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布莱尔夫人在阿富汗妇女地位问题上采取女权主义的态度更是火上加油。盎格鲁—撒克逊体系的社会和文化人类学已露出某些退化的迹象，人们不再像爱文斯—皮特卡德或者梅耶·福特斯那样对不同体制采取包容和理解的态度，取而代之的是某些争取妇女参政的英国妇女对新几内亚男权统治的揭露和对坦桑尼亚及莫桑比克这两个穆斯林人口居多的国家实行的母系氏族制的欣然赞赏。如果单凭一门学科就可以断定文化的优劣，我们又怎能要求政府和军队保持客观和公正？ 前文说过，普世主义并不是宽容的代名词。比如说法国人完全可以仇视来自马格里布的移民，因为阿拉伯妇女地位低下，与法国的风俗习惯相悖。但这种本能的反应并不带有任何意识形态色彩，也不涉及对阿拉伯人的总体评判。普世主义对差异显得无动于衷，不会导致对某一体制的公开谴责。相反，反恐战争却使美英可以对阿富汗人（或者阿拉伯人）做最终的、无上诉机会的评判，这与平等的先决原则是完全不符的。 我们所观察到的现象并不是偶然事件的简单集合，事实是普世主义在盎格鲁—撒克逊体制中的衰落使美国不能准确估量国际关系，因而也就不能从战略角度有效地、合理地对待穆斯林世界。  
“石油”这个永远摆脱不掉的烦恼
美国对阿拉伯世界的石油政策实际上是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力量对比中地位的真实写照。历史上美国曾一度率先进行石油开采、生产和利用，最近30年却大批进口石油。如果和欧洲或者日本相比，美国还算正常，因为欧洲和日本的石油产量微不足道，甚至完全依赖进口。 1973年，美国每天生产920万桶石油，出口320万桶。1999年石油日产量为590万桶，日进口860万桶2000年《美国统计摘要》，第591页。。按照目前的开采节奏来算，美国的石油储备将在2010年衰竭。我们于是可以理解美国的石油情结，更何况布什政府里有众多的石油巨头。美国对石油能源的关注既不是出于理性的思考，也不是为了制定有效的帝国战略，理由有如下几点： 首先，鉴于美国经济对进口的严重依赖程度使得石油问题只具有象征意义，确切地讲并不是美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没有石油消费会下降，有了足够的石油但商品供应不足也会造成消费下降。石油进口是造成美国贸易逆差的一个不容忽视的，但却是次要的因素，2000年石油进口额为800亿美元，美国的贸易逆差则为4500亿美元。无论哪种类型的封锁都将使美国变得脆弱不堪，石油问题的中心地位并非源于理性的经济分析。 对石油供应不足的担忧并不一定会导致对中东耿耿于怀。美国的石油供应国遍布全球，阿拉伯世界虽然产量可观，石油储存量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但根本没到掐住美国咽喉的程度。美国一半的石油进口来自新大陆：主要是墨西哥、加拿大和委内瑞拉，从军事角度说这些国家对美国更安全。从这些国家进口来的石油总量加上美国自产的石油量达到美国石油消费总量的70，这些石油都来自门罗主义所界定的西半球的美国势力圈。 较之依赖中东供给石油的欧洲和日本，美国的石油安全是有保障的。波斯湾国家只供给美国所需石油的18。美国在沙特阿拉伯部署的海军航空部队和地面部队，针对伊朗的外交战，不断攻击伊拉克等等，都处于美国的石油战略框架内。美国所要控制的并不是美国的能源供给，而是世界的能源供给，更确切地说是为了控制美欧日大三角中其它两极——生产力强大、国际贸易出超的欧洲和日本的能源供给。美国的这一行动确实带有帝国色彩，但未必使人放心。 现阶段，伊朗、伊拉克，甚至还有沙特阿拉伯由于人口增长过快不得不出售石油来缓解压力。欧洲和日本根本无须担心这些民族的行动自由。美国宣称为盟国的石油供应而战，然而通过控制欧洲和日本所必需的能源对他们施加强大的压力才是美国的真正企图。 