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爸爸，我才不要去看那该死的比赛。”
幸好我没去看那场比赛。现在那些球迷有了一首新曲子。“没有荡妇在身边，贝克汉姆不进球。”
但我确实出去了，到切斯亨特，布罗克菲尔德购物中心的马克斯&斯宾塞买了一些虾。我只想吃点虾，而且我不想接电话，也不想听到电话铃响，那声音就像球场上那些可怕的辱骂。因此我把帽子压得很低，走路快得能参加奥运会，但是他们就在那儿，媒体，对着我尖叫，满脸堆笑。“喂，‘高贵’，看过报纸了，是吗？”
真奇怪，英国居然废除了公开处决或者向带着枷锁的人扔烂白菜和萝卜的做法。很明显这种做法在英国很有市场。
大卫和我一直在谈啊、谈啊。比赛前、中场休息时、比赛结束后。他说今晚我们再继续谈。
这样，比赛后的那天晚上，大卫走了进来，我径直向他走过去，扑向他，猛击他的脸。砰、砰、砰。我本来没打算这样。以前我从未打过什么人。这只是一种本能。我打得太重了，他的嘴被打破了，血顺着下巴流下来，即使这样，我还是觉得愤怒、受到了伤害。
房子外面挤满了摄影记者。他们像秃鹰一样守在那里。我能从卧室的窗帘缝里看见他们。他们为什么不能让我一个人呆着？
第二天，情况变得更糟了。现在每份报纸都在报道一个叫爱玛·赖安的《太阳报》三版女郎和她的裸胸照——那么，这就是她选择的职业。可现在又有一个从角落里爬了出来——大卫怎样秘密地与利萨·海姆斯约会，他在南波特市的一间酒吧里遇到了这个女人。她继续说他如何经常给她打电话，聊很长时间。现在我又变得狂躁不安了。奇怪的是我确实相信他，我知道他说的是真话。但是我为他让我陷进来的困境而感到生气。
现在报纸上都在写我有多么生气。但我不会让流言和谎言破坏我们的关系。这和他们无关。这是私事，绝对的私事。我会让他们明白的。
我决定惟一的办法就是厚着脸皮去面对这一切。毕竟我们不能永远躲在屋子里。因此，我随便化了一下妆，心里想，干吧。就这么干。就当这是工作。就这样我们出去了，手牵着手，我笑得就像一只该死的长臂猿，就在我上车的时候，我在大卫的屁股上捏了一把。按那个女人的说法，大卫正是这么对她的。这些蠢材不大可能领会这个讥讽，但是这对我有好处。
我的情绪就像是跷跷板。这绝对是一种痛苦，像是在受刑。如果有人对我说：好吧，电闸在这里，可以让一切都终结，我会立即去拉那个电闸。我只想摆脱这一切。我再也受不了了。
星期一，这种情形还在继续。那是颁发“迪斯尼奖”的日子，大卫赢得了最佳体育个性奖或是其他什么奖：“辣妹”也获得了什么奖。我需要这个吗？房子外面是媒体；在颁发“迪斯尼奖”的地方，围着老“维珂”的是媒体；里面还是媒体。好像“高贵辣妹”在表演她的生活。不是有人说我不会表演吗。
到了星期三，那些报纸对它们自己的报道也厌倦了。妈妈说我们应该离开一阵子。可是离得开吗？大卫星期六在温伯利球场要参加英格兰对保加利亚的比赛。每个人都说我该去。如果我不去，他们声称将惩罚我。
格伦·霍德尔已经安排球员的家人和妻子回到英格兰队常驻的伯纳姆比奇斯准备庆祝。和往常一样，有一辆大巴来接我们，但是我无法忍受乘大巴，因此我问我能否坐我父亲的车。然后我和我父母同乘一辆轿车前往，这时电话响了。是阿伦，我们的公关事务经理。又有一个女孩出售了她和大卫的故事，明天见报。
因此我给坐在大巴里的大卫打了电话，大卫在电话里有点声嘶力竭。
“我向你发誓，宝贝儿，我发誓我对此一无所知。”
当我在伯纳姆比奇斯从车里出来时，大卫已经在等我们，他径直向我母亲走去，抱着她，哭了，并且说，我发誓，我发誓我与这些姑娘一点关系也没有。
