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哪，似乎全卡维隆的人都聚集在这里了。许多人捏着一厚叠一厚叠的处方站在那里，互相交流病情，那劲头仿佛钓鱼客正描述他那得了奖的大鱼。这位喉咙发炎的先生吹嘘他那肿痛的喉咙；那位得了静脉曲张的太太就从头细数她的静脉是如何开始肿胀曲张的；瘸了腿的和残废了的愉快地聊着天，一会看看时间，然后再往仍然紧锁着的药房大门挤一挤。终于，在一片 “总算开门了” 和“她来了”的咕哝中，一位小姐从药房后面出来打开门后，聪明地让在一边，以便蜂拥而入的人群能顺利通过。再一次，我体会到盎格鲁撒克逊人排队的习惯在法国是行不通的。 我足足等了半个小时，才逮到一个空挡，把我的处方交给了药剂师。她拿出一个塑料购物袋，往里面装了满满一堆盒子啦，瓶子啦，每处理完一张就敲上一个章，然后自己留一份副本，另一份给我。袋子都快被撑爆了的时候，还剩一张方子。药剂师失踪五分钟后再度出现，说缺货，要我到别家看看。尽管如此，情况也不算太遭，毕竟重要的药都已经在袋子里了。在我看来，这些药已经足够让整整一个军团起死回生。 本森照着药方又吸又漱地一样样下来，第二天早上他似乎已经从死亡的阴影中脱身，恢复得可以和我们一起到梅纳村的药房找没配到的药了。 我们到那儿的时候，有位老先生正坐在凳子上，等药剂师往他的药袋里装满灵丹妙药。也许是好奇地想看看外国人会得什么怪病，药剂师给我们配药的时候，他就一直坐着，等到我们的药都装齐了放在柜台上时，他就凑过来一探究竟。 药剂师打开袋子，拿出一个锡箔包装的东西，差不多和厚的我可舒适锭5一样大小。 “一天两次。”她向本森示意。 本森摇了摇头，摸着喉咙说，“太大了，我可吞不下这么大的玩意。” 我们翻译给药剂师听，她还没来得及回答，那位老先生就爆发出一阵大笑，身子在凳子上危险地前仰后合，还用树根般皱巴巴的手背擦眼睛。 药剂师也笑了，优雅地把锡纸包着的药向上示意，“这是栓剂。” 本森看上去有点不知所措。老先生一边还在大笑，一边从凳子上跳下来，把栓剂从药剂师手上拿了过来。 “看这儿，”他对本森说，“要这么用。” 他从柜台前移开，弯下腰，把栓剂举过头，手臂忽然猛地向后伸，把药用力地塞进了裤子后档臀部的地方。他看着本森，“明白了？” “塞在屁股里？”本森又摇了摇头，“老天，这实在太怪了。”他戴上墨镜，往后退了几步。“在我们那儿不用这个。” 我们试着向他解释，这是让药进入血管最有效的方法，但是他不相信。甚至后来我们说这也不会引起喉咙发炎，他都不觉得好笑。我常常想，回到布鲁克林后，不知道他会对他的医生哥哥说些什么。 不久以后，我在树林里遇到邻居马索，告诉他我们是如何上了栓剂这一课，他觉得滑稽。可是对一个到医院割盲肠、醒来后却发现自己左腿不见了的病人来说，这么离谱的事情可就一点都不好笑了。 我觉得这肯定是假的，但马索坚持说是真的。 “要是我得了病的话，宁可去看兽医。兽医至少还清醒些，我不相信医生。” 幸好，马索对法国医疗业的看法并不足以反映现实情况。在普罗旺斯也许确实有些医生对截肢有特殊爱好，但是我们从不曾遇见。事实上，除了这次“单核细胞增多症”的接触以外，我们只看过一次医生，而那次遭遇要批判的是官僚主义。 那一次是为了取得我们的外国人口居留证，我们前前后后经历了几个月的文件大战，最后终于进入了高嘲。我们跑遍了市政厅、警察局、税务局，然后又回到市政厅。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都被告知还需要填其他表格，当然了，这些表格要到别处去拿。最后，我们终于确信手上已经有了一整套证书、证明、声明、照片和重要数据，我们高高兴兴地去了市政厅，以为这已经是通向胜利的最后一关了。 