我所论述的是一位老战略家基于简单的几组数据和几幅地图之上的空想，这位战略家的原型就是拉姆斯菲尔德。美国已经失去了对伊朗和伊拉克的控制。沙特阿拉伯正在脱离美国的势力范围，海湾战争后美国在此建立永久军事基地不过是做最后的努力，以免完全失去对该地区的控制。这种做法是美国的战略趋势。没有当地力量的支持，任何海空力量都不可能在距离美国本土如此遥远的地区长久地维持其军事优势。因此可以说在技术上沙特和土耳其的美军基地比美国的航母更重要。 对穆斯林世界石油的关注与其说反映了美国扩张帝国的实力，不如说体现了美国对遭受排斥的恐惧。它所表现出的是美国人的焦虑而非强大：美国人担心其经济的全面依附性——石油缺口只是这种依附性的一个象征；美国人担心失去对美国的两大保护领地欧洲和日本的控制。  
短期内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击弱国
除了对阿拉伯妇女地位的不满和对石油的关注这两个显而易见的动机外，还有一个因素促使美国打着反恐的旗号，将穆斯林世界作为靶子，企图以最小的代价来表现它的“绝对的战略能力”：阿拉伯世界的脆弱。阿拉伯就如同任人宰割的羊羔。亨廷顿提到穆斯林文明并没有一个中央控制国，借用他的术语来讲就是“核心国”(restte)，至于他对此是惋惜还是满意我们无从知晓。阿拉伯穆斯林世界无论在人口、工业还是军事方面确实没有任何一个强国，埃及、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伊拉克和伊朗这些国家在人力和物力上都不能和美国抗衡。以色列还三番五次地提出证据显示当今阿拉伯世界的军事无能，认为它们的发展水平和国家组织目前还不足以形成有效的军事机构。 于是该地区理所当然成了美国的理想舞台，美国在这个地区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屡战屡胜，让人不由想到电子游戏。美军早已从越战的失败中记取了教训，深知自己的部队在地面的无能。从一位美国将军把阿富汗和越南混为一谈的口误和美军向地面派遣部队的恐惧中都可以看出，美国从没忘记他们只擅长一种战争——那就是同一个孱弱的没有防空力量的对手作战。毫无疑问，选择弱小的对手当靶子，打不对称战争可以让美军重温昔日差异主义时代的某种军事传统，即对印地安人的战争。 同阿拉伯世界对抗是美国做出的轻率选择。这种选择是多种客观因素导致的必然结果，也是美国装出帝国态势采取行动的必不可少的一环。她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为帝国寻求长期的良机。恰恰相反，美国领导人总是习惯走捷径，每一次他们选择的都是难度最小，对经济、军事和智力要求最低的行动计划。为何虐待阿拉伯人？因为他们军事力量薄弱，拥有石油，石油神话可以让美国人暂时忘记他们需要全球源源不断地为其供应商品的事实；因为在美国国内政治游戏中不存在有力的阿拉伯压力集团；因为美国已经不能继续用普世主义、平等主义的方法思维。 要想理解当前形势，我们一定不要误以为美国正依据一个理性的总体规划有条不紊地采取行动。美国的对外政策也有一条路线，它就像河道中的水流，总会流向某一个地方。所有的小溪和河流不断地向下流淌、汇合，最终流入大海。它在总体上有一个方向，但其过程没有理性，不受控制。美国制定了霸权路线，但又无力控制这个纷繁复杂的广阔世界。每一次做出的轻率选择都使它本应有所作为的领域变得更困难。再用水来打比方，它不能再顺流而下，而要涉水逆行几百米：重振工业；考虑盟国的利益，对它们的忠诚给予报酬；敢于挑战，而不是满足于不断地撩拨真正的战略对手俄罗斯；迫使以色列接受公道的和平等。 美国在海湾地区指手画脚，攻击伊拉克，威胁朝鲜，挑衅中国——这些都体现了美国夸张的“微型军国主义战略”。它一时让媒体津津乐道，一时又让它的盟国迷惑不已。美国对别国事务指手画脚使它的现实战略出现了几个重心，而美国本该保持在美欧日大三角中的主导地位，采取友好态度来抵消中国和伊朗的作用并粉碎惟一的军事对手俄罗斯。在本书的最后两章里，我会论述俄罗斯是如何恢复平衡的，欧洲和日本如何走上自治趋势的，而这种趋势一段时间之后如何会让美国的领导地位崩溃，美国的微观军国主义又是如何让几大主要战略角色（欧洲、俄罗斯和日本）互相接近的——而美国要实现其霸权统治本应阻止这一趋势。布热津斯基的梦想后面所隐藏着的噩梦正在变成现实：欧亚大陆甩开了美国开始寻求自身的均衡。  
