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北京市民宣言。
猛地，那人尖嗓高喊：“是这个!就是这个!”一下子，从暗处扑出几条黑影，一下子就把陈独秀扭住。原来，密探们盯住陈独秀已经多时!高一涵一见情况不妙，蹿上天桥想逃。密探大喊：“还有一个!那边还有一个!”高一涵在紧急之中，把怀里的传单一古脑儿从天桥撒下，“噔噔噔”跑过天桥，扔掉长衫、草帽，下了楼，钻进混乱的人群。这下子，把尾随抓捕的密探甩掉了。高一涵跑到楼下一看，邓初正在台球场里发传单呢。高一涵连忙过去告诉邓初：“独秀被捕了!”“别开玩笑!”邓初还不相信哩。就在这时，陈独秀被一群密探簇拥着，押下楼来。陈独秀一边走，一边高声大叫：“暗无天日，竟敢无故捕人!”陈独秀这般大嚷，为的是让高一涵、邓初知道，尽快逃避……子夜，万籁俱寂。北京大学附近的箭杆胡同九号陈寓，响起了急促的擂门声。“谁呀?”屋里传出女人的惊讶的问话。“开门!”门外一声粗鲁的命令式的答话，表明事态严重。那女人意识到发生意外，连忙披衣下床。她叫高君曼，|乳|名小众，陈独秀的第二位妻子。陈独秀奉父母之命，在十八岁时与年长他三岁的高晓岚结为夫妇。高晓岚|乳|名大众，文盲，小脚，与陈独秀的思想几乎相差一个世纪!婚后，生下三子，即延年、乔年、松年。后来，陈独秀爱上高晓岚同父异母之妹高君曼。高君曼乃北京师范学校毕业生，喜爱文学，思想新潮，跟陈独秀志趣相投。一九一○年，陈独秀与高君曼不顾陈、高家族的反对，在杭州同居。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沈尹默结识了陈独秀。当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之后，把高君曼也接来，在箭杆胡同同住。高君曼未及开门，大门已被撞开，闯进一大群荷枪实弹的警察、士兵，屋里、屋外足有百人之众!陈家亦即《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遭到了彻底的大搜查。《新青年》、陈独秀的信件，都落到了警察手中!当夜在城南游艺园散发传单的李大钊得知陈独秀被捕的消息，焦急万分。李大钊找来了北京大学德文班学生罗章龙（一九八九年九月十五日，笔者在北京访问了九十三岁高龄的罗章龙，请他回忆此事）等人，要他们以北京学生的名义发电报给上海学生，把陈独秀被捕的消息捅出去，动员舆论进行营救。隔了一天——六月十三日，陈独秀被捕的新闻见诸北京《晨报》。全国各大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申报》、《时报》也都披载。一石激起众怒，各界纷纷抨击北洋政府。
第二部分：前奏“新世界”游艺场蹿出黑影 2
一时间，各地抗议电报纷至沓来，飞向北洋政府。
李达在《民国日报》上发表《陈独秀与新思想》一文，说得痛快淋漓：“陈先生捕了去，我们对他应该要表两种敬意。一，敬他是一个拼命‘鼓吹新思想’的人。二，敬他是一个很‘为了主义肯吃苦’的人。“捕去的陈先生，是一个‘肉体的’陈先生，并不是‘精神的’陈先生，‘肉体的’陈先生可以捕得的，‘精神的’陈先生是不可捕得的。“要求快恢复‘无罪的’、‘有新思想的’、‘鼓吹新思想的’陈先生的自由来。”《民国日报》一九一六年六月二十四日。那位已经回到湖南的“二十八画生”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写了《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赞誉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之被捕，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孙中山在上海会见徐世昌派出的和平谈判代表许世英时，也很尖锐地提到了陈独秀被捕之事：“你们做的好事，很足以使国民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你们也不敢把他杀死，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个，你们尽管做吧!”孙中山坚决要求徐世昌释放陈独秀。
