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代表性人物之一继凯恩斯之后再次宣布世界需求可能萎缩，因此必须在世界层面进行调节——这本身已经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即便华盛顿政府在后续“谈判”中将处于相当不利的位置。 需求倾向于停滞是由于自由贸易体制以及工资的压缩，这一论据解释了世界经济增长率逐渐下降的原因，而这种经济衰退越来越频繁。所有这些都不是新鲜事，然而我们必须推动对全球消费萧条的研究，直到美国从战略角度参与到这项研究中来。因为正是由于全球层面需求的停滞，美国才有理由扮演“全球化”经济的管理者和掠夺者的角色，才要求并乐于承担凯恩斯式的全球国家的职能。 在世界经济衰退和停滞不前的情况下，美国被迫消费超过它生产能力的产品——这被整个世界看作是一件好事。每次面对经济衰退时，人们便会对美国消费所表现出来的持久活力着迷，而这种活力已经成为美国经济具有正面意义的根本性特征，人们反而对更关键的一点，即美国的低下生产力，视而不见。美国的家庭储蓄率接近于零。然而每次美国经济的 “复苏”都会大量进口来自世界各地的产品。对美贸易逆差每年都会产生新纪录。但是我们对此却很高兴，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松了一口气。这正如拉封丹笔下的世界，在这样一个颠倒的世界中，蚂蚁恳求蝉接受它的喂养。 我们对美国的这种态度，就是全球凯恩斯主义者对待国家的态度（他们把经济振兴的希望寄托于国家）。实际上，在凯恩斯看来，国家的职能之一便是消费以支持需求。在《通论》的结尾，凯恩斯用了一个仁慈的字眼来形容那些建造金字塔的法老们，他们虽然乱花钱，同时却又是经济活动的管理者。美国就是我们的金字塔，这座金字塔是由全世界的劳动所支撑起来的。谁都能看出这种把美国当作世界的凯恩斯式国家的观点与全球化的政治诠释二者是何其相似。在这一模式中，美国的贸易逆差则被看做是帝国征收的税费。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美国社会已经成为了整个世界的国家。然而，它自认为具有仇视国家的本性，并且通过里根式的反调节努力减少国家在国民经济中的活动。然而，否定国家在社会中的作用最终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国家。一方面，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家赋予国家负面的特征：无生产能力以及金融方面的不负责任。另一方面，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却承认国家的正面潜力，即在经济衰退的过程中刺激需求的能力。 世界各国的货币系统危机四伏，人们心理阴影浓重，就在这时，那些充满活力、从不畏惧失业的美国人却成批地变成了整个世界的公务员，成了无生产能力的纯消费者。个人责任的过度膨胀只会导致集体的不负责任。  
美国社会的“帝国特色”发生扭曲
经济发展的这种“帝国”的进程，可以使我们联想起罗马帝国在征服了整个地中海流域之后的发展过程。这一进程以不同的形式触动了美国社会和经济的不同方面。工业和直到此时一直都被看做是中产阶级成员的工人阶级受到了猛烈的冲击。他们的出局使人联想起历史：由于来自西西里、埃及和希腊的农产品和手工艺品的大量涌入导致罗马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受到巨大的损害。20世纪70至90年代美国工人的贫困化是相对的，然而有时也是绝对的。 不用深入美国经济体制的细节，而仅仅只是停留在某种概况的层面上，我们也势必会观察到，经济帝国转变过程的趋势在于将美国社会的上层转变成超越一国范围的“帝国”（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全球”的）社会的上层，而这个处于全球化过程中的社会开始时便包含了整个自由世界，而现在随着共产主义的崩塌，几乎包含整个世界。 甚至对于美国来说，1980年最富裕的5的人所吸收的“国家”收入便超过其国家收入总量的，而2000年这一数字则超过。