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保罗先生，因为工作需要，时常和马赛的酒吧、餐厅打交道。那个时候，酿酒的法令还不太严厉，许多酒吧都自行配制茴香酒。里卡先生也决定酿制自己的茴香酒，但他添加了一种其他牌子所没有的原料，但就这一点点与众不同创造了销售的奇迹。其实所谓“真正的马赛茴香酒”和其他酒没有多大的不同，但是第一，酒本身很不错，第二，借着里卡先生的销售天赋，里卡变得更加不凡。没过多久，他的酒成为最受欢迎的酒，至少在马赛地区如此。 里卡先生决定扩大营业，这个决策让他把成功提早了许多年。马赛附近的地区是个竞争非常激烈的市场，茴香酒遍地都是，是种非常普通的酒。当时马赛和其他邻近的地区相比较，也并不是最出名的。甚至到了今天，马赛人还背着爱吹牛、说大话、把沙丁鱼说成鲸鱼、不值得信任的恶名。 再往北去，茴香酒被当成外地酒销售，距离使马赛的坏名声有所改进，同时借着南方的魅力――一点点的放荡、轻松自在和几许阳光，茴香酒吸引了习惯于寒冬及灰色天空的北方人。于是，里卡酒向北方前进，先到里昂，再到巴黎，新配方一炮而红。今天，在法国任何地方，如果在一个酒吧里找不到“真正的马赛茴香酒，里卡”，那倒是极不平常的事。 里卡酒厂来的人说起他的老板时，流露着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欢。保罗先生非常聪明，非常特别，每天都寻求挑战。我问他是否和商界大腕一样，对政治感兴趣，座位间传来一阵笑声。“政客？他唾弃他们！”我挺欣赏他的观点，但从另一方面来讲，也觉得可惜。由一位茴香酒大亨来当法国总统，这个主意倒挺吸引我。他要是在选举口号里加上一句“除了里卡，啥都不要”，说不定还真能当选。 不过，里卡先生并不是发明茴香酒的人，就如同潘诺先生，他只是将已存在的东西装瓶销售。那么，到底茴香酒诞生于何处？是谁第一个把茴香、甘草、糖和酒精混在一起？还是哪个修道士某天不小心在修道院的厨房里发现的——修道士素来有发明酒的雅好，从香槟到甜酒都与隐居修行的出家人有关。 围坐在桌子四周的人，没有一个真正知道第一杯茴香酒是如何来到这个饥渴的世界上。不过，缺乏准确的信息，从来都不能阻止普罗旺斯人把个人观点说成事实、或者把传说神话说成可靠的历史。 最不可靠、但却最受喜爱的解释是“隐士学说”。当然，说到发明古里古怪的开胃酒，隐士几乎可以和修道士相提并论。 这位特别的隐士住在卢贝隆山坡上森林深处的一间茅屋里。他采集草药，将它们放在一个大锅里煮——一种巫婆、精灵和炼丹仙人喜欢用的冒着泡泡的大锅。锅里烧剩的汁液有特殊的功能，不仅可以止渴，而且在一场使卢贝隆大半人口丧命的瘟疫中，使他活了下来。这位隐土十分慷慨，他把这些汁液给得了瘟疫的人喝，结果他们马上都痊愈了。也许他和后来的保罗·里卡一样，发现他的神奇饮料里商机无限，于是离开茅屋，和其他有商业头脑的隐士一样，搬到马赛，开了一间酒吧。 那么，为什么普罗旺斯盛产茴香酒呢？有一种比较煞风景但是可能性较高的说法――普罗旺斯是茴香之乡，很容易找到酿酒原料。这些药草非常便宜，甚至不用花钱买，大部分农民都自己酿酒，自制一些喝起来令人头痛的烈酒。一直以来，这种蒸馏酒的权利被当成家庭财富，父传子、子传孙，代代相传。直到最近，这种权利才被剥夺，但是仍然还有些幸存的蒸馏酒商，保留了合法酿制私酒的权利，直到他们死亡为止。但他们的茴香酒酒窖还是保留了下来。 米歇尔的太太波斯夫人是卡朋特拉斯附近的人。她就记得她的祖父曾经酿制过一种双倍烈性的茴香酒，酒精含量大大超标，一杯就足以让一尊雕像倒地。有一天，镇上的警察来她家拜访，那种骑着摩托车、全副武装的正式拜访绝非好事。她祖父说服警察喝下了一杯自制的超级烈酒，然后第二杯、第三杯。警察再也没有提起他拜访的目的，但是祖父开着货车跑了两趟警察局：第一趟是送不省人事的警察和他的摩托车回去；第二趟是送他的皮靴和手枪，这些东西是事后在桌子底下发现的。 这已是陈年旧事了，但或许在普罗旺斯的某个角落，还流传有这类传奇。  