许世英这位“内务总长”不敢怠慢，赶紧给徐世昌发去电报，转告了孙中山的意见。京师警察厅慑于重重舆论压力，在陈独秀被关押了九十八天之后，终于在一九一九年九月十六日，由安徽同乡作保，释放了他。“北李”为“南陈”获释，热烈欢呼，欣然命笔，写了《欢迎独秀出狱》一诗：你今天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他们的强权和威力，终究战不胜真理。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因为你拥护真理，所以真理拥护你。你今天出狱了，我们很欢喜!相别才有几十日，这时有了许多更易：从前我的“只眼”“只眼”是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随感录》所用的笔名，取意于南宋杨万里的诗：“近来别具一只眼，要踏唐人最上关。”忽然丧失，我们的报便缺了光明，减了价值；如今“只眼”的光明复启，却不见了你和我们手创的报纸!指《每周评论》，由陈独秀、李大钊创办，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创刊。陈独秀被捕后，《每周评论》被北洋军阀政府封禁，一九一九年八月三十日停刊。可是你不必感慨，不必叹息，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时奋起；好象花草的种子，被风吹散在遍地。你今天出狱了，我们很欢喜!有许多的好青年，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他们都入了监狱，监狱便成了研究室；你便久住在监狱里，也不须愁着孤寂没有伴侣。
在陈独秀出狱之后，中断了快四个月的《新青年》终于又和读者见面了。
就在陈独秀出狱的那天——九月十六日，天津的十余位男青年和十余位女青年组织了一个崭新的团体，取名“觉悟社”，出版刊物《觉悟》。觉悟社的领导人，是一位二十一岁的小伙子，名唤周恩来。《觉悟的宣言》便是他写的。
应周恩来之邀，李大钊在九月二十一日来到天津觉悟社演讲。紧接着，《新青年》编辑部的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也应周恩来和觉悟社之邀，前往天津演说……
第二部分：前奏骡车载着奇特的账房先生去天津
几个月后，李大钊又一次去天津。不过，这一回全然不同，没有公开露过一次面，行踪绝密。那是一九二○年二月中旬，年关逼近，家家户户门前贴起了“迎春接福”、“万象更新”之类红色横幅。离正月初一——公历二月二十日，眼看着只剩几天了。一辆骡车缓缓驶出北京城朝阳门，先南后东，朝着天津进发。
车上有两位乘客，一位年约三十，留着八字胡，戴金丝边眼镜，身材魁梧，一身皮袍，正襟危坐，手提包里装着好几册账本，一望而知是年前收债的账房先生。他讲得一口北京话，路上一切交涉，都由他出面。另一位坐在车篷之内，像是畏寒，一顶毡帽压得低低的，一件棉背心油光可鉴，约莫四十岁。此人看上去像个土财主，抑或是那位账房先生的下手。他总是“免开尊口”，要么无精打采地闭目养神，要么默默地凝视着道路两旁那落尽叶子的秃树。那位“账房先生”，便是李大钊。那位躲在车里的，是陈独秀。他俩乔装打扮，秘密出京。风声甚紧，警察在追捕陈独秀……
事情是前些天报上关于陈独秀的报道引起的：
《陈独秀在武汉文华学校演讲〈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
《陈独秀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演讲〈新教育的精神〉》；
《湖北官吏对陈氏主张之主义大为惊骇，令其休止演讲，速离武汉》；
《陈独秀深愤湖北当局压迫言论自由》。
京师警察厅头目阅报大惊：陈独秀乃保释之人，每月都要填写“受豫戒令者月记表”，在京的行动尚受约束，怎可事先不报告、擅自离京，更何况到了外地四处演讲、宣传“主义”，这怎么行呢?于是，箭杆胡同里忽见警察在那里站岗。这儿既非交通要道，又非大官住地，不言而喻，警察在“守株待兔”，等候着从湖北归来的陈独秀，要把他重新逮捕。