同样的，20的最富裕的人所吸收的国家收入从1980年的增长到2000年的，而其他80的人总共所占的份额则从降低到。四个较低的社会阶层的份额分别从下降到，从下降到，从下降到，从下降到。根据《福布斯》杂志的统计数字，2000年400个最富的美国人的财富比起1990年最富的400人来说多了整整十倍，而在这十年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只增长了一倍。美国社会上层人士收入的这种惊人的膨胀，不能说与这种帝国模式毫无关联，正如绝大多数国民收入的停滞或是增长缓慢与此有关。 1980年到2000年这一时期被分为两个阶段，这一现象表明，两极分化的增大并不是贯穿整个时期的特征，主要集中在帝国重组的第一阶段。 在1980年到1994年间，收入的增加是随着人们的富裕程度所增加的：5最富的人的收入增长了59，而随着社会阶层的降低，其收入的增加也越来越少，甚至对于20最穷的人来说，其收入的增长为零。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不平等现象的急剧增长。 然而，在1994到2000年期间，这一变化的方向和性质都发生了改变：最高收入者的收入增长速度放慢了，对于5最富的人来说，他们的收入只增长了19；而所有其他等级，包括最为贫穷的人，他们所获得的收入取得了差不多同等程度的增长，从13增长到16。“新经济”在这种变化当中体现了现代化进程当中的平均主义阶段，而现代化进程刚开始时必然包含一个不平等现象加剧的阶段，这也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学者圈子里最被推崇的观点之一。 但是如果继续将这一现象同罗马历史相比较，一方面，美国社会当前处于发展的第二阶段，在国民收入的增长上更为平均主义；另一方面，美国贸易赤字急剧膨胀，从1993年的稍稍超过1000亿美元增长到2000年的4500亿美元，我们对于这两种现象的偶遇就不能不惊讶了。对物质资料的帝国式征收体系已经发展成熟，所有人都可以从中获益。 在1970年至2000年期间，我们曾经见证过美国实现罗马式社会极化的过程，一方面是富豪寡头阶层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包括平民阶层的扩大。富豪寡头阶层和平民阶层的概念在这里所表明的并不仅仅是财富的等级，同时还有这一事实，即这种财富不管是多是少，都不是直接来自生产活动，而是来自于对于外部世界的政治统治（这并非偶然：美国历史大片《角斗士》对罗马帝国的基本原则持相当肯定的态度，但抨击了帝国的退化（退化到生活中只需要“面包和马戏”的水平）。这与以前对罗马持反对态度的历史电影差别很大，这些电影包括：《阴谋与爱情》、《斯巴达克斯》等。）。 我在中将会研究在自由主义经济的背景下，这种奇特的征收和再分配财富的方式。然而，我始终坚信这种比较的确切性。在1994年至2000年间，美国本来可以达到“面包和马戏”（pne et circense）的阶段而不是“信息高速公路”的“新经济”阶段。 当然，我夸大这一特征是为了便于读者对于论证的理解。那些认为美国经济的高效、高生产力的经济学家并非毫无道理。在当前阶段，惟一真正没有道理的事情是1990至1995年间的辩论不再出现，或者说消失了，而这次辩论的中心之一便是对于美国经济的“真正”效率的怀疑。 下面我们从模型回到历史现实，我们可以说美国最近20年间在两种类型的经济和社会组织式间犹豫不决，即国家和帝国。美国还远远没有摒弃其国家的特征，而作为帝国它也必将失败。但是，很明显，在1990至2000年间，更具体地说是在1994至2000年间，向帝国发展的倾向正在不断加剧。 美国贸易赤字（以10亿美元计） 资料来源：
大辩论：是美国还是“美帝国”