亚维隆的腹地(1)
位于亚维隆市中心的“派广场”（plce pie），在黎明前的昏暗中总是一幅荒凉的景象。它是一个建筑风格混杂的广场，两边是破旧但高雅的建筑物，正对它们的是一座丑陋的现代都市纪念碑，一位建筑系毕业生免费提供了这件混凝土的杰作，把广场的景观搞得糟透了！ 在这座刺眼的纪念碑四周，铺着粗糙的石板，石板上摆着一张张长凳，走累的观光客可以在这里休息，看看另一件更为刺眼的东西――一幢褪色的三层水泥建筑物，在周日早上八点前就停满了汽车。但造成汽车客满的原因，同时也是我早早赶到广场欣赏黎明泛红的天光照在混凝土上的原因，是因为停车场下面有亚维隆最好的食品市场——亚勒市场。 我在六点差几分钟抵达，把车停在第二层所剩无几的车位中。我下方的广场上，有两位流浪汉，肤色和身下的椅子一模一样，正你一口我一口轮流喝着一瓶红酒。一位警察走上前，做手势让他们离开，然后双手叉腰站在那里瞧着。他们没精打采地走开了，一副前途渺茫、无处可去的可怜样，到了广场上另一边的人行道上又坐了下来。警察耸耸肩，无可奈何地走了。 枯燥寂静的广场和亚勒市场里面的景象迥然不同。门的一边是酣睡未醒的城市，另一边则是灯火通明、笑语喧哗的繁华世界，忙碌而生动。 我跳到一旁，免得撞上一辆堆着一人高的水蜜桃木箱的手推车，推车的老兄一边高喊着：“叭—叭－”，一边飞奔着冲过了转弯处，后面跟着一列同样超载的推车。我眼望四周寻找可以闪躲的地方，以避开高速前进的蔬菜水果，最后一头冲进了一家挂有“小酒店”招牌的店内。倘若注定要被辗死的话，我宁可让这种悲剧发生在酒吧里。 招牌上写着“杰克与伊莎贝尔”，是店主的名字。此时，他们正被客人团团围住。酒吧里挤得满满当当，有三人在读同一份报纸，四周的桌子坐满吃早餐的客人，也可能是午饭，很难从桌上的食物分辨出到底吃的是哪一顿。牛角面包蘸上浓香的热奶油咖啡，配上大杯的红酒和前臂那么长的香肠三明治，或者来杯啤酒加微热的脆皮比萨饼。我忽然有股欲望想来份这里的招牌早餐，半品脱的红酒和香肠三明治。但是一大早喝红酒应该是为了奖励整夜的辛勤工作。我要了咖啡，并企图在四周的混乱中，看看有没有人和我点了一样的东西。 亚勒市场占地约70平方码，只有几英寸的地方没被利用起来，三条走道把大小不同的摊位分开。很难想象在早上那么混乱的时刻，客人怎么能找到他们的目标。木箱夹杂着纸箱和一捆捆纸板在柜台前堆得老高，地上到处是生菜叶、压烂的番茄、散落的四季豆，都是些没能在争分夺秒的运输过程中坚持到最后，不幸掉落阵亡的牺牲者。 摊主们忙着写上今天的价目表，用最快的速度整理好他们的产品，好省下五分钟时间到酒吧休息一会，他们大声叫着来杯咖啡，伊莎贝尔的女服务生像个杂技演员，一手稳当地托着托盘，轻巧地越过一个个木箱，甚至在地板滑溜，即便是高度危险的鱼贩区也能安然立足。双手粗糙满是伤痕的工人们，穿着塑胶围裙正忙着把冰块铲到展示铁台上。 铲冰的声音就像用碎石子儿划玻璃，还有另一种更可怕的声音凌空袭来，那就是肉贩们用屠刀砍骨头切肉块的声音，他们下刀果断，动作快得吓人。为了他们的手指着想，我衷心祈祷他们在早餐时没喝酒。 半小时后，我终于得以安全地离开酒吧。