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和日本，那是痴心梦想，是不可能实现的。美国应当同它们谈判，常常需要向其妥协。美国还须想办法解决它那棘手的经济依附问题，无论这办法是否现实。无论如何，美国还应当处于世界中心的象征性位置上，为此需要它摆出自己的“实力”，哦，对不起，是“雄厚实力”！因此，我们看到一种炫耀武力的“军国主义”发展了起来，它主要包含三个要素： 永远不要彻底解决问题，这样“惟一的超级大国”可以永远在世界各地采取军事行动。 集中力量对付一些微型的强权国家，如伊拉克、伊朗、朝鲜、古巴等等。保持世界政治中心地位的惟一办法是“挑战”一些小国，可以借此展示美国国力，自抬身价，阻挠（至少是延缓）其他主要国家与其分享对地球的控制权：欧洲、日本和俄罗斯，往远处说还有中国。 研究新武器，希望借此保持美国在军备竞赛中“遥遥领先”的优势地位，而这场竞赛应该无休止地进行下去。 这一战略显然会使美国成为世界和平的一个新的、出人意料的障碍，但并不具威胁性。目标国的名单以及这些国家的规模从客观上表明了美国的实力：最多也就能对付伊拉克、伊朗、朝鲜或古巴。没有任何理由因为美帝国的“崛起”而惊慌失措、横加指责。苏联帝国崩溃十年之后，美帝国实际上也在解体。通过上述针对全球力量对比关系的分析，我们自然要提出几个战略建议。这些建议的目的不是为了使某一国获益，而是为了帮助所有国家更好地应对美国的衰落。  
文化革命
在1998至2000年间，卢旺达的成|人识字率，即能读会写的15岁以上人群所占比率，由40提高到了67；尼日利亚由33提高到了64；科特迪瓦由27提高到了47；阿尔及利亚40提高到了63；南非由77提高到了85；津巴布韦由80提高到了93；哥伦比亚由85提高到了92。即便是在阿富汗，在同一时期识字率也由18提高到了47。印度由41提高到了56；巴基斯坦由28提高到了43；印度尼西亚由69提高到了87；菲律宾由89提高到 了95；斯里兰卡由85提高到了92；塔吉克斯坦由94提高到了99。在伊朗，能读会写的人群所占比率由1980年霍梅尼革命爆发时期的51提高到了2000年的77。中国的识字率则由1980年的66提高到了今天的85。 所有的贫穷国家都能取得这样的成就，这些国家似乎在整体上走上了一条文化发展之路，即便是在最落后的国家，如马里，其识字率也由1980年的14上升到了2000年的40，尼日尔的进步则慢一些，由8提高到了16。这个比率虽然不高，但在15～24岁的年轻人中，尼日尔的识字率已经达到了22，马里则为65。 这个过程还未结束，文化发展的水平依然差异巨大。但人们可以预见到，在不远的将来，世界将基本实现扫盲。考虑到加速发展的原则，我们可以认为对于青年人而言，2030年左右将实现全球性的扫盲。人类书写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公元前3000年，也就是说，人类需要用5000年时间才能彻底完成书写的革命。  
扫盲运动和全球一体化
对阅读和书写的学习，当然还有基本的计算能力，只是波及全球的精神革命中的一个方面、一个阶段。当人类学会了阅读、写作和计算，他们自然会考虑要对周围的物质环境进行控制。今天的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经济起飞，正如17世纪以及18世纪初的欧洲那样，是教育发展的自然结果。在自由贸易和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中，经济的增长被压制、扭曲，但它依然存在。美国人、欧洲人和日本人心里明白，如果没有巴西、墨西哥、中国、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等国教育事业的进步，他们的工厂是不会搬迁到这些低工资水平的国家去的。 这些前第三世界国家的劳工工资很低，又掌握读、写、算的能力，对美、欧、日等国的工人构成了很大压力，因此才具有剥削的价值。