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随着无死亡战争这一概念的发展，美国正在彻底丧失这种资源。  
美帝国的疆域
1998年，即苏联体系崩塌的八年之后，在发动反恐战争的前夕，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军事部署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过去——冷战时期的大对抗。在美国本土之外，美国在德国驻有60053人，日本41257人，韩国35663人，意大利11677人，英国11379人，西班牙3575人，土耳其2864人，比利时1679人，葡萄牙1066人，荷兰703人，希腊498人。（, sttisticl bstrct of the united sttes: 2000, tbleu 580）美国军队和军事基地在其势力范围之内的这种部署方式，确实给我们一种 “帝国”的感觉（如果帝国存在的话）。正如布热津斯基明确阐述的那样，美国对旧大陆的实际控制关键在于两个基本属地，即欧洲和远东这两个保护国，例如，日本和德国养活了85的海外美国军事人员。否则美国就不存在世界超级大国的地位。 在上述屯驻地区附近，包括匈牙利、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马其顿等在内的东南欧地区，1998年的美军派驻人数仅为13774人，在中东强国包括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巴林仅驻有9956人，但承担多种功能，背靠俄罗斯面向中东的土耳其基地，这一数字就变成了12820人。但帝国的士兵们主要仍驻守在前共产主义圈的周边地带，实际上包围着俄罗斯和中国。在阿富汗部署12000人以及在乌兹别克斯坦部署1500人，与其说是改变还不如说是补充了这一基本地理布局。  
先失败，再退却
上面的论述并不是说美国具有长期的、持续的侵略意愿。我们甚至可以提出完全相反的论据：在苏联体系崩塌之后的十年间，美国撤军、收缩战线等一系列动作是真心诚意的。1990年美国军费预算为3850亿美元，1998年则只有2800亿美元，下降了28。在1990至2000年间，在全世界美国的现役人员从200万人下降到140万人，也就是在十年内下降了32（'hnlon , defense policy choices for the bh distrtion 2001～2005, brookgs stitution press, 2001s，该书是一本分析美国军费开支以及美国军事实力现状的优秀著作。）。不管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实际性质如何，军事开支占总额中的份额从1990年的下降到1999年的3。我们无法将如此大动作的收缩看做是一种帝国意愿的显著信号。不断揭露美国企图统治世界的永久规划无疑是荒诞可笑的。美国军费开支的下降趋势直到1996至1998年间才停止，军费预算直到1998年才开始上扬。 我们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国的政策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90年代中期之后不久美国恢复了原先的战略。1990至2000年这一时期又一次表现出了前后不一致的特征。 ——在1990至1995年间，帝国在军事领域内的收缩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这一时期围绕贸易保护主义的争论加剧，而在经济和社会领域，民族民主主义成为美国的选择。随着共产主义的崩塌，人们曾认真地思考是否要对美国重新定位：它既是所有自由和民主国家的领导，又要与其 他国家地位平等。这一选择可能包含着重新恢复“相对”的经济独立，但这不意味着自给自足，也不意味着减少与国外的贸易，而是要具有“平等国家的经济特征——外汇账户的平衡”。 ——这一趋势逐步发生了反复。或者更确切地说，一步步地失败了。在1997至1999年间，美国出现了巨大的贸易逆差。在1999至2000年间，美国重新又开始了它的军事化进程。这种经济依赖性的增加和军事机器的膨胀之间有联系。美国军队的发展是由于意识到美国经济脆弱性的不断增加。 乔治·w·布什宣布将美国军费开支增长15，这是在“9·11”事件之前就做出的选择。在1999年前夕，美国政治机构就意识到，面对其帝国类型的经济，也就是说依附性经济，美国的军事潜力确实不足。一个以攫取外部财富为生却无需补偿的超级大国的军事安全问题与那些需平衡收支账目的国家是不可相提并论的。 然而，对美国来说，又很难把这种攫取财富的行为当成统意义、国家意义和帝国意义上的，通过武力或军事威胁而收取的贡赋。只有日本和德国为美国军队所付出的食宿开支可以作为典型意义上的贡赋来分析。美国消费之后却不用偿还 —— 这种方式确实奇怪，甚至可以说是神秘的和危险的。  
美帝国的特殊供品