成堆的木箱已被搬走，手推车也都停好了，原本车轮满天飞的市场，现在只见行人来来去去。一队扫把军同时出动，将掉落的蔬菜残片扫得一干二净，价格已经写在了塑胶标签上，收银机已然打开，咖啡也已落肚，亚勒市场开始营业。 我从来不知道在如此狭小的空间里，可以容纳这么多生鲜食物，而且种类如此之繁多。我数了数，共有50个摊位，大多数都只卖一种货品。有两个摊子只卖橄榄，各种各样想得到的做法都有：希腊式橄榄、草药油浸过的橄榄、混着红色碎辣椒的橄榄、尼昂橄榄、雷伯镇（les bux）橄榄、长得像小黑梅或是被拉长了的绿葡萄的橄揽。这些橄榄装在矮墩墩的木桶里，排成一排，亮澄澄的，活像每个都被小心擦拭过似的。排在队伍尾巴上的惟一不是橄榄的商品，是一大桶柯立奥凤尾鱼，装得比沙丁鱼罐头还要满。我凑过去闻了闻，一股子咸味直呛鼻子。柜台后面的老板娘建议我就着黑橄榄尝一口，还问我会不会做“橄榄鲤鱼酱”？每天一罐，保证活到100岁。 另一个摊子，卖的是另一种特产：所有长羽毛的食物。拔好毛绑起来的鸽子、阉鸡、鸭胸、小鸭腿以及三只鸡中之贵族－－最高级的伯斯鸡，脖子上挂着像奖牌一样的红白蓝三色标签，上面写着“伯斯家禽同业工会全程监督”。我可以想象这些经过精挑细选的鸡接受权威会员颁奖时的情景，保证他们会依传统礼仪亲吻鸡嘴两边。 鱼摊子沿墙排成一行，大约有40码长，磅秤和鱼眼闪闪发亮，摊子上挨个儿整整齐齐地排着一溜鱼。碎冰块垒成一道道小堤，闻起来还有海的味道，将鱿鱼和深红的金枪鱼、鲍鱼和鲈鱼、鳕鱼和鳐鱼隔开。堆成小山的蚌和螺、软耷耷的乌贼、灰忽忽的小虾、铁黑色的龙虾、油炸用的鱼、煮汤用的鱼，柜台上还留着新鲜柠檬挤出来的黄汁液。鱼贩子熟练地举着细长刀子开膛破肚，取出鱼的内脏，橡胶靴踏在湿答答的石地上发出喀喳喀喳的声音。 将近七点时，第一批家庭主妇们已经开始在摊子上又戳又挤，寻觅当晚要下锅的食物。市场五点半开始营业，最初的半小时是保留给采购商和饭店老板的。不过，我倒是没看见有人敢拒绝打定主意要在六点前买完菜的亚维隆家庭主妇们。经常有人告诉我们，赶大早可以买到品质最好的东西；等到市场快收摊的时候，则可以买到最便宜的。 只是谁能够在众多诱惑下忍住苦等呢？！不过一会儿的工夫，我就已经在凭空想象中享受了好几顿大餐。一碗打散的鸡蛋变成一盘甜椒火腿炒蛋，里面的火腿隔壁摊上就有现货，甜椒则在几英尺远的摊子上。这个想法促使我一路前行，直到看见更令人心动的烟熏鲑鱼和鱼子酱。但是另外还有干酪、香肠、兔肉酱、野兔肉酱、猪肉酱、绝妙的肉酱丸、蜜汁鸭子……无不让人食指大动，不尝尝这些东西的人，肯定是疯了。 我的研究成果最后演变成在停车场吃野餐。所有我需要的东西——包括从第一摊的面包到最后一摊的酒——都新鲜诱人地陈列在20码之间。还有什么能比得上以这种方式展开新的一天呢？我的胃显然已跟着环境调整了生物钟，往前跳越了好几个小时。表上指着七点半，我的胃却咕咕噜噜地告诉我该是午餐时间了。去它的时间！我迈开步子，寻找液态的精神支柱——咖啡。 亚勒市场内有三个酒吧——杰克和伊莎贝尔，西里尔和伊芙林，以及最危险的第三家——奇奇之家，它在大多数人起床前就开始卖香槟酒。我看见两名身材魁伟的男子，粗壮的手指优雅地擎起香槟高脚杯，互相敬酒。指甲里靴子上都沾满泥土，看来早上的生菜生意挺不错。 走道和摊子上现在挤满了买菜的人流，脸上露出一副不买到最鲜嫩最水灵最上等的货色誓不回头的表情，热切中带着些许怀疑。一位老太太戴上眼镜检查一排的花菜，在我看来，这些花菜全都长得一个样。只见她用手捧起一棵，在手里掂掂分量，仔细检查紧密的白色花菜头，闻一闻，又放回去，前前后后看了三遍之后，才最后做了决定。她从老花眼镜上方盯着老板，防止他拿后排的次品掉包。记得在伦敦时，有人告诫我在菜市场不准用手摸菜。如果在这里也来这套的话，肯定会引起公愤。不亲手摸摸这些蔬菜水果，怎么能够下定决心买呢？哪位摊主胆敢冒犯这样的大忌，铁定会被赶出市场。  