在那些教育进程尚未结束的地方，如非洲，是不会有人把工厂搬过去的。经济全球化不是一个永恒的原则，而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利润优化的技术措施：在首批实现工业起飞的中心国家之外出现了一批数量可观的有文化的劳动力。 要想理解目前涌向欧洲和美国的移民潮，我们同样必须考虑教育因素。这些在富裕国家门前涌动的人群当然是因为本国的贫困而离开的，但他们这种摆脱贫困的愿望说明他们对生活的期望值在提高，这本身就是这些国家扫盲运动取得实质性进展的结果。教育所能产生的后果不可计数，其中一条是让人们在精神上“失根”，即失去家园。  
人口革命说明了什么
等到人们，特别是妇女学会读写之后，就会考虑控制生育率。今天的世界除了 期待2030年实现全面扫盲之外，还在完成一场人口的变革。1981年的世界平均生育率是每名妇女生育个子女。这一数字使得地球上的人口迅速膨胀，几乎让人以为贫困真的将在人类社会长期存在下去。到了2001年，这一指数下降到了每名妇女生育个子女，已经接近于的人口平衡标准（在这一比率下，人类将实现1∶1的简单繁殖，即总人口的零增长）。根据这些数字我们可以认为人类将在可预计的将来，大约在2050年，实现人口的稳定，世界进入平衡状态。 人口转型并未彻底完成。比如，玻利维亚妇女平均仍生育个子女，穆斯林世界的一部分国家和大部分非洲国家仍保持较高的生育率。但即便是在非洲，除了个别边缘国家如尼日尔或索马里外，已经出现人口下降的趋势，而在大部分穆斯林国家中，这一趋势已很明显。 对生育率数据的分析表明穆斯林世界在人口领域并非一个完整的整体。生育率数据变动非常 大：从阿塞拜疆妇女的平均2名子女到尼日尔的名。伊斯兰世界就像是转型中的第三世界的一个完整缩影。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前苏联共和国受益于苏联政权时期出色的扫盲工作，在生育率方面处于前列：阿塞拜疆妇女平均2名子女，乌兹别克为。土耳其相当领先，为，远超阿尔及利亚的和摩洛哥的。从总体上讲，曾是法国殖民地的马格里布国家要比地处阿拉伯世界腹地、未经欧洲直接染指的中东进步得快。 所有将受控制的出生率视做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人都必须承认，法国对北非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则更大。法国的行为是扩散性的，这是当时移民来来往往，当地居民不断接触法国习俗等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约瑟夫·顾贝日曾对此进行过阐述（deogrphic trnsition ong the ghreb peoples of north fric nd the eigrnt unity brod, 收入peter dlow, europe nd the diterrnen一书中，1994年伦敦出版）。俄罗斯的行为则更直接、更具决定性：苏联在它境内全面实现了扫盲，从来没有哪个殖民强国能够做到这一点。因此，殖民主义的共产主义变种做过一些有积极意义的事。一些从来没有变成过殖民地的非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如土耳其（2001年生育率为）、伊朗（2001年生育率为），几乎已经完成了人口转型。离阿拉伯世界更远、接受伊斯兰教更晚的一些地方，如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有一个人数众多的华人少数民族。，也已接近完成其人口转型，它们的数据分别是和。没有经历过殖民，或很晚才成为殖民地、殖民程度不深的阿拉伯国家则要落后一些，但它们进步得也很快。2001年，叙利亚妇女平均生育个子女，埃及则为，几乎达到了摩洛哥的水平。部分穆斯林国家刚刚开始人口控制的宣传工作，这些国家妇女生育率都在5以上：伊拉克是，巴基斯坦是，沙特阿拉伯是，尼日利亚是尼日利亚有一个人数众多的基督徒少数派。。