其实，陈独秀早在一月下旬，便已经离开了北京，悄然前往上海。那是广东军政府委托汪精卫、章士钊等办的西南大学，邀请陈独秀抵沪商量有关事宜。陈独秀抵沪后，又受胡适之荐，前往武汉。如胡适所言：“那时华中地区的几所大学聘请我去作几次学术讲演，但是我无法分身，因为杜威教授那时也在北京讲演，我正是杜威的翻译，所以我转荐陈独秀前往。对方表示欢迎……”《胡适的自传》，一九五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于是，陈独秀二月二日离沪，乘“大通轮”于二月四日抵达汉口。八日晚，陈独秀乘火车北上，返回北京。
在火车上，陈独秀和同行的几位武汉地区的校长谈笑风生。那几位校长欲去北京物色教授到武汉任教。火车迎着朔风，喷洒着黑烟，朝北京进发。
在北京大学校园里，李大钊手持陈独秀发来的电报，焦急万分。因为早有学生报讯，陈寓门口有警察站岗，正张网捕陈。
李大钊把《新青年》编辑高一涵及几位学生找到家中，商议对策，如此如此……北京西站，陈独秀刚刚走下火车，一位学生便迎了上去：“陈先生!”那位学生递上李大钊的亲笔信，陈独秀才知道警察正在家门口“恭候”。陈独秀只得随着那位学生，前往友人、北京大学教授王星拱家。刚一走进去，李大钊和高一涵已在里面等他了。“仲甫，你要赶紧离开北京，避一避风头。”李大钊说道，“你如果再落到警察手里，就很难出来了。”“那就到上海去吧。”陈独秀说，“汪孟邹在上海，我到他那里住一阵子。”“你先歇息一下。”李大钊说，“我想办法护送你出京。”翌日，一辆骡车来到了王家门口，那位“账房先生”已经跨在车把上。陈独秀向王星拱家的厨师借了那件油光发亮的背心，又借了顶毡帽，躲进那骡车。
骡车虽慢，但走的是小道，能躲过警察的眼睛。“嘚”，“嘚”，蹄声清脆。小小骡车，载着“两大星辰”——“北李南陈”，载着《新青年》的两员主帅。在僻静的野外，“账房先生”转进车内，跟戴毡帽的那一位压低了声音，细细地商讨着。
骡车向南到达廊坊，再朝东折向天津，一路上慢吞吞地走了好几天。“北李”和“南陈”从未有过这么多的时间，可以如此专心致志地交谈。“是该建立中国共产党了!建立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就在这辆不断摇晃着的骡车上，“北李”、“南陈”商议着这件严肃而重大的事情——“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高一涵：《李守常先生传略》，汉口《国民日报》，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我着手在北京作建党的准备，你在上海作建党的准备。”李大钊对陈独秀说的这句话，后来被历史学家们称为“北李南陈，相约建党”。
轻声细语，他俩探讨着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任务，研究着党纲应该怎么写，包括些什么内容。如此一路共商，时光飞快流逝，天津城近在眼前了。“账房先生”重新坐回了车把，车里的那位又把毡帽压得低低的。进入天津城，他俩没有朝火车站走去——因为那些警察很可能会在火车站“恭候”。“仲甫，脱掉你的油腻的背心，摆出你教授的派头来。我送你上外国轮船!”李大钊想出好主意。陈独秀脱下背心，托李大钊“物归原主”。在码头，陈独秀紧紧地握着李大钊的手，说道：“后会有期!”陈独秀踏上了挂着“洋旗”的船，一口英语，俨然一位“高等华人”。当陈独秀来到上海，已是阴历除夕——二月十九日。上海街头响着噼噼啪啪的鞭炮声，酒吧、饭馆里传出划拳声，舞厅、戏院飘出乐曲声，石库门房子里传出“哗哗”的麻将声，陈独秀不由得松了一口气……在码头送别陈独秀之后，李大钊的心中也放下一块大石头。
李大钊没有马上回北京。他不时回头望望，看看有无“尾巴”。他朝“特别一区”走去。“特别一区”是天津的俄国旧租界。苏俄十月革命之后，废除了原先沙皇俄国在中国的租界。不过“特别一区”仍成为俄国人在天津聚居的所在。
