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车上有我、妈妈和我弟弟——他只是想看看我的这个新男友会开什么车来——我们正在“城市边缘”停车场里等着，这辆艾斯顿·马丁db7（英国名车。电影《金手指》中007有艾斯顿·马丁db5银色跑车）开进来了——瞧瞧克里斯琴脸上的表情；他只见过我乘坐送货车。但是这一次大卫没有下车，我们将坐他的车去：我能看到妈妈想偷偷地瞧一眼。
其实，这辆艾斯顿·马丁不是他的，只是借来试车的，所以他要让它好好地跑一跑。大约只有6点钟，再过几个小时太阳才会下山。
“去南区怎么样？”我说。
麻烦是因为这不是他的车，车里没有地图。也因为大卫自16岁起就一直生活在曼彻斯特，已经有好多年没有去过南区了，再说那时去南区开车的总是他爸爸。我去过那儿，但是我根本就辨不清方向。如果那还不够糟糕的话，我们一路都在谈啊，说啊。我们压根儿就没找到南区。最后我们到了剑桥。
我们把车停在一个小酒吧样的地方的外面。空的。呃，几乎是空的。我正在想，我们真的不应该进去。我的意思是，西蒙会说什么？大卫并不知道我担心的是西蒙。我向他解释过是我只是担心，但是这太可怕了。我的意思是，我只想着和他在一起。
进酒吧之前，大卫在车里吻了我，然后我们就进去了。
大卫像其他人一样吃了一块比萨饼。但是人们时不时地朝我们看，那表情好像在说：“那不是……”不过这可能是那辆车招来的。
在酒吧里我需要去一下洗手间，当我站起来的时候，大卫也站起来了。起先，我想是不是有什么不对劲儿。然后我回来的时候，大卫又站起来了，直到我坐下。这时我明白了：他只是为了礼貌起见。从来没有什么人那样对我。从一开始就很清楚，他绝对是一个绅士。大卫所受的教育一直就是对妇女特别尊重——如今这已经相当罕见了——那都是因为他的父母。
他把我送回了家。这没有花很长时间，尤其是乘艾斯顿·马丁。我没有请他进屋——我爸爸还不知道，那样做真的会让我妈妈无法解释。
几天以后，他又来电话了。我正参加一个在首都电台举行的发行仪式。出去走走怎么样？
出去？但那是什么意思？我们能去哪儿而又不被人看到？那时我的司机叫科斯塔。我去找他。
“假如你想和某人去某个地方，科斯塔，而你又不想被看见，你会去哪儿？”
他紧紧地盯着我看。
“看电影怎么样？”
啊，我为什么没想到呢？
“在国王路边上有一家很小的电影院，”他继续说道，“相当老式的电影院。”
因此我在接待处拿了一份《旗帜晚报》看看是什么片子。一部喜剧，主演是汤姆·克鲁斯。评价不错，甚至获得了一项奥斯卡提名。我回了个电话给大卫，约好在切尔西的一条小街上见面。科斯塔的车窗是遮着的，所以我们想让科斯塔跳下车，买票，等上一场结束；门厅里的人都走了，我和大卫再迅速冲进去。
我们也正是那么做的。没有人看到我们。电影刚刚开始，我简直不敢相信我做的事。我还在想着我们将要看到一部浪漫的喜剧了，结果却都是关于足球明星和他们的经纪人。我感到十分尴尬。然后他就开始吻我。所有我能记住的只有我的眼镜上都是水汽，那天晚上关于《甜心先生》我什么都没看到。
我们回到他停车的地方时，大卫本以为我走我的路，他走他的路，而我却告诉科斯塔大卫会送我回家。走到一半的时候，我们停在一家加油站加点汽油。我迅速地拨通了我妈妈和爸爸的电话。
“你们睡了吗？”
“没有，怎么啦？”
“那么，我带一个人回去可以吗？我想让你们见一个人。”
就这样，我们到家了，我妈妈和爸爸穿着睡袍坐在客厅里。
“那么，”我爸爸说，“你是足球队员。”
‘大卫点点头。
“那么你效力于哪支球队？”
大卫与人第一次会面的时候是那么羞怯。因此他只是坐在沙发上，话不多，直到我妈妈、爸爸会意地上楼去了。
我本来指望发生点好事的。
