界进行有效的控制。要想降服美国霸权的真正障碍、战略级的国际行为人，即俄国、欧洲?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