我只是站在那儿，僵住了，就是动不了。那天夜里，我没睡，就那么等着第二天的报纸。
第十七章 是事实还是勇气
珊迪把冰块从她裸露的身体上滑过去，让它掉进了大卫的嘴里。
求——你了。《世界新闻周刊》报道，这个女人在斯特林弗洛曾经为大卫·贝克汉姆跳脱衣舞，大卫则请她去看他与意大利尤文图斯队的一场比赛。
“我从香槟桶里拿出一块冰，让冰块顺着身体缓缓滑过。大卫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大卫简直魂飞魄散。他说他从未到过斯特林弗洛，甚至都不知道它在哪里。
要指控什么人，你得有证据，否则只能是他一句、你一句。这一次我们掌握了证据。
第二天，法院下了强制令，禁止再刊登此类消息，最后，经过几个月的会面和电话联系，大卫赢了。庭外和解。我们获赔了一大笔钱（捐给了慈善机构），还有道歉，尽管你得用显微镜才能看见他们的道歉。
最后，一切都结束了。
但对我来说，并没有结束。因为你如何能忘记那样的事情？你认为你不会再想起，可它就在那儿，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永远在那儿。那些卖故事的女人对此毫不了解。这是一种最寂寞、痛苦的感觉，怀着五个月的身孕经历这一切是我所遇到的最糟糕的事情。哪怕是我最恨的敌人我都不会希望他们经历这种事。
人们总是说，如果报纸上刊登了假消息，你为什么不起诉他们？但是，首先起诉得花钱，而且通常这钱都花得不值。
问题是，报纸也非常清楚这一点，因此他们只写一些他们知道可以逃避惩罚的东西。出于兴趣，以下是我曾经在我的日记中记下的一些谎言。
谎言：1999年圣诞节，我们花了48000英镑给布鲁林买了一个微型“法拉利”。
事实：当时我们到哈罗兹去看圣诞老人，布鲁克林坐在那辆为百万富翁制作的可笑的“法拉利”车里。有人拍了照，把照片卖给了报社。
谎言：我每年花60000英镑做头发。
事实：做头发几乎不花钱。通常是唱片公司、电视公司或那天我为之工作的人付钱。如果我不是在工作，泰勒，我的发型师，免费为我做头发，同时他也为大卫理发。我们付得起那笔费用，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对他是很好的宣传。谢谢你，泰勒，以及所有免费为我们做事的人。
谎言：我们花2000英镑给布鲁林买了一辆电动玩具吉普车。
事实：我们只花了250英镑从“你的玩具”店里买的。
谎言：我乱插队。
事实：我怀孕期间，有一次急着上厕所，因此我就问卫生间里的这位女士能否让我先上，否则我就要尿裤子了，还要殃及地板。另一次是我回家的时候，去特斯科买些樱桃。那儿收银员不多，我前面的女士买了一推车的东西，因此她问我要不要先付账，因为我只买了一包樱桃。好的，我一边为她签名一边说，如果你真的不介意的话。第二天这件事就上了报。“高贵辣妹”高贵得不排队了：她挤到顾客前面，让所有人大为不悦，而她对此不以为然。在机场人们总是想把我和大卫推到前面去，而我们总是谢绝他们的好意。
谎言：我们买下了埃塞克斯海岸外的一座岛。
事实：我甚至不知道埃塞克斯附近还有岛。
谎言：我和麦当娜为正在销售的诺丁山的一座房子打起了价格战。
事实：真令人难过，这不是真的，但能和麦姐扯上任何关系都很酷，那么谁在乎呢？
谎言：我将飞抵洛杉布矶与凯文·科斯特纳商谈出演《保镖ii》事宜。
事实：要是这样就好了。
谎言：大卫在上猎鹰训练课。
事实：大卫连虎皮鹦鹉都害怕，更不用说猎鹰了。