走帝国式的经济道路是经过辩论和冲突后才确定的。在大西洋对岸（美国）比在欧洲有着更多的研究者在揭露自由贸易对美国工人阶层的影响，而且通常情况下这些研究者都来自美国最负盛名的大学之外。正是美国人重又发现了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意义，他作为德国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论家，主张建立一个对外保护，对内自由的贸易空间（friedrich list, systè ntionl d'énoie politie, nouvelle dition, gllird, llection 《tel》, 2002。）。那些赞同保护美国经济不受亚洲特别是日本的竞争的“战略贸易家们”，发表了大量的著作，并且在克林顿第一个总统任期之初形成了一定的政治影响。 这些“战略贸易家们”是从经济和贸易的角度考虑问题的。迈克尔·林德在1995年首次根据自由主义贸易的论调构思并描述美国社会的发展。他并不仅仅满足于揭露工人阶层和市民阶层的崩溃，他最大的贡献在于界定并描绘了美国新的统治阶级——“超白领阶级”这一阶级不仅是通过他们的收入来定义的，同时也是通过他们的文化和精神习惯来确定的：这些人喜欢研究法律而不是技术，带有装腔作势的英国作风，在种族方面倾向于“肯定性行动”（有利于少数阶层的“正面意义的歧视”），能够灵活地让自己的孩子不受大学里的智力竞争之苦。林德勾勒出了一个分层次的美国，其中工会对于越来越不民主的民主党已经不再具有影响力（ichel ld, the next ri ntion, the free press, new york, 1995 在1984年，民主党获得的企业的捐赠超过了工会的捐赠，参见第187页。）。在我看来，是他第一个认识到了当前阶段欧洲和美国之间存在着一种错位，即旧大陆比起新大陆要更为民主（同上，第231页。）。林德既是一位学者也是一个斗士，他重申要对美国重新进行国家定义——应该是自给自足和民主的国家，而不是依附于人的，搞寡头政治的国家。 那是在1995年。1994至2000年间美国的贸易逆差的不断增加和收入的变化表明从1995年到2000年，美国争取成为民主的和经济独立的国家的斗争失败了。如果我们不考虑俄罗斯（作为平衡体系中的一极以及美国的竞争对手）的发展变化，那么我们就无法理解这份时间表以及它所暴露出来的美国帝国倾向的加剧。因此在论述美国对外政策的总体原则第六章，我将会具体谈到这一点。确实，美国向一个完全的和完整的帝国体系的演变并不单单依赖于，甚至首先取决于美国社会内部的实力对比。帝国是相对世界而言，而这个世界被国家权力所统治和吞并，从而变成国家权力的内部空间。 我们是否有必要谈一谈美利坚帝国的未来？ 通过历史来看，真正的帝国的构成总是具有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两个特征： 其一，帝国基于军事约束而诞生，而这种束缚使得帝国可以通过收取贡赋来满足中央的需要。 其二，最终，中央将被征服的不同民族的人民都看做是普通公民，将普通公民也看做是被征服民族，二者没有分别。权力的作用导致平均主义的普遍发展，但这种平均主义并非发源于普遍的自由，正相反，它发源于普遍的压迫。在征服民族和被征服民族不存在显著差别的政治空间中，这种来源于专制主义的普世主义逐步发展成为一种对于所有人的责任感。 这两条准则使得我们可以立即看出：罗马一开始是征服者和掠夺者，后来又变成普救者以及道路、引水渠、正义和和平的分配者，它得到帝国的称号确实名副其实；与之相比，雅典的帝国化道路是失败的。我们必须承认希腊对于军事征服的怀疑也给它带来了利益，承认提洛同盟城邦所缴纳的贡赋实际上证明了它的军事实力。但是，雅典却并没有向着普世主义的方向前进。雅典在其权力的范围内尽最大努力裁定结盟城邦之间的法律纷争，与罗马相反，在其中央权力得到确立的时候，它丝毫没有扩张自己城邦的权利，反而还对其进行了限制。 参照这两条准则中的任何一条，美国都存在明显的不足，对于这些不足的研究使得我们能够肯定地预言：在2050年左右将不会出现美利坚帝国。 美国尤其缺乏两种类型的“帝国”资源：它在“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束缚力”不足以维持对于世界现有的剥削水平；“它意识形态上的普世主义正在走向没落”，使得美国无法对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人一视同仁，也就无法达到向他们保证和平和繁荣，从而剥削他们的目的。 接下来的两章将研究这些根本的不同点。  