4月2日，“高贵辣妹”之“隐私揭密”三篇连载的第一篇，由她的第一个男友马克·伍德提供，占了《星报》的两版。所以，如果你本来以为我对这个小杂种太狠了，现在你就知道原因了。不管怎么说，我对他并不狠。他是个吝啬鬼加饭桶，不把我当回事，又为了6万英镑把我出卖了。（是不是有可能把你欠我妈妈的钱还一点给她，马克？）我说的只是实话。
过了这么多年，他仍然以此为生。2000年11月，他和希拉·布莱克一起做了“蒙眼约会”节目。他继续充当着我的前未婚夫角色。他得从三个姑娘中选出一个据说看着像“高贵辣妹”的人。这时，希拉·布莱克说，那么“高贵辣妹”真的高贵吗，而他转过身说，假如她高贵，希拉，你就是王后了。当然这些台词都是别人为他们写好的，但是那有多无聊啊？人们除了认为你是个卑鄙小人外还会想什么呢？他本应该呆在那个防盗铃柜子里的。
这些报纸要让自己的钱花得值，要确保得到小道消息，无论真假。比如他说我们如何在开往苏格兰的火车上做嗳。
老兄，在你的梦里吧。还说什么满足不了我。但是难道你真的想让你的爸爸在吃早饭的时候读这种东西吗？
这真可怕，就像你家的房子被盗了，甚至比这还要糟。
斯图亚特，感谢他，确实不错。他绝不会做那种事情，他说。
而且我相信他。他还不知道大卫的事。
两天后大家都知道了。如果我坚持要见大卫，西蒙说过，这肯定会传出去。确实如此。摄影记者就等在他沃斯利的家门外。这就像打伏击。肯定有人走漏了风声，不过说实话，我真的很高兴。既然公开了，西蒙也就没有办法阻止我们见面了。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以至于假如西蒙说你们一起到警察局的号房里坐一个小时，我们就会去做的。
当我的世界突然缩小到好像豌豆大小时，“辣妹世界”
却长得越来越大。我们再次回到美国，参加“周六夜直播”节目。自从1975年开播以来，“周六夜直播”已经变成了一档深受喜爱的节目——它确实是一座喜剧舞台，任何在娱乐业有影响的人如果可能的话都要来这个节目。“辣妹”那张专辑在美国已经卖出了两百多万张，而且仍然在攀升。
“周六夜直播”确实如它所说：直播。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像从前一直做的那样合着录好的音轨对口形。现在很少有人在电视上现场唱歌了——这样做风险太大，出来的效果听起来可能奇差无比——这与会不会唱歌没关系。约翰、保罗、乔治和林戈（皆为甲壳虫乐队的歌手）抱着吉他往那儿一站的年代早就过去了。
但是那时当诺埃尔·加拉格（“绿洲”乐队的成员之一）在首都电台获现场表演奖时，他攻击“辣妹”说我们什么时候开现场音乐会啊？
那时“绿洲”乐队仍然很强大，这一席话传遍了全世界。
他没有意识到的是我们都是受过训练的表演者，现场表演正是我们的强项。只不过我们没有在公众场合这么做而已。
在现场表演中，你担心的不是你的声音，而是所有那些形形色色的音响以及你和音乐师之间的和谐。
“周六夜直播”的传统是用他们内部的音乐师——这很好；这不像我们找来自己的乐队，因为结果可能会乱成一团。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排练时间。现场演唱和合着录好的音轨演唱是截然不同的。首先你不可能那么精神饱满。
节目定在4月12日，星期六。我们演唱《偶像崇拜者》和《说你会在那儿》——纪念和马特、毕夫、艾略特·肯尼迪在一起的那些时光。节目进行得不错。但并不精彩，本来有可能更好一些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么做了。在心理上我们需要这样做，尤其是当我们的下一次现场演唱将在曼彻斯特的“王子委托慈善”音乐会上，面对的将是查尔斯王子和大卫·贝克汉姆。