李大钊和天津的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章志等人秘密来到“特别一区”一幢小洋楼里。在那儿，李大钊与俄共(布)友人进行了会谈。那位俄共(布)友人是谁呢?后来章志所写的回忆文章《关于马列主义在天津传播情况》中没有提及姓名，也就不得而知。不过，极有可能是后来成为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远东人民处处长的伯特曼。一九五七年在伊尔库茨克出版的米勒著《在革命的烈火中》一书，提及伯特曼曾在一九一九年夏天在天津会见过李大钊，并称李大钊是“了不起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伯特曼所说的会见李大钊是“一九一九年夏天”。
倘若不是伯特曼，那么究竟是谁，尚不得而知。不知怎么会走漏了风声——大约是“特别一区”那里早已在密探监视范围之中，李大钊的来访引起了注意。第二天，天津《益世报》就捅出了消息：党人开会，图谋不轨!李大钊见报，马上通知那天同去会晤的天津友人预防不测。他于当天匆匆赶回了北京。
陈、李天津之行，把组织成立中国共产党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第三部分：酝酿鲜为人知的“俄国共产党华员局”1
新生的苏俄关注着东方，列宁关注着东方。在派出马林作为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前往中国之前，俄共(布)早已秘密地试图与中国的革命者建立联系。种种绝密的内幕，随着岁月的流逝而终于解密。十月革命爆发之后，俄罗斯苏维埃政权处于国内混乱、国际围剿之中，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封锁了中俄边界，使中俄交通阻断。
列宁在万般困难之中，仍想方设法寻觅着东方的战友。在他看来，中国革命一旦兴起，那就是对新生的苏俄的最有力的支援。
列宁最初多次接见过的中国革命者，据苏俄档案记载，俄文的名字叫“Лay y Джay”。早年的中译名为“鲁苏杜”。“鲁苏杜”何许人也?查遍所有中国共产党党员登记表，也找不到这样的名字。后来，根据“鲁苏杜”当年所担任的职务——中华旅俄联合会会长这一线索寻找，这才查清他的中文原名叫刘绍周，又名刘泽荣。刘绍周，即便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人物词典》上也查不到的人物。在当年，却是列宁三次接见过的中国工人代表——历史，差一点淹没了他的名字!刘绍周，他的俄语比汉语讲得更流利，虽说他是地道的中国人。他一八九二年出生在中国广东西江之畔的高要县，那里蔗林成片，以盛产“端砚”著称；不过，他五岁时便离开了这片炎热的土地，随着父亲来到俄国。俄国成了他的第二故乡。他在那里上完小学、中学，以至就读于彼得堡大学物理系、彼得堡工业大学建筑系。如此这般，他成了俄国的华侨。
俄国的华侨并不多。不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约十万中国劳工根据俄国企业和中国包工所订的合同，来到这寒冷的北方邻国，成为那里的苦力。于是，华工猛然增多。一贫如洗，使他们本能地站在俄国无产阶级的一边。
一九一七年三月(俄历二月)，俄国爆发了“二月革命”，推翻了作威作福三百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这次革命，只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华工、华侨和留俄的中国学生们联合起来，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十八日成立了中华旅俄联合会。二十五岁的大学毕业生刘绍周富有组织才干，当选为会长。十月革命之后，在中华旅俄联合会的基础上，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中旬在彼得格勒成立了旅俄华工联合会，刘绍周又当选为会长。这个华工联合会拥有近六万会员，声势不小。刘绍周成了华工们的领袖。十二月三十日，刘绍周在莫斯科召开了旅俄华工联合会第一次群众大会，号召华工坚决和苏联工人站在一起，并肩战斗。华西里·亚历山大罗维奇当选为莫斯科分?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