谎言：大卫花五万英镑定做了一张镀金的司诺克球台。
事实：他只有一张普通的司诺克球台。
谎言：大卫的父母和我的父母不和。
事实：他们相处得很好，但是在生活上他们互不干涉。
他们为什么要相互干涉呢？
谎言：我告诉大卫他该穿什么。
事实：大卫穿衣很有品位。我穿的有些衣服他不喜欢，很少发生相反的事情。大卫个性很强，他不想做的事他绝对不会做，无论是穿衣、做事还是说话。
我倒是想接受莎笼裙和头巾的荣誉，但我可以老实地说这都是大卫自己决定的。
谎言：新房子里布鲁克林的房间有一个大大的圆顶天花板。
事实：没有。只是普通的平顶和以前住户留下的画在四周墙壁上的迪斯尼人物。
谎言：大卫很胖。
事实：他们会让一个胖子当英格兰队的队长吗？是的，我的忍受力有限。有人真的相信我愿意和一个无法让我动心、让我兴奋的人过一辈子吗？
谎言：我是个男人。
事实：这个问题无需回答，只是它使得布鲁克林比我们认为的更特别了。
这还只是开始。
那么这些谎言有意义吗？我是说，是谁在那儿惦记着布鲁克林的车究竟是花了两千英镑还是两百五十英镑？大多数人无法给他们的孩子买任何一种电动车。那正是这些谎言的意义所在。想像一下某人在星期天的早晨读到这样一份报纸，而他们却在拼命地偿还着他们的抵押贷款。然后他们看到这样一个童话故事。我和大卫如此相爱。显然我在银行里有五千万英镑的存款。大卫花五万英镑买镀金的司诺克球台。你能想像一个人看到这些，心里想，“杂种”。这是嫉妒，而且你无法指责他们。接着他们去看球赛，大声辱骂。
还有那些加在贝克汉姆头上的性丑闻谎言。难道那只是无害的玩笑吗？
我的情绪还是很不稳定，我爸爸建议我们一起外出旅游。可我妈妈还是有些担心。
“你和大卫都太冲动，得有人跟你们一块去，防止你们相互伤害，我跟你们一起去。”
“不，你别去。”我爱我母亲，可这是我和大卫之间的事。
最后，我们同意露易丝和她的男朋友斯蒂芬·劳伦斯跟我们一起去。最近他们过得也很辛苦，露易丝生了利伯蒂之后还没好好休息一下。斯蒂芬有四分之一的意大利血统——那就是利伯蒂的皮肤有些黑的原因。
但是去哪里？我在意什么呢？反正我总在同一个地方，那就是我头脑中的黑暗的角落。它像一只笼子一样紧跟着我。
最后，问题只剩下什么对大卫比较适合、我妈妈能做出什么样的安排：买了四张便宜的英国航空公司的机票去了米兰。
“托莉，那次你去的时候，你说你喜欢科摩。”
啊，是的。当娜泰拉·范思哲：我第一次品尝到了名人生活的滋味。
在飞机上我们都尽力不提那些事，可我神经绷得很紧，我就像一只很薄的玻璃杯，你把它放到桌上时，只要角度不对，它就会碎裂。但是有种东西占了上风，我对自己说，以我的生命发誓那不是真的。我也知道，这正给大卫造成越来越多的伤害。可这就像我咬下自己的指甲、痛入骨髓时的感觉。我知道这会很痛，但我似乎需要这种痛。
在米兰机场一辆车把我们接到了科摩。在这里我们开始了忘掉英国、增进感情的短暂假期。我向窗外望去，除了一片灰色，什么也看不见。灰色的道路，灰色的天空。我的脑子里一片模糊，耳边一直是另外三个人的谈话。他们之所以这样就是为了掩饰我的沉默。
“放松一点，托莉，”我们到旅馆时，露易丝对我说。我只是站在总台那儿，大卫在办住宿登记手续。
我真的希望自己能放松一点。我为什么不能不想那些事呢？我为什么不能关上开关，让脑子里的糟糕的搅拌器停下来呢？我的脑袋里好像装满了不停滴答作响的钟。