如意算盘正在落空
美国想要让俄罗斯一蹶不振或者更委婉地说孤立俄罗斯的如意算盘正在落空。美国似乎认为过去的战略对手已经不复存在，不管这是为了侮辱俄罗斯，还是为了向危在旦夕的俄罗斯表示怜悯或者二者兼而有之。2002年5月底，布什总统一面跑遍欧洲大谈和俄罗斯的合作，一面派遣部队进驻格鲁吉亚的高加索地区。华盛顿经常乐此不疲地向世人暗示即便没有俄罗斯的同意北约依然可以东扩，美国的太空盾牌依然可以开始建设。说俄罗斯不存在是否认事实，如果没有俄罗斯的鼎力相助，美国不可能落脚阿富汗。只是美国夸张的微型军国主义需要摆出这种姿态。帝国需要伪装，尤其是美国在战术上依附俄罗斯的时候。 美国对于俄罗斯的战略有两大目标，第一个目标不可能实现，第二个目标也越来越难达到。 其一，利用高加索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并配合美国在中亚驻军来分化俄罗斯。美国通过炫耀武力来鼓动俄联邦部分地区（哪怕其居民为俄罗斯族）的离心趋势，这完全低估了俄罗斯民族的凝聚力。 其二，保持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紧张关系，避免使欧洲和俄罗斯相互接近——比如说欧亚大陆西部的统一，尽可能长时间地延续冷战时期二者之间的对立关系。但美国中东政策造成的混乱和不确定性反过来给俄罗斯提供了融入国际社会的契机，普京也很快利用了这一点。2001年9月25日，普京在德国议会以德语为主发表了一篇令人难忘的演讲，向西方世界宣告冷战已经真正结束了。他所指的西方是哪个西方呢？难道是为了在短期内帮助美国对阿富汗这个臆想的战略要地展开微型军国主义的和高度媒体化的行动吗？这在俄罗斯人看来只是表面文章。普京的主要意图在于接近工业实力在全球居首位的欧洲。对进出口物流的考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微妙的俄美欧三角游戏中真正的利害关系。 2001年，俄美之间的物资交换共计100亿欧元，俄罗斯和欧盟之间的物资交换则达到750亿，相当于俄美的倍。俄罗斯无须仰仗美国，但少不了欧洲。俄罗斯委婉地向欧盟提出双方合力抵消美国在军事和能源供应安全方面的影响，这个建议对欧盟来说不无诱惑。 无论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中体现着多少智慧，但该书标题中以国际象棋所做的比喻总让我感觉缺少点儿什么，甚至像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样有种失败的前兆：和俄罗斯人下棋不能说是上策，国际象棋堪称是他们的国家运动。他们训练有素，不至于犯下对手期待的错误，比如愚蠢地回应美国在格鲁吉亚和乌兹别克斯坦没有任何实际战略意义的挑衅。拒绝交换，拒绝占领，拒绝对手提出的小范围的地区对抗，这是下国际象棋的最基本知识，尤其是当自己处于弱势的时候。也许将来的某天人们会在外交教材里看到对“普京防御”的专门论述，这个理论的精髓就是要在己方国力衰落的背景下扰乱对手的联盟关系。 然而，我们也不能夸大政府运筹和谋略的作用。世界的平衡既不取决于小布什政府的行为，也不取决于普京的政治智慧。俄罗斯社会是否充满活力这才是问题的关键。看起来俄罗斯正从苏联解体后的十年混乱里摆脱出来，重新成为一个稳定的可靠的强国。当然我们也不能将这种情形过于理想化。  
俄罗斯危机的人口因素