美国不断地进口和消费。为了支付其进口的开支，美国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征税，但是征收的方式却是一种在帝国历史中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奇特的方式。雅典向联盟城邦每年征收贡赋，开始这种贡赋是自愿的，后来就变成通武力强迫缴付了。罗马一开始只是掠夺地中海地区的财富，然后便以实物或货币的形式榨取西西里地区和埃及的小麦。这种野蛮的征收方式符合罗马的国家性质以至于恺撒承认，罗马不能征服日耳曼，因为日耳曼的农业是巡游式的，不稳定的，这样的日耳曼没有能力满足罗马兵团的需要。 美国只征收必不可少的部分钱款和物资。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派驻在日本和德国的军队的食宿供给便是这种情况。在海湾战争中，美国的诸多盟友（除了英国和法国）并没有直接参战，只是提供了资金上的支持。这个例子就非常接近于雅典式的贡赋。最后要说到的是武器出口。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商品，其销售可以带来利润，但其价值并不是根据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由个体消费者的偏好所决定的。武器的买卖取决于国家间实力的对比，因此它有时可以反映美国实际的约束力：最近在韩国，法国达梭公司那些天真的代表吃了亏以后终于认识到这一点。 武器销售给美国所带来的资金，与美国通过政治和军事途径所征收的贡赋是相等的。然而其数量完全不能满足美国现有的消费水平。传统的反美人士曾为我们揭示了美国在武器出口方面所占据的绝对地位：例如1997年，美国出口武器总值3200亿美元，占全世界国外武器销售的58。从军事角度出发，这一比例无疑是惊人的。如果说这一数字还具有经济意义的话，是因为这一年美国的贸易逆差仍达1800亿美元，而比起2000年45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来说，这一数字就根本不算什么了。 控制某些石油出产区，这是传统意义贡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跨国石油公司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统治性地位，使得美国可以榨取全球的利润，但其程度今天已经不足以为美国进口各种类型的物资提供资金支持了。但是，石油在美国贡赋体系中的统治性地位却有助于我们理解美国外交政策对这一特殊物资所给予的密切关注。 无论如何，美国所征收的大部分贡赋并非基于政治和军事压力，而是通过自由主义的、自发的途径实现的。美国从世界上所购买的物资并不是免费的。货币市场从没有像现在这样自由，美国的贸易界人士从货币市场上获得外汇，用以购买商品。他们将这些外汇兑换为美元，而美元这种不可思议的货币甚至在美国贸易逆差加重阶段（至少到2002年4月）都没有下跌过。这种行为是如此的神奇，以至于某些经济学家从中得出结论，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不是像其他国家那样生产产品，而是生产货币。  
奥内伊主义：国际贸易与外来投资
按照传统的经济学理论，美国需要外汇以购买世界各国的产品，同时，由于美国产品的竞争力越来越差，在全球层次上对于美元的需求也就越来越少，这将导致美元的贬值。这种现象曾经在不久前出现过，特别是贸易逆差开始出现的70年代。与法国某些古典戴高乐主义者的看法恰恰相反的是，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作用并没有保证美国具有独立于其出口能力之外的购买力。 无论如何，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也就是在第三个千年开始之际，尽管出现了历史上从未见到的贸易逆差、低利率，与欧洲和日本比相对较高的通货膨胀水平，美元仍然表现出了长久的强势。因为全世界的货币都涌向美国。世界各地的企业、银行、机构和个人投资者都开始购买美元，这样就保证了将美元的外汇平价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在这种背景下，这些美元并没有用于购买美国消费品，而是用于在美国进行直接投资，或是获取有价证券——包括国库券、私人债券和股票。 正是金融资本的这一活动年复一年地保证了美国财政收支的平衡，简言之，资本的涌入使得美国可以购买来自整个世界的商品。考虑到以下情况：从外部购买的商品大多数是用于消费，以满足美国人的不断更新的短期需求，而在美国投资的金融资本大部分属于中长期投资，我们必须承认这种机制中存在着某种矛盾，甚至是结构性的不稳定。 在美国财政部长反复阐述之后，英国《经济学家报》不无忧虑地为他的主张取了一个好听的没有任何意义《回声》杂志访谈，2002年4月11日。。前美国驻巴黎大使菲利克斯·罗涵回忆说，美国每天需要有10亿美元的进账用以填补贸易赤字，这更好地表达了美国领导人对于安然公司的丑闻对外国投资的影响所表现的恐惧和担心（《the betryl of the cpitlis》, new york review of s, 2002年1月31日。最近被转载刊于《世界报》。）。 年复一年，美国经济分析办公室满怀焦虑地跟踪着外来资本填补进口资金缺口的情况。只要存在各国货币，就必须保持某种程度的平衡。奥内伊主义确实是使人宽心的——不管奥内伊究竟说了什么，他毕竟发挥市场稳定器的作用——但是，奥内伊主义只有在完全的和完整的帝国货币世界中才有意义；“条件是美元实行强制汇率，并能在全世界范围内具有债务清算能力”，要想做到这一点，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要具备绝对的军事和国家强制力。简而言之，美国必须在全世界的范围内以合法的强制力实行韦伯式的垄断。然而，一直以来都没有抓到奥马尔和本·拉登的美国军队看来似乎没有能力履行这一使命。那么传统的法则将发挥作用：如果美国消费过量，同时涌入美国的资金流停止的话，美元就会崩溃。但是，也有可能我对于“帝国”和“权力”等概念的理解过于守旧了，过于看重强制力中的政治和军事因素。在全球化的资本主义阶段，现在的这种资金流可能成为新型经济的一种内在需要和稳定因素。这也是需要考察的一种假设。  