巴勒斯坦到达的生育率是基于它特殊的社会和历史情况：领土被占，需要提高出生率以便有更多的人力投入战斗，同样，以色列犹太人的出生率也很高，在教育水平较高的西方国家中是一个异数。通过对详细数据的分析，我们可以观察到在以色列居民中有一道文化沟痕：那些“世俗”犹太人的平均生育率为，而“正统的”或“超正统的”宗教家庭中则为5，是后者造成了以色列整体生育率的上升(yosef urb,《isrel et pleste: bien d'hos de?》, popultion et ciétés, 第362期，2000年11月)。超正统的宗教家庭平均生育率为7。剩下来的穆斯林国家人口转型还未真正启动，生育率达到或超过6：阿富汗和毛里塔尼亚为6，马里为7，索马里为，尼日尔为。但是，这些国家识字率的上升保证了这些国家迟早也要加入到人类共同的命运中来，实行人口控制。  
过渡阶段的危机
总的说来，大规模扫盲和控制人口的成功所描绘出的是一个与媒体所告诉我们的完全不同的、令人鼓舞的世界。以此为参照，我们可以看到人类正逐步摆脱贫困。牢记这一点，我们不仅会更乐观，还会为能够见证人类在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决定性阶段而欣喜。然而，大众传媒不应当为我们扭曲的历史观负责。人类进步不是像启蒙时期的哲学家们所说的那样呈直线上升，各方面都轻松愉快。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与传统生活的分离，改变不识字、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时期的固定生活模式，这些改变在刚开始时给人们造成的迷茫和痛苦一点儿不比带来的希望和财富少。文化上和精神上的起飞，常常甚至在大多数时候，伴随着转型的痛苦。困惑的人们产生暴力性的社会和政治行为。精神领域的现代化通常伴随着意识形态领域的暴力发作。 这一现象首次出现是在欧洲，而非第三世界。大部分欧洲国家今天是如此的平和，可在意识形态方面和政治领域，它们都经历过一个狂暴、血腥的阶段，尽管理念各不相同：法国大革命喊的是自由和平等；俄国革命是平等和专制；德国纳粹是专制和不平等。别忘了英国，尽管它是如此地理性，但却是欧亚大陆上第一个掀起革命的国家：1649年砍掉了国王的头颅，由此进入了现代政治的新时代。古老的英国革命很好地说明了现代化悖论。没有人否认英国在欧洲的政治和经济起飞中扮演的决定性角色，这个国家很早就实现了全民扫盲。但英国起飞最初的、明显的效应是它所造成的观念、政治和宗教危机，结果导致了一场今天的欧洲人很难理解的内战。 虽然我们谴责法国革命、俄国共产主义或德国纳粹的暴力，但我们认为自己理解其间各种冲突的基本含义。这些事件所传达的观念，无论它们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给人的感觉都是现代的，因为它们是世俗化的。可是，有多少欧洲人今天还能够在克伦威尔的清教徒和支持斯图亚特王朝的秘密基督教派的玄学斗争中选择一派加以支持呢？当时的人们是以上帝的名义在自相残杀。我想今天的英国人自己都会认为克伦威尔的军事独裁统治是通往1688年自由主义“光荣革命”的必由之路。皮埃尔·马农把诗人兼革命者米尔顿1644年那篇关于“无须批准也没有审查的印刷自由”的杂文收入他那本关于自由主义的文集并放在首位是很有道理的(pierre nent, les libérux, 2001年出版。)在这篇文章中，宗教狂热和对自由的捍卫并存。这位作家兼斗士在这之后的五年后写了另一篇文章为处死查理一世而辩护。 与之相比，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最近几年来以安拉名义进行的圣战的性质都没有什么不同。如果说它与自由根本扯不上的话，圣战从本质上说并不意味着一种退步，而是一种转型期的危机。暴力、宗教狂热都是暂时的。伊朗的例子很有代表性。