我们的档案被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一切似乎都很顺利。我们既无犯罪记录，又不打算抢法国人的饭碗，应该不会成为这个国家的拖累。好了！文件检查完毕，我们终于可以合法地住下来了。 市政厅秘书友善地微笑着，又递给我们两份表格，她说还得做个全身检查来证明我们身心都很健康。奔牛村（bonnieux）的费诺伦医生会很乐意效劳，于是我们又上路直奔奔牛村。 芬耐隆医生很迷人，也很活泼，他帮我照x光，然后做了个简短的问卷调查。 有没有神经病？没有。 有没有癫痫症？没有。 吸毒吗？酗酒吗？容易昏倒吗？ 我倒以为还会问问我们的排便习惯以防增加法国的便秘人口，不过对移民局而言，这似乎不重要。我们在表格上签了字，费诺伦医生也签了字。然后他打开抽屉，拿出另外两张表格。 他很抱歉地说：“当然！你们没有任何问题，只是……”他耸耸肩说，在发给健康证明书前，我们必须拿着表格到卡维隆做血液测试。 “还要做什么样的特殊测试呢？” “是……”他看起来歉意更浓，“梅毒。”  
英国虾(1)
法国大作家福楼拜说，“写作活就像狗过的日子，却是惟一值得过的生活。”假如你选择以爬格子为职业的话，事实的确如此。 绝大部分时间里，写作是一项孤独而单调的工作，虽然有时也会因为想到了一句绝妙好辞而沾沾自喜，但事实上所谓的旷世名句不过是你自认的，因为当时可没人在旁边这么说。更多的是长时间的冥思苦想，却挤不出一句话来，这时你就会忍不住考虑自己是不是该转行谋一个像职业会计师这样的铁饭碗。你会时不时地怀疑，真有人会要看你写的东西吗？眼看着自己设定的截稿期一天天地逼近，整个人也会变得如世界末日到来般惶惶不可终日。对世上其他人来说，一天写一千字，或者一个字也写不出，根本就无关紧要，但是对你来说，就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一想到这个就让人加倍灰心丧气。写作的这一面，无疑就是狗过的日子。 但是，当你惊喜地发现，自己可以为一些从未谋面的读者提供几小时快乐的读书时间，写作这种生活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假如其中又有这么几个还给你写信，收到信时的喜悦就像亲耳听到了他们的鼓掌，所有的辛苦顿时都得到了回报，你立马就会放弃改行做会计师什么的念头，而开始构思下一本书。 《普罗旺斯的一年》（ yer provence）出版不久，我收到了第一封读者来信，来自卢森堡，语气谦恭有礼，充满溢美之词，让我一连几天都舍不得放手。下一个星期里，又有个男子写信来问怎么在新西兰种松露。再后来，信件源源不断地飞来，从伦敦、北京、到澳大利亚的昆士兰，从英国苦艾丛林的女王监狱、蔚蓝海岸的外籍社区到威尔特郡的荒野和萨里的山丘。有些用的是永不褪色的高档蓝色印花信纸，有些则是从笔记本中撕下的几页纸，还有一封信写在伦敦地铁交通图的反面。信封上的地址常常写得很不清楚，邮局就只好小小运用一下推论技巧，就凭着“奔牛村的英国人”这么简单的地址来找我们，虽然我们并不住在奔牛村。有封写着“普罗旺斯梅纳村，英国虾6收”的信也是这么找上门来的，这是我最喜欢的地址。 读者的来信都很友善，也很鼓舞人心，不管有没有回信地址，我都会回信，以为这样就可以了。但是事实并不往往如此。不久以后，我们就发现自己莫名其妙地变成了普罗旺斯生活顾问，从买房子到找保姆。一名女子从孟菲斯打电话问我们沃克吕兹的盗窃率有多高。一位埃塞克斯（essex）的摄影师想知道在卢贝隆（béron）靠拍照能否谋生。想搬来普罗旺斯居住的夫妇则写来了长达几页的问题，他们的小孩能不能适应这里的学校？生活费高吗？这里的医生怎么样？所得税如何？在这里会不会孤单？