传统军事已经无能为力
因此，人们从一开始起就对美国的实际军事实力心存疑惑。就连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经济资源的惊人扩张也无法使人忘记美国军队在这片土地上军事业绩的相对逊色。让我们先将盎格鲁—撒克逊人狂轰烂炸这个问题放在一边：轰炸并没有产生令人称道的战略效果，只能从整体上加剧德意志人对于盟军进攻的抵抗情绪。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现实便是，在欧洲战线上，俄罗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前、之中和之后均做出了巨大的人员牺牲，但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打碎了纳粹的军事机器。1944年6月进行的诺曼底登陆来得太迟了，与此同时苏联的军队已经到达他们自己与德国的西方边界，并向德国推进。战后在大多数人的思想中，是共产主义的苏联打败了德国纳粹主义，并对欧洲的解放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如果我们忘了这一点就无法理解战后初期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局面。 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和军事专家利德尔·哈特所认识到的，美国军队在各个时期的行为都是官僚化的、拖沓的和缺乏效率的，与美国投入的财力和人力不成比例。（, history of the send world wr, pn s, londres, 173）每次行动时，只要是有可能，需要一定牺牲精神才能完成的任务都被交给了其他盟国的部队：在意大利的卡赞山是波兰和法国军队，封锁诺曼底山口的是波兰人。美国当前在阿富汗的“手段”是请各部落领袖出兵并提供金钱，而这只是一种古老手法的全新版本罢了。美国既不像罗马，也不像雅典，反而与迦太基比较接近，因为迦太基也曾出钱雇请高卢的雇佣兵以及西班牙巴利阿里岛的投石兵。具体说来，b—52轰炸机扮演了大象的角色，只是没有人扮演汉尼拔的角色。 美国海空方面的控制地位是无可置疑的。自从太平洋战争以来，这种控制就是十分明显的。回想起当年的美日之战时，人们总想忘记双方当时物质力量明显的不对称。在最初几次英雄主义的战役之后（例如双方旗鼓相当的中途岛战役），太平洋战争迅速地变成了“印地安式的战争”，技术实力上的不平等导致了双方在损失方面惊人的不等（现有统计资料中未按战场和战区进行区分，但是在战争中死亡的总体人数已经可以说明一些问题：美国（针对德国和日本）：300000;英国：260000;法国：250000;俄罗斯：13000000;日本（对所有对手）：1750000;德国：3250000。）。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军队与这场战争在陆地上的真正胜利者 —— 苏联之间的冲突逐步激化，而这正从根本上反映出美国军事的脆弱性。在韩国，美国只取得了一半的胜利，在越南则根本就没有取胜；幸好并没有直接与红军对抗。至于在海湾战争，美国的对手是谜一样的伊拉克军队，一个只有2000万居民的不发达国家的军事工具。 最近出现的“零死亡战争”概念说穿了就是倾向于搞不对称冲突，至少在美国人看来是这样。它承认并加剧了美国在陆军方面的传统弱势。 在这里我并不是想批评美国没有能力像其他国家那样打仗，也就是说，愚蠢地屠杀对手的同时也屠杀本国国民。对于自身来说以最小的代价打仗，却让敌人付出最大的代价，这是一种纯粹的实用主义逻辑。问题是，美国的军队在传统上缺乏陆上优势，使其无法占领土地并构建一般意义上的帝国空间。 今天，俄罗斯军队已经收缩到相对于它以前的实力来说很小的一部分。每个人都对俄罗斯在车臣的困境加以讥讽。然而，在高加索地区，得到选举团支持的俄罗斯仍然能够要求当地居民服兵役。这种能力是一种社会和心理类型的军事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