俄罗斯社会已经完全扫除文盲，中、高等教育比较发达。但它依然贫穷，充斥着极端的暴力。90年代末，俄罗斯每10万人中有23个杀人犯，35人自杀，比例如此之高在全世界屈指可数。 根据已经掌握的数据来看，俄罗斯的个人暴力程度仅稍逊于哥伦比亚。在哥伦比亚，无政府状态使社会变得疯狂，即便这种疯狂有时是通过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伪革命主义言论表现出来的。自杀和凶杀是俄罗斯人寿命短的主要原因。俄罗斯在前苏联末期的1989年人均寿命为64岁，1994年降为57岁。1998年略微攀升到61岁，1999年又降到60岁。婴儿死亡率也可以让我们了解俄罗斯后共产主义时代的悲惨景象。1990年每1000个婴儿中有人死亡，1993年这个数字上升到。1998年重新下降到人，1999年则又升至人。鉴于俄联邦民族混杂的特性，这些统计数据尚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最新的统计数据拿到发达国家中根本不算什么，但在俄罗斯这已经是有史以来最低的记录了。 人口因素中最令人担忧的，后果已经很明显的是生育率的下降。目前的数据表明2001年俄罗斯妇女平均只生育了个孩子，白俄罗斯与之持平，乌克兰更低，为。这些极低的数据并不像表面看上去的那样源于苏联特殊的文化传统，因为它们倒是与东南欧国家的统计数据接近。西班牙的生育率为，意大利、德国和希腊均为。 一些令人忧心的中期预测指出，高死亡率和低生育率最终将使俄罗斯人口大量减少：2001年俄罗斯总人口为14400万，2025年将降至13700万。乌克兰在同期将由4900万降至4500万。这些预测的前提条件当然是目前不利的社会经济环境将持续下去。但目前这一领域的情况正在好转，甚至可以说正回归繁荣。  
经济复苏和国家强权政治的回归
自1999年起，俄罗斯经济开始恢复。1998年经济增长率为，1999、2000和2001年则分别上升至、和。经济增长并不仅仅依靠石油和天然气出口这两大强项促成。1999至2000年俄罗斯的工业增长率达到了11～12。在机械制造、化工、石化和造纸等领域尤其突出。轻工业的景气也不容忽视。俄罗斯似乎已经走出经济混乱的时代。它已不再是一个深陷困境的国家。物物交换经济造成的非货币化进程得以遏制，货币的作用重新受到强调。看起来像要蒸发掉的国家重又浮出水面，充当社会生活的主导角色。可以用最简单最基本的方法来证明这一点：它仍可以征税。1998年税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为，1999年为，2000年为16。2000年国家财政预算盈余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01—2002年经济调查》第五章——俄联邦。2002年5月。)。 国家财富对维持社会内部平衡必不可少，国家功能的强化在国际上产生了两大影响。俄罗斯既然能毫无困难地应对外部债务问题就能成为可信的金融伙伴；此外，面对美国变化无常和富于攻击性的行为，俄罗斯开始重新建立基本的军事力量。1998年俄罗斯仅将国内生产总值的用于国防，1999年升至，2000年为。我们绝不能说俄罗斯已经解决了所有的问题或者是最重要的问题，但很显然普京时代是一个俄罗斯社会生活稳定、经济问题开始得到解决的时代。 1990至1997年间俄罗斯在美国议员帮助下进行的卤莽的经济自由化改革将国家引向灾难。吉尔平认为崩溃的国家政权在很大程度上是造成俄罗斯过渡期社会和经济无政府状态的原因，这一论断是可以接受的(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全球政治经济》第333～339页。)。  
俄罗斯的民主制度问题
经济保持活力并不是决定俄罗斯未来的惟一问题。另一个问题是当前政治体制的命运，谁也不能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