我3个星期没有看到大卫了。虽然我们一直在电话里交谈，但是我几乎无法忍受。先是美国，然后去台湾和巴厘岛做更多的宣传，也去见见一些获奖者。在台湾，我真的在电视上变起了戏法。为了庆祝我的生日，我们去了设在我们旅馆地下室的一个非常寒酸的俱乐部，和着abba的音乐跳舞，姑娘们送了我一只“蒂芬尼”手镯。至于巴厘岛——哦，这一切听起来那么浪漫，但是，最好还是在伦敦东区给我一块停车场，让我和大卫·贝克汉姆在一起，无论在哪一天都行。
西蒙仍然固执地认为我们应该尽量少地在公共场合露面。但是同时他又是一个曼联迷，以至于他开始扮演起马戏团演出指挥的角色来。
我和大卫见面以后几个星期，他就建议我们出去过几天。到意大利他熟悉的一家很棒的旅馆去。所有预订的事他来做，他说，同时看了我一眼。这将完全用化名。他基本上是在安排我们做嗳的第一个地点。我感觉到他在希望我说，哦，谢谢你，谢谢你，西蒙。但那是我不想让别人来为我安排的一件事。
5月3日，他建议我和他一起去看客场对莱斯特城队的比赛——当然是“s情”·皮特提供的票——这一次我带上了我妹妹。
大卫知道我要来，但他解释说我们将无法见面。我无所谓。虽然那两次我去了切尔西和老特拉福德，但我从来没有真正看到他踢球，没有真正看到他，只是知道那是他，知道正进行着什么。我也知道足球对他有多么重要，而我确实也想理解这一点。
事实上，我真的看到他了。西蒙和榛子街球场的什么人谈了，安排我在一间办公室里“更衣”。然后他就在大巴边上等着，当他看到加利·内维尔的时候，就对他说告诉大卫如果他想和我呆五分钟的话，大卫可以这么做。
那情形真古怪，和一排排的柜子在一起，像是办公室的爱情故事。大约只有5分钟，有人敲门。是加利。
“你最好现在就来，”他隔着门说，“那老头儿在车上。”
5月13日，我们参加了在曼彻斯特举行的“王子委托慈善”音乐会——一台大型综艺慈善演出——我们将演唱《偶像崇拜者》和《妈妈》。其他姑娘将于演出当天的早晨抵达，而我说我想前一天晚上就去。西蒙像往常一样摇着手指，他说好吧。
接着他又让我记住要低调一些。
维多利亚·威廉森，她为西蒙做事，反正也要早点去，她会盯着我的。或者西蒙可能这么想。
我们在米德兰旅馆预订了房间——一家非常漂亮、老式的旅馆，带有一个非常漂亮、老式的后门。我给大卫打了电话，指点他如何去那儿。
“不要忘了，”我说，“低调一些。”
因此我在那儿按约定的那个时间等着，突然一阵急刹车，这辆扎眼的金属蓝宝马在后门停了下来，车篷敞着，音响震天价响。金发垂在太阳镜上的这位男人嘟嘟地摁着喇叭。那就是大卫的低调。
9点钟。10点钟。时间越来越晚。我的意思是，这真可笑。
我又不是13岁，还要人告诉我什么时候该回家。11点的时候，我给托莉（此处指维多利亚·威廉森）打了电话。
“瞧，”我说，“如果我不回去，你会说什么吗？”因为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这和西蒙没关系——这件事我要绝对保密。
“只是你一定要保证在其他人到这儿之前回来，”她说。
因此第二天早上非常早，大卫把我送回了旅馆。我悄悄地上楼进了我的房间，把床上弄得乱七八糟，好让人觉得我整夜都在那儿，就像电影里常做的那样。
“王子委托慈善”音乐会是一项慈善活动，在曼彻斯特歌剧院举行，要求宾客穿半正式礼服。大卫和其余的球员都在邀请之外。因此所有其他的球员都系着黑色领带到场，除了大卫。当然，他其实也系着黑色领带，只不过他同时穿着一件黑色衬衫和一套颜色像勃艮地葡萄酒的“古琦”西服，这是大约一星期前我为庆祝他的生日买的。没穿袜子。穿一双懒汉鞋。媒体就喜欢这个。
他们有些事没看到，看到了会更喜欢。第二天早晨，梅兰妮·c敲我的门要借点洗发水。我刚想开门，这时才想起我的床上还躺着个人。