亚维隆的腹地(2)
虽然停车场下方的这块场地从1973年才开始营业，但亚勒市场其实早在1910年就已经存在于亚维隆了。这是办公室里的女孩所能提供给我惟一的资料，我问她每天或每星期的销售量时，她只是耸耸肩回答我，“很多。” “很多”确实也不为过。在这里，各式各样的容器，从扁扁的手提箱到看来可无限扩张的手提袋都被塞得鼓鼓囊囊的。一位穿短裤、罗圈腿的老先生，头戴撞扁的安全帽，骑着轻型摩托车，到市场入口来拿他早上买的东西——一个装满甜瓜和水蜜桃的塑料箱子，两个装了太多东西而变形拉长的篮子，一个装了一打面包的棉布口袋。他小心翼翼地把重量平均分配到摩托车四周。装水果的箱子用松紧带绑在后座的架子上，篮子挂在两边把手上，面包袋斜背在后面。当他载着够吃一个星期的口粮离开市场时，他对其中一位摊子老板喊道，“明天见！” 我望着他的身影没入广场的车流中，摩托车小小的引擎费力地劈啪作响，他的头往前低下向把手靠去，背后的长条法国面包直直挺着，好似一枝颤抖的大金箭。11点整了，市场对面的咖啡馆已在人行道上排好桌子，午餐时刻到了！  
夏日明信片(1)
我们花了三年的时间才接受了一个事实――我们住在一幢房子里，却身处两个不同的地方。 我们眼中的正常生活从九月开始。除了镇上的集贸日子，这里平时没什么人。白天，街上车辆稀疏，一部拖拉机、几辆小货车。到了晚上，几乎看不到任何车的影子。除了周日的午餐时间，每个餐馆都有空桌子。社交活动是断断续续的，时有时无，非常简单。面包店里有面包卖，水管工有空侃大山，邮差可以偷闲坐下来喝上一杯。过了狩猎季节最后一个震耳欲聋的周末之后，森林又恢复了平静。每片地里都有个在葡萄藤间埋头工作的身影，慢慢地往上移一排，慢慢地再移一排 晌午到下午两点之间，整个镇上一片死寂。 这样的日子一直延续到第二年六月，然后七八月就来临了。 我们曾经只把它们当成一年中的两个月，酷热难当的两个月。热归热，但是不需要我们做出什么调整，惟一的变化就是在下午舒舒服服地睡个午觉。 我们错了。七八月份我们还是住在卢贝隆，但它已经不再是原来的卢贝隆了，而是“度假中”的卢贝隆。以前我们试图在非常时期过正常生活的努力，悲惨地宣告失败。我们甚至曾经考虑过取消整个夏天的活动，找个灰暗阴凉安静的地方待着，比如赫布里底群岛（hebrides）。 但是如果真这么做，也许我们会想念这里的一切，包括那些让汗流浃背怒气冲天筋疲力尽的日子和事情。所以，我们决定去迁就夏日里的卢贝隆，尽我们的努力去适应度假的人群，还要像他们一样寄明信片给远方的朋友，告诉他们我们正在享受的快乐时光，下面就是其中的一些小故事。 马里尼安机场 下午三点了，一点的飞机还是不见踪影。 我打电话过来问这班飞机能否准点到达时，对方给了个典型的乐观谎言。所以我11点半就从家里出发，在高速公路上度过炎炎夏日里最热的一个小时，只是为了避免被堵在当天早上从巴黎赶往蔚蓝海岸的雷诺大军中动弹不得。这些人是怎么开这些四轮腾空的车子呢？ 航班指示牌上显示“稍晚到达”，还好，四十五分钟，不过是喝一两杯咖啡的时间。到奥兰（orn）的班机也晚点了，候机室里挤满了阿拉伯工人和他们等待回家的家人，小孩子们就坐在鼓鼓囊囊的兰、粉、白条子的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