他们会不会快乐？我们总是尽我们所能做出回答，但是隐隐总觉得干涉素不相识的人的生活计划，是件不太舒服的事儿。 随着夏天临近，原来不过在信箱里出现的信，现在变成了活生生出现的人。 那天，天气又干又热，我正在硬得像骨头似的草地上，用鹤嘴锄进行普罗旺斯式的除草工作。这时，有辆车开了过来，司机手里拿着我的书，笑容可掬地冲我挥手。 “可找到你了！”他说，“我在镇上稍微用了一点私家侦探的手段，一点都不难。” 我在书上签名，觉得自己是个真正的作家。老婆从卡维隆回来知道这事后，完完全全地被打动了，“那是你的书迷啊！”她说，“你该拍照留念的，真难得居然有人会费这个心。” 几天后，她就不那么热心了。当时我们正准备出门吃晚饭，发现有一位漂亮的金发女郎躲在前院花园的柏树后面。 “你就是彼得·梅尔先生吗？”金发女郎问。 “是啊，”老婆说，“不过真遗憾，我们正要外出。”金发女郎大概早已经习惯了做妻子的这种态度，转身就走了。 “可能是我的书迷。”我对老婆说。 “她大可以到别处去做她的书迷。”老婆说，“现在你可以收起脸上那副傻笑了。” 到了七、八月间，我们已经习惯了在前门发现一些陌生面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会觉得抱歉，也表现得很有礼貌，只不过想要个签名，给他们一杯酒，或者让他们在大太阳底下的院子里坐几分钟，都会感谢半天。他们似乎都迷上了那张我们费了好大劲才安上的石头桌子。 “这就是书上说的那张桌子！”他们会说，还要绕着桌子走上一圈，用手在桌面上摸一摸，仿佛这是亨利·摩尔最出色的作品似的。一下子让我们自己、我们的狗（它倒是很乐于此道）还有我们的房子暴露在陌生人饶有兴趣的目光下，心里的感觉很奇怪。但是，当这样的拜访变成入侵时，感觉就不只是奇怪了，而是愤怒。 有天上午，气温超过华氏一百度。有位先生带着他的夫人以及他夫人的朋友，趁我们不注意时，把车停在院子里，大大咧咧地就进了屋子。三个人从鼻子到膝盖都被晒成了张牙舞爪的火红。我家的狗儿睡着了，没听见他们进来。等我回到屋子里拿啤酒时，才发现他们在起居室里一边聊天，一边翻我的书和家具。我当场愣住了，他们反倒没事儿似的。 “啊，你来了！”丈夫说，“我们在《周日泰唔士报》（the sundy tis）上看到你的文章，所以决定来看看你。” 就这样，没有任何借口，一点也不感到尴尬，根本没想过也许我并不欢迎他们，甚至连书都没买。他们解释说想等到出了平装本再买，精装本太贵了。他们说话的样子很随便，仿佛于我是种恩赐似的。 我一般不当面对人发火，但这一次，我叫他们马上走。 那位丈夫通红的脸顿时变得更红，整个人气得像只刚刚得知自己将被做成圣诞大餐的火鸡一样。 “我们可是从圣雷米（st rey）一路开车赶来的啊。”我让他们再一路开车回去，他们骂骂咧咧地离开了。“我们才不会买你那本书呢！最多翻翻看，谁会以为你们这里是白金汉宫。”我看着这些人端着因义愤填膺而变得僵硬的肩膀，大步走回他们的沃尔沃，心里开始盘算考虑是否该买只凶狠的洛特维勒犬。 从此以后，只要一看到有车减速停在我家门前的路上，我心里就警铃大作，没准又是什么不速之客。“别那么大惊小怪的！”老婆说。“他们要往我们这儿来了，不，不，他们已经停在邮筒边上了。”后来我出门取信的时候，发现邮筒里有一本用塑料袋包着的书，上面注明“请签名后放在水井顶上，用石头压住”。第二天，书不见了。但愿是被那善解人意、不愿打扰我们的书迷拿走了。 夏天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已经不是惟一受到公众关注的人物了。我们的邻居福斯坦也曾被人索取签名，他至今都弄不明白为什么，他说他又不是作家。我告诉他在英国有很多人都曾在书上读到过他，他不由地脱下帽子，理理头发，连说了两遍“真的吗？”