1979年，宗教革命赶走了国王。之后是20年的意识形态狂热和血腥斗争。但是，正是识字率的提高在第一阶段推动了伊朗百姓的行动，在第二阶段使得整个国家实现了精神上的现代化。霍梅尼夺取政权后不久，伊朗的生育率开始下降。用伊斯兰什叶派语言表述的教义对于基督教传统的欧洲人来说是不可理解的，但是，与克伦威尔时代新教各秘密派别之间的冲突相比，这些教义不见得更缺乏“意义”。什叶派教义指责世界的不公，这就意味着革命的可能，正如正统的新教玄学认为人和社会都是腐败堕落的。路德和加尔文，这些16世纪的宗教长老，为这个社会的再生和净化做出了贡献：那就是美国的诞生。同现代伊朗一样，美国也是宗教狂热的产物。伊朗革命发展到今天出现了令人惊异的结果：民主得以稳定实行，实行多党选举（尽管还不够自由），有改革派和保守派，有左派和右派，尽管美国政府对此装做视而不见。扫盲—革命—低生育率，这种连锁反应虽然不具备世界性，却是相当经典的。除了安的列斯群岛外，男性识字率的提高速度都比女性快。因此，作为男人的产物，“政治动荡”一般来说总比“节制生育”来得早，因为后者主要取决于女人。在法国，节制生育的观念是在1789年大革命之后才普及的；在俄国，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是在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以后，并覆盖了整个斯大林时期关于这种互动效应的综合分析请参考拙著《世界的童年：家庭结构与发展》（索耶出版社1984年出版。）。  
全球扫盲和生育下降的结果
扫盲和生育率的下降这两个世界性现象使得民主在全球推广成为可能：福山观察并预感到了这一点，但他未能做出解释，因为他不太清楚，推动历史脚步向前的是人类精神世界的转变。凭经验，我知道这个将出生率的下降和政治现代化联系起来的命题在那些非人口论者的政治学家和那些非政治学者的人口学家中可能引起的反应：他们或许会嗤之以鼻。把人类历史的各个不同方面拆开来研究是多么的方便啊，政治生活和家庭生活本来就是互不相干的两回事么。完全可以将男人和女人划归不同的阵营，各管一摊：你搞政治，我繁衍后代。 为了试图说服读者，我想举我1976年的旧作《最后的坠落》为例，在那本书中，我通过出生 率的下降幅度和其它指数预测了苏联共产主义的崩溃参见拙著《最后的坠落》，罗伯特·拉封出版社1976年出版。参见本书第5章。。当时最流行的理论，也是大部分苏联问题专家所接受的命题，是异端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为主提出来的“苏维埃人”概念，指的是通过60年专制和恐怖统治所锻造出来的一种新型生命。苏维埃人扭曲的、无法撼动的精神将保证专制政权的永生。作为一名历史学者和专业的人口学者，我却从苏联出生率的下降（1923至1927年间，1000名居民中有名婴儿诞生，1950至1952年间为名，1975年为名）得出结论：正常的俄罗斯人将出现，他们完全能够将共产主义制度推翻(请参考jen_cde chesnis, l trnsition déogrphie,1986年出版，第122页。)。同法国、德国一样，俄罗斯的转型期是非常动荡的，人们性行为方式的转变也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扫盲运动所引发的混乱局面。尽管很困难，似乎也与事实情况不符，但我们应当认识到：媒体无休止地为我们报道的各种危机和屠杀通常并非简单的社会倒退，而是过渡期的不正常现象，与现代化进程有着联系。动荡的社会随后会自动恢复稳定，不需要外界的干预。  
伊斯兰主义的转型
如果我们重新拿起新千年之初暴力现象最为严重的地区清单就会惊异地发现其中频繁出现的是一些伊斯兰国家。最近几年来，一种认为伊斯兰教特别暴力、邪恶、易生事端的说法甚嚣尘上。尽管亨廷顿将中国视为美国的主要对手，但他的“文明冲突论”中却把伊斯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