美国已经不安全了
怕麻烦的经济学家做出的占统治地位的诠释（或者是由于他们属于美国名牌大学，或者是因为他们效力于那些靠资金流动为生的机构）宣称，美国之所以吸引投资，是因为美国经济比较有活力，可以更好地应付风险，并且严格地来说，是有利可图的。这种说法也有道理。美国在“体力”、科技和工业领域低下的生产力并不意味着其金融收益程度不高。在物质丰富的特定时期内，一国经济中同时出现较高的企业收益率和无用部门的过度发展——这种设想并不会产生原则性问题。金融活动可以自给自足，可以从并不触及真正的生产范围的活动中获取利润。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金融在美国经济生活中所占的份额已超过工业所占的份额。我们甚至可以继续推论：“技术和工业潜力不足的行业却具有高收益率，正是这一点导致了美国的低下生产力。”从这一观点出发，安然公司从事的经纪行为就是一个典型，因为它不从事直接生产，从中间活动中获取利润，而经济理论向我们保证，这种活动可以最好地协调生产和消费。在虚拟世界出现之前我们还敢说，只有吃布丁的时候才能证明它的存在。很明显，从安然公司一案中可以看出，今后已经没有任何实实在在的东西可吃了。然而，正是安然现象的存在，几年的时间使美国实打实的经济走向了低生产力，从而走向越来越庞大的赤字。 想不到的是，资金涌向美国是投资者们出于收益率的考虑，这也是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至高无上的“圣经”。将资金投向美国可以保证较高的利润率，当然同时也意味着较高的风险水平，于是对于富人们来说，美国便成为梦想的国度。这样一种动机——对于利润的追求以及冒险的爱好——导致外国在美国购买股票和直接投资成为一种结构性的主流。情况并非如此。并不是所有流向美国的资金都愿意投入所谓网络“新经济”和“信息高速公路”（代表的是一种对于新的全球疆界的充满活力和冒险精神的看法），我们将会看到，对于安全的追求将会优先于对于利润的追求。 实际上，对于那些对美国财政收支平衡感兴趣的人来说，最吃惊的是，在美国赤字的融资过程中，购买国库券、私人债券、股票的外来资金和直接投资所占有的相对位置是变化不定的（bureu of enoic nlysis,)。这些剧烈的变动不能以利率的变化加以解释，因为二者变动的速度和幅度都不相同。购买国库券和私人债券的人自然逃不出追求利润的目的，但是同时也更好地保证资金安全（上述证券实行固定利率），因为这种固定利率是可靠的经济、政治、银行和货币体系所保证的。对于美国来说，这种出于安全目的的购买行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极为重要的日常资金来源。 在分析中，让我们把各种银行和非银行的债务所占据的巨大的、不稳定的和神秘的位置放在一边，集中研究金融资本流动中经典的和令人宽心的方面。让我们再次集中研究90年代，正是在这决定性的十年中，世界消化了共产主义的崩塌，同时金融全球化达到极致。涌入美国的金融资本的增速是惊人的：1990年880亿美元，2000年8650亿美元。这些数字中当然不含资本的反方向运动，即资本的流出，但后者仅为流入资本的三分之一。2000年，资本顺差达4850亿美元，弥补了商品和服务贸易的逆差。然而，在涌入美国的金融资本数量的增加之外，10年间另一个惊人的现象，首先是涌入美国的资本类型的变化：1990年，由于外国在美建立尤其是购买企业，外来直接投资占首位（占55）。1991年，股票和债券的购买占首位（45）。在1991年、1992年、1995年、1996年和1997年，国库券的购买变得十分重要，主要是用于填补美国的预算赤字。从1997年到2000年间，股票和私人债券的购买数量大幅度增长，从总共28增长到58。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因为既高效又善于投机的自由资金大增。如果将2000至2001年间的“私人有价证券”分解为利润变化的股票和利率固定的债券，我们将会发现，购买股票——以最低的风险追求最大的收益的英雄式的投资模式并不占主要地位。 在2000年的顶峰时期，外国人购买的美国股票达到1927亿美元；然而，同一时期，购买的债券达到2929亿美元。如果我们用它们在美国从世界上新获取的资金中所占的比例来评价这些交易额，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的数字：股票占19，债券占30。2001年是经济衰退和充满恐怖主义恐慌的一年，股票在总额中所占比例下降为15，然而债券以其43的比例帮助维持了证券买卖的繁荣。 这一研究结果并非无聊的文字游戏，正相反，它极为重要。正如凯恩斯早已清楚地阐明的那样，想要投资的人本身就生活在一种双重的焦虑之中：一方面担心自己投资的钱损失了，另一方面又担心不能赚到最多的钱。他同时追求着安全性和收益性。与当代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张完全相反，真实的金融史表明，绝大多数人之所以选择美国作为投资地点，是为了保证资金的安全。就是这一点使得我们远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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