“我刚洗完澡，身上还滴着水呢，”我说，“给我5分钟，我来拿给你。”
大卫没能来参加我们演出后的派对——他有一个足球方面的事要做。因此凌晨2点钟有人敲我的门时，我事实上已经睡着了。他知道我的房间号码，因为他往我那儿打过电话。他在那儿敲门，我醒了，我在想，哦我的上帝。没有化妆，头发没梳，什么都没有。
但是我还是让他进来了。
“王子委托慈善”音乐会以后过了4天，我们到了戛纳港湾中的一艘游艇上。从我们遇到西蒙起，我们就一直在谈论拍一部电影——不是那种正式的电影，其实只是一部宣传片。自从圣诞节前的早些时候，我们就一直在和西蒙的弟弟基姆一起创作脚本，马上就要在伦敦开始拍摄了。
这都是促销的噱头。我们并不需要策划什么，整个戛纳都为“辣妹”疯狂了。“辣妹”专辑刚被评为美国“金曲100排行榜”的头号专辑，那种气氛让人难以置信。
我们在法国南部进行一场演出——就在海边进行户外表演——公路上如此拥挤，乘船去真的更容易。所以我们头上围着围巾，戴着很大的太阳镜，嘴里衔着很大的玫瑰花。
非常像是在50年代，非常具有格雷丝·凯利（曾获奥斯卡金像奖影后，20世纪50年代曾红极一时）的风格。我记得我穿着一件短小的棕色连衣裙，对此，媒体说是一件短小的棕色“古琦”连衣裙。不是。它是一件短小的棕色“绿洲”连衣裙，非常非常短，还有一双棕色带点淡黄的高跟鞋。
“辣妹”专辑在美国跃居榜首，大卫和我的事又刚刚披露，为此，英国媒体大规模地出动了。
“那么，姑娘们，在美国拿到第一是什么感觉？”
还有：“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的手表，维多利亚。”
他们不知从哪儿听说这只“卡地亚”表是大卫给我买的。天知道他们是怎么听说的。
因此他们在我们旁边的汽艇上一路拍摄，喊着“把手表露出来。把手表露出来。”他们的照相机已经举到眼睛那儿了，还不断地撞头，因为那艘船撞上了另一艘船的尾浪。活该。
演出结束后我们回到了自己的游艇，开往戛纳城去参加在‘’好莱坞明星餐厅“举行的约翰尼·德普（著名电影演员）的生日派对。
这是我们第一次到大街上，人太多了，你简直走不动。大街挤得水泄不通。我们像是在一个装人的容器里，一动不动，而歌迷们正在摇晃着它。有一个私人助理恐惧万分，她想爬出去。保安能做的只是让她镇定下来。
车径直开到了护栏后面，然后是一条捷径直通区，那里满是一张张熟悉的脸，有些我能叫出名字：凯特·莫斯（著名电影演员），内奥米·坎贝尔（著名电影演员）。有些我叫不出名字。我看到那个家伙独自坐在那儿，长得有趣，但他孤零零地。突然我想起来他就是约翰尼·德普。这就像，哇哦，约翰尼·德普。回到那些日子，对我来说，看到一个名人就像发现一个蓝皮肤的“斯玛帝”土著。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人本人比在银幕上更好看。
在《辣妹世界》这部电影里，理查德·e格兰特扮演的策划人说：“你们没有生活，你们有日程表。”他是对的。这部电影当时正在英国拍摄，所以至少旅行要告一段落了，我也可以每天晚上睡在同一张床上了，而且还可以更经常地见到大卫。足球赛季结束了，他没有必要去曼彻斯特，直到7月中旬训练开始。
自从我们两年前见到西蒙·福勒以来，我们就一直在为那部电影创作音乐——它将既是我们的第二张专辑，又是电影配乐——我们和西蒙的弟弟基姆一起创作脚本的时间比给电影配乐的时间还长。在这部电影里，我们不扮演角色，我们演我们自己，所以，从一开始我们就参加，这很重要。事实上，这是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