这是一家旧式旅馆，价格很贵，我们住进了湖边带阳台的一个套房。忘了那些旅游宣传册上蔚蓝的天空吧！现在可是山区的十月。科摩是一片灰色的景象，到处是老年人。我想，是的，摆脱这一切的惟一方法就是行动起来。如果我显得很高兴，也许我会真的变得开心一点。而且如果我看上去很开心，其他人也会高兴。所以我真的努力让自己开心起来，但是在这儿要想开心真是难，就好像在火葬场开派对一样。我记得在去房间的途中，我正吃着香蕉。在我们房间外面放着一座捰体男人的塑像。因此我努力想轻松一些，于是把香蕉皮挂在了他的睾丸上。不管怎么说，我大笑了。
我完全处于精神分裂的状态。刚刚还那么轻松、愉快，突然又会来个大逆转。有时我会本能地把手放在肚子上去感觉一下里面的跳动；然而，我不是感到温暖和幸福，而是感到愤怒。尽管我的孩子还只是偏光板上一个模糊的影像，如果你预先不知道你看的是什么的话，完全可能把它当作其他什么东西，但是我已经像一只鸡妈妈一样，竭尽所能地保护他。我们真的非常努力，就是为了在一起度过一段时光，但是因为其他什么事都没有，所以我没办法不想那件事。我们看不懂当地的电视，但是这没用。那情形糟透了，一天晚上大卫说他想自杀。他和我一样绝望；他站在阳台上向外看，一边在想：这一切我受够了。
要证明自己的清白太难了，无论对方有多确信那不是真的，但是那一点点怀疑造成的伤害的程度真叫人难以置信。在内心深处我知道那些都不是真的。但是我忍不住要找他的岔子，尽管我知道他什么也没做。以前我对大卫深信不疑，而现在有人把疑惑装进了我的头脑。这就像被蚊子叮过一样，有时不痒了，但是过了一会儿又毫无理由地痒起来，你不得不抓，哪怕你的胳膊在流血，而且你知道抓了也没用。
度假至少对于我妹妹和斯蒂芬是不错的，因为这暂时解决了他们之间的一些事情。
那么所有那些认为我要大卫移居米兰、只因为那儿有“古琦”和“普拉达”的球迷们，你们现在知道真相了。尽管意大利的那个地方很美，有山、有风景，什么都有，可我永远不会生活在那儿，因为我永远不会再回科摩湖。
我们回到了英国，情况如果不是变得更糟，至少也和我们离开时一样。我感到厌恶而且恐惧。因为科摩之行简直是场灾难，所以我们抉定试试到一个有阳光的地方度周末。就这样接下来的星期六，比赛结束后，我们登上了去马拉加（位于西班牙著名的阳光海岸）的航班。
不仅“马贝拉”俱乐部里都是些名人，而且它就靠着海滩，而海滩是对公众开放的。因此这简直就是一场噩梦。摄影记者躲在岩石后面、下海游泳、开车追着我们。星期天我们到波多班纳斯吃饭，在那儿有人甚至拍下了我们接吻的镜头，而且是用那些讨厌的长镜头拍下的特写。
爸爸告诉我，我弟弟克里斯琴看到照片时说：“告诉维多利亚，在报纸上看见她的舌头真是太让人难堪了。我是她弟弟，她那么做对我不公平。”
在所有这些恶意中伤事件中，洁芮应该最能理解我的感受，她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本希望她一看到报纸就会给我打来电话。可她没有。为此，我永远都不会原谅她。其他所有的姑娘都打来了电话，甚至是身处世界另一边的梅尔·b她们尽力让我明白这都是胡说八道，只不过是一帮女孩为了做模特而采用的庸俗的伎俩。
过去，洁芮总是会第一个打电话说，上帝啊，你还好吗？
以及这事太可怕了，赶快振作起来。直到这时我才最终明白与乔治·迈克尔去饭店吃饭，正如许多人所说的那样——只是为了宣传。而我一直在说，不，不，不。但是我否认的却是一个事实。可当我真正需要一位朋友的时候，她却连一个电话都没打来，那证明所有人都说对了。那时我也意识到了。
我在想，是的。你是我的朋友。是的，不错。
那么，你怎么才能摆脱这些极具伤害性的、人人都在谈论的、让人痛苦的事呢？回答我，我不知道。我想试试外婆过去常说的老