，听上去颇为兴奋。 厨师莫里斯也给人签过名，他说他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英国人光顾他的餐厅，有些人甚至还为真有他这号人物而感到很诧异，他们以为是我编出来的。还有些人带着书来餐厅，照着书里写的从头到尾点上一路菜，直到最后的白兰地。 另外，还有水管名匠梅尼库奇先生。他常常工作到一半就跑到我家来，对政治、野蘑菇、不正常的天气、法国橄榄球队的前途、莫扎特的天赋以及卫浴设备这个行业里任何让人激动的发展发表高论。 我送了他一本我写的书，把写到他的那一段指给他看，还告诉他，来拜访我的书迷中，有人想见见他。 他正了正他的羊毛帽子，整了整他的旧格子衬衫的领子。“真的吗？” “当然！”我答道。他的名字甚至出现在《周日泰唔士报》上，也许我该给他安排一次签名活动。 “哦，彼得先生，您真会开玩笑。”不过看得出来，他不反对这个主意。离开的时候，他小心翼翼地捧着书，仿佛捧着一个易碎的天价浴盆。  
英国虾(2)
＊ ＊ ＊ 电话那头远远传来的声音仿佛来自悉尼，愉悦而带着鼻音。 “早上好，我是戛纳英伦书店的华利·斯托尔。我们这里有很多英国人，你的书卖得很好。你能不能在戛纳电影节期间抽空来一天，给你的书搞个签名活动？” 我一向很怀疑电影圈内人对书的品位，有位在好莱坞工作的老朋友曾经承认他六年里只读过一本书，而他还被认为是圈里少见的知识分子。你跟他们说诗人兰波，他们会以为你说的是史泰龙。我倒不指望作者的手指签到抽筋，书就能大卖，倒觉得可能会挺好玩。而且说不定还能看到明星，或者在海滨大道（the croisette）看到上空秀，或者在卡尔登酒店的露台上，欣赏到镇上最少见的景象，面带微笑的侍者。于是，我对华利先生说很乐意参加。 那天阳光灿烂，天气炎热，对书店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好天气，我很快加入了像蜗牛般蠕动进城的车流。电线杆上贴着颜色亮丽的新告示，宣布戛纳和贝弗利山结为姐妹市。可以想象市长们会用无数的借口来相互拜访，用促进两市友好关系的名义趁机免费度假。 似乎全戛纳的警察都聚集在了电影节会场外面，配着枪，拿着无线对讲机，戴着太阳墨镜，忙着一边制造一系列的交通堵塞，一边确保克林德·伊斯特伍德不被绑架。他们以多年执勤累积下来的实战经验，指挥车辆形成一个个打不开的结，然后对它们猛吹哨子，接着引着车辆进入另一个充满愤怒人头的死结中。我花了十分钟，只前进了50码左右。好不容易到达巨大的地下停车场时，我看到这场混乱之中早先的牺牲者在墙上写下：“戛纳是个值得观光的胜地，但我不想一整天都待在停车场里！” 我到海滨大道上的咖啡馆吃早餐，顺便看看明星。旁边的每一个人都抱着和我一样的想法。从来不曾有这么多陌生人彼此这么仔细地互相观察。每个女孩都撅着嘴，做出一副无聊状。每个男人手里都捧着当天的电影节目单，在空白处写下重点。一两只的无线电话被不经意地摆在牛角面包旁的醒目位置，每个人身上都戴着塑料的与会代表胸章，手中提着大会发的电影节袋子，上面印着“法国电影节/戛纳90”的字样，没有提到英国或美国电影节。不过我想这就是主办这种活动的好处之一，你有权决定袋子上印什么。 海滨大道几乎成了海报的森林，上面印着演员、导演、制作人以及就我所知的美发师的名字。海报直接贴在大饭店对面，好让每一张海报上的主角能在每天早上享用传统的戛纳火腿早餐和自尊心前，从卧室窗户望见自己的名字。空气中弥漫着大笔买卖和大把钞票的躁动不安的情绪。活跃在大道上的票贩子和坐在皇宫饭店人行道上、破帽子里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